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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允许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被彻底废除，实现了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政策的平稳过渡。本文拟结合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状况，试图从生育权的视角来探讨“全面二孩”政策的可行性，并就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生育权；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
一、生育权概述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在一些国际文件中有所体现。如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和1980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亦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国际文件将生育权的主体范围由“妇女”扩展到“所有夫妇和个人”，体现了生育权的普遍性原则。
在我国，生育权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中得到一定的确认，而我国《宪法》对此未予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育权的宪法地位。此外，我国法律规定的生育权主体范围只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这与国际文件中所确立的生育权主体范围不太一致。关于生育权，结合国际社会对生育权概念的通行界定可以阐释为：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历程及现状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人们认识到大量人口是宝贵的资源，因而人口急剧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全国总人口规模甚至突破了8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大力展开。
1971年7月，“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的人口政策。1973年12月，又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夫妇拉长两胎之间的间隔、一对夫妇少生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提供舆论基础。
1978年《宪法》规定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将计划生育载入我国宪法。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志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和实施。同时《公开信》也提到，“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为后来的生育政策改革埋下了伏笔。
1982年《宪法》提出了“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巩固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次从立法层面规定了公民生育权。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國策，并启动夫妻一方如果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基本政策”。由此，“单独二孩”政策开始在我国实施。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允许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至此，废除沿用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继“单独二孩”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相对缓和，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生育权保护仅停留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一普通法层面上，生育权一直未取得与计划生育义务相均衡的宪法地位。
其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根据《亚洲结构性主题——老龄化的亚洲》，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问题，这也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最后，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性别比例差异过大。逐年下降的人口增长率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的“重男轻女”观念，致使社会男女比例差异过大，性别比严重失调。
三、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
（一）“单独二孩”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一方如果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延续和发展，也是生育权保护的重要途径。
然而，“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的两年多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该政策施行之初，其预计使生育率从1.5上升至1.8，2014年会新增人口200万；此后每年出生人口增加近300万。但截至2015年9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1100多万夫妻仅有176万申请再生育，这与预期效果相去甚远。
因此，“单独二孩”政策可能无法扭转现代化进程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需求显得更为急切。
（二）向“全面二孩”政策过渡
我国“单独二孩”政策的颁行，是为“全面二孩”探路的一个过渡阶段。“全面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进一步改良，具有可行性。但是“全面二孩”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可行性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公民生育权的保障，还将缓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据预测，到2050年，与“单独二孩”政策相比，全面放开二孩，老龄化水平有望下降1.5% 左右。全面放开二孩对老龄化问题将会起到缓解作用。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总体维持在12‰左右。低出生率会使我国人口在未来出现下滑，也因此会迎来劳动人口萎缩期，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国民人口生育提供了自由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单独二孩”政策而造成的人口红利减少、青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局限性
首先，再婚夫妻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如果一对再婚夫妻，其与前夫或前妻生育的子女是否应计算在内？这就产生了疑问。事实上，再婚夫妻（复婚夫妻除外）也是一对“新”夫妻，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规定，但该法对此未予明确，使得现实操作仍存在一定障碍。
其次，无妊娠能力妇女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确认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性，解决了男性不孕者的生育问题，但女性不孕者的生育权却被第3条“禁止代孕”规定剥夺了。这种做法将会导致社会对无妊娠能力妇女的歧视性待遇，致使“男女平等”原则受到破坏。
最后，非婚者的生育权主体地位。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规定，将生育权主体仅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并未包括未婚公民，限制了非婚者生育权的行使。根据相关国际文件，生育权主体已不限定在夫妇之间，而是延伸到除夫妇以外的其他个人。因此，非婚者也同样享有生育权。
四、完善“全面二孩”政策以保障公民的生育权
（一）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的生育权，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完善权利与义务是全面二孩政策法制化的核心。家庭和个人在计划生育方面应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大局，承担义务。同时，自由而负责地生育子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犯公民生育权利的一切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保障公民的生育权，必须从宪法层面上确认公民的生育权。
（二）扩大“全面二孩”的生育主体范围，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
我国“全面二孩”的生育主体仅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将未婚者排除在外，而且对再婚夫妻是否符合“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未予明確。此外，还剥夺了无妊娠能力妇女的生育权，违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将生育权主体仅限于夫妻，不符合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精神，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生育权主体扩展的趋势。因此，应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扩大生育权的主体范围，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相接轨。
（三）改革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保障措施
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会受到家庭抚养成本、医疗医护、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解决人们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首先，应当完善相关制度，如户籍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确保二孩能够合法、健康地补充到我国人口中来；其次，在公共服务方面，应不断扩充医疗队伍、增设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安置新生人口；最后，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当在就业、就医和救济救助等方面给予二孩家庭以帮助，确保“全面二孩”得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 崔卓兰、杨宗仁、黄锡明等编：《计划生育：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 应琛：“‘全面二孩’来了——中国人口政策变迁的背后”[J]，载《新民周刊》2015年第49期.
[3] 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4] 李晓楠：“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J]，载《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2期.
[5] 新闻发布：“‘全面两孩’会带来哪些变化”[J]，载《现代养生》2016年第2期.
[6] 于晓琪：“对我国立法中生育权主体的评价与思考”[J]，载《人权》2003年第3期.
[7] 湛中乐：《公民生育权与社会抚养费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19～20页.
作者简介：朱莎莎，女，1992.10.28 湖南省邵阳市，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人权法。
关键词：生育权；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
一、生育权概述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在一些国际文件中有所体现。如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和1980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亦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国际文件将生育权的主体范围由“妇女”扩展到“所有夫妇和个人”，体现了生育权的普遍性原则。
在我国，生育权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中得到一定的确认，而我国《宪法》对此未予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育权的宪法地位。此外，我国法律规定的生育权主体范围只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这与国际文件中所确立的生育权主体范围不太一致。关于生育权，结合国际社会对生育权概念的通行界定可以阐释为：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历程及现状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人们认识到大量人口是宝贵的资源，因而人口急剧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全国总人口规模甚至突破了8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大力展开。
1971年7月，“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的人口政策。1973年12月，又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夫妇拉长两胎之间的间隔、一对夫妇少生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提供舆论基础。
1978年《宪法》规定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将计划生育载入我国宪法。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志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和实施。同时《公开信》也提到，“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为后来的生育政策改革埋下了伏笔。
1982年《宪法》提出了“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巩固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次从立法层面规定了公民生育权。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國策，并启动夫妻一方如果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基本政策”。由此，“单独二孩”政策开始在我国实施。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允许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至此，废除沿用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继“单独二孩”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相对缓和，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生育权保护仅停留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一普通法层面上，生育权一直未取得与计划生育义务相均衡的宪法地位。
其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根据《亚洲结构性主题——老龄化的亚洲》，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问题，这也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最后，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性别比例差异过大。逐年下降的人口增长率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的“重男轻女”观念，致使社会男女比例差异过大，性别比严重失调。
三、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
（一）“单独二孩”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一方如果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延续和发展，也是生育权保护的重要途径。
然而，“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的两年多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该政策施行之初，其预计使生育率从1.5上升至1.8，2014年会新增人口200万；此后每年出生人口增加近300万。但截至2015年9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1100多万夫妻仅有176万申请再生育，这与预期效果相去甚远。
因此，“单独二孩”政策可能无法扭转现代化进程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需求显得更为急切。
（二）向“全面二孩”政策过渡
我国“单独二孩”政策的颁行，是为“全面二孩”探路的一个过渡阶段。“全面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进一步改良，具有可行性。但是“全面二孩”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可行性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公民生育权的保障，还将缓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据预测，到2050年，与“单独二孩”政策相比，全面放开二孩，老龄化水平有望下降1.5% 左右。全面放开二孩对老龄化问题将会起到缓解作用。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总体维持在12‰左右。低出生率会使我国人口在未来出现下滑，也因此会迎来劳动人口萎缩期，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国民人口生育提供了自由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单独二孩”政策而造成的人口红利减少、青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局限性
首先，再婚夫妻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如果一对再婚夫妻，其与前夫或前妻生育的子女是否应计算在内？这就产生了疑问。事实上，再婚夫妻（复婚夫妻除外）也是一对“新”夫妻，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规定，但该法对此未予明确，使得现实操作仍存在一定障碍。
其次，无妊娠能力妇女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确认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性，解决了男性不孕者的生育问题，但女性不孕者的生育权却被第3条“禁止代孕”规定剥夺了。这种做法将会导致社会对无妊娠能力妇女的歧视性待遇，致使“男女平等”原则受到破坏。
最后，非婚者的生育权主体地位。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规定，将生育权主体仅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并未包括未婚公民，限制了非婚者生育权的行使。根据相关国际文件，生育权主体已不限定在夫妇之间，而是延伸到除夫妇以外的其他个人。因此，非婚者也同样享有生育权。
四、完善“全面二孩”政策以保障公民的生育权
（一）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的生育权，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完善权利与义务是全面二孩政策法制化的核心。家庭和个人在计划生育方面应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大局，承担义务。同时，自由而负责地生育子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犯公民生育权利的一切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保障公民的生育权，必须从宪法层面上确认公民的生育权。
（二）扩大“全面二孩”的生育主体范围，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
我国“全面二孩”的生育主体仅限于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将未婚者排除在外，而且对再婚夫妻是否符合“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未予明確。此外，还剥夺了无妊娠能力妇女的生育权，违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将生育权主体仅限于夫妻，不符合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精神，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生育权主体扩展的趋势。因此，应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扩大生育权的主体范围，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相接轨。
（三）改革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保障措施
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会受到家庭抚养成本、医疗医护、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解决人们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首先，应当完善相关制度，如户籍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确保二孩能够合法、健康地补充到我国人口中来；其次，在公共服务方面，应不断扩充医疗队伍、增设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安置新生人口；最后，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当在就业、就医和救济救助等方面给予二孩家庭以帮助，确保“全面二孩”得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 崔卓兰、杨宗仁、黄锡明等编：《计划生育：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 应琛：“‘全面二孩’来了——中国人口政策变迁的背后”[J]，载《新民周刊》2015年第49期.
[3] 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4] 李晓楠：“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J]，载《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2期.
[5] 新闻发布：“‘全面两孩’会带来哪些变化”[J]，载《现代养生》2016年第2期.
[6] 于晓琪：“对我国立法中生育权主体的评价与思考”[J]，载《人权》2003年第3期.
[7] 湛中乐：《公民生育权与社会抚养费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19～20页.
作者简介：朱莎莎，女，1992.10.28 湖南省邵阳市，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人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