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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要分析我国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文学史的编写历史及得失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高校存在综合类、师范类与行业类大学的实际，提出了各种层次大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建设上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是行业性大学更应该从学校定位、发展目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目的出发，建设切合专业适用的、与整体培养目标吻合的教材，并提出了基本的编写与建设的原则。
关键词：行业性；高校；教材；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课程，与此相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陆续出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三部最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此外还有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自编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高校数量、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同专家学者主编或独撰、由教育和综合出版机构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计有数十种之多，仅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多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的使用对象，总体上都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亦称汉语言文学）的，从大类上看又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式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这是主体，其次还有参与中文本科和研究生自学的社会成人。
但是，当下中国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大学的性质和功能上又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985工程”高校为主的综合大学，或省属的综合大学；第二种是师范类大学；第三种是专业和行业类大学。各个类型大学培养的人才目标和定位是不同的，毕业后的就职去向即所谓出口的不同，决定了培养方法、过程与体系的不同，简言之即课程设置（含学时与学分）、教材使用、教学手段不相同。综合类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是党政机关、报刊出版、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少党政机关秘书和著名报刊撰稿人多出自综合大学。师范类大学培养目标主要是教育机构管理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目标定位清晰明确又稳定持续。行业类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说是目标定位最含混不清的。比如，理工农医类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改革和体制的变化，意识到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单纯专业类大学存在弊端，纷纷向综合大学看齐，因而设立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为了弥补综合性不强而采取的未遑深思和缜密论证的学科补短板行为，设立中文专业的目标定位大多不清晰。新闻传媒与艺术类大学也是在建设小综合大学或为新闻艺术类专业打基础的思路下，建立中文院系和专业的。还有很多专业性大学则是在做大做强和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把原先为学校开设基础课的大学语文部改设为中文系或文学院。由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出口就业导向不清晰，所以这些高校的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都与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教材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盲目性。即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使用而言，综合大学由于培养目标定位上的通识性、通才性，所以强调教材与教学的精深性与广博性。这些大学的中文专业往往都是学校的显学，师资力量强大，所用教材多采用自编和公开出版的学术性很强的教材。师范大学也由于培养目标和出口导向的明确，所以为了培养合格的中等教育领域的师资，教材和教学上也具有目标性，注重选择知识内容比较广博且作家作品分析见长的教材。最麻烦的是专业类和行业性大学，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的含混，导致这类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使用上因课时、学分的差异而五花八门、深浅不一、宽窄各异。教材使用上也是变化不断，或者采用综合大学大人才和通识教育目的下的教材，或者采用师范类大学以培养语文教师为目的的教材，或者采用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通用的教材，或者采用自编或本校与外校合编的教材。甚至一校之内使用的教材也不相同，如某些传媒艺术类为主的小综合性大学或建立了中文系、文学院的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本科采用综合类教材，而作为基础课为其他新闻传媒和艺术类学院开设的现代文学课程则受学时和学分限制，只能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讲授和作品解读与分析，基本没有适用的教材或不用教材。
那么，专业行业性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对此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应该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在2012年以前基本上是做大做强，各个内涵和历史、学科和水平不同的大学都提出了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些行业类大学也不甘落后，如提出了办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师范大学，或世界一流传媒大学等。其实世界上虽然有著名的专业类大学，却多是理工、医学、艺术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美术学院等，而麻省理工学院虽然以工科著名，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虽然以师范为名，但实质也是综合性大学。单纯的师范或传媒类的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没有，所以提出这类口号，反映的是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扩招、合校、专升本等做大做强的举措不断，国家行为的“985工程”与“211工程”高校建设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实践。应该说，这些举措和行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2012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办学思路随着时代变化而出现了更为实事求是的变化，即分类目标建设，国内历史形成的一流大学在一定时间内向世界一流迈进，非国内一流但某些专业一流的大学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不再笼统地要求上百所“211工程”及数十所“985工程”大学都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种以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为目标的大学建设指导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深刻变化，势必影响各个层次和类型高校在办学思路与理念、学科与师资、教育教学、课程教材、培养目标与体系的一系列变化。
第二，行业和专业性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明确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从各个学校的专业性质出发，明确自身专业建设的目标、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教学体制与建制，决定教育教学、课程教材、教学手段与模式等，教材、课程和学科建设都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这个中心而运行。有了明确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接下来就应该明确或确定如何在中文专业教学实践中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教材，或开发建设适用的教材，如何在选用教材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方式。 第三，坚持国标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教育部高教司通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设目标的国家标准，这是各种类型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在教材、课程和教学上都要遵循的指南，都要达到这个基本国标的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培养中文人才。目前，各个类型大学也都是按照国标要求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但是，由于如上所述的各种类型大学的性质、学科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在遵循国标的基础上，也要从自己学校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在教材、学科与教学设计上，应该灵活变化，适当增减，适用为主。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和课程为例，综合大学强调的是深广与专精的统一，所用教材的史学性、学术性、分析性、理论性、阐释性比较突出，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史知识的广深通博、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能力的强大。师范大学重视的是文学史与文本性、历史与美学的兼容，强调通过该课程和教材的学习着重培养学生文本分析与赏析能力，以适应未来语文教师职业的要求。众多专业性和行业性大学中文专业，就不能盲目跟着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模式走，而应该结合自己学校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建设自己既遵循国标又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理工农医类大学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教材，应与其他中文课程一样，重在基础性与文本性，不求广博精深。新闻传媒和艺术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也不必过分强调文学史的史学性与理论逻辑性，而应将文本性与赏析性、文学史基础与文学的艺术性作为教材建设与使用、课程教学目标与方法的重点。总之，行业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与教学，在坚持和执行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国标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一定都要结合本校的行业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开发与选用合适的教材，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式地跟随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的模式，从而形成自己的教材与教学模式。
第四，我国现行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模式，总体上带有20世纪50年代接受的苏联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讲授中国与外国的文学史时，重视史学性、系统性、理论性、思辨性，强调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与不断“进化”和进步的演进。各个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与教材，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历史留下的痕迹，故此我们重视讲文学史与文学史的系统性——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文学史观念和规律意识驱使的结果。其实历史与文学史规律既有真实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和建构的一面。特别是文学史，往往是规律和非规律、发展前进与保守固有、历史理性与主观感性的统一，因此重视对历史规律与发展轨迹描述的文学史，难免把生动多元、百花齐放的文学现象硬塞进设定的文学史框架与模式之嫌，以人为设定的理性逻辑剪裁和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与苏联和受苏联观念与模式影响的中国内地的文学史教材与教学不同，欧美日本的大学一般不讲授刻板的体系化的文学史，而是重视对历史进程中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文本的讲授和教学，培养学生文学的、美学的、艺术的感知与审美能力。鉴此，我国目前综合类和师范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经出现了淡化体系化历史而重视文学现象描述、培养学生掌握经典重在领悟赏析的教材与科学模式。作为行业性大学，特别是像新闻、传媒、艺术类大学，就更应该淡化大一统的文学史教材和教学模式，着重开发建设适合学校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的以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的领悟、感知、鉴赏、审美分析为主导的教材，并用之于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多样化的、适于专业培养目标而又随教育观念和历史观念变化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或者类文学史教材，应该是行业性大学教材与教学建设的目标。
[责任编辑：陈立民]
关键词：行业性；高校；教材；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课程，与此相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陆续出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三部最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此外还有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自编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高校数量、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同专家学者主编或独撰、由教育和综合出版机构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计有数十种之多，仅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多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的使用对象，总体上都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亦称汉语言文学）的，从大类上看又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式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这是主体，其次还有参与中文本科和研究生自学的社会成人。
但是，当下中国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大学的性质和功能上又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985工程”高校为主的综合大学，或省属的综合大学；第二种是师范类大学；第三种是专业和行业类大学。各个类型大学培养的人才目标和定位是不同的，毕业后的就职去向即所谓出口的不同，决定了培养方法、过程与体系的不同，简言之即课程设置（含学时与学分）、教材使用、教学手段不相同。综合类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是党政机关、报刊出版、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少党政机关秘书和著名报刊撰稿人多出自综合大学。师范类大学培养目标主要是教育机构管理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目标定位清晰明确又稳定持续。行业类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说是目标定位最含混不清的。比如，理工农医类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改革和体制的变化，意识到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单纯专业类大学存在弊端，纷纷向综合大学看齐，因而设立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为了弥补综合性不强而采取的未遑深思和缜密论证的学科补短板行为，设立中文专业的目标定位大多不清晰。新闻传媒与艺术类大学也是在建设小综合大学或为新闻艺术类专业打基础的思路下，建立中文院系和专业的。还有很多专业性大学则是在做大做强和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把原先为学校开设基础课的大学语文部改设为中文系或文学院。由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出口就业导向不清晰，所以这些高校的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都与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教材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盲目性。即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使用而言，综合大学由于培养目标定位上的通识性、通才性，所以强调教材与教学的精深性与广博性。这些大学的中文专业往往都是学校的显学，师资力量强大，所用教材多采用自编和公开出版的学术性很强的教材。师范大学也由于培养目标和出口导向的明确，所以为了培养合格的中等教育领域的师资，教材和教学上也具有目标性，注重选择知识内容比较广博且作家作品分析见长的教材。最麻烦的是专业类和行业性大学，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的含混，导致这类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使用上因课时、学分的差异而五花八门、深浅不一、宽窄各异。教材使用上也是变化不断，或者采用综合大学大人才和通识教育目的下的教材，或者采用师范类大学以培养语文教师为目的的教材，或者采用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通用的教材，或者采用自编或本校与外校合编的教材。甚至一校之内使用的教材也不相同，如某些传媒艺术类为主的小综合性大学或建立了中文系、文学院的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本科采用综合类教材，而作为基础课为其他新闻传媒和艺术类学院开设的现代文学课程则受学时和学分限制，只能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讲授和作品解读与分析，基本没有适用的教材或不用教材。
那么，专业行业性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对此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应该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在2012年以前基本上是做大做强，各个内涵和历史、学科和水平不同的大学都提出了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些行业类大学也不甘落后，如提出了办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师范大学，或世界一流传媒大学等。其实世界上虽然有著名的专业类大学，却多是理工、医学、艺术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美术学院等，而麻省理工学院虽然以工科著名，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虽然以师范为名，但实质也是综合性大学。单纯的师范或传媒类的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没有，所以提出这类口号，反映的是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扩招、合校、专升本等做大做强的举措不断，国家行为的“985工程”与“211工程”高校建设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实践。应该说，这些举措和行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2012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办学思路随着时代变化而出现了更为实事求是的变化，即分类目标建设，国内历史形成的一流大学在一定时间内向世界一流迈进，非国内一流但某些专业一流的大学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不再笼统地要求上百所“211工程”及数十所“985工程”大学都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种以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为目标的大学建设指导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深刻变化，势必影响各个层次和类型高校在办学思路与理念、学科与师资、教育教学、课程教材、培养目标与体系的一系列变化。
第二，行业和专业性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明确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从各个学校的专业性质出发，明确自身专业建设的目标、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教学体制与建制，决定教育教学、课程教材、教学手段与模式等，教材、课程和学科建设都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这个中心而运行。有了明确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接下来就应该明确或确定如何在中文专业教学实践中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教材，或开发建设适用的教材，如何在选用教材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方式。 第三，坚持国标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教育部高教司通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设目标的国家标准，这是各种类型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在教材、课程和教学上都要遵循的指南，都要达到这个基本国标的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培养中文人才。目前，各个类型大学也都是按照国标要求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但是，由于如上所述的各种类型大学的性质、学科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在遵循国标的基础上，也要从自己学校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在教材、学科与教学设计上，应该灵活变化，适当增减，适用为主。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和课程为例，综合大学强调的是深广与专精的统一，所用教材的史学性、学术性、分析性、理论性、阐释性比较突出，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史知识的广深通博、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能力的强大。师范大学重视的是文学史与文本性、历史与美学的兼容，强调通过该课程和教材的学习着重培养学生文本分析与赏析能力，以适应未来语文教师职业的要求。众多专业性和行业性大学中文专业，就不能盲目跟着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模式走，而应该结合自己学校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建设自己既遵循国标又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理工农医类大学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教材，应与其他中文课程一样，重在基础性与文本性，不求广博精深。新闻传媒和艺术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也不必过分强调文学史的史学性与理论逻辑性，而应将文本性与赏析性、文学史基础与文学的艺术性作为教材建设与使用、课程教学目标与方法的重点。总之，行业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与教学，在坚持和执行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国标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一定都要结合本校的行业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开发与选用合适的教材，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式地跟随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的模式，从而形成自己的教材与教学模式。
第四，我国现行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模式，总体上带有20世纪50年代接受的苏联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讲授中国与外国的文学史时，重视史学性、系统性、理论性、思辨性，强调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与不断“进化”和进步的演进。各个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与教材，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历史留下的痕迹，故此我们重视讲文学史与文学史的系统性——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文学史观念和规律意识驱使的结果。其实历史与文学史规律既有真实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和建构的一面。特别是文学史，往往是规律和非规律、发展前进与保守固有、历史理性与主观感性的统一，因此重视对历史规律与发展轨迹描述的文学史，难免把生动多元、百花齐放的文学现象硬塞进设定的文学史框架与模式之嫌，以人为设定的理性逻辑剪裁和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与苏联和受苏联观念与模式影响的中国内地的文学史教材与教学不同，欧美日本的大学一般不讲授刻板的体系化的文学史，而是重视对历史进程中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文本的讲授和教学，培养学生文学的、美学的、艺术的感知与审美能力。鉴此，我国目前综合类和师范类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经出现了淡化体系化历史而重视文学现象描述、培养学生掌握经典重在领悟赏析的教材与科学模式。作为行业性大学，特别是像新闻、传媒、艺术类大学，就更应该淡化大一统的文学史教材和教学模式，着重开发建设适合学校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的以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的领悟、感知、鉴赏、审美分析为主导的教材，并用之于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多样化的、适于专业培养目标而又随教育观念和历史观念变化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或者类文学史教材，应该是行业性大学教材与教学建设的目标。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