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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汕头市区约20公里的澄海区莲上镇涂城村,有一座仿天壇祈年殿造型的建筑,这就是中国首家“文革”博物馆。该馆于2004年3月开始建设,当年12月20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个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用黑体石材以影雕工艺的形式,将一本名为《“文革”博物馆》的书逐页放大,镶嵌于首层的展壁上。共计623块,包含29万字和1100张图片。另外,馆中还展出了部分已收集到的“文革”实物和与“文革”有关的书刊。
这个博物馆是塔园景区的13个景点之一。“其实,整个塔园就是一座大‘文革’博物馆。” 博物馆的筹建者,曾经担任过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的彭启安说。塔园里的每个景点都与“文革”有关。
1996年,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应邀前往塔山参观建设中的“思源亭”、“葑菲阁”。“山上的乱坟堆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里面埋葬的是‘文革’中的部分死难者。”彭说。这使他突然想到要在这里建立一座纪念性的、以反思“文革”为主题的公园。
他的建议得到涂城村政府赞同。后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提振当地的旅游业。但彭启安更关注的是“文革”问题。“我的第二个孩子在‘文革’后曾经问我:为什么当年在批斗中不以拳头回敬强行要绑我、要我跪地的人。”彭说,他当时对这一提问感到十分惊讶:一段惨痛的历史对他的下一代来说竟然如此陌生。
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澄海全县有10万多名民众受株连,伤残4500多,死难者达400余人。其中有70多人藁葬于塔山之侧。
得到当地村政府的支持后,彭启安从1996年开始忙于塔园建设的发动、策划、设计、募资筹款及文字收集等工作。起初他并没有计划要在园中建设一座“文革”博物馆。直到2003年5月,他收到原汕头市长李春洪所赠送的、由杨克林编著的《“文革”博物馆》。
“这本书写得很好,把‘文革’全过程如实地写进去。我们想,如能把此书展览出来,让后人一目了然记住十年悲剧历史,多好啊!”彭说。
早在1986年,巴金在其《随想录》中就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并强调“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巴金的这两句话连同其巨幅照片现已成为塔园“文革”博物馆首层展厅的主体。
在建设“文革”博物馆的过程中,彭启安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从1996年至今,建设塔园景区所花费的1100多万元资金约有90%由他募得。这些资金分别来自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潮汕各地的新老党政官员,以及海内外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士。
有一位出资者特别受到彭的重视,并为此建设一个名为“榕石真诚”的小景以示纪念。他就是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他在2002年通过其基金会向塔园捐赠30万元,并在回信中赞扬“塔园之建设为历史留下忠实之见证”。
一些离任的官员也对彭的举动表示赞许。1998年,原国家广电部科影部政治部主任陈曙光游览塔园之后,留下“建设塔园,启迪后人”八字。2001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看了彭所寄的《塔园留踪》一书之后,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据统计,至今为塔园慷慨解囊的与写诗题词的各有近1000人。
“实践证明,正义的东西会得到有正义感的人的支持。”彭启安表示,近十年来除了建设资金来之不易,他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并不大。此前,澄海区政府曾经有官员担心彭的行为可能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
“办这件事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揭谁的底。而是要大家把这段历史记住,今后做官也好,做人也好,不能乱来。”彭启安说。
这个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用黑体石材以影雕工艺的形式,将一本名为《“文革”博物馆》的书逐页放大,镶嵌于首层的展壁上。共计623块,包含29万字和1100张图片。另外,馆中还展出了部分已收集到的“文革”实物和与“文革”有关的书刊。
这个博物馆是塔园景区的13个景点之一。“其实,整个塔园就是一座大‘文革’博物馆。” 博物馆的筹建者,曾经担任过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的彭启安说。塔园里的每个景点都与“文革”有关。
1996年,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应邀前往塔山参观建设中的“思源亭”、“葑菲阁”。“山上的乱坟堆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里面埋葬的是‘文革’中的部分死难者。”彭说。这使他突然想到要在这里建立一座纪念性的、以反思“文革”为主题的公园。
他的建议得到涂城村政府赞同。后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提振当地的旅游业。但彭启安更关注的是“文革”问题。“我的第二个孩子在‘文革’后曾经问我:为什么当年在批斗中不以拳头回敬强行要绑我、要我跪地的人。”彭说,他当时对这一提问感到十分惊讶:一段惨痛的历史对他的下一代来说竟然如此陌生。
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澄海全县有10万多名民众受株连,伤残4500多,死难者达400余人。其中有70多人藁葬于塔山之侧。
得到当地村政府的支持后,彭启安从1996年开始忙于塔园建设的发动、策划、设计、募资筹款及文字收集等工作。起初他并没有计划要在园中建设一座“文革”博物馆。直到2003年5月,他收到原汕头市长李春洪所赠送的、由杨克林编著的《“文革”博物馆》。
“这本书写得很好,把‘文革’全过程如实地写进去。我们想,如能把此书展览出来,让后人一目了然记住十年悲剧历史,多好啊!”彭说。
早在1986年,巴金在其《随想录》中就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并强调“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巴金的这两句话连同其巨幅照片现已成为塔园“文革”博物馆首层展厅的主体。
在建设“文革”博物馆的过程中,彭启安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从1996年至今,建设塔园景区所花费的1100多万元资金约有90%由他募得。这些资金分别来自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潮汕各地的新老党政官员,以及海内外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士。
有一位出资者特别受到彭的重视,并为此建设一个名为“榕石真诚”的小景以示纪念。他就是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他在2002年通过其基金会向塔园捐赠30万元,并在回信中赞扬“塔园之建设为历史留下忠实之见证”。
一些离任的官员也对彭的举动表示赞许。1998年,原国家广电部科影部政治部主任陈曙光游览塔园之后,留下“建设塔园,启迪后人”八字。2001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看了彭所寄的《塔园留踪》一书之后,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据统计,至今为塔园慷慨解囊的与写诗题词的各有近1000人。
“实践证明,正义的东西会得到有正义感的人的支持。”彭启安表示,近十年来除了建设资金来之不易,他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并不大。此前,澄海区政府曾经有官员担心彭的行为可能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
“办这件事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揭谁的底。而是要大家把这段历史记住,今后做官也好,做人也好,不能乱来。”彭启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