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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杜甫被尊为诗圣后，其笔下许多意象成为历代文人模仿的对象。自唐到明，“草堂”逐渐与杜甫的诗文成就、个人品格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杜甫精神的建筑载体。本文旨在从明代切入，审视明人诗歌中“草堂”这一经典意象符号的继承与层累。
一、“草堂”形象的变迁
唐宋时期，草堂形象的变迁与杜甫的地位相联系，其形象大致包含对其文学成就和品格精神的肯定，前者在唐代就已经蔚为大观，而后者发展成为一种浩大的声势要追溯到宋代。同时，从草堂重修也可见时人眼中的“草堂”。
唐人笔下的“草堂”多是文人肯定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最早对杜甫诗歌做出高度评价的是中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人推崇杜甫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后来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中均得以体现。此外，唐雍陶《经杜甫旧宅》：“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于此，他明确把浣花草堂同杜甫的优秀诗作联系起来，并表达出对杜甫旧宅万古长存的期望。晚唐韦庄在草堂遗址重建茅屋，为了表达自己继承杜甫的忠义志向、纪念杜甫人格，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浣花集》。唐郑谷《蜀中三首》中有“扬雄宅在唯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邻”，这表明，晚唐时期杜甫草堂旧址虽已荒芜，但柱砥犹存，且成为人们凭吊杜甫的处所。
宋人笔下的“草堂”增加了对诗圣的崇敬和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精神的赞誉。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充分肯定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王安石《四家诗选》称“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草堂作为杜甫的文化遗迹，在宋代有两次较大规模的重修。神宗年间，宋吕大防“复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于其上”。哲宗元祐初，胡宗愈“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将杜甫草堂诗刻于石碑，为草堂新增了诗碑。这一次重建距杜甫离开成都已有三百余年，重建的规模较之前更大，这奠定了以后历代维修草堂圣地的基础，对草堂得以流传至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南宋以后，士人群体将浣花草堂的兴衰命运与士之优劣相提并论。受时代动乱、朝廷光复无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南宋文人对杜甫形象的认识更添凄凉悲慨与家国之思，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形象的书写也增多。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写道：“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直接赞誉子美的忠义精神。同时，南宋时期草堂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重修。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吏部尚书知成都府兼安抚使张焘扩建草堂，他筹集资金，调集工匠，“吊少陵之遗像，置酒沧浪，亭并浣花，竹柏濯濯可怜”，在旧有基础上广植竹柏，新建亭台，断石为二十六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余首立于其间，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重建一座气象一新的杜甫草堂。此次培修的草堂已具备祠宇性纪念馆的规模，是对凭吊、咏怀杜甫的进一步发展。
元朝蜀官纽璘“兴文复礼”，曾“请以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于学宫”，又请谥杜甫曰“文贞”。
总的来说，明以前“草堂”已奠定基本形象，它是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也是凭吊杜甫的祠宇性纪念馆，更是杜甫儒家仁爱忠义精神的浓缩。
二、明代诗文中“草堂”意象的指涉层次
明草堂形象继承前代，也由诗歌成就和精神品格两部分构成，此外，明代草堂重修背后是“忠君爱国”精神的加强。草堂在明以前已初具祠宇性质和书院功能，吴鼎南《工部浣花草堂考》中记载，明代共有四次重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万历年间（年月不详）。弘治重修后，杜甫草堂集祠堂、书院、水榭园林的功能于一体，基本奠定了成都草堂留存至今的格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第一任蜀王朱椿便对浣花溪杜祠“拓而新之”，并亲自撰文祭奠杜甫，足见官方对草堂的重视。此次重修仍在草堂旧址上进行，且沿用草堂旧名，是对前代的延续。同时，朱椿在《祭杜子美文》中对杜甫忠义精神大加赞扬，“一饭之顷而忠君爱国之惓惓”“慨秋风之茅屋，惟忠义之不忘”。“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而不在焉”道出他对杜甫精神的赞颂，表达了作为第一代蜀王心系百姓的社稷之心。明臣杨廷和在《重修杜工部草堂记》中阐述了草堂屡废屡修的原因和杜甫值得推崇之处。“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他认为修缮草堂是对杜甫的重视，杜甫以其功德成为被后世祭祀的“仅可指数”之人。“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对其为人和诗歌大加称赞。“子美之名若草堂”，“草堂”交织了杜甫的忠君爱国精神，也寄托了明官方“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的重望。
在明代文化专制的氛围下，詩人受文化禁忌的影响，借评论前人表明自己隐晦的心迹。或感同身受，或谈论对杜甫忧国忧民的社稷之心的领悟。明初陈南宾《游草堂》写：“茅屋秋高风瑟瑟，布衾铁冷雨床床。浣花溪上应回首，千载令人忆草堂。”化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凭吊杜甫之忧国忧民。明中叶杨慎《子美草堂》写：“子美羁栖久蜀州，百花潭上草堂幽。……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杨慎的一生同杜甫般充满坎坷，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由盛转衰之时。嘉靖三年他卷入“大礼议”事件，得罪世宗，被贬云南。他晚年常以杜甫自况，认为自己的境遇、精神与之相通。途经云南古白崖时，他写“东家采樵女，适遭猛虎餐。哭声起邻屋，行者为悲酸”。被贬永昌时，个人的不幸让他面对云南美景的同时，也注意到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苦痛，这与杜甫的三吏三别遥相呼应。故杨慎笔下的“草堂”是他咏怀杜甫，感叹自我人生的对象，有沉郁闲愁的色彩。“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受时代影响，明人笔下的“草堂”更添一份诗人内心的写照，在对杜甫高尚人格的称赞中包含了自己或喜或悲的心绪。
三、结论
杜甫草堂作为文人笔下一个符号性场所，从唐到元，逐渐从对其诗歌成就的肯定，发展到对杜甫诗歌成就和爱国忠义精神的歌颂。至明代，草堂在官方引领下成为极富政教意味的场所，忠君爱国的精神被不断强化，同时也是文人自我投射借以抒怀、吊古怀今的场所。在此，草堂由个人居所，转为象征文学成就、文化精神、政教意味和借以抒怀之地，实现了多重功能的融合。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杜诗接受视域下明代“成都吟咏”与“成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656122。
一、“草堂”形象的变迁
唐宋时期，草堂形象的变迁与杜甫的地位相联系，其形象大致包含对其文学成就和品格精神的肯定，前者在唐代就已经蔚为大观，而后者发展成为一种浩大的声势要追溯到宋代。同时，从草堂重修也可见时人眼中的“草堂”。
唐人笔下的“草堂”多是文人肯定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最早对杜甫诗歌做出高度评价的是中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人推崇杜甫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后来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中均得以体现。此外，唐雍陶《经杜甫旧宅》：“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于此，他明确把浣花草堂同杜甫的优秀诗作联系起来，并表达出对杜甫旧宅万古长存的期望。晚唐韦庄在草堂遗址重建茅屋，为了表达自己继承杜甫的忠义志向、纪念杜甫人格，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浣花集》。唐郑谷《蜀中三首》中有“扬雄宅在唯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邻”，这表明，晚唐时期杜甫草堂旧址虽已荒芜，但柱砥犹存，且成为人们凭吊杜甫的处所。
宋人笔下的“草堂”增加了对诗圣的崇敬和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精神的赞誉。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充分肯定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王安石《四家诗选》称“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草堂作为杜甫的文化遗迹，在宋代有两次较大规模的重修。神宗年间，宋吕大防“复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于其上”。哲宗元祐初，胡宗愈“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将杜甫草堂诗刻于石碑，为草堂新增了诗碑。这一次重建距杜甫离开成都已有三百余年，重建的规模较之前更大，这奠定了以后历代维修草堂圣地的基础，对草堂得以流传至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南宋以后，士人群体将浣花草堂的兴衰命运与士之优劣相提并论。受时代动乱、朝廷光复无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南宋文人对杜甫形象的认识更添凄凉悲慨与家国之思，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形象的书写也增多。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写道：“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直接赞誉子美的忠义精神。同时，南宋时期草堂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重修。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吏部尚书知成都府兼安抚使张焘扩建草堂，他筹集资金，调集工匠，“吊少陵之遗像，置酒沧浪，亭并浣花，竹柏濯濯可怜”，在旧有基础上广植竹柏，新建亭台，断石为二十六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余首立于其间，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重建一座气象一新的杜甫草堂。此次培修的草堂已具备祠宇性纪念馆的规模，是对凭吊、咏怀杜甫的进一步发展。
元朝蜀官纽璘“兴文复礼”，曾“请以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于学宫”，又请谥杜甫曰“文贞”。
总的来说，明以前“草堂”已奠定基本形象，它是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也是凭吊杜甫的祠宇性纪念馆，更是杜甫儒家仁爱忠义精神的浓缩。
二、明代诗文中“草堂”意象的指涉层次
明草堂形象继承前代，也由诗歌成就和精神品格两部分构成，此外，明代草堂重修背后是“忠君爱国”精神的加强。草堂在明以前已初具祠宇性质和书院功能，吴鼎南《工部浣花草堂考》中记载，明代共有四次重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万历年间（年月不详）。弘治重修后，杜甫草堂集祠堂、书院、水榭园林的功能于一体，基本奠定了成都草堂留存至今的格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第一任蜀王朱椿便对浣花溪杜祠“拓而新之”，并亲自撰文祭奠杜甫，足见官方对草堂的重视。此次重修仍在草堂旧址上进行，且沿用草堂旧名，是对前代的延续。同时，朱椿在《祭杜子美文》中对杜甫忠义精神大加赞扬，“一饭之顷而忠君爱国之惓惓”“慨秋风之茅屋，惟忠义之不忘”。“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而不在焉”道出他对杜甫精神的赞颂，表达了作为第一代蜀王心系百姓的社稷之心。明臣杨廷和在《重修杜工部草堂记》中阐述了草堂屡废屡修的原因和杜甫值得推崇之处。“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他认为修缮草堂是对杜甫的重视，杜甫以其功德成为被后世祭祀的“仅可指数”之人。“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对其为人和诗歌大加称赞。“子美之名若草堂”，“草堂”交织了杜甫的忠君爱国精神，也寄托了明官方“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的重望。
在明代文化专制的氛围下，詩人受文化禁忌的影响，借评论前人表明自己隐晦的心迹。或感同身受，或谈论对杜甫忧国忧民的社稷之心的领悟。明初陈南宾《游草堂》写：“茅屋秋高风瑟瑟，布衾铁冷雨床床。浣花溪上应回首，千载令人忆草堂。”化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凭吊杜甫之忧国忧民。明中叶杨慎《子美草堂》写：“子美羁栖久蜀州，百花潭上草堂幽。……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杨慎的一生同杜甫般充满坎坷，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由盛转衰之时。嘉靖三年他卷入“大礼议”事件，得罪世宗，被贬云南。他晚年常以杜甫自况，认为自己的境遇、精神与之相通。途经云南古白崖时，他写“东家采樵女，适遭猛虎餐。哭声起邻屋，行者为悲酸”。被贬永昌时，个人的不幸让他面对云南美景的同时，也注意到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苦痛，这与杜甫的三吏三别遥相呼应。故杨慎笔下的“草堂”是他咏怀杜甫，感叹自我人生的对象，有沉郁闲愁的色彩。“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受时代影响，明人笔下的“草堂”更添一份诗人内心的写照，在对杜甫高尚人格的称赞中包含了自己或喜或悲的心绪。
三、结论
杜甫草堂作为文人笔下一个符号性场所，从唐到元，逐渐从对其诗歌成就的肯定，发展到对杜甫诗歌成就和爱国忠义精神的歌颂。至明代，草堂在官方引领下成为极富政教意味的场所，忠君爱国的精神被不断强化，同时也是文人自我投射借以抒怀、吊古怀今的场所。在此，草堂由个人居所，转为象征文学成就、文化精神、政教意味和借以抒怀之地，实现了多重功能的融合。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杜诗接受视域下明代“成都吟咏”与“成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65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