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副实的《张伯驹集》

　　二0一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伯驹集》，书前的“出版说明”标榜“此次结集收录了张伯驹现存的全部作品”，这基本就等同于全集了。然而，遗憾的是，以我对张伯驹多年的持续关注，可下断言，上古版收录的恐怕远非张氏现存的全部作品。经一番考察，此书只是将坊间已公开出版的张氏著述打包合订，汇为一册，如是而已。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异，编校者并未注意;令人最期待的辑佚，惜付阙如。
　　像张伯驹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文章、事迹、交游等，确有爬梳勾稽的必要。怎奈张伯驹乃贵公子出身，有大名士派头，不需要借文字换“斗升之禄”。因此，他写的本就不多;即便写，篇幅亦不长;留下来的，再打个折扣;正式出版的，就更少了。这也造成了其文集搜集整理的困难。拙文无力全面辑佚，仅拟就个人所知，谈谈其集外佚文和人生去就，或可为将来编订名副其实的全集和撰写传记提供点滴的信息。

集外佚文举隅

　　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国剧学会，是民国时研究戏曲的重要机构，而张伯驹为元老之一。在学会主办的《国剧画报》上，伯驹屡屡发表文章，其《谭〈定军山〉》虽短，就是篇佚文。又如《昆曲酒令百则》，连载了七次，虽然篇幅不长，但既有趣味，又有特色。酒令种类繁多，以昆曲唱词编成酒令，可谓别开生面，亦具雅趣。《国剧画报》图文并茂，伯驹还在上面多次发表画作，这对研究其绘画的变迁也有裨益。
　　抗战中，伯驹在西安编印了线装本《〈二进宫〉宫谱》，干戈中不废弦歌。此书稀见，张氏自序亦是一篇佚文。抗战胜利后，伯驹有一篇《艺术之时代与创造》发表在《新思潮》一九四六年的创刊号上，系演讲整理稿，所谈较简略。此外，陆灏先生曾揭橥了张氏的一篇重要佚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录》，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
　　新中国成立后，伯驹撰写了《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连载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文汇报》，先后五篇，前有一总序，把他收藏的最重要的若干种古代法书写成了札记。这恐怕是张氏“文革”前最重要的文章了，可惜从未有人关注提及。伯驹文中自述：“我从二十八九岁就爱好中国古代法书名画，最初研究明清的作品，后来专鉴赏元以前的名迹，尤其重法书。我收藏是重质而不重量，遇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我便去千方百计甚至卖物举债来抢收;但是毕三十年之力，也不过几十件而已。”足见其收藏的标格之高和手笔之大，同时知其用心的虔敬。文中关于名迹流传原委的叙述，为当事人之自述，最可采信。如收藏《杜牧书赠张好好诗》之过程，伯驹云：“此帖由溥仪自清宫携走流失于长春，为厂商靳云卿所得。一九五一年携来北京，画家惠孝同欲购留，不告予知，后以议价相差未成;等到我得到消息已携走上海，亟托人函追，十日后复携回京，为我收得;……很像元人说部风月扬州梦的故事。我因而写了‘扬州慢’一词题在后面……”廠商者，琉璃厂之古董商也。元杂剧《扬州梦》里的杜牧、张好好几经周折，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此卷自长春辗转于京、津、沪，未遇识者，伯驹有缘得之，不啻载得美人归，快何如哉！此文记颠末，述传奇，存掌故，填倚声，岂非佳文？
　　范仲淹《道服赞》的收藏过程也颇曲折，伯驹记述，此帖先是“经溥仪携走流失于长春，解放前为厂商靳某所得，时画家张大千在京，因为文同是蜀人，彼亦是蜀人，欲自购藏，事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所闻，亟追索，靳故避与见面。一日大千、叔平聚于予家，面定由予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价议妥后，卷交叔平，俟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胡适之以为价昂，主张退回，另收购与历史艺术无关重要之品若干件。胡适之对于书画本来无知，我担心此帖再为流失，于是在急景残年中卖物举债把它收买了下来”。此名迹之购藏，可谓一波三折，关系张大千、马衡、胡适等诸多大人物，而经手商人又是琉璃厂的靳云卿。观“急景残年”“卖物举债”八字，真令人无限感慨！盖伯驹本无意收藏范文正公法书，出于忧心国宝流失，才在时局不靖、自家拮据的境况下卖物举债、勉力收藏的。时在一九四六年，《道服赞》的要价是黄金一百一十两，金额之巨，令人咋舌！同年稍后，他又豪支人生最大手笔—以黄金二百二十两（陆续支付了一百七十两后中止）收得举世闻名的展子虔《游春图》！换了旁人，绝不会有此“痴举”！这种地方，就是伯驹的可爱可敬之处了。总之，伯驹所藏每件“重器”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由他自家道来，既是实录，亦冷暖自知。＼
　　颇值得注意的是，张伯驹自印过多种油印线装本。早年出书不易，退而求其次，自费印制油印本，不但是流传的一种方式，亦可昭示同侪风雅。时过境迁，今天某些油印本的价格已奇昂。油印本数量稀、流传少，而其中往往存有佚文。譬如早年伯驹与余叔岩合著《近代剧韵》（实伯驹所撰，但其中有叔岩的观点、心血），已在报纸刊登售书广告，后因余氏反悔而收回印好的书，未在坊间流传。伯驹转而以个人名义，将书改称《乱弹音韵辑要》，分三期连载于《戏剧丛刊》（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为纪念余叔岩逝世廿周年，伯驹又加以修订，改名《京剧音韵》，出了线装油印本。同年十月，吉林戏曲学校又改横排印出。《京剧音韵》前有新撰序言，总论部分较原来的《乱弹音韵辑要》有较大改动，几乎可以说是另起炉灶了，可知伯驹对于京剧音韵诸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上古版《张伯驹集》收入的是《乱弹音韵辑要》，编者似不知其书之来龙去脉，更不知后出的《京剧音韵》改动甚大。
　　一九五七年，伯驹有《谈晋代的书法》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文革”中，伯驹写有“交代”，这大约可算作特殊时代的特殊佚文吧。“文革”后，伯驹年事已高，公开发表的文章却不少。大陆方面，我起码看到以下几篇：《回忆陈毅元帅》《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关于楝亭夜话图》《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等。海外发表的，则有《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刊于香港《大成》杂志第一三五期。还见到序文一篇，为李克非《京华感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作。此外，《春游琐谈》中有《北平国剧学会缘起》，而《京剧谈往录》收入《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之缘起》，两文实为一文，前者略有删节，后者似更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