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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西的中长篇小说在当代的文学长廊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选用幽默的语调仿佛在漫不经心的涂鸦,芸芸众生和世态百相随之一一呈现。漫画式的描摹看起来荒诞而怪异,却是东西贴近生活、揭示真实的有力武器。东西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传达对于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存在本质的严肃思考,表现其深沉的人文关怀。
东西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晚生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他的小说并非传统现实主义讲求的再现生活,反之荒诞怪异,却又笑中藏悲,让人心恸。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到《后悔录》,东西运用幽默的语言、陌生化的表述、夸张变形的漫画笔法,塑造了一些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苦难生活,映射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从这些特色鲜明的文本入手,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感知其别具一格的小说图景。
一、娓娓道来的讲述
东西的小说在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中铺陈开来,对人的现实生活进行别开生面的展示。尽管其内部深处充满着忧郁和阵痛,然而阅读时却很少感觉沉闷和窒息,他经常采用夸张的漫画描述、幽默的语言表达形成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
(一)夸张的漫画描述
东西在与友人张钧的“谈话录”中提到,小说就是夸张,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夸张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漫画的效果。这种漫画式的策略,主要源自东西体验现实的深切与独到:“选择这样的写法,我想首先是我对生活的态度与别人不同,那就是无奈的调侃;另外也许是我的经历使我产生了触摸现实的不同方式,有人把嘴贴到现实的脸上,而我则是把脸贴到了现实的屁股上。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我的这种写作方式寻找一种时髦的说法,但是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漫画’上。”[1]在东西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人物不可思议的可笑行为:《嘴角挂在耳边》讲述百年之后人们只会哭、不会笑。礼堂里黑压压的人群都来学微笑,然而“我咧嘴一笑,礼堂里像丢了一颗炸弹,顿时混乱起来。坐在前排的,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脖子都缩到了肩膀里”[2]。在《耳光响亮》中,牛翠柏倒着行走在大路上而若无其事;杨春光为了让牛红梅打胎而精心设计羽毛球赛,赛后又为流产的胎儿郑重地召开追悼会,诸多呈现令人捧腹。东西的小说以戏谑的方式调侃生活,种种不和谐的画面、丑态的人物,不合生活逻辑却又让人倍感忧伤无奈,这是世俗之外另一种更高的真实:日渐失去微笑的世界,日益麻木的生活,触目惊心。
(二)幽默的语言表达
东西善于运用一种调侃、戏仿、正话反说的语言表达方式,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喜剧色彩。他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而幽默是对荒诞现实所采取的一种揶揄。《后悔录》的主人公曾广贤有长段独白:“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不理解,当时强奸罪是重罪,情节严重的还会挨枪毙,就是强奸未遂也会被判个五年六年的,哪像现在这么宽容、自由,哪像现在这样不在乎处不处女。你能戴这么粗的项链,穿这么薄的衣服,开这么低的领口,挺这么高的胸膛,穿这么短的裙子,得感谢社会的进步。我真羡慕你!”[3]幽默的氛围里,话语背后的无奈酸涩被赤裸裸地表达出来,曾广贤在过往岁月中因赎罪而付出大把时光的意义就此搁置悬空。《不要问我》中:“从考场里出来一副担架,第一个昏倒在考场里的考生被抬出来,人群发生了骚乱。一看见担架,顾南丹先哭了起来,她率先冲出人群,扑到担架上,叫卫国呀卫国。哭了几声之后,她才看清躺在担架上的人不姓卫。她收住眼泪,很抒情地站起来回头望着比她慢半拍的人群。她们像一股洪水涌向担架,每个人的嘴里呼喊一个名字。”[4]参加公考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重要事情,东西以故作轻松的口吻描述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各式情态,沉淀下来的是忍俊不禁后的艰涩苦味。普通百姓面对人生关键抉择时的弱小无力为之奈何?此外,东西将一些名人名言、领袖语录、诗词歌赋等语言模式纳入小说之中,比如“离婚不要紧,只要有决心,离了她一个,还有后来人”“杨春光说过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5]等等。戏仿的语言具有更强的反讽意味,轻描淡写的发声比耳提面命的宣告更有力量。
(三)荒诞的叙事策略
洪治刚曾对话东西:“用荒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无奈和苦涩,用不信任的眼光来打量生存的本质,这是你在都市题材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尤为突出的审美意蕴。”[6]东西回应:“主要是我对一些问题彻底看透以及对现实的失望。如果对一些问题不抱幻想,那么,我只能自我解嘲,把它弄得很荒谬。”[7]东西童年时所目睹的父母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成年后感受到的世态炎凉,使他与现实生活长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种状况反映在创作中就是一种脱离正常逻辑关系的“伪现实”状态,他并非刻意叙写荒谬,生活本身即是荒谬无解的,他只是呈现这样的状态,不妥协于强大的现实力量。《痛苦比赛》中,一个叫阳爽朗的漂亮女孩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非常奇怪的征婚广告:应征者无需考虑相貌、文凭、工作、人民币,只需拥有痛苦即可。应征者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痛苦比赛,谁拥有的痛苦最多最深,她就跟谁结婚。原本征婚广告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但比赛结果更甚,以马哈哈的没有痛苦就是最大的痛苦获胜。这个无尽荒诞的故事中,当代人竭力追求物欲满足却精神空虚的生存状态被彻底戳穿。中篇小说《猜到尽头》的情节设置更是离奇,夫妻之间的猜疑源于一句极为普通平常的玩笑话,“如果突然有了一笔钱,我们将用来干什么?”“那我就把你给换了。”女主人公在没有任何迹象和证据的情况下,无故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无止境的追问、跟踪、寻找、求证“罪证”,荒诞的事件不断地扩大升级,直至生活彻底被粉碎。诚然,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痼疾。
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8]东西正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在夸张的漫画描摹和幽默的语言表达中贯穿着荒诞的叙事策略,他用这种方式对人类与生俱来的苦难、不幸等生存困境进行关照,其小说文本包孕着一种现代的哲学观念,具有更深的寓意,研究者得细细读解文本深层的生存之殇。 二、刻骨的生存之殇
生存困境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旅中必不可少的体验,我们渴望逾越和解脱,却往往力不从心。人性里太多的悖反、困顿,让生存充满艰辛,东西有意去碰触这种种不幸。他在《时代的孤儿》的自序部分中写道,“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所以我常常写悲剧……悲剧意识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通公路不通电,至今仍然如此。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贫苦疾病是家常便饭。童年一睁开眼睛就没有喜剧的舞台,所以悲剧就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想象力,你也无法超越生活的悲痛,悲剧出乎我们的想象,它挑战我们,似乎永无穷期。”[9]东西的笔下处处是生存之殇,在冷静的文本背后呈现出他本人严肃的哲学思考和深沉的人文关怀。
(一)失语后的隔绝
《没有语言的生活》里,瞎子父亲王老柄、聋儿子王家宽、哑巴媳妇蔡玉珍3个非常态的人聚在一起过日子,他们由于交流困难常常产生一些误解:王家宽把父亲买肥皂的吩咐理解为买毛巾;全家人都在场却阻止不了腊肉被偷;蔡玉珍被人凌辱而王家父子束手无措,没有语言的生活格外艰涩。为了抵御外人的侵扰,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三位一体”的策略——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者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这样勉强地实现了生活上的沟通。后来,王胜利的出生似乎带给家庭新的希望,他健康而且健全,但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遭遇外在世界后,歌唱的竟然是:“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又聋又哑。”全家人很生气,在爷爷的调教下,五官健全的王胜利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聋子、哑巴没有什么两样了。为避免由于自身不健全而遭受村里人侵扰和欺负,他们在远离村庄的河对岸另造新屋,断绝与世人的来往,王家的生活真正隔绝起来。
从表面上看,小说反映残疾人失去话语表达之后面临的困境,最亲近的人之间无法交流,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的生存状态让人陡生悲凉。然而冷静的叙述背后还有更多欲说还休。《没有语言的生活》中存在两个迥然的话语环境:一是以王家宽为代表,由聋子、瞎子、哑巴组成的残疾人失语情境;一是特别发达完善的话语环境,而后者对失语世界采取了无休止的侮辱和侵害。身体健全的人没有对弱小者的同情、宽容,相反表现出欺凌弱小的天性,聋、瞎、哑以及与人世隔绝的状态实则是在被驱逐和压迫的困境中形成的。王家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尚可用“三位一体”的方法来解决,但他们与河对岸人家的联系只能由于失语而永远隔绝。言语世界的欺凌和敌意让王家宽们走向绝对隔绝的状态,健全的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也失语了。生存的失语状态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绝。隔绝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命题,折射的是现代人面临的失落与隔绝的尴尬处境,当我们在这个严酷的世界里受伤挣扎、处于弱势时,只能回归孤独来抚慰自己的伤口。隔绝就是人类的生存之殇。东西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触摸现实,揭示了在物质发达的社会里,人类精神文明的贫乏及其造成的生存困境。
(二)无法确认的自我
《不要问我》是生存困境的另一番景象。年轻有为的大学副教授卫国无奈“被”请同事吃饭,醉酒遭起哄吻了女学生,出事后同事纷纷袖手,他百口莫辩之际只好离开学校。然而装载全部家当的皮箱在火车上被偷了,卫国身无分文,也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暂时依靠顾南丹的救济勉强度日。在顾南丹的帮助下,卫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甚至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这一切需要一个最基本的身份证明,这是卫国所缺失的、无法弥补的,因为能够证明他身份的全部证据都在那个丢失的包里。随后,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吃饭睡觉的基本需求成为难题,没有人知道或者相信他究竟是谁。身份的缺失使得他寸步难行,因为人自身是无法证明自己的。
小说一方面具有某种离奇性,不合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其现实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主人公卫国的身份在情节进展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和无法证明,文本中充斥着一种焦灼感:卫国需要皮箱证明自己,他的身份需要身体之外的物来证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人类越来越成为技术理性控制的结果,无法确认自己,我们需要技术理性控制下的证件、物件来证明。当外在的技术理性丢失,人面临的是无法找回的自我,人的心灵自我、现实自我统统无法实现其价值,只能被放逐、日益边缘化,最后消失在这世界。卫国在皮箱丢失后的走投无路,这种怪诞戏谑的生命历程,无人能够破解。加缪说:“经过千年的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设定的种种表象和轮廓,而从此我们就丧失了这种方法的力量。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10]东西的认识与此不谋而合,世界找回了自己,我们丢失了自己。世界就控制了我们,我们成为现代技术理性下的俘虏,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依据。从此,人的流离失所不可避免,这是人类无法挣脱的生存魔咒。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社会极大的进步,却也让人作茧自缚。
(三)永无止境的后悔
“小说作为一种与历史、政治、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艺术,应密切关注人的生命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并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作出准确的反映和判断。”[11]东西的小说《后悔录》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从“文革”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从社会禁忌到社会开放,人们的情感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主人公曾广贤总是处在情感的“霉运”之中,经历一次次命运的捉弄和嘲笑,在不断地犯错和后悔中度过人生的黄金岁月。“后悔”指向的不单是曾广贤的情感,也是他的生活状态,映射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象。东西把最日常的一种情愫放大、延伸,使人的生命历程在“后悔”一词的烛照下,更显得真实和厚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抑郁和悲凉。
《后悔录》中,曾广贤缓缓讲述自己前半生只堪“后悔”的所有傻事。他的少年时正处于“文革”初期,社会的整体环境使得父母亲之间有难以化解的生活矛盾,一系列“教导”带来他对性的错误认识。曾广贤因此错过爱情,还被误作强奸犯蹲狱十载。这一创痛使他出狱后一直不敢触犯性禁忌,直到不惑之年仍是个老处男。曾广贤还因那张难以自控的嘴巴多次酿成大错,一直处于自责之中,诸如:揭发父亲与人通奸造成其惨遭毒打、家破人亡;传递错误信息导致好友自杀;迫不及待向父亲转告收回仓库的喜讯致使父亲心脏病突发变成植物人。小说末章全由“如果我不这样,如果我那样,那我就会……”的句式连接而成,曾广贤自嘲到:“我这辈子好像都在挖坑,都在下套子,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曾广贤一辈子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后悔,他所有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都被荒废了。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在巨大的社会齿轮的绞合下,难道等待人们的就是那被碾碎的命运、那无助的守望或者老来无止境的后悔吗?曾广贤以及他的父母、朋友们根本无法自主支配自我的生命存在,他们的灵魂和血肉被牢牢禁锢在一种僵化的意念和规则中,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自殇和毁灭。
总之,从《没有语言的生活》《不要问我》再到《后悔录》,东西的小说一直在努力解剖着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写作过程中,东西拒绝一味的煽情,他推崇“欲说不能欲哭无泪的悲”,在文本表层的诙谐背后蕴含无尽的悲凉,他在不动声色地回望着苦难的岁月,娓娓道来所有的生存之殇。东西站在道德评判的界限之外,冷静客观地向读者叙述,向世人呈现种种存在之态。这就是东西一贯坚持的创作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以个体的生存际遇透视人类的基本处境。这样的审视严厉、厚重、深沉,给每一位读者、研究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2〕〔4〕〔9〕东西.时代的孤儿[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58,254,100,29-30.
〔3〕东西.后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6.
〔5〕东西.耳光响亮[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97,105.
〔6〕洪治刚.东西——伤痛的另一种书写[J].青年文学,2000,(11).
〔7〕〔8〕方奕.东西:嬉笑的悲剧论者[J].山东社会科学学报,2009,(7):23.
〔10〕罗明.荒诞极处见真实——论东西小说的荒诞性[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0.
〔11〕温存超.直问本心:东西小说的人文精神[J].广西社会科学学报,2006,(7).
东西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晚生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他的小说并非传统现实主义讲求的再现生活,反之荒诞怪异,却又笑中藏悲,让人心恸。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到《后悔录》,东西运用幽默的语言、陌生化的表述、夸张变形的漫画笔法,塑造了一些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苦难生活,映射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从这些特色鲜明的文本入手,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感知其别具一格的小说图景。
一、娓娓道来的讲述
东西的小说在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中铺陈开来,对人的现实生活进行别开生面的展示。尽管其内部深处充满着忧郁和阵痛,然而阅读时却很少感觉沉闷和窒息,他经常采用夸张的漫画描述、幽默的语言表达形成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
(一)夸张的漫画描述
东西在与友人张钧的“谈话录”中提到,小说就是夸张,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夸张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漫画的效果。这种漫画式的策略,主要源自东西体验现实的深切与独到:“选择这样的写法,我想首先是我对生活的态度与别人不同,那就是无奈的调侃;另外也许是我的经历使我产生了触摸现实的不同方式,有人把嘴贴到现实的脸上,而我则是把脸贴到了现实的屁股上。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我的这种写作方式寻找一种时髦的说法,但是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漫画’上。”[1]在东西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人物不可思议的可笑行为:《嘴角挂在耳边》讲述百年之后人们只会哭、不会笑。礼堂里黑压压的人群都来学微笑,然而“我咧嘴一笑,礼堂里像丢了一颗炸弹,顿时混乱起来。坐在前排的,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脖子都缩到了肩膀里”[2]。在《耳光响亮》中,牛翠柏倒着行走在大路上而若无其事;杨春光为了让牛红梅打胎而精心设计羽毛球赛,赛后又为流产的胎儿郑重地召开追悼会,诸多呈现令人捧腹。东西的小说以戏谑的方式调侃生活,种种不和谐的画面、丑态的人物,不合生活逻辑却又让人倍感忧伤无奈,这是世俗之外另一种更高的真实:日渐失去微笑的世界,日益麻木的生活,触目惊心。
(二)幽默的语言表达
东西善于运用一种调侃、戏仿、正话反说的语言表达方式,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喜剧色彩。他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而幽默是对荒诞现实所采取的一种揶揄。《后悔录》的主人公曾广贤有长段独白:“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不理解,当时强奸罪是重罪,情节严重的还会挨枪毙,就是强奸未遂也会被判个五年六年的,哪像现在这么宽容、自由,哪像现在这样不在乎处不处女。你能戴这么粗的项链,穿这么薄的衣服,开这么低的领口,挺这么高的胸膛,穿这么短的裙子,得感谢社会的进步。我真羡慕你!”[3]幽默的氛围里,话语背后的无奈酸涩被赤裸裸地表达出来,曾广贤在过往岁月中因赎罪而付出大把时光的意义就此搁置悬空。《不要问我》中:“从考场里出来一副担架,第一个昏倒在考场里的考生被抬出来,人群发生了骚乱。一看见担架,顾南丹先哭了起来,她率先冲出人群,扑到担架上,叫卫国呀卫国。哭了几声之后,她才看清躺在担架上的人不姓卫。她收住眼泪,很抒情地站起来回头望着比她慢半拍的人群。她们像一股洪水涌向担架,每个人的嘴里呼喊一个名字。”[4]参加公考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重要事情,东西以故作轻松的口吻描述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各式情态,沉淀下来的是忍俊不禁后的艰涩苦味。普通百姓面对人生关键抉择时的弱小无力为之奈何?此外,东西将一些名人名言、领袖语录、诗词歌赋等语言模式纳入小说之中,比如“离婚不要紧,只要有决心,离了她一个,还有后来人”“杨春光说过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5]等等。戏仿的语言具有更强的反讽意味,轻描淡写的发声比耳提面命的宣告更有力量。
(三)荒诞的叙事策略
洪治刚曾对话东西:“用荒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无奈和苦涩,用不信任的眼光来打量生存的本质,这是你在都市题材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尤为突出的审美意蕴。”[6]东西回应:“主要是我对一些问题彻底看透以及对现实的失望。如果对一些问题不抱幻想,那么,我只能自我解嘲,把它弄得很荒谬。”[7]东西童年时所目睹的父母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成年后感受到的世态炎凉,使他与现实生活长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种状况反映在创作中就是一种脱离正常逻辑关系的“伪现实”状态,他并非刻意叙写荒谬,生活本身即是荒谬无解的,他只是呈现这样的状态,不妥协于强大的现实力量。《痛苦比赛》中,一个叫阳爽朗的漂亮女孩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非常奇怪的征婚广告:应征者无需考虑相貌、文凭、工作、人民币,只需拥有痛苦即可。应征者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痛苦比赛,谁拥有的痛苦最多最深,她就跟谁结婚。原本征婚广告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但比赛结果更甚,以马哈哈的没有痛苦就是最大的痛苦获胜。这个无尽荒诞的故事中,当代人竭力追求物欲满足却精神空虚的生存状态被彻底戳穿。中篇小说《猜到尽头》的情节设置更是离奇,夫妻之间的猜疑源于一句极为普通平常的玩笑话,“如果突然有了一笔钱,我们将用来干什么?”“那我就把你给换了。”女主人公在没有任何迹象和证据的情况下,无故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无止境的追问、跟踪、寻找、求证“罪证”,荒诞的事件不断地扩大升级,直至生活彻底被粉碎。诚然,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痼疾。
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8]东西正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在夸张的漫画描摹和幽默的语言表达中贯穿着荒诞的叙事策略,他用这种方式对人类与生俱来的苦难、不幸等生存困境进行关照,其小说文本包孕着一种现代的哲学观念,具有更深的寓意,研究者得细细读解文本深层的生存之殇。 二、刻骨的生存之殇
生存困境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旅中必不可少的体验,我们渴望逾越和解脱,却往往力不从心。人性里太多的悖反、困顿,让生存充满艰辛,东西有意去碰触这种种不幸。他在《时代的孤儿》的自序部分中写道,“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所以我常常写悲剧……悲剧意识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通公路不通电,至今仍然如此。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贫苦疾病是家常便饭。童年一睁开眼睛就没有喜剧的舞台,所以悲剧就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想象力,你也无法超越生活的悲痛,悲剧出乎我们的想象,它挑战我们,似乎永无穷期。”[9]东西的笔下处处是生存之殇,在冷静的文本背后呈现出他本人严肃的哲学思考和深沉的人文关怀。
(一)失语后的隔绝
《没有语言的生活》里,瞎子父亲王老柄、聋儿子王家宽、哑巴媳妇蔡玉珍3个非常态的人聚在一起过日子,他们由于交流困难常常产生一些误解:王家宽把父亲买肥皂的吩咐理解为买毛巾;全家人都在场却阻止不了腊肉被偷;蔡玉珍被人凌辱而王家父子束手无措,没有语言的生活格外艰涩。为了抵御外人的侵扰,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三位一体”的策略——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者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这样勉强地实现了生活上的沟通。后来,王胜利的出生似乎带给家庭新的希望,他健康而且健全,但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遭遇外在世界后,歌唱的竟然是:“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又聋又哑。”全家人很生气,在爷爷的调教下,五官健全的王胜利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聋子、哑巴没有什么两样了。为避免由于自身不健全而遭受村里人侵扰和欺负,他们在远离村庄的河对岸另造新屋,断绝与世人的来往,王家的生活真正隔绝起来。
从表面上看,小说反映残疾人失去话语表达之后面临的困境,最亲近的人之间无法交流,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的生存状态让人陡生悲凉。然而冷静的叙述背后还有更多欲说还休。《没有语言的生活》中存在两个迥然的话语环境:一是以王家宽为代表,由聋子、瞎子、哑巴组成的残疾人失语情境;一是特别发达完善的话语环境,而后者对失语世界采取了无休止的侮辱和侵害。身体健全的人没有对弱小者的同情、宽容,相反表现出欺凌弱小的天性,聋、瞎、哑以及与人世隔绝的状态实则是在被驱逐和压迫的困境中形成的。王家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尚可用“三位一体”的方法来解决,但他们与河对岸人家的联系只能由于失语而永远隔绝。言语世界的欺凌和敌意让王家宽们走向绝对隔绝的状态,健全的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也失语了。生存的失语状态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绝。隔绝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命题,折射的是现代人面临的失落与隔绝的尴尬处境,当我们在这个严酷的世界里受伤挣扎、处于弱势时,只能回归孤独来抚慰自己的伤口。隔绝就是人类的生存之殇。东西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触摸现实,揭示了在物质发达的社会里,人类精神文明的贫乏及其造成的生存困境。
(二)无法确认的自我
《不要问我》是生存困境的另一番景象。年轻有为的大学副教授卫国无奈“被”请同事吃饭,醉酒遭起哄吻了女学生,出事后同事纷纷袖手,他百口莫辩之际只好离开学校。然而装载全部家当的皮箱在火车上被偷了,卫国身无分文,也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暂时依靠顾南丹的救济勉强度日。在顾南丹的帮助下,卫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甚至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这一切需要一个最基本的身份证明,这是卫国所缺失的、无法弥补的,因为能够证明他身份的全部证据都在那个丢失的包里。随后,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吃饭睡觉的基本需求成为难题,没有人知道或者相信他究竟是谁。身份的缺失使得他寸步难行,因为人自身是无法证明自己的。
小说一方面具有某种离奇性,不合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其现实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主人公卫国的身份在情节进展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和无法证明,文本中充斥着一种焦灼感:卫国需要皮箱证明自己,他的身份需要身体之外的物来证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人类越来越成为技术理性控制的结果,无法确认自己,我们需要技术理性控制下的证件、物件来证明。当外在的技术理性丢失,人面临的是无法找回的自我,人的心灵自我、现实自我统统无法实现其价值,只能被放逐、日益边缘化,最后消失在这世界。卫国在皮箱丢失后的走投无路,这种怪诞戏谑的生命历程,无人能够破解。加缪说:“经过千年的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设定的种种表象和轮廓,而从此我们就丧失了这种方法的力量。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10]东西的认识与此不谋而合,世界找回了自己,我们丢失了自己。世界就控制了我们,我们成为现代技术理性下的俘虏,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依据。从此,人的流离失所不可避免,这是人类无法挣脱的生存魔咒。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社会极大的进步,却也让人作茧自缚。
(三)永无止境的后悔
“小说作为一种与历史、政治、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艺术,应密切关注人的生命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并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作出准确的反映和判断。”[11]东西的小说《后悔录》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从“文革”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从社会禁忌到社会开放,人们的情感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主人公曾广贤总是处在情感的“霉运”之中,经历一次次命运的捉弄和嘲笑,在不断地犯错和后悔中度过人生的黄金岁月。“后悔”指向的不单是曾广贤的情感,也是他的生活状态,映射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象。东西把最日常的一种情愫放大、延伸,使人的生命历程在“后悔”一词的烛照下,更显得真实和厚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抑郁和悲凉。
《后悔录》中,曾广贤缓缓讲述自己前半生只堪“后悔”的所有傻事。他的少年时正处于“文革”初期,社会的整体环境使得父母亲之间有难以化解的生活矛盾,一系列“教导”带来他对性的错误认识。曾广贤因此错过爱情,还被误作强奸犯蹲狱十载。这一创痛使他出狱后一直不敢触犯性禁忌,直到不惑之年仍是个老处男。曾广贤还因那张难以自控的嘴巴多次酿成大错,一直处于自责之中,诸如:揭发父亲与人通奸造成其惨遭毒打、家破人亡;传递错误信息导致好友自杀;迫不及待向父亲转告收回仓库的喜讯致使父亲心脏病突发变成植物人。小说末章全由“如果我不这样,如果我那样,那我就会……”的句式连接而成,曾广贤自嘲到:“我这辈子好像都在挖坑,都在下套子,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曾广贤一辈子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后悔,他所有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都被荒废了。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在巨大的社会齿轮的绞合下,难道等待人们的就是那被碾碎的命运、那无助的守望或者老来无止境的后悔吗?曾广贤以及他的父母、朋友们根本无法自主支配自我的生命存在,他们的灵魂和血肉被牢牢禁锢在一种僵化的意念和规则中,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自殇和毁灭。
总之,从《没有语言的生活》《不要问我》再到《后悔录》,东西的小说一直在努力解剖着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写作过程中,东西拒绝一味的煽情,他推崇“欲说不能欲哭无泪的悲”,在文本表层的诙谐背后蕴含无尽的悲凉,他在不动声色地回望着苦难的岁月,娓娓道来所有的生存之殇。东西站在道德评判的界限之外,冷静客观地向读者叙述,向世人呈现种种存在之态。这就是东西一贯坚持的创作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以个体的生存际遇透视人类的基本处境。这样的审视严厉、厚重、深沉,给每一位读者、研究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2〕〔4〕〔9〕东西.时代的孤儿[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58,254,100,29-30.
〔3〕东西.后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6.
〔5〕东西.耳光响亮[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97,105.
〔6〕洪治刚.东西——伤痛的另一种书写[J].青年文学,2000,(11).
〔7〕〔8〕方奕.东西:嬉笑的悲剧论者[J].山东社会科学学报,200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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