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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是一个政党与社会双向互动问题，凝聚力强弱以良性互动与否为表征。在政治生态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惟有因应农村政治生态变迁而自觉进行适应性变革才能不断增强凝聚力、承载好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和农民的政治参与两个维度的基本功能。进一步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生态的适应性变革是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的关系，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直面农村政治生态挑战时的消极适应，说明对这一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的关系缺乏透彻把握；从浙江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党建项目创新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政治生态中应找准契机寻求自主性，其主线是党组织的功能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外部实现机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适应性变革的症结所在和出路所系。
关键词：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政治生态；组织场域；外部控制
作为一个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掌握国家政权的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良性互动的组织媒介，承载政党政治社会化和农民政治参与的双向沟通功能。在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中，凝聚力就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这种功能定位的扼要表征。正因为如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一直被作为基层党建研究的重要问题被关注和讨论。长期以来，有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的研究，大都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和议题而被讨论——凝聚力通常被定性为组织影响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首先被作为组织内部问题来看待，而不是首先被视为一个组织外部问题来分析。这类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只要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就会提升，强化“内部凝聚”从而实现“外部凝聚”被认为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基本思路。然而，近年来，笔者在与浙江台州一些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时，他们普遍反映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感式微、党建工作有失落感和无力感，有人提出“农村环境变了，党组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显然，“关注环境的变化对组织尤为重要，组织的生存和兴旺不是通过单纯的内部调整就能够实现的，处理和管理环境于组织绩效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1]在农村基层社会深刻变动的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策略不得不关注组织场域的变化而进行组织重构、角色调试以及机制转换。就此而言，在政治生态视阈下看待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问题，从组织场域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制约和反制视角切入，是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创新视角和实践前瞻。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浙江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证调查，拟提供农村政治生态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关系的区域实践事实，尝试分析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何以降低、如何提升？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组织场域规制组织凝聚——农村政治生态变迁及其消极适应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生态根源；组织自主引领组织凝聚——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的战略引领是党组织凝聚力的战略方向；社会控制再造组织凝聚——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控制的资源梳理是党组织凝聚力的实现条件。
一、消极适应：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政治生态根源
所谓组织场域是“使我们可以把各种相关的行动者、制度逻辑以及治理结构——其对某个有限的社会层面的参与者的行动具有使能和制约作用——纳入制度主义分析的范畴”[2]217；“场域结构化概念为调查者与研究者评价场域之间的各种差异、历史地分析场域文化的趋同性变迁以及场域结构性特征的变迁轨迹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分析框架”[2]217。政治生态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就是一个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问题。因此，参鉴组织场域理论来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所面临的政治生态制约予以学理抽象，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现实状况。
（一）纵向权力系统：“税费改革”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以及其后在农村开展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一项质性突破。至此，我国农村基层政治步入后税费改革时代，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承担乡镇党委和政府下派工作和村庄内部日常管理工作。这一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是科层治理体系在农村的触角延伸，在上传下达的权力关系系统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的凝聚主要是一种资源依赖型关系凝聚——许多村庄共同体事务，村民不得不通过党组织得以达成和实现。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权力关系结构中发生位移，村民原来不得不通过党组织处理的事务减少，党组织除了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的资源外，党组织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相对优势”式微。由此，当党组织承载的政治沟通功能不再具有唯一性，党组织对村民的凝聚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根据笔者对浙江台州市部分农村基层党建调研，一些软弱涣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就是在税费改革后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运行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认为现在的农村党建除了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和管理党员之外，其他方面的党建工作缺乏载体和机制。场域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把组织联结成更大网络的关系系统”[2]193，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在中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一体多元社会”宏观结构转变背景下发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再作为党政统合体系對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触角，而是作为村民自治领导力量的组织角色而转型发展——囊括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含总支、党委）的农村基层党组织[3]是在乡村治理需求的逻辑起点上重构权力关系系统。在权力关系重构的过程中，那些习惯于依托准行政权力而运行的党组织必然由于缺乏互动性认同而凝聚力不足。
（二）横向组织系统：“身份建构”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组织原型是场域理论的又一核心要素，“组织原型以典型化、脚本、能动性观念的面目出现”[2]197，它是通过组织活动与组织原型关联程度理解和建构组织框架。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分析方面，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是一个组织原型问题，因而在此借用组织原型系统的概念，可以比较清晰的阐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想象的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内生性张力。2009年9月1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稳定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4]农村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对其功能的基本定位。这一功能定位是基于农村党建传统的“应然状态”，而非农村党建现实的“实然状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革命时期确实通过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在实践中塑造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从浙江台州基层实践看，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实践中存在挑战。具体来说，一是在“村两委”关系中领导弱化。当“村两委”关系相左之时，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二是在“党群关系”中领导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的基本指向性是对人民群众的示范带动。但个别软弱涣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对农民示范带动的手段和机制，党员与群众的差别微乎其微，党员身份只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符号性质、而缺乏党员身份在实践中的认同建构；三是在“党社关系”中领导弱化。党社关系的直接载体是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组织际关系。一些农村基层党组负责人认为社会组织对党组织是挑战、有取代党组织的危险，于是对农村社会社会组织采取抵制态度；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则认为农村社会组织与党组织没有关系，不太关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一种性质各异、功能互补、合作共赢的党社关系性质。正因为如此，这些基层党组织不能在横向组织系统中重新建构组织身份。这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组织系统根源。 （三）集体行动系统：“个体主义”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以集体行动系统为视角，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是政党政治整合功能的直接呈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变化中的农村基层社会如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凝心聚力，最为根本的是要研究农民“类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向农村的延伸，直接导致了农民的个体化现象。农民个体化的类本质变化意味着去组织化，人们的生活退回到小家庭甚至个人本位层次。农村社会的去组织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形成一个悖论性议题。这个悖论性议题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再组织化过程的不同维度可以被观察到。其一，党员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个体主义发展趋向下，个别农村的党员发展出现“许多有活力的年轻人工作较忙，对入党没兴趣”，于是“想发展的，人家没有意愿”、“入党动机不纯的，却入党意愿积极”，在这些农村入不入党的背后关键是利益考量，而非政治价值追求。其二，党员管理的现实困境。在本地党员和流动党员管理上，一些本地党员提出要与流动党员一视同仁、灵活管理，全然不顾流动党员管理的具体情况。同时，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取消学习开会的“误工补贴”后，个别农村党员便借故不参加组织生活，最后督促党组织采用技术监督手段。其三，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不足困境。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极端实用主义倾向。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务实管用当然是重要方针，而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则以此为借口出现了业务学习代替政治学习的倾向，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大打折扣。组织场域影响组织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在农村社会场域中存在和发展。农民在市场经济逻辑影响下出现的“个体主义”类本质变化，必然会在党员发展、党员管理和党内生活等方面反映出来，这无疑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构成现实挑战。“一起结论产生于调研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5]，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组织化”与农村社会个体主义的“去组织化”构成的悖论性问题，解决之道即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解决这些个体主义的去组织化问题。
（四）文化认知系统：“价值竞争”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乡村治理的文化环境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发挥的文化认知系统，它的核心是农村社会的伦理价值问题。在开放社会、信仰自由的农村基层社会，近年来乡村文化认知系统出现了一些对党的基层组织凝聚构成挑战的现实难题。根据笔者在浙江台州的调研，主要表现在：一是宗教信仰的异化问题。宗教信仰是村民的信仰自由，但有少数不法分子则利用宗教外衣从事投机营利、意识形态渗透等非法活动，但因这些活动本身是与人性关怀、信仰自由、习惯培养为屏障，因其隐蔽性、渗透性和迷惑性更强而防不胜防，甚至有个别农村党员存在信教现象、出现“党组织生活的吸引力不如宗教组织生活的吸引力”的怪事。毋庸置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教育党员和农民，农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发展无疑对党组织凝聚力构成现实挑战。二是家族伦理的异化问题。乡村治理中的家族伦理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源泉，也是现代乡村治理冲突的诱因。这种悖论是有家族伦理所带来的乡村社会分化而诱致。在实践中，家族身份所型构的身份区隔，直接导致了一些乡村治理的家族化倾向——比如在村庄选举中，由一个家族“一家独大”或者几个家族“轮流坐庄”，乡村治理陷入家族伦理的窠臼。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家族伦理异化的现实中凝聚力发挥必然受限。三是能人治村的异化问题。近年来，村庄治理中“领导者”通常被“能者居之”。這些村庄的能人中有个别则是乡村强人和乡村投机者，他们在凭借强势地位和投机策略成为乡村代理人之后，其最终目标是作为乡村政权的“经营者”来多方谋利。个别村庄“村两委”矛盾的深层原因就是乡村政权经营者与党组织的性质宗旨相背离。这就从领导集团内部利益和观念冲突的维度上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二、契机与自主：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台州实践探索
如何在政治生态作为现实基础和实践平台制约中寻求党组织凝聚力的自主性？挖掘有利契机是关键。近年来，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借助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村（社区）民主选举的有利契机开展了实践探索：一方面，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背景下，围绕党组织生活质量提升开展实践探索，在党组织团结统一维护的视角提升凝聚力；另一方面，在村（社区）民主选举的换届过程中，围绕党的领导优化开展实践探索，在党组织服务属性践行的视角提升凝聚力。
（一）以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延伸为契机开展实践探索
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为契机，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了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实践探索。根据笔者对台州基层党组织的调研，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工作，主要在党组织内部凝聚和外部凝聚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围绕党内政治生活质量提升增强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全市各级党组织普遍推行党组织生活“6+X”模式：要求党组织生活必须涵盖“学习交流、党员议事、党性分析、民主恳谈、志愿服务、主题党课”6项规定内容和1项自选动作。6项规定动作主要着眼于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运行，1项自选动作则着眼于为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创新发展。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规范运行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把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与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构建相结合。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为民服务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差等”3大类型10种不合格情形进行了全面摸排，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提出认定、分类处置、教育帮扶、劝退除名、申诉复查”等“党员退出五步法”。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与党员退出常态化相结合，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得以加强和提升。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创新发展方面，台州市椒江区、路桥区等地的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打破党内政治生活的传统政治空间制约，在农村区域化党建中创意党组织生活，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与区域内“两新”组织党内政治生活联席会议、比较推进、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涌现了“协商发展论坛”“田间课堂”“结对帮扶行动”等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意党组织生活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从提升党内政治生活吸引力的角度增强了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围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外部凝聚。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按照“部门帮村、干部联户、按需结对、一帮三年”的思路，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探索实行了“强基惠民村村帮”党建项目创新。群众路线之于农村党建，其核心使命就是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强基惠民村村帮”工程把党建的政治优势与农村治理的内生需求相衔接，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拓展了社会空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务实的服务群众工作，初步探索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外部凝聚问题。概而言之，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借助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延伸的有利契机，在实践中初步勾勒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党内和党外两类凝聚力类型。 （二）以破解农村民主选举的诸问题为取向开展实践探索
在村民自治的语境中，“民主选举”作为基本缘起成为农村日常政治生活的关键表征。究其原因，村民自治的自治权最终是交由“村两委”的代理人所主持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民主选举直接影响着农村政治生态的良善与否。近年来，针对农村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问题、破坏选举问题、选举中的“宗族势力斗争”问题等削弱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现状，在规范民主运行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一是在组织意图与村民意愿的辩证统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调适，由原来的“运动员”转变到现在的“裁判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再以“管人头”的方式实现“组织意图”，而是通过“管制度”的方式实现“组织意图”。在村（社区）换届之前，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就根据过往换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严密精细的民主选举制度运行细则；针对农村民主选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为保证民主选举的合规有效，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民主选举的提名酝酿换届嵌入了协商民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精神，在拟参与人选中组织民主协商进行比较和择优，以保证选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在家族势力与民主选举的生态张力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沟通策略进行了优化，由原来的“管家婆”转变到现在的“协调员”。在家族势力分化明显较为突出的影响民主选举的村庄，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优化了引领民主选举的策略。为避免农村民主选举产生的是“政治强人”，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对重点复杂村进行派系情况摸排，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委提出的“五个不得”要求，制定了“十个严禁”“十个一律”“十个不选”的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换届纪律要求。同时，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在唱票监督等细节方面尽量做到不同姓氏宗族代表的广泛分布和充分代表。参选人员的精心筛选与选举过程的细节平衡，优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策略，在实践中初探探索解决了家族势力与民主选举的张力问题。三是在选举阶段与施政阶段的衔接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机制进行了革新，由原来的“监督者”转变到现在的“督导员”。为解决农村民主选举的“一选了之”的问题，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探索试行了“先定事，后定人”的选举创新。在村庄选举换届前，召集村两委成员、农村党员和一些村民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规划和决定村庄发展事务。根据这些事务，要求竞选者参加竞职演说。成功当选者在当选后将要履行的承若在村务公开栏公开，供村民监督。这样，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两委”的监督就成为党组织引领下的村民监督，监督效果得到改善。概而言之，以破解农村民主选举诸问题为取向的台州基层党组织实践，抓住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初始环节，从源头上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奠定了群众认同基础。
（三）以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为取向的实践探索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其首要问题是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基本含义。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探索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不是一个党组织一厢情愿的自我规制问题，而是一个组织与环境良性互动议题。也就是说，在结构功能主義视角下，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理应被理解为党组织因应政治生态变迁而进行党组织内部结构调适以及外部功能性变革范畴。一方面，就党组织内部结构调适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机制，组织机制本身首先必须组织化。在农村政治生态变迁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优势究竟何在？台州农村基层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内生活质量的实践阐明了一条实践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善于组织开展党内生活，科学组织所创造的党内生活品质是党组织实现内部凝聚的根本所在。显然，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就是要在创造有品质的党内生活的基础上示范引领农村村民的社会生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内生活缺乏有效组织，使得党员身份名不副实、甚至有个别党员在村庄治理的利益纠葛中不如一般群众，这实际上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内在根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是靠每个党员直接体现的，党员是在党内生活中锤炼的，党内生活的质量在党组织内部结构层面为党组织凝聚力确立前提和构建基础。另一方面，就党组织外部功能性变革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趋势的引领力量，引领的关键在于有效整合。从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践看，民主选举乱象暴露了村民自治自治权运行的困局。在利益主体分化加剧的村民自治领域，村民自治权要使选举民主的“票决制”真正不跑偏，单靠村民自身只能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局。从西方发达国家票决民主的历程看，票决民主是需要基础性条件的——个体本位的陌生人社会。但我国农村是个熟人半熟人社会，利益分化的背后人们更习惯于从血缘、地缘、亲缘等为线索的社会资本上寻求权利救济，而不是在个体政治权利战略性维护的角度认知民主选举。这是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现实。有鉴于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整合其目的就是旨在为农村民主选举构建和创造基础性条件，引领广大村民在民主运行细节上超越眼前利益、从政治权利维护的根本性维度践行和维护自身战略性发展利益。概而言之，党组织创造有品质的党内生活以塑造先锋党员，党员示范带动和监督规范村民自治权的良性运行。从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实践探索看，这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议题的基本含义所在。
三、再组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理性战略选择
犹如卡尔·波兰尼在描述市场与社会关系时所强调“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6]一般，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深深嵌入到农村基层政治生态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只能在政治生态制约中寻求自主性。“组织——环境的各种关系必须被视为相互依赖关系”[7]，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生态制约中的自主性寻求，就是要对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厘清行动策略。通过上述对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案例的分析，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得不在农村政治生态进行适应性变革；但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需要积极地对农村政治生态进行引领和控制。质言之，适应性变革以及引领控制行动策略都需要回归政党政治的组织化本质上加以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问题是一个政治生态变迁背景下农村政治发展如何被政党加以再组织化的问题。 （一）组织化依赖与去组织化生态：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实践悖论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有效组织的工具和机制。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组织农村民主政治的载体和机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将亿万农民组织到国家体系，以有效实现国家意志，推动农村发展”[8]，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承载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勾连。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正是以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政治动员从而将“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进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最终掌握国家政权。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的有效组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路径。但从税费改革以来、身份建构现状、个体主义时代、价值竞争语境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看，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一传统组织化的路径依赖。从历史路径到路径依赖，究其根源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心态及其行为模式。过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所面对着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农村基层社会，而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直面着的则是利益主体高度分化的农村基层社会，社会基础性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困局就是：党组织不再是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化的唯一力量，其他的乡村自组织力量在逐步成长；同时，乡村社会发展中个体化趋向所导致的去组织化力量也正在挑战和解构着原由党组织活动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进一步来说，农村政治生态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基础性组织秩序的变化，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化路径依赖与政治生态现实去组织化生态变迁构成悖论。这是在政治生态视阈下，重新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的根本缘由。
（二）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路径
组织化的路径依赖与去组织化生态所构成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悖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党组织无所适从问题；实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囿于传统成功经验而陷入保守，固守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外在形式、而根本忽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内在机理。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理应是农村政治发展的趋势性领导力量。具体来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看，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把村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和平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政治整合把村民组织起来搞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趋势引领的时代内容必然是与时偕行和与时俱进的。当前，在引领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引领和培育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素质、促进村民自治的自治权健康运行、保障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和文化延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只是作为实现形式直接服从和最终服务于这些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政治生态发生了个体主义去组织化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集中表现为：村民只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而且主要眼前利益），而很少关注村庄共同体的利益；由此导致，村民更加重视经济权利而忽视政治权利，对政治权利的重视也直接被经济利益化和在现实中被用来交易（“贿选”、“拿钱办事”）；农村社会的组织化主要是经济组织化和娱乐组织化。“农民阶层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9]，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政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村民都退回到经济组织和社会生活组织中寻求慰藉之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能再一厢情愿的将村民拉回到党组织的政治唯一性原则上来，而是需要在农村经济社会新的基础上创新再组织机制。实际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的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政治的关键是成为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农村其他各类组织化的机制都理应在党组织的引领和社会控制之下，党组织当从政治战略上培育农村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这应该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获得结构性生存空间的根本，更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当前阶段所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是个结构性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症结所在和根本出路在于：积极因应农村政治生态变迁，进行内部结构调适以为再组织化提供主体支撑，开展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行动引领政治生态发展，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再次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性引领力量、夯实领导核心地位。
（三）多措并举，体系化凝聚：农村基层党组织再组织化的方略探讨
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适应农村政治生态，最终就体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再组织化战略。那么，究竟如何再组织化呢？显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应该有一个体系化的方略以防止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碎片化现象。毋庸讳言，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生态的消极适应，就是农村基层党建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工作是粗放型的、而非精准化的，在看待和对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政治生态中的权威弥散现象时，一些党组织成员总是习惯于放大环境诱因，这实际上一种缺乏党建责任和缺失党建举措的现实表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利契机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和群众的团结凝聚，应该多措并举，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体系化方略。具体来说，一是应在目标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的个体化和利益分化所导致的去组织化现实是对发展目标组织化提出了迫切要求。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非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放弃要求。在这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立足农村可接受的现实情况，从农村党建规划的视角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研究制定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二是应在制度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农村其他各类组织的组织化中轴，最为根本的一个抓手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制定农村民主政治工作的“游戏规则”。如在村级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在村庄各庄利益团体对话协商方面，党组织可以搭建协商平台；等等。农村民主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党组织是否抓手“制度细节”，在制度细化及其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三是应在文化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变迁过程中，党组织组织化的文化基础上乡村治理传统的传承弘扬、而非断裂。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的文化承载是让乡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过去的组织文化是一种血缘、地缘、亲缘的社会资本网络，它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得以组织化的文化基础；但在个体化发展趋向下，这种社会资本网络受到挑战、亟待调适，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农村社会文化重构和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民主自治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思考传统的改造问题；传统乡村的准科层文化与现代乡村的民主文化之间如何有效转换，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凝聚方略提出的历史要求。另外，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可以针对农村社会分化在对象凝聚和活动凝聚等方面积极作为。总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应着力构建一个符合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再组织化体系方略。
参考文献
[1]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
[2]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叶笃初，卢先福.党的建设词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446.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5]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
[6]卡尔·波兰尼.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627.
[7]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治：组织与权力[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33.
[8]徐勇.田野与政治——徐勇学术杂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3.
[9]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是一个政党与社会双向互动问题，凝聚力强弱以良性互动与否为表征。在政治生态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惟有因应农村政治生态变迁而自觉进行适应性变革才能不断增强凝聚力、承载好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和农民的政治参与两个维度的基本功能。进一步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生态的适应性变革是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的关系，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直面农村政治生态挑战时的消极适应，说明对这一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的关系缺乏透彻把握；从浙江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党建项目创新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政治生态中应找准契机寻求自主性，其主线是党组织的功能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外部实现机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适应性变革的症结所在和出路所系。
关键词：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政治生态；组织场域；外部控制
作为一个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掌握国家政权的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良性互动的组织媒介，承载政党政治社会化和农民政治参与的双向沟通功能。在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中，凝聚力就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这种功能定位的扼要表征。正因为如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一直被作为基层党建研究的重要问题被关注和讨论。长期以来，有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的研究，大都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和议题而被讨论——凝聚力通常被定性为组织影响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首先被作为组织内部问题来看待，而不是首先被视为一个组织外部问题来分析。这类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只要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就会提升，强化“内部凝聚”从而实现“外部凝聚”被认为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基本思路。然而，近年来，笔者在与浙江台州一些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时，他们普遍反映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感式微、党建工作有失落感和无力感，有人提出“农村环境变了，党组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显然，“关注环境的变化对组织尤为重要，组织的生存和兴旺不是通过单纯的内部调整就能够实现的，处理和管理环境于组织绩效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1]在农村基层社会深刻变动的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策略不得不关注组织场域的变化而进行组织重构、角色调试以及机制转换。就此而言，在政治生态视阈下看待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问题，从组织场域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制约和反制视角切入，是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创新视角和实践前瞻。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浙江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证调查，拟提供农村政治生态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关系的区域实践事实，尝试分析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何以降低、如何提升？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组织场域规制组织凝聚——农村政治生态变迁及其消极适应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生态根源；组织自主引领组织凝聚——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的战略引领是党组织凝聚力的战略方向；社会控制再造组织凝聚——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控制的资源梳理是党组织凝聚力的实现条件。
一、消极适应：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政治生态根源
所谓组织场域是“使我们可以把各种相关的行动者、制度逻辑以及治理结构——其对某个有限的社会层面的参与者的行动具有使能和制约作用——纳入制度主义分析的范畴”[2]217；“场域结构化概念为调查者与研究者评价场域之间的各种差异、历史地分析场域文化的趋同性变迁以及场域结构性特征的变迁轨迹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分析框架”[2]217。政治生态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就是一个组织场域与组织凝聚问题。因此，参鉴组织场域理论来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所面临的政治生态制约予以学理抽象，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现实状况。
（一）纵向权力系统：“税费改革”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以及其后在农村开展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一项质性突破。至此，我国农村基层政治步入后税费改革时代，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承担乡镇党委和政府下派工作和村庄内部日常管理工作。这一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是科层治理体系在农村的触角延伸，在上传下达的权力关系系统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的凝聚主要是一种资源依赖型关系凝聚——许多村庄共同体事务，村民不得不通过党组织得以达成和实现。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权力关系结构中发生位移，村民原来不得不通过党组织处理的事务减少，党组织除了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的资源外，党组织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相对优势”式微。由此，当党组织承载的政治沟通功能不再具有唯一性，党组织对村民的凝聚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根据笔者对浙江台州市部分农村基层党建调研，一些软弱涣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就是在税费改革后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运行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认为现在的农村党建除了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和管理党员之外，其他方面的党建工作缺乏载体和机制。场域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把组织联结成更大网络的关系系统”[2]193，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在中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一体多元社会”宏观结构转变背景下发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再作为党政统合体系對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触角，而是作为村民自治领导力量的组织角色而转型发展——囊括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含总支、党委）的农村基层党组织[3]是在乡村治理需求的逻辑起点上重构权力关系系统。在权力关系重构的过程中，那些习惯于依托准行政权力而运行的党组织必然由于缺乏互动性认同而凝聚力不足。
（二）横向组织系统：“身份建构”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组织原型是场域理论的又一核心要素，“组织原型以典型化、脚本、能动性观念的面目出现”[2]197，它是通过组织活动与组织原型关联程度理解和建构组织框架。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分析方面，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是一个组织原型问题，因而在此借用组织原型系统的概念，可以比较清晰的阐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想象的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内生性张力。2009年9月1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稳定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4]农村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对其功能的基本定位。这一功能定位是基于农村党建传统的“应然状态”，而非农村党建现实的“实然状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革命时期确实通过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在实践中塑造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从浙江台州基层实践看，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实践中存在挑战。具体来说，一是在“村两委”关系中领导弱化。当“村两委”关系相左之时，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二是在“党群关系”中领导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的基本指向性是对人民群众的示范带动。但个别软弱涣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对农民示范带动的手段和机制，党员与群众的差别微乎其微，党员身份只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符号性质、而缺乏党员身份在实践中的认同建构；三是在“党社关系”中领导弱化。党社关系的直接载体是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组织际关系。一些农村基层党组负责人认为社会组织对党组织是挑战、有取代党组织的危险，于是对农村社会社会组织采取抵制态度；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则认为农村社会组织与党组织没有关系，不太关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一种性质各异、功能互补、合作共赢的党社关系性质。正因为如此，这些基层党组织不能在横向组织系统中重新建构组织身份。这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组织系统根源。 （三）集体行动系统：“个体主义”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以集体行动系统为视角，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是政党政治整合功能的直接呈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变化中的农村基层社会如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凝心聚力，最为根本的是要研究农民“类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向农村的延伸，直接导致了农民的个体化现象。农民个体化的类本质变化意味着去组织化，人们的生活退回到小家庭甚至个人本位层次。农村社会的去组织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形成一个悖论性议题。这个悖论性议题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再组织化过程的不同维度可以被观察到。其一，党员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个体主义发展趋向下，个别农村的党员发展出现“许多有活力的年轻人工作较忙，对入党没兴趣”，于是“想发展的，人家没有意愿”、“入党动机不纯的，却入党意愿积极”，在这些农村入不入党的背后关键是利益考量，而非政治价值追求。其二，党员管理的现实困境。在本地党员和流动党员管理上，一些本地党员提出要与流动党员一视同仁、灵活管理，全然不顾流动党员管理的具体情况。同时，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取消学习开会的“误工补贴”后，个别农村党员便借故不参加组织生活，最后督促党组织采用技术监督手段。其三，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不足困境。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极端实用主义倾向。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务实管用当然是重要方针，而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则以此为借口出现了业务学习代替政治学习的倾向，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大打折扣。组织场域影响组织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在农村社会场域中存在和发展。农民在市场经济逻辑影响下出现的“个体主义”类本质变化，必然会在党员发展、党员管理和党内生活等方面反映出来，这无疑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构成现实挑战。“一起结论产生于调研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5]，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组织化”与农村社会个体主义的“去组织化”构成的悖论性问题，解决之道即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解决这些个体主义的去组织化问题。
（四）文化认知系统：“价值竞争”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
乡村治理的文化环境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发挥的文化认知系统，它的核心是农村社会的伦理价值问题。在开放社会、信仰自由的农村基层社会，近年来乡村文化认知系统出现了一些对党的基层组织凝聚构成挑战的现实难题。根据笔者在浙江台州的调研，主要表现在：一是宗教信仰的异化问题。宗教信仰是村民的信仰自由，但有少数不法分子则利用宗教外衣从事投机营利、意识形态渗透等非法活动，但因这些活动本身是与人性关怀、信仰自由、习惯培养为屏障，因其隐蔽性、渗透性和迷惑性更强而防不胜防，甚至有个别农村党员存在信教现象、出现“党组织生活的吸引力不如宗教组织生活的吸引力”的怪事。毋庸置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教育党员和农民，农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发展无疑对党组织凝聚力构成现实挑战。二是家族伦理的异化问题。乡村治理中的家族伦理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源泉，也是现代乡村治理冲突的诱因。这种悖论是有家族伦理所带来的乡村社会分化而诱致。在实践中，家族身份所型构的身份区隔，直接导致了一些乡村治理的家族化倾向——比如在村庄选举中，由一个家族“一家独大”或者几个家族“轮流坐庄”，乡村治理陷入家族伦理的窠臼。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家族伦理异化的现实中凝聚力发挥必然受限。三是能人治村的异化问题。近年来，村庄治理中“领导者”通常被“能者居之”。這些村庄的能人中有个别则是乡村强人和乡村投机者，他们在凭借强势地位和投机策略成为乡村代理人之后，其最终目标是作为乡村政权的“经营者”来多方谋利。个别村庄“村两委”矛盾的深层原因就是乡村政权经营者与党组织的性质宗旨相背离。这就从领导集团内部利益和观念冲突的维度上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二、契机与自主：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台州实践探索
如何在政治生态作为现实基础和实践平台制约中寻求党组织凝聚力的自主性？挖掘有利契机是关键。近年来，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借助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村（社区）民主选举的有利契机开展了实践探索：一方面，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背景下，围绕党组织生活质量提升开展实践探索，在党组织团结统一维护的视角提升凝聚力；另一方面，在村（社区）民主选举的换届过程中，围绕党的领导优化开展实践探索，在党组织服务属性践行的视角提升凝聚力。
（一）以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延伸为契机开展实践探索
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为契机，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了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实践探索。根据笔者对台州基层党组织的调研，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工作，主要在党组织内部凝聚和外部凝聚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围绕党内政治生活质量提升增强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全市各级党组织普遍推行党组织生活“6+X”模式：要求党组织生活必须涵盖“学习交流、党员议事、党性分析、民主恳谈、志愿服务、主题党课”6项规定内容和1项自选动作。6项规定动作主要着眼于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运行，1项自选动作则着眼于为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创新发展。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规范运行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把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与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构建相结合。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为民服务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差等”3大类型10种不合格情形进行了全面摸排，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提出认定、分类处置、教育帮扶、劝退除名、申诉复查”等“党员退出五步法”。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与党员退出常态化相结合，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得以加强和提升。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创新发展方面，台州市椒江区、路桥区等地的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打破党内政治生活的传统政治空间制约，在农村区域化党建中创意党组织生活，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与区域内“两新”组织党内政治生活联席会议、比较推进、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涌现了“协商发展论坛”“田间课堂”“结对帮扶行动”等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意党组织生活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从提升党内政治生活吸引力的角度增强了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围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外部凝聚。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按照“部门帮村、干部联户、按需结对、一帮三年”的思路，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探索实行了“强基惠民村村帮”党建项目创新。群众路线之于农村党建，其核心使命就是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强基惠民村村帮”工程把党建的政治优势与农村治理的内生需求相衔接，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拓展了社会空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务实的服务群众工作，初步探索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外部凝聚问题。概而言之，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借助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延伸的有利契机，在实践中初步勾勒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党内和党外两类凝聚力类型。 （二）以破解农村民主选举的诸问题为取向开展实践探索
在村民自治的语境中，“民主选举”作为基本缘起成为农村日常政治生活的关键表征。究其原因，村民自治的自治权最终是交由“村两委”的代理人所主持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民主选举直接影响着农村政治生态的良善与否。近年来，针对农村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问题、破坏选举问题、选举中的“宗族势力斗争”问题等削弱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现状，在规范民主运行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一是在组织意图与村民意愿的辩证统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调适，由原来的“运动员”转变到现在的“裁判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再以“管人头”的方式实现“组织意图”，而是通过“管制度”的方式实现“组织意图”。在村（社区）换届之前，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就根据过往换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严密精细的民主选举制度运行细则；针对农村民主选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为保证民主选举的合规有效，台州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民主选举的提名酝酿换届嵌入了协商民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精神，在拟参与人选中组织民主协商进行比较和择优，以保证选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在家族势力与民主选举的生态张力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沟通策略进行了优化，由原来的“管家婆”转变到现在的“协调员”。在家族势力分化明显较为突出的影响民主选举的村庄，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优化了引领民主选举的策略。为避免农村民主选举产生的是“政治强人”，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对重点复杂村进行派系情况摸排，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委提出的“五个不得”要求，制定了“十个严禁”“十个一律”“十个不选”的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换届纪律要求。同时，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在唱票监督等细节方面尽量做到不同姓氏宗族代表的广泛分布和充分代表。参选人员的精心筛选与选举过程的细节平衡，优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策略，在实践中初探探索解决了家族势力与民主选举的张力问题。三是在选举阶段与施政阶段的衔接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机制进行了革新，由原来的“监督者”转变到现在的“督导员”。为解决农村民主选举的“一选了之”的问题，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探索试行了“先定事，后定人”的选举创新。在村庄选举换届前，召集村两委成员、农村党员和一些村民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规划和决定村庄发展事务。根据这些事务，要求竞选者参加竞职演说。成功当选者在当选后将要履行的承若在村务公开栏公开，供村民监督。这样，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两委”的监督就成为党组织引领下的村民监督，监督效果得到改善。概而言之，以破解农村民主选举诸问题为取向的台州基层党组织实践，抓住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初始环节，从源头上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奠定了群众认同基础。
（三）以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为取向的实践探索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其首要问题是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基本含义。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探索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不是一个党组织一厢情愿的自我规制问题，而是一个组织与环境良性互动议题。也就是说，在结构功能主義视角下，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理应被理解为党组织因应政治生态变迁而进行党组织内部结构调适以及外部功能性变革范畴。一方面，就党组织内部结构调适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机制，组织机制本身首先必须组织化。在农村政治生态变迁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优势究竟何在？台州农村基层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内生活质量的实践阐明了一条实践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善于组织开展党内生活，科学组织所创造的党内生活品质是党组织实现内部凝聚的根本所在。显然，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就是要在创造有品质的党内生活的基础上示范引领农村村民的社会生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内生活缺乏有效组织，使得党员身份名不副实、甚至有个别党员在村庄治理的利益纠葛中不如一般群众，这实际上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内在根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是靠每个党员直接体现的，党员是在党内生活中锤炼的，党内生活的质量在党组织内部结构层面为党组织凝聚力确立前提和构建基础。另一方面，就党组织外部功能性变革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趋势的引领力量，引领的关键在于有效整合。从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践看，民主选举乱象暴露了村民自治自治权运行的困局。在利益主体分化加剧的村民自治领域，村民自治权要使选举民主的“票决制”真正不跑偏，单靠村民自身只能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局。从西方发达国家票决民主的历程看，票决民主是需要基础性条件的——个体本位的陌生人社会。但我国农村是个熟人半熟人社会，利益分化的背后人们更习惯于从血缘、地缘、亲缘等为线索的社会资本上寻求权利救济，而不是在个体政治权利战略性维护的角度认知民主选举。这是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现实。有鉴于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整合其目的就是旨在为农村民主选举构建和创造基础性条件，引领广大村民在民主运行细节上超越眼前利益、从政治权利维护的根本性维度践行和维护自身战略性发展利益。概而言之，党组织创造有品质的党内生活以塑造先锋党员，党员示范带动和监督规范村民自治权的良性运行。从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实践探索看，这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议题的基本含义所在。
三、再组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理性战略选择
犹如卡尔·波兰尼在描述市场与社会关系时所强调“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6]一般，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深深嵌入到农村基层政治生态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只能在政治生态制约中寻求自主性。“组织——环境的各种关系必须被视为相互依赖关系”[7]，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生态制约中的自主性寻求，就是要对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厘清行动策略。通过上述对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案例的分析，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得不在农村政治生态进行适应性变革；但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需要积极地对农村政治生态进行引领和控制。质言之，适应性变革以及引领控制行动策略都需要回归政党政治的组织化本质上加以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问题是一个政治生态变迁背景下农村政治发展如何被政党加以再组织化的问题。 （一）组织化依赖与去组织化生态：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实践悖论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有效组织的工具和机制。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组织农村民主政治的载体和机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将亿万农民组织到国家体系，以有效实现国家意志，推动农村发展”[8]，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承载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勾连。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正是以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政治动员从而将“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进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最终掌握国家政权。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的有效组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路径。但从税费改革以来、身份建构现状、个体主义时代、价值竞争语境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极适应看，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一传统组织化的路径依赖。从历史路径到路径依赖，究其根源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心态及其行为模式。过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所面对着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农村基层社会，而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直面着的则是利益主体高度分化的农村基层社会，社会基础性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困局就是：党组织不再是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化的唯一力量，其他的乡村自组织力量在逐步成长；同时，乡村社会发展中个体化趋向所导致的去组织化力量也正在挑战和解构着原由党组织活动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进一步来说，农村政治生态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基础性组织秩序的变化，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化路径依赖与政治生态现实去组织化生态变迁构成悖论。这是在政治生态视阈下，重新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问题的根本缘由。
（二）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路径
组织化的路径依赖与去组织化生态所构成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悖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党组织无所适从问题；实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囿于传统成功经验而陷入保守，固守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外在形式、而根本忽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化的内在机理。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理应是农村政治发展的趋势性领导力量。具体来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看，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把村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和平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政治整合把村民组织起来搞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趋势引领的时代内容必然是与时偕行和与时俱进的。当前，在引领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引领和培育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素质、促进村民自治的自治权健康运行、保障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和文化延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只是作为实现形式直接服从和最终服务于这些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政治生态发生了个体主义去组织化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集中表现为：村民只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而且主要眼前利益），而很少关注村庄共同体的利益；由此导致，村民更加重视经济权利而忽视政治权利，对政治权利的重视也直接被经济利益化和在现实中被用来交易（“贿选”、“拿钱办事”）；农村社会的组织化主要是经济组织化和娱乐组织化。“农民阶层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9]，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政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村民都退回到经济组织和社会生活组织中寻求慰藉之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能再一厢情愿的将村民拉回到党组织的政治唯一性原则上来，而是需要在农村经济社会新的基础上创新再组织机制。实际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的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政治的关键是成为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农村其他各类组织化的机制都理应在党组织的引领和社会控制之下，党组织当从政治战略上培育农村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这应该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获得结构性生存空间的根本，更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当前阶段所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问题是个结构性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症结所在和根本出路在于：积极因应农村政治生态变迁，进行内部结构调适以为再组织化提供主体支撑，开展服务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行动引领政治生态发展，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再次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性引领力量、夯实领导核心地位。
（三）多措并举，体系化凝聚：农村基层党组织再组织化的方略探讨
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适应农村政治生态，最终就体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再组织化战略。那么，究竟如何再组织化呢？显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应该有一个体系化的方略以防止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碎片化现象。毋庸讳言，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生态的消极适应，就是农村基层党建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工作是粗放型的、而非精准化的，在看待和对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政治生态中的权威弥散现象时，一些党组织成员总是习惯于放大环境诱因，这实际上一种缺乏党建责任和缺失党建举措的现实表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利契机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和群众的团结凝聚，应该多措并举，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的体系化方略。具体来说，一是应在目标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的个体化和利益分化所导致的去组织化现实是对发展目标组织化提出了迫切要求。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非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放弃要求。在这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立足农村可接受的现实情况，从农村党建规划的视角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研究制定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二是应在制度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农村其他各类组织的组织化中轴，最为根本的一个抓手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制定农村民主政治工作的“游戏规则”。如在村级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在村庄各庄利益团体对话协商方面，党组织可以搭建协商平台；等等。农村民主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党组织是否抓手“制度细节”，在制度细化及其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三是应在文化凝聚上积极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变迁过程中，党组织组织化的文化基础上乡村治理传统的传承弘扬、而非断裂。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的文化承载是让乡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过去的组织文化是一种血缘、地缘、亲缘的社会资本网络，它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得以组织化的文化基础；但在个体化发展趋向下，这种社会资本网络受到挑战、亟待调适，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农村社会文化重构和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民主自治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思考传统的改造问题；传统乡村的准科层文化与现代乡村的民主文化之间如何有效转换，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凝聚方略提出的历史要求。另外，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可以针对农村社会分化在对象凝聚和活动凝聚等方面积极作为。总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提升应着力构建一个符合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再组织化体系方略。
参考文献
[1]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
[2]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叶笃初，卢先福.党的建设词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446.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5]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
[6]卡尔·波兰尼.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627.
[7]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治：组织与权力[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33.
[8]徐勇.田野与政治——徐勇学术杂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3.
[9]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