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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蒲松龄的《狼》选入统编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人与动物”单元，这样的编排是值得商榷的。《狼》不是一篇表现人与动物的文章，而是一篇通过幻想与变形表达对社会的讽刺与批判的小说；《狼》所表达的主题，不是人对动物的普遍性的胜利，而是特殊人物的特殊的胜利；除了从批判现实的角度解读小说，读者还可以借助文本细读发现其他更多的主题。
关键词：《狼》；文言小说；文本解读
《狼》选自蒲松龄的经典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这篇课文之前出现在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同单元的文章还有《马》《斑羚飞渡》《华南虎》《猫》。在统编教材中，《狼》被调整到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同单元的课文还有《猫》和《动物笑谈》。不难发现，《狼》在教材中的位置虽然作了调整，但所处单元的主题始终没变，都是“人和动物”。这一点，统编教材交代得更为明显，其“单元导读”这样说明：
本单元课文描绘了人与动物相处的种种情形，有的表达了对动物的欣赏、对其命运的关注，有的表现了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阅读这些文章，可以增进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理解，加强对人类自我的理解和反思，形成尊重动物、善待生命的意识。
且不说其他文本的选取是否符合该单元的教学目标，单就《狼》这篇文章来说，其主题与“人与动物”无关。它既不是“表达人对动物的欣赏”，也不是表现“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以彰显人类的强大。想要通过阅读《狼》来 “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或树立“尊重动物、善待生命的意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狼》不是动物小说
首先，从文本的出处来说，《狼》出自《聊斋志异》中的《狼三则》。《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全书近500篇。“志怪”小说指的是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统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小说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人、妖、鬼、怪。蒲松龄写人与妖与鬼与怪的故事，并非要表现人类与妖魔鬼怪怎么和谐相处的主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蒲松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是封建迷信之徒了。可以确定的是，蒲松龄笔下的鬼怪狐妖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他幻想的产物，他以幻想的表现形式，对真实的人间世界、人间经验作了变形的处理，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艺术的真实。因此，把《狼》看作是人和动物的故事，是无视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无视蒲松龄作品“幻想”与“变形”的艺术表现方式。
了解《狼》的出处，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狼》不是一篇写实的故事，也就是说，屠户在路上遇到两匹狼并且手刃之，这个故事是蒲松龄虚构的。要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证明无论狼如何狡猾，终究敌不过人类，从证据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虚构的故事根本不足为据。
第二，《狼》也不是一篇动物类小说，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与沈石溪创作动物小说，在创作意图上有着天壤之别。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宗旨，郭沫若用一副对联作了精辟的概括：“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也就是说，蒲松龄是用了委婉曲折的手法，来隐晦地表达他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和对得不到的理想的描绘与讴歌。所以，他的小说中的花妖狐仙鬼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的变形而已。《狼》故事中屠户勇斗两匹狼，也是作者的人间经验或者人间理想、生存哲学的体现。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就不一样。作者一开始就是站在人和自然、人与动物的角度进行创作，所以，尽管他写的動物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们都在更高程度上通向真实的“动物世界”。所以，读蒲松龄的《狼》，读者应该走向的是蒲松龄所处的“社会”，而读沈石溪的《狼世界》这样的动物小说，读者应该走向的是“自然”。两条路，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之路，另一条是生态主义之路，没有交叉。通过《狼》的阅读走向沈石溪笔下的“狼世界”，无疑是滑稽荒谬的。因此，阅读《狼》，教师务必要提醒学生注意它的文体，务必要从虚构的故事（艺术世界）导向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个人生活小环境（生活世界）。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仅仅从故事内容或故事角色本身来确定文本的主题，是会闹笑话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描述屠户跟狼的故事就把《狼》定性为人与动物的故事，那么，卡夫卡的《变形记》难道可以说是人与甲虫的故事，《西游记》难道可以说是高僧和猴子的故事？显然不对。
二、《狼》表达的不是普遍性的胜利
再来看《狼》这篇小说本身。《狼》这篇文章是《聊斋志异》中《狼三则》的第二则。《狼三则》写的都是狼与屠户的故事，在三则故事中，狼表现出贪婪、狡猾、凶残的一面，但在与屠户的交锋中，获胜的始终是屠户。阅读《狼》这篇文章，如果不把三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孤立地读，恐怕会造成严重的曲解，最典型的误解有二：第一，无论狼多么狡诈凶残，在人类面前终究是技逊一筹；第二，面对像狼一样的恶人，只要勇敢地与之斗争，必胜。
以上两种误解，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狼三则》的结语，这个结语，既是作者对三则故事的小结，也是对三则故事所要传递的共同主题的暗示，对文本解读来说可谓至关重要。那就是：
非屠，乌能作此谋也！
三事皆出于屠；则屠人之残暴，杀狼亦可用也。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非屠，乌能作此谋也？”蒲松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面对三则故事中贪婪、狡诈、凶猛的“狼”，一般人是吃不消的，要送命的，只有像“屠户”这样特殊的人，才有力量与之抗衡，才能想出“吹豕之法”制服狼，才能手起刀落一刀就劈了狼首。我们再说得简单一点，蒲松龄想表达的是，屠户战胜“狼”的胜利，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他就想通过特殊性来暗示读者，“杀”狼得用“屠刀”，面对残暴的势力，白面书生和残暴屠户，谁更有战斗力？那么，我们据此又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即便在蒲松龄的虚构世界里，他也没有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或者说恶势力必败。相反，他强调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命题：邪恶只会被特殊的人、特殊的力量制服。他强调的是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指向特殊的条件，比如这篇小说中的“屠户”。试想，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遇到“狼”，还能不能说出“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这样“横”的话？恐怕结局会是两股战战，一命呜呼！ 第二，即便在真实的动物世界，也根本不存在人终将战胜狼的普遍性或压倒性的胜利。在自然界中，狼是非常狡黠并且善于作战的群居性动物，属于典型的食物链上层掠食者。狼能利用群体围猎的技能，捕杀比它们大很多的动物，譬如斑马、狮子甚至老虎。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猎人，在野外遇到狼，也要忌惮几分。所以，教《狼》这篇小说，如果刻意回避“屠户”身份的特殊性，而将他的胜利视为一种普遍性胜利，甚至上升为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绝对优势，从而得出“人”终将战胜“狼”的结论，这种逻辑和推理不仅荒谬，而且危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带着“狼无论如何狡诈，终究敌不过人”这样的认识，步入真实的危险的丛林，该是怎样的“无知无畏”啊！
前面提及，如果不把《狼三则》视为一个整体，孤立地读，的确会造成对主题的曲解，有时候，即便是名师也会中招。例如，某个名师教《狼》，在结课环节她是这样概括小说的主题：
1.面对邪恶势力，只要我们应用智慧勇敢斗争，坏人必将和“狼”一样“顷刻两毙”。
2.在正义和智慧面前，一切邪恶永远只能是跳梁小丑。让我们再一次为屠户喝彩，再一次嘲笑那两只贪婪狡猾的狼。
显而易见，这位教师也犯了将特殊性视为普遍性的错误。
三、《狼》主题的多义性
小说和散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作者需要对一些情节进行虚构，比如说在《狼》这篇文言小说中，屠户不是真的屠户，狼也不是真的狼，在文中，他们都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结合《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再结合《狼三则》最后一句话“屠人之残暴，杀狼亦可用也”，这样的主题总结大致应该是对头的：“狼”象征着像狼一样贪婪、凶残、狡诈的恶势力，而“屠户”则象征着具有对抗恶势力的特殊力量的人。蒲松龄也许想通过“屠户的胜利”告诉读者，以暴制暴不失为对抗凶狠残暴的统治阶级及其走狗的一条出路。他也许想告诉读者，对像狼一样的恶人，不要抱有幻想，不能妥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要彻底。
当然，经典小说的解读结论，从来不是唯一的。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常读常新。以“作者中心论”的批评方式去解读文本，我们从《狼》中读到了荒诞与讽刺、变形与反叛，但如果我们离开了对蒲松龄创作意图的猜测，而将这篇文章放在當代语境中去读，用“文本中心”或“读者中心”的方式去解读，我们也能读出自己的理解。
在小说中，屠户一开始面对狼的步步紧逼，采取了被动妥协的战术，不断地投以骨，但是，这种妥协没能帮他摆脱险境，反而把自己逼到了弹尽粮绝的绝境。而就在绝境中，屠户选择了“面对”，选择了“暴起”以决一死战。可以说，屠户的胜利，不是狼不够聪明，也不是他足够沉稳机智，而在于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从“屠暴起”的那一刻，他完全放下了恐惧，直面生死。罗斯福在演讲中说过：“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所以，当屠户决定直面死亡迎接挑战的时候，他已经胜利了，而反过来，当他陷于恐惧的时候，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的力量，也忘了自己的刀。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篇小说情节的转折点“屠暴起”，得出这样的主题：勇者无敌。当一个人卸下了内心的恐惧，连死亡都不怕的时候，他就会生出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把“狼”比作外部强大的阻碍与压力，而把屠户的“暴起”视为一个人内心“超我”的回归。
屠户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选择了“暴起”。我们还可以把屠户面对“危局”时的表现视为一种隐喻。每个人的身上不都有屠户的影子吗？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像屠户一样，选择了退让、躲避、忍受、妥协。没有死亡的威胁，谁都不愿、不敢“暴起”，也根本不敢相信，自己会有对抗的实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使屠户得以“生”的，恰恰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死”。向死而生，绝境往往意味着生机。逼到绝路，有的人才会爆发绝处求生的巨大勇气和能力。不到绝路，大部分人会选择苟且。所以，我们还可以从《狼》这篇小说中，读出“绝境即生机”这样的生存隐喻。
当然，《狼》的主题远不止这些。有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发现更多。
综上所述，把《狼》这篇小说编入“人与动物”单元，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狼》；文言小说；文本解读
《狼》选自蒲松龄的经典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这篇课文之前出现在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同单元的文章还有《马》《斑羚飞渡》《华南虎》《猫》。在统编教材中，《狼》被调整到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同单元的课文还有《猫》和《动物笑谈》。不难发现，《狼》在教材中的位置虽然作了调整，但所处单元的主题始终没变，都是“人和动物”。这一点，统编教材交代得更为明显，其“单元导读”这样说明：
本单元课文描绘了人与动物相处的种种情形，有的表达了对动物的欣赏、对其命运的关注，有的表现了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阅读这些文章，可以增进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理解，加强对人类自我的理解和反思，形成尊重动物、善待生命的意识。
且不说其他文本的选取是否符合该单元的教学目标，单就《狼》这篇文章来说，其主题与“人与动物”无关。它既不是“表达人对动物的欣赏”，也不是表现“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以彰显人类的强大。想要通过阅读《狼》来 “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或树立“尊重动物、善待生命的意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狼》不是动物小说
首先，从文本的出处来说，《狼》出自《聊斋志异》中的《狼三则》。《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全书近500篇。“志怪”小说指的是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统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小说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人、妖、鬼、怪。蒲松龄写人与妖与鬼与怪的故事，并非要表现人类与妖魔鬼怪怎么和谐相处的主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蒲松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是封建迷信之徒了。可以确定的是，蒲松龄笔下的鬼怪狐妖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他幻想的产物，他以幻想的表现形式，对真实的人间世界、人间经验作了变形的处理，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艺术的真实。因此，把《狼》看作是人和动物的故事，是无视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无视蒲松龄作品“幻想”与“变形”的艺术表现方式。
了解《狼》的出处，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狼》不是一篇写实的故事，也就是说，屠户在路上遇到两匹狼并且手刃之，这个故事是蒲松龄虚构的。要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证明无论狼如何狡猾，终究敌不过人类，从证据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虚构的故事根本不足为据。
第二，《狼》也不是一篇动物类小说，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与沈石溪创作动物小说，在创作意图上有着天壤之别。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宗旨，郭沫若用一副对联作了精辟的概括：“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也就是说，蒲松龄是用了委婉曲折的手法，来隐晦地表达他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和对得不到的理想的描绘与讴歌。所以，他的小说中的花妖狐仙鬼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的变形而已。《狼》故事中屠户勇斗两匹狼，也是作者的人间经验或者人间理想、生存哲学的体现。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就不一样。作者一开始就是站在人和自然、人与动物的角度进行创作，所以，尽管他写的動物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们都在更高程度上通向真实的“动物世界”。所以，读蒲松龄的《狼》，读者应该走向的是蒲松龄所处的“社会”，而读沈石溪的《狼世界》这样的动物小说，读者应该走向的是“自然”。两条路，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之路，另一条是生态主义之路，没有交叉。通过《狼》的阅读走向沈石溪笔下的“狼世界”，无疑是滑稽荒谬的。因此，阅读《狼》，教师务必要提醒学生注意它的文体，务必要从虚构的故事（艺术世界）导向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个人生活小环境（生活世界）。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仅仅从故事内容或故事角色本身来确定文本的主题，是会闹笑话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描述屠户跟狼的故事就把《狼》定性为人与动物的故事，那么，卡夫卡的《变形记》难道可以说是人与甲虫的故事，《西游记》难道可以说是高僧和猴子的故事？显然不对。
二、《狼》表达的不是普遍性的胜利
再来看《狼》这篇小说本身。《狼》这篇文章是《聊斋志异》中《狼三则》的第二则。《狼三则》写的都是狼与屠户的故事，在三则故事中，狼表现出贪婪、狡猾、凶残的一面，但在与屠户的交锋中，获胜的始终是屠户。阅读《狼》这篇文章，如果不把三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孤立地读，恐怕会造成严重的曲解，最典型的误解有二：第一，无论狼多么狡诈凶残，在人类面前终究是技逊一筹；第二，面对像狼一样的恶人，只要勇敢地与之斗争，必胜。
以上两种误解，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狼三则》的结语，这个结语，既是作者对三则故事的小结，也是对三则故事所要传递的共同主题的暗示，对文本解读来说可谓至关重要。那就是：
非屠，乌能作此谋也！
三事皆出于屠；则屠人之残暴，杀狼亦可用也。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非屠，乌能作此谋也？”蒲松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面对三则故事中贪婪、狡诈、凶猛的“狼”，一般人是吃不消的，要送命的，只有像“屠户”这样特殊的人，才有力量与之抗衡，才能想出“吹豕之法”制服狼，才能手起刀落一刀就劈了狼首。我们再说得简单一点，蒲松龄想表达的是，屠户战胜“狼”的胜利，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他就想通过特殊性来暗示读者，“杀”狼得用“屠刀”，面对残暴的势力，白面书生和残暴屠户，谁更有战斗力？那么，我们据此又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即便在蒲松龄的虚构世界里，他也没有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或者说恶势力必败。相反，他强调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命题：邪恶只会被特殊的人、特殊的力量制服。他强调的是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指向特殊的条件，比如这篇小说中的“屠户”。试想，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遇到“狼”，还能不能说出“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这样“横”的话？恐怕结局会是两股战战，一命呜呼！ 第二，即便在真实的动物世界，也根本不存在人终将战胜狼的普遍性或压倒性的胜利。在自然界中，狼是非常狡黠并且善于作战的群居性动物，属于典型的食物链上层掠食者。狼能利用群体围猎的技能，捕杀比它们大很多的动物，譬如斑马、狮子甚至老虎。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猎人，在野外遇到狼，也要忌惮几分。所以，教《狼》这篇小说，如果刻意回避“屠户”身份的特殊性，而将他的胜利视为一种普遍性胜利，甚至上升为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绝对优势，从而得出“人”终将战胜“狼”的结论，这种逻辑和推理不仅荒谬，而且危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带着“狼无论如何狡诈，终究敌不过人”这样的认识，步入真实的危险的丛林，该是怎样的“无知无畏”啊！
前面提及，如果不把《狼三则》视为一个整体，孤立地读，的确会造成对主题的曲解，有时候，即便是名师也会中招。例如，某个名师教《狼》，在结课环节她是这样概括小说的主题：
1.面对邪恶势力，只要我们应用智慧勇敢斗争，坏人必将和“狼”一样“顷刻两毙”。
2.在正义和智慧面前，一切邪恶永远只能是跳梁小丑。让我们再一次为屠户喝彩，再一次嘲笑那两只贪婪狡猾的狼。
显而易见，这位教师也犯了将特殊性视为普遍性的错误。
三、《狼》主题的多义性
小说和散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作者需要对一些情节进行虚构，比如说在《狼》这篇文言小说中，屠户不是真的屠户，狼也不是真的狼，在文中，他们都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结合《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再结合《狼三则》最后一句话“屠人之残暴，杀狼亦可用也”，这样的主题总结大致应该是对头的：“狼”象征着像狼一样贪婪、凶残、狡诈的恶势力，而“屠户”则象征着具有对抗恶势力的特殊力量的人。蒲松龄也许想通过“屠户的胜利”告诉读者，以暴制暴不失为对抗凶狠残暴的统治阶级及其走狗的一条出路。他也许想告诉读者，对像狼一样的恶人，不要抱有幻想，不能妥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要彻底。
当然，经典小说的解读结论，从来不是唯一的。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常读常新。以“作者中心论”的批评方式去解读文本，我们从《狼》中读到了荒诞与讽刺、变形与反叛，但如果我们离开了对蒲松龄创作意图的猜测，而将这篇文章放在當代语境中去读，用“文本中心”或“读者中心”的方式去解读，我们也能读出自己的理解。
在小说中，屠户一开始面对狼的步步紧逼，采取了被动妥协的战术，不断地投以骨，但是，这种妥协没能帮他摆脱险境，反而把自己逼到了弹尽粮绝的绝境。而就在绝境中，屠户选择了“面对”，选择了“暴起”以决一死战。可以说，屠户的胜利，不是狼不够聪明，也不是他足够沉稳机智，而在于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从“屠暴起”的那一刻，他完全放下了恐惧，直面生死。罗斯福在演讲中说过：“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所以，当屠户决定直面死亡迎接挑战的时候，他已经胜利了，而反过来，当他陷于恐惧的时候，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的力量，也忘了自己的刀。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篇小说情节的转折点“屠暴起”，得出这样的主题：勇者无敌。当一个人卸下了内心的恐惧，连死亡都不怕的时候，他就会生出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把“狼”比作外部强大的阻碍与压力，而把屠户的“暴起”视为一个人内心“超我”的回归。
屠户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选择了“暴起”。我们还可以把屠户面对“危局”时的表现视为一种隐喻。每个人的身上不都有屠户的影子吗？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像屠户一样，选择了退让、躲避、忍受、妥协。没有死亡的威胁，谁都不愿、不敢“暴起”，也根本不敢相信，自己会有对抗的实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使屠户得以“生”的，恰恰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死”。向死而生，绝境往往意味着生机。逼到绝路，有的人才会爆发绝处求生的巨大勇气和能力。不到绝路，大部分人会选择苟且。所以，我们还可以从《狼》这篇小说中，读出“绝境即生机”这样的生存隐喻。
当然，《狼》的主题远不止这些。有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发现更多。
综上所述，把《狼》这篇小说编入“人与动物”单元，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