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南田横山，僻野乡下，一个名叫朱章甫的读书人，正在家中养病。闲散无事之际，写下一段文字，题为《自传》，对自己的过往经历进行了细节化的记录。是年，朱章甫二十八岁，方正壮年。
时光逝水，转眼波澜，一晃便是77年痕斑。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纸张昏黄，一角早已缺落，得小心翼翼地翻阅;触手指尖，如是兵荒马乱，怕惹流年。于是，拍了照片，一张张，一次。
幸好，墨色深沉，字亦端规，对着照片，斟字酌句地在电脑上录了下来，计约七千余字，雖耗费了不少时日，但见先辈故事，从字里行间跃然，有欣喜之莫名;而感慨时旧，诸如别梦，亦让人唏嘘黯然。
如是，我闻。记之，念之。
二
其实，故事应该从民国四年（1915）开始，这一年，朱章甫出生。一本书，起于封面的格调;一个人，源于家境的底色。孕育之初，风从哪里走来，就难免有哪里的味道散发。于朱章甫而言，其家虽位僻野乡下，但亦于南田平畴之中，有几口薄田，自耕自种，俭朴以持，度日尚可。
说白了，朱章甫出生于一乡野普通人家，那时普通人家生下一普通孩子，是再也普通不过的事情。何况，在朱章甫之前，已有姐兄相继出生。自传中记载，其“三四岁时，父母命姐辈领导而携带之”“在五岁时，只由己意，从兄去牧牛而已”。亦如他自己所说：“吾岂异乎人哉。”
而关于普通，则我曾有这样的认识，斯时民国，于地主士绅之外，乡野之中，皆困顿流离之辈。二元对立的脸谱式教育熏陶，非此即彼的印象判断，往往会蔓延成理所当然的认知。直至岁白历长，才恍然有悟，大凡世间的人与事，实是中和居多，只是因为普通，易被人淡忘而已。亦如，那些普通人家。
是的，于年少而言，所有的普通都不是心甘情愿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普通，让年少的朱章甫萌发了不普通的渴望强烈。而于彼时，要想摆脱不普通，或者说是出人头地，于普通人家而言，虽科举制度已废，读书依旧是他们内心认可的径途唯一。只是，在僻野乡下，能够接受教育的平台，往往限于稀缺，读书的机会，实非俯拾可得。直至朱章甫八岁，才得以与二哥一起进入附近外宅的私塾读书（大哥有足疾）。半年后，遇私塾老师有事，于是，“斯塾遂停顿，吾侪读书亦随之而休”。
热爱读书，想让自己变得不普通。这样的愿望，在僻野乡下，总会面临着各种变故。还好，就在朱章甫姐丈（夫）家，防营王哨长，一个驻扎地方的部队军官（相当于现在地方武警中队队长），办了一私塾，主要目的是让儿子读书，只是怕儿子一人读书太寂寞了，便叫了一帮孩子来陪读。于是，“我和二兄及其余同学皆为附馆伴读之人，主教者乃为防营师爷也。”
也就是在这里，朱章甫大概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了所谓不普通的具象。“子取名风来，貌颇清秀，天资颖悟，加以王哨长夫妇严格教训，穿以美服，品貌自必高人一等。”有意思的是，风来不是王哨长的亲生儿子，而是“哨长之太太无子，买西岭人家儿子而为己”。能把孩子卖予人的，自然不会是富贵人家，最多家境普通而已，但通过教育，就会变得不普通，对于朱章甫幼时心灵，其认知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自然也倍加珍惜这读书受教育的难得机会。
然而，好事磨人，“未及半载，王哨长奉令调遣处州，吾之求学亦从而中止。”直到第二年，民国十三年（1924），朱章甫十岁，才与二哥到乡里南田小学三年级读书。从横山到南田小学，步行有三四里的脚程，此前父母亲予以先读私塾的做法，或有路途、年岁及学费等综合考量，但于实质本体而言，则是从传统国学（旧学）到现代教育（新学）的时代跨越。
南田小学兴办于1908年，实行六年制教育，是南田这一带的“最高学府“。系乡绅刘祝群（刘耀东）家族首倡创办。刘祝群不是普通乡绅，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老资格会员，教过新学，做过议员，当过县长，后于民国九年（1920），在税务局长（江苏宝高）任上辞官回乡，居隐南田。可以说，是乡绅中的新派人物，新派人物中的乡绅代表。这样的历练底蕴，自然也让南田小学不束于乡野旧派，而更有新生气象。
对于朱章甫而言，这种跨越亦是影响深远。不过，起始时，表现出来却是一种障碍：直接读三年级，朱章甫发现，“各种功课颇易入门，惟算术一科，因始进学校无有根底，不懂加减，故每至算术上课，便心生畏惧，以每至算术钟点，均被教算术先生周君志深责骂也。”只是，被老师责骂也就算了，还被一个叫刘忠育的同学各种欺负，校园欺凌并非只是现在独有的，孩子的世界，也是有江湖的。结果，才读了两个月，就选择自我逃避辍学回家去了。
隔了一年，又入该校三年级。求学之路断断续续，可谓一波三折。但幼小时心灵埋下读书的种子，自然是不会轻易湮灭的。而朱章甫这次复学，“得年长同学鸣皋之弟徐赞琼，泰顺徐献琛之侄徐定鹄辈之袒护，致使刘忠育等不敢仍踏故辙再来侮辱，方使我和二兄等安心读书。”于是乎，在发奋之下，“算术一科虽仍不及于人，但其余各科都超人一等，故各科成绩均在优等。每次列榜示，非是第一则为第二，此后极受同学看重，各先生嘉奖。”
就这样，朱章甫的读书兴趣被极大激发出来，更是几乎顺利地读到了六年级小学毕业。不过，期中亦有一小插曲，就在朱章甫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学校发生新老校长之争，结果学校师生一边倒地支持老校长刘质君，甚至还写信上告到了县政府，县政府在一番综合考量下，即没让新校长上任，也没让老校长留任，而是委任该校教员叶公望为校长。校长之争终告一段落，只是毕业时间却被推迟了。
于此期间，因支持老校长，秋假后朱章甫就没有去上学，而是选择在家帮忙家务农活，直至校长之争尘埃落定。而父母亲见其勤劳堪用，便萌发让他留在家里明年再去上学的念头。不过在朱章甫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在当年顺利上完了小学，并取得毕业考第一的好成绩。
在那个求学相对艰难的时代，小学毕业对于乡野普通人家孩子亦已是了不起的存在，因此，约定俗成，“凡毕业生，须合资备毕业酒招各士绅和先生，以作谢意。”在毕业典礼上，士绅教师入座，代表上台演讲，来宾致词，先生训话，毕业生答词，仪式感十足。而于朱章甫，“校长分发各士绅赠送各毕业生之奖品，我得第一，赠品最多，有刘松君先生所赠之金花盏碗一个，刘祝群先生所赠之括苍自怡集一本，刘质君先生所赠之外方内圆砚盂一个和笔墨……” 这一年，是民国十七年（1928），朱章甫十四岁。毕业第一的荣耀高光，无疑让朱章甫真切感受到什么是与众不同，什么是不普通。但仅仅于此，显然还不足以实现不普通的愿景，就在朱章甫憧憬着考入中学继续读学时，却因为家境的普通，被搁浅于现实。因为，那时中学，是要到温州去就读的。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纯经济支出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显然，此时的家庭境况，不足以支撑朱章甫前往温州读书。而为此，朱章甫难免耿耿于怀，亦不讳在自传中写道：“因家境清平不果，因此我抱有成见。”
可以想象，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于荣耀高光中忽然崩塌的影像。南田横山，草木如常，人情世故，甚至连山风路过的喘息，亦是气味熟旧。不过，对一个母亲而言，异变却是明显的，眼底那个少年的身影彷徨，房前屋后，田间地里，无时无刻不刺在她的内心。而在朱章甫的叙述中，则是“母亲谈我小学毕业便即中止，殊为可惜，百般设法”。
不易见父亲的隐忍，但一个母亲的不惜主动，总是在微小处撼天动地，甚至是于七十多年后，见文于此，一个后辈的眼里，亦不由泪花起泛。人世间最不普通的，其实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只是因为大多时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便觉得普通而已。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有一天，受委托的姐丈带着朱章甫来到一个叫松君的老先生处询问，先生以为，“现时中学，多读白话，无资本人不必去读。我还是介绍汝去读文言。”且先生还以他的理解告知：“白话是灯笼壳，文言是百金担，现能负百斤担，何患不能挑动灯笼壳？”在当场验考了朱章甫的古文功底后，便写信给莘庄夏守谦，向一个专读文言的私人书馆予以推荐。
于是，毕业后的第二年，朱章甫又开始了书馆求学的经历。彼时南田，虽已是民国十八年，但乡风民俗，于此间却是变化甚微，乃至变革前沿的教育，新学虽是趋势，但旧学亦有市场，书馆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对朱章甫来说，从旧学到新学，又从新学到旧学，求学之路坎坷几番，特别是就读温州中学搁浅现实后，渴望通过读书实行人生不普通的强烈或有冲淡，只是源自本能求知的欲望亦成为某种惯性，不能罢休。
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文言学习中，朱章甫几乎经历此前入学南田小学的过程“翻版”。从私塾到小学，吃了算术亏，而从小学到书馆，又吃了文言的亏。“在校时专读白话文，初读文言颇难领悟，况从华开敏等考生（高级班）读左传古文语意较深之书，更觉不懂，不免有望尘莫及之叹。故读不数日，遂逃归。且自以为我在学校名列第一，今则名落孙山，岂不愧煞，竟不肯嗣往。”
当然，又是得家里人各种解释鼓励，朱章甫才收拾好心情重新前去。而吸取上次自我估计过高的教训，这次选择跟次级班同学一起学习。慢慢地，“颇知用功有争先之意，读书兴趣勃然而发，而所得之成绩亦优。”
而在学习之余，在那个普遍有饥饿感的时代，舌尖的滋味成了那段时间最为深刻的印记。于当地有个叫体藩的同学，其家人对他一干同学特别照顾：“每餐必赠菜品，过节宰猪必请吃饭。”更让朱章甫念念不忘的，还有这样的细节叙述：“体藩之祖母黄氏，前年我在彼家读书已晚，去撮火煨饭，黄氏坐在柴仓之凳上，手拿两个鸡蛋糕在啖，一见余，遂将手中留下之一个给余。今思之念黄氏之爱我若孙子，难能而可贵也。”
在相对枯燥的求学环境下，对于前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情爱自觉禁锢之下，美食自然就是最好的陪伴。于是，在被美食熏陶的书声中，日子滋滋冒油：“生活却极为舒适，却念光阴迅速，我和耕尧等食必同桌，学必同案，出入相随，游戏与共，转眼一年又已过去也。”
一年，又一年。两年后，随着书馆掌教赵玉樵先生的离去（执教鳌里南屏小学），朱章甫自我叙述中的舒适时光，又告段落。原本是想去鳌里跟赵玉樵先生继续学习，却又苦路距久远（大概二十余里），更有途经八都岭“既长且峻，步履艰难”，难免心生退却。一番周折后，还是选择了南田小学的赵晓群先生。先生在五十二都（今大峃龙川）一带名气很大，刚被聘为南田小学教员。起初，先生以“年老力衰，即已担任学校相当功课，再无气力教汝读书”为由予以婉拒，最终是，“校长志邦先生亦答应，悦群姐丈等亦恳切请求，先生方允诺。”
于朱章甫眼里，赵晓群先生是一个严格的老师，“惟晓群先生改文较诸玉樵先生严格得多，玉樵先生在平常句语都必加圈点，不多修饰;晓群先生则不然，文中稍有不妥，即行涂改，每题当中极附题精粹处，方加圈点。在学生时代未尝不恨晓群先生，而满意于玉樵老師也。”于师所教，于教所获，孰得孰失，溢于言表。
又一年后，朱章甫十九岁。家里父母决定不再给朱章甫读书。不是父母亲不爱儿子，而是父母亲觉得，儿子的学问已经足够做一个教书先生了。一个乡野普通人家，对于儿子的期许，能够做一个教书先生，既是相对体面的，亦能拿薪持家，自是心满意足了。而对于朱章甫，或心有不甘，但亦要面对现实。彼时这个年纪，是该要就业工作了。
从八岁到十九岁，寒窗十年有一，求学之路或间又断续，相对斯时而言，虽不算太长，但亦不短。只是，于南田一隅，在新学旧学里来回倒腾，毕竟是缺乏系统的有效，让朱章甫无法通过读书达成知识的丰满，更无法在当时已通行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教育体系里，实现最初念想的不普通。对于乡野普通人家的读书子弟，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而这种宿命的拘束，在朱章甫就读温州中学搁浅现实时，或有隐约自觉，但困于环境，亦有不甘各种，但最终，还是习惯指向自我。于是，他把原因归结于：
“噫，我自南田小学毕业后，虽再求学，但大多同学性都懒惰，我一人虽欲用功，但近朱者赤，学业亦懈怠;而今习惯亦成自然，故所读之书不多，而所得之学有限，由今思之，亦悔之无及。”
这一年，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月，已占领东三省的日本，又攻陷山海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在南田僻野乡下，枪炮的轰鸣，对这里的生民来说，那又是太遥远的声音了。
而于朱章甫，一个学业刚刚步止的青年，乡野之上，或极目眺望，松风阵阵，生活的枪炮，刺耳更加。 三
有些生活似乎是可以设计的。很快，朱章甫就得到了瑞安周体岳舅父的介绍，得以任教谈阳初级小学。彼时南田，文风亦算盛行，诸多村落，兴办小学，蔚然一时，教师资源自是稀缺。于是乎，从学生到教师，理所当然水到渠成。朱章甫的人生轨迹，在父母亲的努力期许下，终于稳稳落地接轨。
一个乡村教师，大概算不得如何不普通，不过，跟普通村民相比，亦有所不同。作为教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如同面对曾经的自己，却承载着更多不普通的责任。让教育改变命运，让学生变得不普通，是教师的魂灵赋予。即是乡野僻隅，朱章甫亦懂得这个道理，更为初生牛犊，身体力行。
初任教师，年轻的朱章甫热情难抑。当时的谈阳小学，有四五十人，两个教室，分五个级段，规模不比南田小学，但于南田乡下，亦是难得。至于师资，“周姓校长兼教国语常识等科，其余体育算术美术工艺各科均由朱章甫担任。”而教学环境则是“校中全无装饰，零落非常。自我到后，编造各种图表和画，有水绿动植物之标语四周张贴，焕然一新”。虽然条件相对艰苦，但乍为人师，朱章甫还是满怀期待积极投入。
只是，朱章甫的积极投入，最终还是收获了失望。起初，学校说好给他的年薪是八十元（当时大学老师一月工资有二三百元），结果由于校长缺钱，第一年就被拖欠了二十，恰逢那年家里烧瓦亟待需用，屡次讨要后，校长只给了一张白条，第二年才给与补足。这难免让朱章甫心生扫兴，不愿继续。
从理想到现实，有时只是一元钱的距离。不过，于年轻者而言，总是喜欢与理想亲近。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岁的朱章甫为十源蒋姓校长所聘，任职十源小学，年薪九十元。校长不兼教，学校有两个老师，一个叫慕英的老师教国文、算术、常识，其余学科由朱章甫负责。相对谈阳小学略有改善，不过环境同样艰苦：“校中无图表，亦无标语，自余到此校，方依环境之需要，何处贴标语，何处张图表，设纪念厅演讲台，如此略加整理方成。”“该校虽为湫溢低暗，经我之热心装饰，非惟无有人说坏语，来校者而且称誉不止也。”
于十源小学，朱章甫的回忆是带有欢乐味道的。而在那个时代，自然流露的，就是夹杂饭菜的烟火气息：“余和慕英虽属初次同事，业而煨同锅，食同桌，煮饭洗碗依次挨轮，无论何人稍有不适意，皆由一人料理，亦无怨言，亦可谓善同事也。”
第二年，慕英老师离去，朱章甫一人执教，不过校长把年薪加到了一百元，而其余开支由学生家属提供，朱章甫是这样叙述的：“待余最优者是学生，时而送菜，时而请饭，而且各种菜品，十分适宜，甚适胃口，真个迄今留齿犹芬也。”在那个匮乏的年代，食物自然是最好的奖励，于是，“校中虽只余一人维持，但学生名额比上年却有增加，教学处置得法，亦不觉手续之繁忙。”
由于只有老师一人，朱章甫与住宿同学都是同桌吃饭的，自然师生感情也不同一般。在朱章甫的叙述中，有一个叫周志梯的学生，与他年纪也不相上下，印象深刻，“初来时，每饭必杂薯丝，与余和友彦等同桌食之，自觉惭愧，食时常流泪。余戒彼曰，汝肯食薯丝，全无关系，食饱与米饭何异，汝进校之目的，在乎求学常进，不在乎伙食之佳良，能勤且俭乃是第一等学业。其乃愧，闻余言乃休泪。”
于是，师生“感情益狎”，“故每日晚饭后，余必和住校学生出外郊游，一路闲谈，时而插入训诫之语，兴趣勃然，忘路之远近，有时竟夕阳落山方回校。”
不过，世事滋扰，这样的欢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两年后，民国二十五年（1936），“校长见内地赤匪扰乱非常，暂将学校停顿，而自举家逃避县城。”作为教师，为生计故，朱章甫又只好回到谈阳教书。
而对于“赤匪”，于彼时南田，多有恐怖之传，亦确有地方武装中有名有姓某人被杀之事实。至于亲眼目睹，此前朱章甫曾有这样叙述：“是年冬（民国二十四年），为阳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忽传南田有赤匪百余至，南田之守卫者已被匪枪杀四五人，吾侪师生闻之，异常惊悸。校长不请我等逃避，余乃和住校生万有彦兄弟等由学生周志梯带至彼家避宿。翌日早晨，一起回校，不意行至半路，竟遇赤匪先头部队，问我等作何事，我答以住外面斋垅地方，而去十源小学读书，匪说无妨，愿自去……”
此后，又有叙述：“谈阳是为青瑞出入必经之地，昼时夜间亦时有赤匪经过。余于某夜间逃一次，而日间赤匪之首至校中，而不亦逃，曾假大胆子向匪首行礼谈话，见其状甚客气，表示与我等为教师者无关。视一周乃去，在校旁之马佛宫召集民众开会演讲。”
传說中杀人如麻的“赤匪”，与见面“甚客气”的印象，其中荒谬隐藏，在朱章甫的叙述中并没有太多思索流露。一个乡村教师，哪怕对于学习有再多热心，格局与识见难免会被身处环境限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革命那是遥远的事情。哪怕是确切发生在身边，亦都是心怀恐惧自觉远离。
也就这一年冬天，二十二岁的朱章甫见到他未来的妻子叶雅。准确地说，是未婚妻。那个时代，媒妁之约，父母之言。很多夫妻订婚前甚至是结婚前都是未曾见过面的。而此前，朱章甫也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
能见面也是因为兵匪的缘故。叶雅姓富，是距横山十五里外的梧溪人，“梧溪这个地方，为八九两都，兵匪出入必经之地，见有女子在家逃避不便，以我横山较为偏僻，非兵匪可以停留之处，为安身得多，故将其女送入我家，而自和孩子避乱丽水。”
于是，便发生了这样一幕：“十二月，余自谈阳小学放假回家，一见吾妻，原是一身高体胖之女子，不胜心喜。自以为貌虽平常，而康健之美甚可嘉也，乃每日上午在楼房中教其读书写字，颇觉兴趣。直至翌年清明节时，局势较平后方行回家。”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爱情。对于七十多年后的年轻人来说，爱情大抵是要来自于恋爱的自由。至于时下风靡的相亲，亦多是婚姻强入味。而爱情与婚姻，因果类似，在现代人眼里，却似乎是格格不入的。而于后辈，则我还是相信，那，便是爱情。爱情与起始无关，男女之间，若心忽生欢喜的那一刻，爱情就是萌发了。七十年前，乡野晨清，日光正好，于楼房中，一未婚男子，教一未婚女子读书写字，都是像极了爱情的样子。 民国二十六年（1937），朱章甫二十三岁。或许是爱情的萌动，又一次催化了朱章甫不甘普通的念想。于是，“斯时，不愿继续教书，有决志出门之意，故谈阳虽复请我而不去，百般设法要寻同伴出湖南，欲作铁路之差。”不过，父母亲觉得世道险恶，“以出门日为受死日”，极力予以阻止。
既然是不能出门，寻求改变的朱章甫又萌发了做生意的念头。“是年，南田小学各教员，见南田驻兵极多（有十九师国军在南田缉拿匪类），商铺生意旺盛，乃合资开一合作社——颜回公信，余姐丈德龙，见余在家无事，乃介绍我至南田小学教书，时大家商（议），欲以公信经理一席与余。旋因余等已选刘柏青为经理，以余代柏青之职，仍为南田小学教员。”此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军要开入上海作战，南田驻兵也随之调往，生意一事也就此作罢。
而直到四年后，民国三十年（1941）上半载，“合作社之长刘季华，司库刘协持聘余要为南田乡合作社主任兼会计，余乃受校长之许可而至合作社从事也。”不过很快的，朱章甫就觉得“以我教育界初入商界，似觉格格不入，全无意思，意有离任之意”。而“季华、协持等见余无意经商，有意顾及刘则宽先生（是年春，蒋志英防守临海为日军便衣队刺杀，而刘则宽先生等之随从均先后回家），乃将余回却，以我之职邀则宽先生顶替，如此我可辞，彼可就，间一举而两得，其当也。故下半载，余复入校任教。”
改变终究是艰难的，但爱情还是结出婚姻的果实，尽管这个果实是早就被预订好的。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朱章甫与富叶雅结婚的日子。在僻野乡下，结婚无疑是一个盛大的日子，而在横山，七十多年后今天，还流传着这样的细节精彩，说朱章甫结婚的那一天，陪嫁的“家私”从八都岭脚一直连到八都岭头，众说八都岭有五里长短，这样的陪嫁丰富，难免让人浮想。至于理由，则是说朱章甫人貌好有才华，能文能武，不是一般人，娘家怕女儿嫁过来被看不起。
只是，这样的细节精彩，终归于传言。而在朱章甫的叙述中，更是不见踪影。朱章甫是这样叙述的：“全校同事和南田士绅刘祝群、年振禾、季华、协持等，皆来做贺，祝群先生独送贺诗一首，其余各诸士绅送贺联一对，为祝我父母双寿（六十岁），此外校中十几个学生前来参加入贺，送大绸钉大金字锦幛，和刘祝群先生所书之书法，赵瘦仙先生所书之联，于厅轩斋一齐张挂起来，可谓热闹非常。”
与一般村民不同，对于自己的婚礼，朱章甫完全是以一个读书人视角展开的。在小学毕业典礼上，朱章甫提到了刘祝群，而这一次又特别提到刘祝群，在朱章甫人生的高光时刻，刘祝群都参与其中，并赠送了相关礼物。或许对于朱章甫而言，在一个人婚礼上，那绵延八都岭的陪嫁家私，只是风俗绵延，而刘祝群这样的读书人代表，抑或说是文化乡绅的祝福，才是馈赠给婚礼最好的礼物。
彼时，虽是匮乏年代，但一个读书人对文化是发自内心尊重的，或者具象来说，是另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是年八月（民国二十六年），秋假期中，不归家，为刘祝群先生钞文成公年谱和其先君刘焉斋先生年谱，钞毕以法币四元作钞续费，余不受，乃赠余《刘厚庄文钞》一部、《石门题咏録》一部，及《南田山谈》一本，余受而珍藏之。”
而在刘祝群的《疚廎日记》中，亦有多处对这些事进行了记录。本质上，读书人对读书人都是惺惺相惜的。以至于后来，刘祝群还向省图书馆推荐了朱章甫。
婚后，朱章甫一直在南田小学任教。教师生活，虽乏善可陈，亦无波澜风急。
民国三十一年（1942），朱章甫二十八岁，已在南田小学任教近六年。这一年五月间，日寇攻打浙东，全浙各县均被蹂躏，独丽水数县未尝波及，南田作为僻壤之地，亦在其中，于是一些地方机关也暂时迁到了南田。直到这一年七月，才陆续撤回。
此前，朱章甫的弟弟朱章益曾考上温州中学，完成了哥哥未竟的愿望。日军攻打浙江后，温中停办，学生遣散;七月后虽然复办，却因为经济原因，家里无法支撑相对高昂的学习费用，“故不复去，遂辍学在家。”
这样的经历，让朱章甫倍感挫折，“入南小，虽与各同事出入相随，游戏与共，深夜感慨百倍，但光阴迅速，悠经六年，无钱拿以养家，故我仅见马齿加长，不能使双亲开颜，负不孝罪之人，此后虽有更业之意，且有愧无资本营商耕种所宜，弟日夜忧愁，无法可设，而已天乎人乎，何因逼迫于此，前途茫茫，何日可登彼峰，而为双亲一见乎？”
这是朱章甫自传中，最后的結语。渴望着不一般，于每一个人都一样，不仅仅是读书人。只是，现实终归是艰难的。风会继续吹，渴望也一样，只是干涸了，撕心裂肺，一声叹息，无人知晓。
四
四年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事稍稳，蒙刘祝群推荐，朱章甫携弟外出谋差，不意偶感风寒，病卒于杭州，终年三十二岁。壮年之志未曾舒展，人生竟是帷幕已落。
其埋身处，荒野迁变，已无考也。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南田横山，僻野乡下，一个名叫朱章甫的读书人，正在家中养病。闲散无事之际，写下一段文字，题为《自传》，对自己的过往经历进行了细节化的记录。是年，朱章甫二十八岁，方正壮年。
时光逝水，转眼波澜，一晃便是77年痕斑。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纸张昏黄，一角早已缺落，得小心翼翼地翻阅;触手指尖，如是兵荒马乱，怕惹流年。于是，拍了照片，一张张，一次。
幸好，墨色深沉，字亦端规，对着照片，斟字酌句地在电脑上录了下来，计约七千余字，雖耗费了不少时日，但见先辈故事，从字里行间跃然，有欣喜之莫名;而感慨时旧，诸如别梦，亦让人唏嘘黯然。
如是，我闻。记之，念之。
二
其实，故事应该从民国四年（1915）开始，这一年，朱章甫出生。一本书，起于封面的格调;一个人，源于家境的底色。孕育之初，风从哪里走来，就难免有哪里的味道散发。于朱章甫而言，其家虽位僻野乡下，但亦于南田平畴之中，有几口薄田，自耕自种，俭朴以持，度日尚可。
说白了，朱章甫出生于一乡野普通人家，那时普通人家生下一普通孩子，是再也普通不过的事情。何况，在朱章甫之前，已有姐兄相继出生。自传中记载，其“三四岁时，父母命姐辈领导而携带之”“在五岁时，只由己意，从兄去牧牛而已”。亦如他自己所说：“吾岂异乎人哉。”
而关于普通，则我曾有这样的认识，斯时民国，于地主士绅之外，乡野之中，皆困顿流离之辈。二元对立的脸谱式教育熏陶，非此即彼的印象判断，往往会蔓延成理所当然的认知。直至岁白历长，才恍然有悟，大凡世间的人与事，实是中和居多，只是因为普通，易被人淡忘而已。亦如，那些普通人家。
是的，于年少而言，所有的普通都不是心甘情愿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普通，让年少的朱章甫萌发了不普通的渴望强烈。而于彼时，要想摆脱不普通，或者说是出人头地，于普通人家而言，虽科举制度已废，读书依旧是他们内心认可的径途唯一。只是，在僻野乡下，能够接受教育的平台，往往限于稀缺，读书的机会，实非俯拾可得。直至朱章甫八岁，才得以与二哥一起进入附近外宅的私塾读书（大哥有足疾）。半年后，遇私塾老师有事，于是，“斯塾遂停顿，吾侪读书亦随之而休”。
热爱读书，想让自己变得不普通。这样的愿望，在僻野乡下，总会面临着各种变故。还好，就在朱章甫姐丈（夫）家，防营王哨长，一个驻扎地方的部队军官（相当于现在地方武警中队队长），办了一私塾，主要目的是让儿子读书，只是怕儿子一人读书太寂寞了，便叫了一帮孩子来陪读。于是，“我和二兄及其余同学皆为附馆伴读之人，主教者乃为防营师爷也。”
也就是在这里，朱章甫大概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了所谓不普通的具象。“子取名风来，貌颇清秀，天资颖悟，加以王哨长夫妇严格教训，穿以美服，品貌自必高人一等。”有意思的是，风来不是王哨长的亲生儿子，而是“哨长之太太无子，买西岭人家儿子而为己”。能把孩子卖予人的，自然不会是富贵人家，最多家境普通而已，但通过教育，就会变得不普通，对于朱章甫幼时心灵，其认知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自然也倍加珍惜这读书受教育的难得机会。
然而，好事磨人，“未及半载，王哨长奉令调遣处州，吾之求学亦从而中止。”直到第二年，民国十三年（1924），朱章甫十岁，才与二哥到乡里南田小学三年级读书。从横山到南田小学，步行有三四里的脚程，此前父母亲予以先读私塾的做法，或有路途、年岁及学费等综合考量，但于实质本体而言，则是从传统国学（旧学）到现代教育（新学）的时代跨越。
南田小学兴办于1908年，实行六年制教育，是南田这一带的“最高学府“。系乡绅刘祝群（刘耀东）家族首倡创办。刘祝群不是普通乡绅，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老资格会员，教过新学，做过议员，当过县长，后于民国九年（1920），在税务局长（江苏宝高）任上辞官回乡，居隐南田。可以说，是乡绅中的新派人物，新派人物中的乡绅代表。这样的历练底蕴，自然也让南田小学不束于乡野旧派，而更有新生气象。
对于朱章甫而言，这种跨越亦是影响深远。不过，起始时，表现出来却是一种障碍：直接读三年级，朱章甫发现，“各种功课颇易入门，惟算术一科，因始进学校无有根底，不懂加减，故每至算术上课，便心生畏惧，以每至算术钟点，均被教算术先生周君志深责骂也。”只是，被老师责骂也就算了，还被一个叫刘忠育的同学各种欺负，校园欺凌并非只是现在独有的，孩子的世界，也是有江湖的。结果，才读了两个月，就选择自我逃避辍学回家去了。
隔了一年，又入该校三年级。求学之路断断续续，可谓一波三折。但幼小时心灵埋下读书的种子，自然是不会轻易湮灭的。而朱章甫这次复学，“得年长同学鸣皋之弟徐赞琼，泰顺徐献琛之侄徐定鹄辈之袒护，致使刘忠育等不敢仍踏故辙再来侮辱，方使我和二兄等安心读书。”于是乎，在发奋之下，“算术一科虽仍不及于人，但其余各科都超人一等，故各科成绩均在优等。每次列榜示，非是第一则为第二，此后极受同学看重，各先生嘉奖。”
就这样，朱章甫的读书兴趣被极大激发出来，更是几乎顺利地读到了六年级小学毕业。不过，期中亦有一小插曲，就在朱章甫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学校发生新老校长之争，结果学校师生一边倒地支持老校长刘质君，甚至还写信上告到了县政府，县政府在一番综合考量下，即没让新校长上任，也没让老校长留任，而是委任该校教员叶公望为校长。校长之争终告一段落，只是毕业时间却被推迟了。
于此期间，因支持老校长，秋假后朱章甫就没有去上学，而是选择在家帮忙家务农活，直至校长之争尘埃落定。而父母亲见其勤劳堪用，便萌发让他留在家里明年再去上学的念头。不过在朱章甫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在当年顺利上完了小学，并取得毕业考第一的好成绩。
在那个求学相对艰难的时代，小学毕业对于乡野普通人家孩子亦已是了不起的存在，因此，约定俗成，“凡毕业生，须合资备毕业酒招各士绅和先生，以作谢意。”在毕业典礼上，士绅教师入座，代表上台演讲，来宾致词，先生训话，毕业生答词，仪式感十足。而于朱章甫，“校长分发各士绅赠送各毕业生之奖品，我得第一，赠品最多，有刘松君先生所赠之金花盏碗一个，刘祝群先生所赠之括苍自怡集一本，刘质君先生所赠之外方内圆砚盂一个和笔墨……” 这一年，是民国十七年（1928），朱章甫十四岁。毕业第一的荣耀高光，无疑让朱章甫真切感受到什么是与众不同，什么是不普通。但仅仅于此，显然还不足以实现不普通的愿景，就在朱章甫憧憬着考入中学继续读学时，却因为家境的普通，被搁浅于现实。因为，那时中学，是要到温州去就读的。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纯经济支出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显然，此时的家庭境况，不足以支撑朱章甫前往温州读书。而为此，朱章甫难免耿耿于怀，亦不讳在自传中写道：“因家境清平不果，因此我抱有成见。”
可以想象，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于荣耀高光中忽然崩塌的影像。南田横山，草木如常，人情世故，甚至连山风路过的喘息，亦是气味熟旧。不过，对一个母亲而言，异变却是明显的，眼底那个少年的身影彷徨，房前屋后，田间地里，无时无刻不刺在她的内心。而在朱章甫的叙述中，则是“母亲谈我小学毕业便即中止，殊为可惜，百般设法”。
不易见父亲的隐忍，但一个母亲的不惜主动，总是在微小处撼天动地，甚至是于七十多年后，见文于此，一个后辈的眼里，亦不由泪花起泛。人世间最不普通的，其实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只是因为大多时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便觉得普通而已。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有一天，受委托的姐丈带着朱章甫来到一个叫松君的老先生处询问，先生以为，“现时中学，多读白话，无资本人不必去读。我还是介绍汝去读文言。”且先生还以他的理解告知：“白话是灯笼壳，文言是百金担，现能负百斤担，何患不能挑动灯笼壳？”在当场验考了朱章甫的古文功底后，便写信给莘庄夏守谦，向一个专读文言的私人书馆予以推荐。
于是，毕业后的第二年，朱章甫又开始了书馆求学的经历。彼时南田，虽已是民国十八年，但乡风民俗，于此间却是变化甚微，乃至变革前沿的教育，新学虽是趋势，但旧学亦有市场，书馆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对朱章甫来说，从旧学到新学，又从新学到旧学，求学之路坎坷几番，特别是就读温州中学搁浅现实后，渴望通过读书实行人生不普通的强烈或有冲淡，只是源自本能求知的欲望亦成为某种惯性，不能罢休。
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文言学习中，朱章甫几乎经历此前入学南田小学的过程“翻版”。从私塾到小学，吃了算术亏，而从小学到书馆，又吃了文言的亏。“在校时专读白话文，初读文言颇难领悟，况从华开敏等考生（高级班）读左传古文语意较深之书，更觉不懂，不免有望尘莫及之叹。故读不数日，遂逃归。且自以为我在学校名列第一，今则名落孙山，岂不愧煞，竟不肯嗣往。”
当然，又是得家里人各种解释鼓励，朱章甫才收拾好心情重新前去。而吸取上次自我估计过高的教训，这次选择跟次级班同学一起学习。慢慢地，“颇知用功有争先之意，读书兴趣勃然而发，而所得之成绩亦优。”
而在学习之余，在那个普遍有饥饿感的时代，舌尖的滋味成了那段时间最为深刻的印记。于当地有个叫体藩的同学，其家人对他一干同学特别照顾：“每餐必赠菜品，过节宰猪必请吃饭。”更让朱章甫念念不忘的，还有这样的细节叙述：“体藩之祖母黄氏，前年我在彼家读书已晚，去撮火煨饭，黄氏坐在柴仓之凳上，手拿两个鸡蛋糕在啖，一见余，遂将手中留下之一个给余。今思之念黄氏之爱我若孙子，难能而可贵也。”
在相对枯燥的求学环境下，对于前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情爱自觉禁锢之下，美食自然就是最好的陪伴。于是，在被美食熏陶的书声中，日子滋滋冒油：“生活却极为舒适，却念光阴迅速，我和耕尧等食必同桌，学必同案，出入相随，游戏与共，转眼一年又已过去也。”
一年，又一年。两年后，随着书馆掌教赵玉樵先生的离去（执教鳌里南屏小学），朱章甫自我叙述中的舒适时光，又告段落。原本是想去鳌里跟赵玉樵先生继续学习，却又苦路距久远（大概二十余里），更有途经八都岭“既长且峻，步履艰难”，难免心生退却。一番周折后，还是选择了南田小学的赵晓群先生。先生在五十二都（今大峃龙川）一带名气很大，刚被聘为南田小学教员。起初，先生以“年老力衰，即已担任学校相当功课，再无气力教汝读书”为由予以婉拒，最终是，“校长志邦先生亦答应，悦群姐丈等亦恳切请求，先生方允诺。”
于朱章甫眼里，赵晓群先生是一个严格的老师，“惟晓群先生改文较诸玉樵先生严格得多，玉樵先生在平常句语都必加圈点，不多修饰;晓群先生则不然，文中稍有不妥，即行涂改，每题当中极附题精粹处，方加圈点。在学生时代未尝不恨晓群先生，而满意于玉樵老師也。”于师所教，于教所获，孰得孰失，溢于言表。
又一年后，朱章甫十九岁。家里父母决定不再给朱章甫读书。不是父母亲不爱儿子，而是父母亲觉得，儿子的学问已经足够做一个教书先生了。一个乡野普通人家，对于儿子的期许，能够做一个教书先生，既是相对体面的，亦能拿薪持家，自是心满意足了。而对于朱章甫，或心有不甘，但亦要面对现实。彼时这个年纪，是该要就业工作了。
从八岁到十九岁，寒窗十年有一，求学之路或间又断续，相对斯时而言，虽不算太长，但亦不短。只是，于南田一隅，在新学旧学里来回倒腾，毕竟是缺乏系统的有效，让朱章甫无法通过读书达成知识的丰满，更无法在当时已通行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教育体系里，实现最初念想的不普通。对于乡野普通人家的读书子弟，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而这种宿命的拘束，在朱章甫就读温州中学搁浅现实时，或有隐约自觉，但困于环境，亦有不甘各种，但最终，还是习惯指向自我。于是，他把原因归结于：
“噫，我自南田小学毕业后，虽再求学，但大多同学性都懒惰，我一人虽欲用功，但近朱者赤，学业亦懈怠;而今习惯亦成自然，故所读之书不多，而所得之学有限，由今思之，亦悔之无及。”
这一年，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月，已占领东三省的日本，又攻陷山海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在南田僻野乡下，枪炮的轰鸣，对这里的生民来说，那又是太遥远的声音了。
而于朱章甫，一个学业刚刚步止的青年，乡野之上，或极目眺望，松风阵阵，生活的枪炮，刺耳更加。 三
有些生活似乎是可以设计的。很快，朱章甫就得到了瑞安周体岳舅父的介绍，得以任教谈阳初级小学。彼时南田，文风亦算盛行，诸多村落，兴办小学，蔚然一时，教师资源自是稀缺。于是乎，从学生到教师，理所当然水到渠成。朱章甫的人生轨迹，在父母亲的努力期许下，终于稳稳落地接轨。
一个乡村教师，大概算不得如何不普通，不过，跟普通村民相比，亦有所不同。作为教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如同面对曾经的自己，却承载着更多不普通的责任。让教育改变命运，让学生变得不普通，是教师的魂灵赋予。即是乡野僻隅，朱章甫亦懂得这个道理，更为初生牛犊，身体力行。
初任教师，年轻的朱章甫热情难抑。当时的谈阳小学，有四五十人，两个教室，分五个级段，规模不比南田小学，但于南田乡下，亦是难得。至于师资，“周姓校长兼教国语常识等科，其余体育算术美术工艺各科均由朱章甫担任。”而教学环境则是“校中全无装饰，零落非常。自我到后，编造各种图表和画，有水绿动植物之标语四周张贴，焕然一新”。虽然条件相对艰苦，但乍为人师，朱章甫还是满怀期待积极投入。
只是，朱章甫的积极投入，最终还是收获了失望。起初，学校说好给他的年薪是八十元（当时大学老师一月工资有二三百元），结果由于校长缺钱，第一年就被拖欠了二十，恰逢那年家里烧瓦亟待需用，屡次讨要后，校长只给了一张白条，第二年才给与补足。这难免让朱章甫心生扫兴，不愿继续。
从理想到现实，有时只是一元钱的距离。不过，于年轻者而言，总是喜欢与理想亲近。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岁的朱章甫为十源蒋姓校长所聘，任职十源小学，年薪九十元。校长不兼教，学校有两个老师，一个叫慕英的老师教国文、算术、常识，其余学科由朱章甫负责。相对谈阳小学略有改善，不过环境同样艰苦：“校中无图表，亦无标语，自余到此校，方依环境之需要，何处贴标语，何处张图表，设纪念厅演讲台，如此略加整理方成。”“该校虽为湫溢低暗，经我之热心装饰，非惟无有人说坏语，来校者而且称誉不止也。”
于十源小学，朱章甫的回忆是带有欢乐味道的。而在那个时代，自然流露的，就是夹杂饭菜的烟火气息：“余和慕英虽属初次同事，业而煨同锅，食同桌，煮饭洗碗依次挨轮，无论何人稍有不适意，皆由一人料理，亦无怨言，亦可谓善同事也。”
第二年，慕英老师离去，朱章甫一人执教，不过校长把年薪加到了一百元，而其余开支由学生家属提供，朱章甫是这样叙述的：“待余最优者是学生，时而送菜，时而请饭，而且各种菜品，十分适宜，甚适胃口，真个迄今留齿犹芬也。”在那个匮乏的年代，食物自然是最好的奖励，于是，“校中虽只余一人维持，但学生名额比上年却有增加，教学处置得法，亦不觉手续之繁忙。”
由于只有老师一人，朱章甫与住宿同学都是同桌吃饭的，自然师生感情也不同一般。在朱章甫的叙述中，有一个叫周志梯的学生，与他年纪也不相上下，印象深刻，“初来时，每饭必杂薯丝，与余和友彦等同桌食之，自觉惭愧，食时常流泪。余戒彼曰，汝肯食薯丝，全无关系，食饱与米饭何异，汝进校之目的，在乎求学常进，不在乎伙食之佳良，能勤且俭乃是第一等学业。其乃愧，闻余言乃休泪。”
于是，师生“感情益狎”，“故每日晚饭后，余必和住校学生出外郊游，一路闲谈，时而插入训诫之语，兴趣勃然，忘路之远近，有时竟夕阳落山方回校。”
不过，世事滋扰，这样的欢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两年后，民国二十五年（1936），“校长见内地赤匪扰乱非常，暂将学校停顿，而自举家逃避县城。”作为教师，为生计故，朱章甫又只好回到谈阳教书。
而对于“赤匪”，于彼时南田，多有恐怖之传，亦确有地方武装中有名有姓某人被杀之事实。至于亲眼目睹，此前朱章甫曾有这样叙述：“是年冬（民国二十四年），为阳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忽传南田有赤匪百余至，南田之守卫者已被匪枪杀四五人，吾侪师生闻之，异常惊悸。校长不请我等逃避，余乃和住校生万有彦兄弟等由学生周志梯带至彼家避宿。翌日早晨，一起回校，不意行至半路，竟遇赤匪先头部队，问我等作何事，我答以住外面斋垅地方，而去十源小学读书，匪说无妨，愿自去……”
此后，又有叙述：“谈阳是为青瑞出入必经之地，昼时夜间亦时有赤匪经过。余于某夜间逃一次，而日间赤匪之首至校中，而不亦逃，曾假大胆子向匪首行礼谈话，见其状甚客气，表示与我等为教师者无关。视一周乃去，在校旁之马佛宫召集民众开会演讲。”
传說中杀人如麻的“赤匪”，与见面“甚客气”的印象，其中荒谬隐藏，在朱章甫的叙述中并没有太多思索流露。一个乡村教师，哪怕对于学习有再多热心，格局与识见难免会被身处环境限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革命那是遥远的事情。哪怕是确切发生在身边，亦都是心怀恐惧自觉远离。
也就这一年冬天，二十二岁的朱章甫见到他未来的妻子叶雅。准确地说，是未婚妻。那个时代，媒妁之约，父母之言。很多夫妻订婚前甚至是结婚前都是未曾见过面的。而此前，朱章甫也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
能见面也是因为兵匪的缘故。叶雅姓富，是距横山十五里外的梧溪人，“梧溪这个地方，为八九两都，兵匪出入必经之地，见有女子在家逃避不便，以我横山较为偏僻，非兵匪可以停留之处，为安身得多，故将其女送入我家，而自和孩子避乱丽水。”
于是，便发生了这样一幕：“十二月，余自谈阳小学放假回家，一见吾妻，原是一身高体胖之女子，不胜心喜。自以为貌虽平常，而康健之美甚可嘉也，乃每日上午在楼房中教其读书写字，颇觉兴趣。直至翌年清明节时，局势较平后方行回家。”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爱情。对于七十多年后的年轻人来说，爱情大抵是要来自于恋爱的自由。至于时下风靡的相亲，亦多是婚姻强入味。而爱情与婚姻，因果类似，在现代人眼里，却似乎是格格不入的。而于后辈，则我还是相信，那，便是爱情。爱情与起始无关，男女之间，若心忽生欢喜的那一刻，爱情就是萌发了。七十年前，乡野晨清，日光正好，于楼房中，一未婚男子，教一未婚女子读书写字，都是像极了爱情的样子。 民国二十六年（1937），朱章甫二十三岁。或许是爱情的萌动，又一次催化了朱章甫不甘普通的念想。于是，“斯时，不愿继续教书，有决志出门之意，故谈阳虽复请我而不去，百般设法要寻同伴出湖南，欲作铁路之差。”不过，父母亲觉得世道险恶，“以出门日为受死日”，极力予以阻止。
既然是不能出门，寻求改变的朱章甫又萌发了做生意的念头。“是年，南田小学各教员，见南田驻兵极多（有十九师国军在南田缉拿匪类），商铺生意旺盛，乃合资开一合作社——颜回公信，余姐丈德龙，见余在家无事，乃介绍我至南田小学教书，时大家商（议），欲以公信经理一席与余。旋因余等已选刘柏青为经理，以余代柏青之职，仍为南田小学教员。”此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军要开入上海作战，南田驻兵也随之调往，生意一事也就此作罢。
而直到四年后，民国三十年（1941）上半载，“合作社之长刘季华，司库刘协持聘余要为南田乡合作社主任兼会计，余乃受校长之许可而至合作社从事也。”不过很快的，朱章甫就觉得“以我教育界初入商界，似觉格格不入，全无意思，意有离任之意”。而“季华、协持等见余无意经商，有意顾及刘则宽先生（是年春，蒋志英防守临海为日军便衣队刺杀，而刘则宽先生等之随从均先后回家），乃将余回却，以我之职邀则宽先生顶替，如此我可辞，彼可就，间一举而两得，其当也。故下半载，余复入校任教。”
改变终究是艰难的，但爱情还是结出婚姻的果实，尽管这个果实是早就被预订好的。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朱章甫与富叶雅结婚的日子。在僻野乡下，结婚无疑是一个盛大的日子，而在横山，七十多年后今天，还流传着这样的细节精彩，说朱章甫结婚的那一天，陪嫁的“家私”从八都岭脚一直连到八都岭头，众说八都岭有五里长短，这样的陪嫁丰富，难免让人浮想。至于理由，则是说朱章甫人貌好有才华，能文能武，不是一般人，娘家怕女儿嫁过来被看不起。
只是，这样的细节精彩，终归于传言。而在朱章甫的叙述中，更是不见踪影。朱章甫是这样叙述的：“全校同事和南田士绅刘祝群、年振禾、季华、协持等，皆来做贺，祝群先生独送贺诗一首，其余各诸士绅送贺联一对，为祝我父母双寿（六十岁），此外校中十几个学生前来参加入贺，送大绸钉大金字锦幛，和刘祝群先生所书之书法，赵瘦仙先生所书之联，于厅轩斋一齐张挂起来，可谓热闹非常。”
与一般村民不同，对于自己的婚礼，朱章甫完全是以一个读书人视角展开的。在小学毕业典礼上，朱章甫提到了刘祝群，而这一次又特别提到刘祝群，在朱章甫人生的高光时刻，刘祝群都参与其中，并赠送了相关礼物。或许对于朱章甫而言，在一个人婚礼上，那绵延八都岭的陪嫁家私，只是风俗绵延，而刘祝群这样的读书人代表，抑或说是文化乡绅的祝福，才是馈赠给婚礼最好的礼物。
彼时，虽是匮乏年代，但一个读书人对文化是发自内心尊重的，或者具象来说，是另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是年八月（民国二十六年），秋假期中，不归家，为刘祝群先生钞文成公年谱和其先君刘焉斋先生年谱，钞毕以法币四元作钞续费，余不受，乃赠余《刘厚庄文钞》一部、《石门题咏録》一部，及《南田山谈》一本，余受而珍藏之。”
而在刘祝群的《疚廎日记》中，亦有多处对这些事进行了记录。本质上，读书人对读书人都是惺惺相惜的。以至于后来，刘祝群还向省图书馆推荐了朱章甫。
婚后，朱章甫一直在南田小学任教。教师生活，虽乏善可陈，亦无波澜风急。
民国三十一年（1942），朱章甫二十八岁，已在南田小学任教近六年。这一年五月间，日寇攻打浙东，全浙各县均被蹂躏，独丽水数县未尝波及，南田作为僻壤之地，亦在其中，于是一些地方机关也暂时迁到了南田。直到这一年七月，才陆续撤回。
此前，朱章甫的弟弟朱章益曾考上温州中学，完成了哥哥未竟的愿望。日军攻打浙江后，温中停办，学生遣散;七月后虽然复办，却因为经济原因，家里无法支撑相对高昂的学习费用，“故不复去，遂辍学在家。”
这样的经历，让朱章甫倍感挫折，“入南小，虽与各同事出入相随，游戏与共，深夜感慨百倍，但光阴迅速，悠经六年，无钱拿以养家，故我仅见马齿加长，不能使双亲开颜，负不孝罪之人，此后虽有更业之意，且有愧无资本营商耕种所宜，弟日夜忧愁，无法可设，而已天乎人乎，何因逼迫于此，前途茫茫，何日可登彼峰，而为双亲一见乎？”
这是朱章甫自传中，最后的結语。渴望着不一般，于每一个人都一样，不仅仅是读书人。只是，现实终归是艰难的。风会继续吹，渴望也一样，只是干涸了，撕心裂肺，一声叹息，无人知晓。
四
四年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事稍稳，蒙刘祝群推荐，朱章甫携弟外出谋差，不意偶感风寒，病卒于杭州，终年三十二岁。壮年之志未曾舒展，人生竟是帷幕已落。
其埋身处，荒野迁变，已无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