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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善饮，但在那艰苦岁月，每逢年节，家中也偶有几位知己酒客。杜高是其一，于沙是其一，孙健忠也是其一。记得“文革”期间，健忠身陷囹圄，被群众专政时，我曾搭信给他亲人，请他出来后第一个上我家喝酒。那时我在农场工作，喝的是八角一斤，也算醇香的高梁酒。那年代喝酒，大都是借酒浇愁罢了。我毕生只醉过一次。1946年冬天，我初中毕业，在这湘西北的大山窝里，能出一个初中毕业生，好比中了状元，真是天大的喜事，于是同班几位要好的同学，爬山越岭，轮流上各家探访，作告别行。每到一家，家长则以酒肉相待，有的还燃放鞭炮，隆重庆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