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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工作时,深深感受到以色列人对中国人很友好,其中一部分犹太人更有着十分深厚的中国情结。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中国友谊协会”的社会团体,致力于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工作。
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呢?原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也是中国人。”
犹太难民在中国被视为兄弟姐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当时全世界共有约12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掉的就有约600万。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十分有名的大屠杀纪念馆。我曾到这座纪念馆参观过,纳粹的暴行在纪念馆中被一一展示在我的眼前,惨不忍睹。在以色列,凡是外国重要代表团到访,都会被东道主首先安排去参观这座纪念馆。凡是参观过这座纪念馆的人,没有一个不留下犹太人曾惨遭希特勒残酷杀害、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曾饱受苦难的深刻印象。据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二战期间,除中国外,犹太人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歧视、迫害,尤其是随时会遭到纳粹的屠杀。为拯救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犹太人,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和满洲国驻德国外交官王替夫都顶着巨大压力,向命悬一线的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他们成了犹太人的大救星,被犹太人誉为“东方辛德勒”。虽然王替夫属于伪满人员之类,但他拯救了千万犹太人的生命,无愧于“东方辛德勒”的美誉。
逃到中国的数万名犹太难民和此前陆续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他们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与中国人民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中国繁衍生息,不但不受歧视,还被当作兄弟姐妹得到很好的照顾。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鬼子又将在上海避居的犹太人集中关押起来,这时好心的上海市民则天天向关押他们的地方抛送食品、衣物援救他们,帮他们渡过了难关。这些犹太人同中国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同时也对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也是一名哈尔滨人”
当时,哈尔滨有2.5万犹太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之一。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社区,有自己的教堂、银行、工厂、商店、学校和养老院。他们还在哈尔滨皇山建立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墓地。以中友谊协会首任主席特迪·考夫曼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人。
考夫曼的家族曾经是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领袖,长期领导社区生活。特迪·考夫曼出生在哈尔滨,父亲亚历山大·考夫曼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和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一度担任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母亲是哈尔滨犹太人妇女组织“维佐”的主席。特迪·考夫曼本人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后在父亲任主编的《犹太生活》周刊任秘书。该周刊于1921年创刊,其时叫《西伯利亚―巴勒斯坦周刊》,1926年改名为《犹太生活》。该周刊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沈阳、大连、天津、上海、汉口、青岛等地犹太人的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情况,对促进在中国的犹太人之间的交流、相互了解,传承犹太民族的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特迪·考夫曼又在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工作,并兼任远东犹太总教会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吉谢廖夫的秘书。
特迪·考夫曼对哈尔滨一往情深,认为哈尔滨是犹太人的“洞天福地”。他曾对笔者说:“我是一名以色列人,但同时也是一名哈尔滨人,哈尔滨的土地和蓝天无时无刻不令我魂牵梦萦。在我心中,时时涌动着对哈尔滨故乡的怀念。”他在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揭幕式上说:“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揭幕式今天在这里举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犹太新会堂的修复和永久性对外展出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是以中两国友好关系最好的见证,只有伟大的国家和具有博大胸怀的民族才能做出如此了不起的事情。”特迪·考夫曼还写了一本名为《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的著作,以考夫曼家族几代人的亲身经历,图文并茂地记述了早期哈尔滨犹太社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深厚友谊。
不忘第二故乡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华的犹太人在中国的帮助下,又携儿带女,陆续返回以色列或到其他国家与亲人团聚。犹太民族是十分懂得感恩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在犹太人最危难的时刻向他们伸出了援救之手,他们铭感五中,特别感激中国和中国人民施予他们的大恩。当时,在华的犹太人已有一部分老死并埋葬在中国,如考夫曼家族的8名亲人就安葬在哈尔滨犹太人公墓里。回国的人现在有一部分也已作古归西。但仍然活着的人,其中多数是当时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依然像特迪·考夫曼会长一样,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爱与帮助,并视中国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深情地对我说:“我们是吃中国的粮食,喝中国的水,呼吸中国的空气,在中国的阳光下长大的,中国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说一些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他们每年都有不少人到中国扫墓祭祖,旅游观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以中友谊协會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则经常进行互访,还积极推动、协助两国民间经贸、文化团组的相互访问和交流,致力于促进两国的友城工作,为两国城市之间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以中友谊协会每年还向中国在以色列学习的留学生颁发奖学金,鼓励中国学子刻苦攻读,以便今后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贡献。
我和以中友协的人经常走亲戚
我作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与以中友谊协会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我是该协会的常客,协会有什么活动都请我去参加。协会主席考夫曼夫妇更是热心人,我多次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宾。我也到过协会其他不少成员的家中做客。当然,考夫曼等协会的领导成员及其夫人和其他一些朋友也都是我们大使馆和我的常客。我们相互频繁走动,经常欢聚,如同走亲戚一般。我们都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世代友好不断添砖加瓦。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于1996年离任回国之前,该协会特地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为我送行。那一天,协会大约有200名成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那场面之热烈,感情之真挚,令我终身难以忘怀。后来,我先后被调往莱索托和纳米比亚任职,该协会仍把它的会刊按时邮寄到我工作的任所。
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呢?原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也是中国人。”
犹太难民在中国被视为兄弟姐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当时全世界共有约12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掉的就有约600万。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十分有名的大屠杀纪念馆。我曾到这座纪念馆参观过,纳粹的暴行在纪念馆中被一一展示在我的眼前,惨不忍睹。在以色列,凡是外国重要代表团到访,都会被东道主首先安排去参观这座纪念馆。凡是参观过这座纪念馆的人,没有一个不留下犹太人曾惨遭希特勒残酷杀害、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曾饱受苦难的深刻印象。据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二战期间,除中国外,犹太人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歧视、迫害,尤其是随时会遭到纳粹的屠杀。为拯救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犹太人,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和满洲国驻德国外交官王替夫都顶着巨大压力,向命悬一线的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他们成了犹太人的大救星,被犹太人誉为“东方辛德勒”。虽然王替夫属于伪满人员之类,但他拯救了千万犹太人的生命,无愧于“东方辛德勒”的美誉。
逃到中国的数万名犹太难民和此前陆续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他们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与中国人民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中国繁衍生息,不但不受歧视,还被当作兄弟姐妹得到很好的照顾。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鬼子又将在上海避居的犹太人集中关押起来,这时好心的上海市民则天天向关押他们的地方抛送食品、衣物援救他们,帮他们渡过了难关。这些犹太人同中国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同时也对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也是一名哈尔滨人”
当时,哈尔滨有2.5万犹太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之一。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社区,有自己的教堂、银行、工厂、商店、学校和养老院。他们还在哈尔滨皇山建立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墓地。以中友谊协会首任主席特迪·考夫曼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人。
考夫曼的家族曾经是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领袖,长期领导社区生活。特迪·考夫曼出生在哈尔滨,父亲亚历山大·考夫曼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和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一度担任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母亲是哈尔滨犹太人妇女组织“维佐”的主席。特迪·考夫曼本人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后在父亲任主编的《犹太生活》周刊任秘书。该周刊于1921年创刊,其时叫《西伯利亚―巴勒斯坦周刊》,1926年改名为《犹太生活》。该周刊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沈阳、大连、天津、上海、汉口、青岛等地犹太人的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情况,对促进在中国的犹太人之间的交流、相互了解,传承犹太民族的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特迪·考夫曼又在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工作,并兼任远东犹太总教会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吉谢廖夫的秘书。
特迪·考夫曼对哈尔滨一往情深,认为哈尔滨是犹太人的“洞天福地”。他曾对笔者说:“我是一名以色列人,但同时也是一名哈尔滨人,哈尔滨的土地和蓝天无时无刻不令我魂牵梦萦。在我心中,时时涌动着对哈尔滨故乡的怀念。”他在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揭幕式上说:“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揭幕式今天在这里举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犹太新会堂的修复和永久性对外展出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是以中两国友好关系最好的见证,只有伟大的国家和具有博大胸怀的民族才能做出如此了不起的事情。”特迪·考夫曼还写了一本名为《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的著作,以考夫曼家族几代人的亲身经历,图文并茂地记述了早期哈尔滨犹太社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深厚友谊。
不忘第二故乡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华的犹太人在中国的帮助下,又携儿带女,陆续返回以色列或到其他国家与亲人团聚。犹太民族是十分懂得感恩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在犹太人最危难的时刻向他们伸出了援救之手,他们铭感五中,特别感激中国和中国人民施予他们的大恩。当时,在华的犹太人已有一部分老死并埋葬在中国,如考夫曼家族的8名亲人就安葬在哈尔滨犹太人公墓里。回国的人现在有一部分也已作古归西。但仍然活着的人,其中多数是当时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依然像特迪·考夫曼会长一样,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爱与帮助,并视中国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深情地对我说:“我们是吃中国的粮食,喝中国的水,呼吸中国的空气,在中国的阳光下长大的,中国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说一些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他们每年都有不少人到中国扫墓祭祖,旅游观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以中友谊协會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则经常进行互访,还积极推动、协助两国民间经贸、文化团组的相互访问和交流,致力于促进两国的友城工作,为两国城市之间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以中友谊协会每年还向中国在以色列学习的留学生颁发奖学金,鼓励中国学子刻苦攻读,以便今后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贡献。
我和以中友协的人经常走亲戚
我作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与以中友谊协会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我是该协会的常客,协会有什么活动都请我去参加。协会主席考夫曼夫妇更是热心人,我多次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宾。我也到过协会其他不少成员的家中做客。当然,考夫曼等协会的领导成员及其夫人和其他一些朋友也都是我们大使馆和我的常客。我们相互频繁走动,经常欢聚,如同走亲戚一般。我们都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世代友好不断添砖加瓦。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于1996年离任回国之前,该协会特地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为我送行。那一天,协会大约有200名成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那场面之热烈,感情之真挚,令我终身难以忘怀。后来,我先后被调往莱索托和纳米比亚任职,该协会仍把它的会刊按时邮寄到我工作的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