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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邓中良、杨绣文
文：［英］伊斯雷尔·霍罗威茨（Israel Horovitz）
六十年代末期，来自英国格洛斯特的剧作家伊斯雷尔·霍罗威茨在巴黎与塞缪尔·贝克特首次相遇。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们频繁地通信，会面。下面是霍罗威茨所作的关于往事的回忆。
我对你的爱，一如从前，我……
贝克特先生去了。 随之，巴黎也去了。有人告诉我，他是在上个星期五的夜里离开这个世界的。于是，在那个夜晚，我心中所有的英雄也都去了。
八十三年零九个月的顽强生命航程，对于塞缪尔·贝克特来说，并不愉快。
我担心世人会过于崇拜萨姆（塞缪尔的昵称），却忽略掉了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贝克特先生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在我们这个情形恶劣的世纪，一位作家要极其严肃、友善、正直地生活和工作，实际上是可能做到的。像塞缪尔·贝克特这样的一生，是可以做到的。他不是一位圣徒——有时甚至不是非常地有品位——但他却永远是一位艺术家：他一直都声音清亮，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从其职业生涯来看，自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位脾气有些乖戾之人。这是有正当原因的。在他周围，生命的品质丑陋而可憎。死亡的品质成了令人无法满意的抉择。
塞缪尔·贝克特是永远飞旋的硬币：背面是喜剧，正面是悲剧。
当他告诉我他牙齿都掉光了的时候，我含含糊糊地说出一句蠢话：“事情可能会更糟。”
他立即回道:“再没什么会这样糟，不会再变坏了。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坏是没有止境的。”于是我们大笑，笑得肚子都痛了。
贝克特先生恭维朋友的方式很微妙，很特别。比如关于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贝克特说，“……一部活生生的传记，每个人都在里边了！绝对是每个人！他没有漏掉一个。”
“我不在里面，”我说道。
他立刻反击。“你将会在里面的！”迪克·艾尔曼没有活得足够长，要不然，他一定会写就“贝克特之书”的。
贝克特先生知道该如何开恶劣的玩笑。当他第一次遇到吉尔（我的妻子）的时候，他点了双份的威士忌。
“我需要烈酒。现在的日子，别的再没什么东西是有劲儿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和朋友让-保罗·德拉慕特——一位二流的小说家——一起呆在巴黎。在名为“午夜”的期刊社工作的林顿刚刚推出贝克特最新的作品，是用法语写成的，题目是“Foirade（失败）”，“Foirade I”，“Foirade II”。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当我和贝克特喝酒的时候，我问让-保罗，“foirade”一词的确切含意是什么。
让-保罗嗯嗯呃呃地答复我——这可不是他的风格。“Foirade实际上是有一点——呃——啊——可憎的。”
当我把这个说给贝克特听的时候，他做出非常愤慨的样子说：“可憎？！真是是荒谬！”
场景：我们正一起坐在“丁香园”里——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们常常聚会的一个饭店。前一天，贝克特刚刚做了白内障外科手术，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厚得像可乐瓶底。他整个儿是只陆地上的鹰隼，让人一看便知——不会错的，这就是伟大而善良的塞缪尔·贝克特。我们一进饭店，所有的人就都认出他来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讲话，所有的食客都会停住他们的叉子侧耳聆听。贝克特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了，他对所有人的偷听浑然不觉。
他解释他对让-保罗所说词语“可憎”的反应，指出他当然“小心翼翼地选择了‘foirade!’”。他现在“正在英文中搜寻完美，而且完全对应的词汇”（对应于他那法文标题“Foirade”）。
“Foirade：可憎的？纯粹是一派胡言！foirade是可悲的失败……是人们试图做的、注定要失败的事——但是又必须去试，因为这种努力毫无疑问是值得的……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悯的失败。”
在这个时刻，似乎整个饭店的客人都朝着我们的方向望，全神贯注地听着贝克特说出的每一个词汇。贝克特轻轻地微笑着，加上一句：“当然，foirade也有‘湿臀’的意思！”
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改变了，就像济慈杰出颂歌中的主人公一般离开尘土，寻求超凡的经历，然后复归于尘土。“丁香园”饭店偷听的吃客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进餐……突然地，出其不意地，绝对地改变了。
补记：数月后，在纽约的一家书店，我偶然发现了格罗夫出版社出的《Foirades》。贝克特用的英文题目是“嘶嘶声”。
马修的头（肯定是的）靠在了桌上。我九岁（大概）的儿子马修困倦了。深夜来得如此迅速。我和贝克特约好了，要一起喝上一杯，但没人照看孩子。这样马修和贝克特见了第一面。萨姆要在德国导演“戈多”，他正告诉我他在计划着的一个特定的喜剧性时刻。这个故事将近结束的时候，马修脸朝下趴在桌上，发出鼻息声，并打起了鼾，贝克特大惊。
“感谢救世主， 我先在你身上试演了这个笑话。我却把这孩子给催眠得睡着了！”
我女儿雷切尔虽还是个小孩子，可已经见到贝克特先生两三次了。数年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雷切尔刚从大学毕业，在巴黎生活和工作时，他们又见面了，还在一起吃了顿饭，谈了谈生活。
雷切尔在那次相会后打电话给我，说及了萨姆，她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温柔、最亲切的人。”
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我写道：“贝克特先生于我是如此彻底地慷慨。时间就是他的金钱。但我在场时，他却总是超额支出。”
1973年仲冬时节。我又冷又孤独，口袋里的现金少得让我感到惊恐。我计划晚上8点在巨龙街美国文化中心做一次诗歌朗诵……为了赚得50美元。晚上7点我和贝克特先生喝一杯。我没邀请他去听我的朗诵，因为……
1. 我想他不会赞成我当众朗诵，即使是为了急需的款子。
2. 他很少参加公众聚会。在我们谈话当中，他看起来精力不集中。突然，他说：“你要朗诵你的诗，是吗？”我大吃一惊——他居然知道。然后他加了一句，“期待着许多朋友到场吗？”
3. 我没邀请他显然伤了他的感情。我便邀请他去。他说，“不，谢谢你，我从不去做这样的事！”
但那时他让我朗诵一首我的诗给他听。我很窘迫地告诉他，我被付五十美元做这次朗诵，“价格绝对公平。”他笑了，但还是坚持私下的朗诵（几年后，在海德公园，他坚持让我绕着他跑一大圈，以此来分析我的步伐！）。这样我就背诵了一首四行诗，题为“在拉什拜尔林荫大道上”：
我们特有的微笑是多么地适意
我们永远不去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秀丽的女孩经过时完美无瑕
我们在静静关上的门内相爱着。
他闭起眼睛听着，说“很好”。
“噢，胡说！”我突然说。他睁开眼，我解释道，“我是从您那里偷来的。”
“不，不。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从没听过这个……”
“不，不，我是偷的！您的那首题为 ‘迪耶普’的诗……你在结尾时写道‘……一扇开启、关闭的门内空间’”
“噢，是的，那是真的。”然后，他突然加了一句：“噢，胡说！”
我问：“怎么啦？”
“我自己是从但丁那儿偷来的。”
塞缪尔·贝克特坚持严格的生活原则。一天晚上，我们见面喝了点酒，那时我和吉尔刚结婚（她的第一次婚姻，我的第三次）不久。
“一个妻子！”他责备道，“这就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全部了。叶芝只有一个，乔伊斯只有一个——我也将只有一个。”塞缪尔·贝克特有他自己的英雄……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位列其中。
我对贝克特最重要的记忆不是关于一位超乎寻常的作家，而是关于一位极其出色的朋友。我最先被他吸引是缘于他的作品，但很快，他就成为我煞费苦心、殷殷寻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与我母亲的意愿相悖，我是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相待的。
我最后一次看见萨姆是在数月之前，那时的他就像旧报纸一样弱不禁风。
他住在雷米-杜芒街上敬老院的一间屋子里，与他的(全科)医生家只隔了几道门。我不禁大吃一惊——我意识到贝克特现在正像他创作的人物一样生活。想要到达贝克特的屋子必须穿过一个叫做“娱乐室”的地方。二十多位年迈的法国人在那里用一台过时的黑白电视机，观看一档节目——一个让人反感的男子载歌载舞的表演。他们在那里坐成一排，就像是一些麻雀栖歇在电话线上。我打破了他们那种沉迷出神的状态，问到哪儿可以找到贝克特。但似乎没有谁认识他。我找到养老院的办公室，经指引穿过一个小院，到了街区的后面。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底楼房间，百叶窗帘被拉下一部分。贝克特在里面，穿着破烂的长衣，正在桥牌桌上用吸上墨水的钢笔写作。
我停下来，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出于某种原因，我记起了二十二年前，在发现了我竟然不知道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的时候，贝克特所表现出的震惊（“一个老人不过是废而无用／像一根竹竿上的褴褛衣衫……”——叶芝）。那天晚上，在我离开那张桌子之前，叶芝的诗已经从贝克特的记忆传递到我的记忆中（连同萨姆那谨慎的学者气的小纸条：“我不完全同意‘灵魂拍击着双手’那部分）。”
塞缪尔·贝克特最后住的屋子肮脏破旧，狭窄，黯淡无光：一张床、一个床头桌、一张桥牌桌、一把配套的椅子及一台为了体育赛事而准备的电视机。这屋子像监狱一样让人忧郁、悲伤。我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拉起他跑开，背着他走出去，离开，回到过去的那些时光。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让这种想法消失，并且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他的选择。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他问了一些关于我孩子，工作，吉尔最近的马拉松长跑，我是否需要钱，或我还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平常的问题。
该我发问了。我问及他的健康状况。他知道自己的病，解释着自己的病情，就像科学家的解释一般。但是他的大脑不能保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但当他详细叙述这种感觉——即问题如何在他那特定身体上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完全是一位作家的样子：简洁明晰，机敏灵动。“我正站在流沙上。”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萨姆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安排了一下我的生活，这样我就能够回到巴黎，能够靠近他。从1月15日起，共六周时间。我把流沙的速度低估了近一个月。
说些这个人的事情，然后就让它过去吧。贝克特说及乔伊斯的话，也是我最终想要说贝克特的：“他从未写过有关什么事情，但是他又一直在写着什么。”
当我最初被告知你死去了，萨姆，那一瞬间我担心着，所有那些你知道的、让人惊异的事情也将要随你而去了。但是很快我就记起来，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你在纸上写下了那么多……那些“罕见的无瑕美玉……也是我们最最希望能留给后人的”。你已经留下了许多，老朋友。至于我，看来我必须留在这儿再多写一阵儿。
永远也不说再见。以后我会再见到你的，亲爱的萨姆。
文：［英］伊斯雷尔·霍罗威茨（Israel Horovitz）
六十年代末期，来自英国格洛斯特的剧作家伊斯雷尔·霍罗威茨在巴黎与塞缪尔·贝克特首次相遇。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们频繁地通信，会面。下面是霍罗威茨所作的关于往事的回忆。
我对你的爱，一如从前，我……
贝克特先生去了。 随之，巴黎也去了。有人告诉我，他是在上个星期五的夜里离开这个世界的。于是，在那个夜晚，我心中所有的英雄也都去了。
八十三年零九个月的顽强生命航程，对于塞缪尔·贝克特来说，并不愉快。
我担心世人会过于崇拜萨姆（塞缪尔的昵称），却忽略掉了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贝克特先生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在我们这个情形恶劣的世纪，一位作家要极其严肃、友善、正直地生活和工作，实际上是可能做到的。像塞缪尔·贝克特这样的一生，是可以做到的。他不是一位圣徒——有时甚至不是非常地有品位——但他却永远是一位艺术家：他一直都声音清亮，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从其职业生涯来看，自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位脾气有些乖戾之人。这是有正当原因的。在他周围，生命的品质丑陋而可憎。死亡的品质成了令人无法满意的抉择。
塞缪尔·贝克特是永远飞旋的硬币：背面是喜剧，正面是悲剧。
当他告诉我他牙齿都掉光了的时候，我含含糊糊地说出一句蠢话：“事情可能会更糟。”
他立即回道:“再没什么会这样糟，不会再变坏了。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坏是没有止境的。”于是我们大笑，笑得肚子都痛了。
贝克特先生恭维朋友的方式很微妙，很特别。比如关于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贝克特说，“……一部活生生的传记，每个人都在里边了！绝对是每个人！他没有漏掉一个。”
“我不在里面，”我说道。
他立刻反击。“你将会在里面的！”迪克·艾尔曼没有活得足够长，要不然，他一定会写就“贝克特之书”的。
贝克特先生知道该如何开恶劣的玩笑。当他第一次遇到吉尔（我的妻子）的时候，他点了双份的威士忌。
“我需要烈酒。现在的日子，别的再没什么东西是有劲儿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和朋友让-保罗·德拉慕特——一位二流的小说家——一起呆在巴黎。在名为“午夜”的期刊社工作的林顿刚刚推出贝克特最新的作品，是用法语写成的，题目是“Foirade（失败）”，“Foirade I”，“Foirade II”。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当我和贝克特喝酒的时候，我问让-保罗，“foirade”一词的确切含意是什么。
让-保罗嗯嗯呃呃地答复我——这可不是他的风格。“Foirade实际上是有一点——呃——啊——可憎的。”
当我把这个说给贝克特听的时候，他做出非常愤慨的样子说：“可憎？！真是是荒谬！”
场景：我们正一起坐在“丁香园”里——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们常常聚会的一个饭店。前一天，贝克特刚刚做了白内障外科手术，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厚得像可乐瓶底。他整个儿是只陆地上的鹰隼，让人一看便知——不会错的，这就是伟大而善良的塞缪尔·贝克特。我们一进饭店，所有的人就都认出他来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讲话，所有的食客都会停住他们的叉子侧耳聆听。贝克特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了，他对所有人的偷听浑然不觉。
他解释他对让-保罗所说词语“可憎”的反应，指出他当然“小心翼翼地选择了‘foirade!’”。他现在“正在英文中搜寻完美，而且完全对应的词汇”（对应于他那法文标题“Foirade”）。
“Foirade：可憎的？纯粹是一派胡言！foirade是可悲的失败……是人们试图做的、注定要失败的事——但是又必须去试，因为这种努力毫无疑问是值得的……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悯的失败。”
在这个时刻，似乎整个饭店的客人都朝着我们的方向望，全神贯注地听着贝克特说出的每一个词汇。贝克特轻轻地微笑着，加上一句：“当然，foirade也有‘湿臀’的意思！”
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改变了，就像济慈杰出颂歌中的主人公一般离开尘土，寻求超凡的经历，然后复归于尘土。“丁香园”饭店偷听的吃客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进餐……突然地，出其不意地，绝对地改变了。
补记：数月后，在纽约的一家书店，我偶然发现了格罗夫出版社出的《Foirades》。贝克特用的英文题目是“嘶嘶声”。
马修的头（肯定是的）靠在了桌上。我九岁（大概）的儿子马修困倦了。深夜来得如此迅速。我和贝克特约好了，要一起喝上一杯，但没人照看孩子。这样马修和贝克特见了第一面。萨姆要在德国导演“戈多”，他正告诉我他在计划着的一个特定的喜剧性时刻。这个故事将近结束的时候，马修脸朝下趴在桌上，发出鼻息声，并打起了鼾，贝克特大惊。
“感谢救世主， 我先在你身上试演了这个笑话。我却把这孩子给催眠得睡着了！”
我女儿雷切尔虽还是个小孩子，可已经见到贝克特先生两三次了。数年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雷切尔刚从大学毕业，在巴黎生活和工作时，他们又见面了，还在一起吃了顿饭，谈了谈生活。
雷切尔在那次相会后打电话给我，说及了萨姆，她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温柔、最亲切的人。”
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我写道：“贝克特先生于我是如此彻底地慷慨。时间就是他的金钱。但我在场时，他却总是超额支出。”
1973年仲冬时节。我又冷又孤独，口袋里的现金少得让我感到惊恐。我计划晚上8点在巨龙街美国文化中心做一次诗歌朗诵……为了赚得50美元。晚上7点我和贝克特先生喝一杯。我没邀请他去听我的朗诵，因为……
1. 我想他不会赞成我当众朗诵，即使是为了急需的款子。
2. 他很少参加公众聚会。在我们谈话当中，他看起来精力不集中。突然，他说：“你要朗诵你的诗，是吗？”我大吃一惊——他居然知道。然后他加了一句，“期待着许多朋友到场吗？”
3. 我没邀请他显然伤了他的感情。我便邀请他去。他说，“不，谢谢你，我从不去做这样的事！”
但那时他让我朗诵一首我的诗给他听。我很窘迫地告诉他，我被付五十美元做这次朗诵，“价格绝对公平。”他笑了，但还是坚持私下的朗诵（几年后，在海德公园，他坚持让我绕着他跑一大圈，以此来分析我的步伐！）。这样我就背诵了一首四行诗，题为“在拉什拜尔林荫大道上”：
我们特有的微笑是多么地适意
我们永远不去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秀丽的女孩经过时完美无瑕
我们在静静关上的门内相爱着。
他闭起眼睛听着，说“很好”。
“噢，胡说！”我突然说。他睁开眼，我解释道，“我是从您那里偷来的。”
“不，不。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从没听过这个……”
“不，不，我是偷的！您的那首题为 ‘迪耶普’的诗……你在结尾时写道‘……一扇开启、关闭的门内空间’”
“噢，是的，那是真的。”然后，他突然加了一句：“噢，胡说！”
我问：“怎么啦？”
“我自己是从但丁那儿偷来的。”
塞缪尔·贝克特坚持严格的生活原则。一天晚上，我们见面喝了点酒，那时我和吉尔刚结婚（她的第一次婚姻，我的第三次）不久。
“一个妻子！”他责备道，“这就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全部了。叶芝只有一个，乔伊斯只有一个——我也将只有一个。”塞缪尔·贝克特有他自己的英雄……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位列其中。
我对贝克特最重要的记忆不是关于一位超乎寻常的作家，而是关于一位极其出色的朋友。我最先被他吸引是缘于他的作品，但很快，他就成为我煞费苦心、殷殷寻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与我母亲的意愿相悖，我是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相待的。
我最后一次看见萨姆是在数月之前，那时的他就像旧报纸一样弱不禁风。
他住在雷米-杜芒街上敬老院的一间屋子里，与他的(全科)医生家只隔了几道门。我不禁大吃一惊——我意识到贝克特现在正像他创作的人物一样生活。想要到达贝克特的屋子必须穿过一个叫做“娱乐室”的地方。二十多位年迈的法国人在那里用一台过时的黑白电视机，观看一档节目——一个让人反感的男子载歌载舞的表演。他们在那里坐成一排，就像是一些麻雀栖歇在电话线上。我打破了他们那种沉迷出神的状态，问到哪儿可以找到贝克特。但似乎没有谁认识他。我找到养老院的办公室，经指引穿过一个小院，到了街区的后面。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底楼房间，百叶窗帘被拉下一部分。贝克特在里面，穿着破烂的长衣，正在桥牌桌上用吸上墨水的钢笔写作。
我停下来，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出于某种原因，我记起了二十二年前，在发现了我竟然不知道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的时候，贝克特所表现出的震惊（“一个老人不过是废而无用／像一根竹竿上的褴褛衣衫……”——叶芝）。那天晚上，在我离开那张桌子之前，叶芝的诗已经从贝克特的记忆传递到我的记忆中（连同萨姆那谨慎的学者气的小纸条：“我不完全同意‘灵魂拍击着双手’那部分）。”
塞缪尔·贝克特最后住的屋子肮脏破旧，狭窄，黯淡无光：一张床、一个床头桌、一张桥牌桌、一把配套的椅子及一台为了体育赛事而准备的电视机。这屋子像监狱一样让人忧郁、悲伤。我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拉起他跑开，背着他走出去，离开，回到过去的那些时光。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让这种想法消失，并且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他的选择。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他问了一些关于我孩子，工作，吉尔最近的马拉松长跑，我是否需要钱，或我还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平常的问题。
该我发问了。我问及他的健康状况。他知道自己的病，解释着自己的病情，就像科学家的解释一般。但是他的大脑不能保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但当他详细叙述这种感觉——即问题如何在他那特定身体上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完全是一位作家的样子：简洁明晰，机敏灵动。“我正站在流沙上。”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萨姆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安排了一下我的生活，这样我就能够回到巴黎，能够靠近他。从1月15日起，共六周时间。我把流沙的速度低估了近一个月。
说些这个人的事情，然后就让它过去吧。贝克特说及乔伊斯的话，也是我最终想要说贝克特的：“他从未写过有关什么事情，但是他又一直在写着什么。”
当我最初被告知你死去了，萨姆，那一瞬间我担心着，所有那些你知道的、让人惊异的事情也将要随你而去了。但是很快我就记起来，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你在纸上写下了那么多……那些“罕见的无瑕美玉……也是我们最最希望能留给后人的”。你已经留下了许多，老朋友。至于我，看来我必须留在这儿再多写一阵儿。
永远也不说再见。以后我会再见到你的，亲爱的萨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