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打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2006年3月15日，莫言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谈《生死疲劳》时如是说。作为“标志性建筑”，《生死疲劳》这部49万字的长篇小说，着重叙述了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一家和长工蓝脸一家50年间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从1950年到2000年年底，通过“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和“结局与开端”五个部分，把人生欢乐与苦难的相互转换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并在这曲曲折折、生死悲欢的转换中以深沉浑厚的笔调张扬了有价值的人性。
　　 《生死疲劳》目录前的“主要人物表”中，排在前两位的是西门闹与蓝解放。笔者读完作品后却萌生一念：这二位虽是本书的叙事主人公，在穿针引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经历“六道轮回”被冤杀后先后转世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大头婴儿的西门闹，几乎贯穿始终;但此二人皆非寄寓作者理想精神的核心人物，“原西门闹家长工”、“解放后一直单干”、“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蓝脸才是莫言理想精神的化身。
　　 蓝脸的原型是莫言六七岁时就读的学校旁边的一位农民。这位农民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运动相对抗，被很多人打骂，甚至跟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分道扬镳，但他依然没有屈服，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这位农民是正确的。这位农民身上表现出的有价值的个性恰恰与作家莫言的精神追求相契合——莫言在回顾《生死疲劳》的创作历程时，曾说：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在集体驱力背景下，作家能够坚持“有偏见”的“讲真话”，“只剩下一个读者”“也要这样写”，又何尝不是有价值的个性？
　　 中国留美作家刘再复曾评价莫言说：莫言本人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他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
　　 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恰是莫言创作个性的社会价值所在。由此不难看出，莫言的性情表白与刘再复的外在感知与评价在“有价值的个性”点上迸发出强烈的共振。正是由于莫言在三十余年的写作中执着于有价值个性的追求，诺贝尔文学奖最终才幸运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我手写我口”，莫言这种精神生命情愫倾注在《生死疲劳》的创作中，倾注在蓝脸身上，不只使自己“可以感受到一泻千里很畅快的感觉”，也使读者伴随着小说中人物历史命运的多舛产生真情的奔涌。
　　 作品中的蓝脸原本是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家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年龄，无名无姓，西门闹抱回家救活后因其“左脸上有巴掌大的一块蓝痣”，故赐名“蓝脸”，收为长工。土改后，雇农成分的蓝脸娶了西门闹的二姨太迎春为妻，生下了儿子蓝解放，再加上西门闹与迎春生养的金龙、宝凤，五口人在一起生活。“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分给了蓝脸八亩地，从此，蓝脸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心怀感恩的蓝脸却以“政府章程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为由，拒不入社。1965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春天”，为了“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村党支部书记“洪泰岳动员了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能言善辩的女人”、“心灵嘴巧的学童”轮番上阵，劝蓝脸一家入社。在巨大的压力下，蓝脸让妻子迎春领着金龙、宝凤带着四亩八分地加入了人民公社，自己到县里、省里上访——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在陈县长写的介绍蓝脸情况的书信上批了几行字：“尽管我们希望全体农民都加入人民公社，走集体化的道路，但个别农民坚持不入，也属于正当权利，基层组织不得用强迫命令、更不能用非法手段逼他入社。”蓝脸将此信“装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墙上”，争取到了单干的权利，儿子蓝解放贪图“好玩”也坚持留下来与父亲单干。五口人分成了两拨，原来“被集体的土地包围着的八亩地只剩下三亩二分，狭长的一条，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道堤坝”。文革初起，十六岁的蓝解放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备受冷落”，“自卑，耻辱，焦虑，嫉妒，渴望，梦想”“汇聚心头”，“为了加入革命洪流”，响应“更大的、更高级的热闹”的召唤，蓝解放“低下了高贵的头”，背叛了生身父亲蓝脸，带着“一亩六分地、一张犁、一架耧、一头牛，加入了人民公社”。蓝脸没有被“入社之后不干一天重活，轻活不想干就歇着享点清福”的许诺所诱惑，也没有在“我们要抹掉你这个黑点”的死亡恫吓面前所屈服，面对“老婆分居，儿子离去，唯一不背叛自己的牛也被强行拉走”，坦然“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蓝脸就这样固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固守着自己独立性的信念，固守着“走自己的路”，固守到“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实施！当“整个高密东北乡，整个高密县，都在夸”蓝脸是先知先觉时，蓝脸激动不安地说：“我不是圣贤，毛泽东才是圣贤，邓小平才是圣贤”，“圣贤都能改天换地，我能干什么？我就是认一个死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没想到这条死理被我认准了。”“从今之后，我也可以在太阳底下种地啦……”“这块坚持了五十年没有动摇的”“一亩六分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几乎成了专用墓地”——蓝脸连同他“缸里的麦子、绿豆和口袋里的谷子、荞麦以及梁上吊着的玉米”葬在这里，“西门闹和白氏葬在这里”，迎春“葬在这里”，“驴葬在这里，牛葬在这里，猪葬在这里”，“狗”葬在这里，“猴”葬在这里，“西门金龙葬在这里”，合作葬在这里，秋香葬在这里，春苗葬在这里，庞虎葬在这里，王乐云葬在这里，庞抗美葬在这里，西门欢葬在这里，蓝开放葬在这里，庞凤凰葬在这里——正如同蓝脸墓碑上的碑文：“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一亩六分地终于成为“朝拜祭奠”之地。
　　 这一亩六分地不只是历史洪流中蓝脸违背思潮执着于有价值个性的丰碑，更是众人追随社会潮流奔波劳碌一生后的安息栖宿地与魂灵归宿所在！五十年的潮起潮落，五十年阴晴圆缺，五十年的生离死别，莫言用如椽大笔把有价值个性这一理想化精神挥洒在蓝脸这个小人物身上。从相貌到思想到言行，蓝脸曾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类不合时宜成为推进历史发展的中流砥柱。
　　 《生死疲劳》中，蓝千岁在说野猪刁小三时曾感慨：“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的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装嫩伪酷的时代所缺少的。”我想，这正是莫言借历经六世轮回的蓝千岁之口抒发的自己内心的感慨，也是众多心有灵犀读者的感慨！行笔至此，耳畔响起《生死疲劳》开篇前的引语：“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参考文献：
　　 1.杨小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