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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主持人、文艺评论家，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和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
顽劣中的异样成长
1970年，梁文道出生于香港，他说自己是上帝送给人间的礼物，因为那天是西方的“礼物节”，人们会在这天打开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四个月大时，因为父母要外出工作，便将他送到了台湾的外公家。
对于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日子，梁文道不觉得那是缺憾，却用“好自由”来形容他的童年。“我是老人家的开心果，老人家是我的守护神，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儿时的梁文道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抓鱼打鸟爬墙头，撬门开锁摘水果，什么都会。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撬开一个部队的仓库，偷出子弹壳和木头，自己做枪玩；他们剪下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气象气球做成弹弓打鸟玩。
听故事，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为了让喜欢四处闯祸的梁文道安分下来，外公经常泡一壶茶，然后摇着蒲扇给他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四书》等名著。每每此时，他总是能安静一下午，也省去了外公带着他四处赔礼道歉。那时，祖孙俩就有个约定，只要没人来家里告状，外公就会给他讲一下午故事。日子久了，外公的那些名著被掏空了，于是戏迷外公便把京剧里的名段编成故事说给他听，杨家将、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的故事，成了梁文道最早的文学启蒙。
好不容易到了上学的年龄，外公将他送到一所教会小学读书。那所教会小学的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二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小老师来教其他的孩子，老师们从旁边协助。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学生自我学习，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高年级，老师还经常跟学生们讨论哲学上的问题。梁文道的语文基础和思辨能力都得益于那个时期。
梁文道初中时是一个坏透的学生，成绩差，脾气差，非常反叛，就算生病住进了医院，也还是停不下来。他会趁同房病人入睡后在病人的嘴上抹牙膏；将病历剪成细条，再用止血钳夹在医生的白大褂后面，医生去给病人做手术时就拖着长长的“尾巴”……这些恶作剧都让他莫名其妙地很开心，或许冥冥中也注定了他的将来没有寻常路可走。
反叛不羁的得失
初中毕业后，梁文道从台湾来到香港，他的反叛性格没有一点收敛，反倒更加凸显出来。17岁那年，他在应付会考的同时，给《信报》的文化版撰写剧评，由于观点独特，时常挑起两方拥趸间的口水仗，他自乐在其中，他那时就认为观点是要在辩论中才能明晰的。会考临近时，梁文道还欲罢不能地写着剧评，他说：“并不是因为写作特别有魔力，而是不吐不快，想通过文字宣泄自己的意见，写作是我逃离学校和制度生活的一个出口，有了这个出口，我才能感到快乐。”
叛逆青年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喜欢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梁文道最经典的一件事，莫过于读大学一年级时，为了抗议当局的一项决议，竟在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跟警察对峙。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他还是会大笑着说：“做得不错！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要脱裤子，但在那时那地，那种行为却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当年十几岁的我来说，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和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我至今仍感觉很骄傲，换成今天的我，未必做得到。”
离经叛道的梁文道曾一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走学术路线，却又矛盾地认为读不读大学是无所谓的事，所以他的功课十分松散，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后来，因为他的笔风犀利，见解独到，虽然成绩平平，却仍然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亲笔写的推荐信，奇迹般地进入哲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兼助教，似乎连上天都有意将他重新扶上人生正轨。
考入哲学研究院后，梁文道依旧不改自己的玩世不恭。功课只是浮云，他的精力都在写作上，以至于将两年的课程拖成了四年，挨到最后一刻，又因为经常外出工作，始终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而无果。有人问他觉得遗憾吗？他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因为我从中认清自己两个缺点，一是野心太多，我想做的事情太多，可时间与精力总是有限；二是缺乏纪律，纪律对学术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在这方面却很差。”
二十岁前的梁文道写书评比较多，推崇先锋和边缘艺术，喜欢用激烈的语调来抨击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二十岁后，他从谈艺术转为谈文化现象。他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热衷写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文章。
多重身份的转换
2009年，梁文道成为香港商业电台的台长。从那时起，他的身份开始以几何的形式分裂。上午，他会坐在办公室制定节目方针，加减他认为受听众欢迎或吸引不到广告的节目的播出时长；午饭时分，他的身份变成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锵锵三人行》的主持，利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完成直播工作；晚上回到家中，他一边听音乐，一边为《信报》和《明报》的专栏版埋头笔耕；星期日晚，他再次现身香港商业电台，身份由台长变为《打书钉》节目的主持人，用话筒教大家看书之道。
然而，他扮演的人生角色还远远不止这些，1998年起，他开始涉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参加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在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除以上角色，他还同时担任着绿色和平董事、牛棚书院院长、艺术发展局顾问等头衔。
梁文道希望通过传媒的巨大力量，为香港和内地做点事。2009年，梁文道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常识》，是他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汇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论述简洁有力而又一针见血，文字有阅读快感又催人深思。他在书序中写道：“就像书名一样，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例如，评论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大家爱用时髦的词‘企业责任’，很多学者都在反复强调西方的企业责任。而我则说这是做人的责任，不是做企业。今天的中国，有时候常识的缺失很严重，大家把东西讲得太高深了，这个高深有时是一种掩饰。其实，人家西方企业责任谈的是生产过程怎么样不污染环境，从来不讲别往食物里添毒，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作为一名跨媒体的文化人，梁文道每日只有五六小时的睡眠时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一个人越界越多，他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答案是：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亦敌亦友的辩证
2012年，梁文道有过两次短期出家，在寺院里剃了头发，换上袈裟，呆上十天八天。在没有电脑，不能发电邮，没有手机，要静语不准说话，不能看书，不看电视、报纸，停止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的状态下，他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一天到晚坐禅，过午不食。他感觉很清静，也很舒服。
梁文道把生活当作道场来修行，理论上如此，做到很难。比如说，做文化评论的人，由于观点的不同，难免要与其他人辩驳，辩驳激烈起来有时就变成了吵架。年轻时，梁文道会在这种吵架中感到快乐，但现在他却以一种修行的眼光来看待。有一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假如有人在万人集会的场合公开辱骂我，批评我，那么我当恭敬向他行礼，视其为最珍贵的佛友”。古书上说的道理换作当代，等于在网上被人公开辱骂，那你应该视其为友。梁文道是这样理解这段话的：“首先他骂我可能是对的，我有一个反省的机会；第二，就算他骂的不对，他在侮辱我破坏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这有助于减低我的傲慢之心和对自我的过分执著，所以他是我的友，我心里面应该恭敬地对待他。”
现在回首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梁文道比过去要豁达了许多，但他说自己依旧对年轻时的不羁感到无悔：“正是有了那时的不羁，才有了现在与旁人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来感受生活，总体上说，我是一个顽劣的文人。”
编辑 钟健
顽劣中的异样成长
1970年，梁文道出生于香港，他说自己是上帝送给人间的礼物，因为那天是西方的“礼物节”，人们会在这天打开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四个月大时，因为父母要外出工作，便将他送到了台湾的外公家。
对于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日子，梁文道不觉得那是缺憾，却用“好自由”来形容他的童年。“我是老人家的开心果，老人家是我的守护神，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儿时的梁文道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抓鱼打鸟爬墙头，撬门开锁摘水果，什么都会。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撬开一个部队的仓库，偷出子弹壳和木头，自己做枪玩；他们剪下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气象气球做成弹弓打鸟玩。
听故事，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为了让喜欢四处闯祸的梁文道安分下来，外公经常泡一壶茶，然后摇着蒲扇给他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四书》等名著。每每此时，他总是能安静一下午，也省去了外公带着他四处赔礼道歉。那时，祖孙俩就有个约定，只要没人来家里告状，外公就会给他讲一下午故事。日子久了，外公的那些名著被掏空了，于是戏迷外公便把京剧里的名段编成故事说给他听，杨家将、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的故事，成了梁文道最早的文学启蒙。
好不容易到了上学的年龄，外公将他送到一所教会小学读书。那所教会小学的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二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小老师来教其他的孩子，老师们从旁边协助。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学生自我学习，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高年级，老师还经常跟学生们讨论哲学上的问题。梁文道的语文基础和思辨能力都得益于那个时期。
梁文道初中时是一个坏透的学生，成绩差，脾气差，非常反叛，就算生病住进了医院，也还是停不下来。他会趁同房病人入睡后在病人的嘴上抹牙膏；将病历剪成细条，再用止血钳夹在医生的白大褂后面，医生去给病人做手术时就拖着长长的“尾巴”……这些恶作剧都让他莫名其妙地很开心，或许冥冥中也注定了他的将来没有寻常路可走。
反叛不羁的得失
初中毕业后，梁文道从台湾来到香港，他的反叛性格没有一点收敛，反倒更加凸显出来。17岁那年，他在应付会考的同时，给《信报》的文化版撰写剧评，由于观点独特，时常挑起两方拥趸间的口水仗，他自乐在其中，他那时就认为观点是要在辩论中才能明晰的。会考临近时，梁文道还欲罢不能地写着剧评，他说：“并不是因为写作特别有魔力，而是不吐不快，想通过文字宣泄自己的意见，写作是我逃离学校和制度生活的一个出口，有了这个出口，我才能感到快乐。”
叛逆青年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喜欢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梁文道最经典的一件事，莫过于读大学一年级时，为了抗议当局的一项决议，竟在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跟警察对峙。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他还是会大笑着说：“做得不错！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要脱裤子，但在那时那地，那种行为却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当年十几岁的我来说，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和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我至今仍感觉很骄傲，换成今天的我，未必做得到。”
离经叛道的梁文道曾一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走学术路线，却又矛盾地认为读不读大学是无所谓的事，所以他的功课十分松散，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后来，因为他的笔风犀利，见解独到，虽然成绩平平，却仍然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亲笔写的推荐信，奇迹般地进入哲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兼助教，似乎连上天都有意将他重新扶上人生正轨。
考入哲学研究院后，梁文道依旧不改自己的玩世不恭。功课只是浮云，他的精力都在写作上，以至于将两年的课程拖成了四年，挨到最后一刻，又因为经常外出工作，始终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而无果。有人问他觉得遗憾吗？他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因为我从中认清自己两个缺点，一是野心太多，我想做的事情太多，可时间与精力总是有限；二是缺乏纪律，纪律对学术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在这方面却很差。”
二十岁前的梁文道写书评比较多，推崇先锋和边缘艺术，喜欢用激烈的语调来抨击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二十岁后，他从谈艺术转为谈文化现象。他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热衷写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文章。
多重身份的转换
2009年，梁文道成为香港商业电台的台长。从那时起，他的身份开始以几何的形式分裂。上午，他会坐在办公室制定节目方针，加减他认为受听众欢迎或吸引不到广告的节目的播出时长；午饭时分，他的身份变成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锵锵三人行》的主持，利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完成直播工作；晚上回到家中，他一边听音乐，一边为《信报》和《明报》的专栏版埋头笔耕；星期日晚，他再次现身香港商业电台，身份由台长变为《打书钉》节目的主持人，用话筒教大家看书之道。
然而，他扮演的人生角色还远远不止这些，1998年起，他开始涉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参加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在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除以上角色，他还同时担任着绿色和平董事、牛棚书院院长、艺术发展局顾问等头衔。
梁文道希望通过传媒的巨大力量，为香港和内地做点事。2009年，梁文道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常识》，是他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汇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论述简洁有力而又一针见血，文字有阅读快感又催人深思。他在书序中写道：“就像书名一样，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例如，评论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大家爱用时髦的词‘企业责任’，很多学者都在反复强调西方的企业责任。而我则说这是做人的责任，不是做企业。今天的中国，有时候常识的缺失很严重，大家把东西讲得太高深了，这个高深有时是一种掩饰。其实，人家西方企业责任谈的是生产过程怎么样不污染环境，从来不讲别往食物里添毒，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作为一名跨媒体的文化人，梁文道每日只有五六小时的睡眠时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一个人越界越多，他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答案是：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亦敌亦友的辩证
2012年，梁文道有过两次短期出家，在寺院里剃了头发，换上袈裟，呆上十天八天。在没有电脑，不能发电邮，没有手机，要静语不准说话，不能看书，不看电视、报纸，停止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的状态下，他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一天到晚坐禅，过午不食。他感觉很清静，也很舒服。
梁文道把生活当作道场来修行，理论上如此，做到很难。比如说，做文化评论的人，由于观点的不同，难免要与其他人辩驳，辩驳激烈起来有时就变成了吵架。年轻时，梁文道会在这种吵架中感到快乐，但现在他却以一种修行的眼光来看待。有一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假如有人在万人集会的场合公开辱骂我，批评我，那么我当恭敬向他行礼，视其为最珍贵的佛友”。古书上说的道理换作当代，等于在网上被人公开辱骂，那你应该视其为友。梁文道是这样理解这段话的：“首先他骂我可能是对的，我有一个反省的机会；第二，就算他骂的不对，他在侮辱我破坏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这有助于减低我的傲慢之心和对自我的过分执著，所以他是我的友，我心里面应该恭敬地对待他。”
现在回首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梁文道比过去要豁达了许多，但他说自己依旧对年轻时的不羁感到无悔：“正是有了那时的不羁，才有了现在与旁人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来感受生活，总体上说，我是一个顽劣的文人。”
编辑 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