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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的道德文明历来包含先进与落后两个部分。先进文明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是相对于以往时代处于先进状态的经济关系，包括为建立这样的经济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高尚文明历来都是以往时代创造、洗礼、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是人类道德文明的精华。根据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把先进文明与高尚文明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是每个历史时代道德建设的应有理路。
关键词：道德文明；先进文明；高尚文明；道德建设；理路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64—05
人类的道德文明，不论是社会之“道”还是个体之“德”历来都存在先进与高尚的差别，然而自古以来人类却多在“高尚”而不在“先进”的意义上研究和阐发道德文明及其作用和意义，并在此认识前提下推进道德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这种由来已久的认知理路在一些特别推崇高尚道德的民族尤其盛行。由于高尚道德多为历史文明发展长河中的结晶物即所谓传统美德，所以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这种认知理路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社会变革鼓动我们向前看，道德建设要求我们向后看。由此而产生道德认知上的“困惑”，诱发行为上的“失范”，出现道德建设与社会改革和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的状况。因此，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分析和说明道德文明的先进与高尚的差别及其内在的统一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厘清道德文明建设的应有理路，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
先进是相对于后进和落后而言的，指的是“最为进步、可作学习榜样的”人物或事物。依照这种语言逻辑推断，所谓先进道德文明就是最为进步、可供学习和示范，因而可以加以推广的道德文明。人类伦理思想史上极少有“先进道德文明”或“先进道德”、“先进文明”的概念。在中国，这一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的，《决议》提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践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此后，一些学人对“先进性要求”的道德文明作过诸多有益的探讨，但都是在与“广泛性要求”(即一般性、大众化的要求)相区别的意义上说的，指的实则是高尚的道德要求。
先进道德文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之所以先进，根本的原因是它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是相对于以往时代处于先进状态的经济关系，包括为建立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经济关系的先进性，决定了道德文明具有超越以往时代的道德文明包括高尚文明的先进性。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政治道德和“推己及人”的人伦道德，呼应了在“分崩离析”中生长着的新型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客观要求，超越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奴隶社会的高尚文明，实现了“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的历史超越，终至汉武帝时被推崇到“独尊”的位置。“独尊”者，独尊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亦即其所具备的先进性品格。
在阶级社会，先进道德的社会“实践理性”形式(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一般是由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的“仁人志士”和“士阶层”提出来的，其转化的个体之“德”也多体现在这些社会先进分子的身上，但由于受进步潮流和道德教化的影响也会在一些“庶人”和“治者”的身上表现出来。这使得阶级社会的先进道德也能够表现出社会之“道”与个人之“德”相统一的特胜，发挥道德文明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道德文明是社会文明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道德文明也是总系统中先进文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物质基础都是当时代处于先进状态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在文明属性上具有“横向”意义上相互说明、相得益彰的内在的一致性，其整合的力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文明总系统的先进性部分如果缺乏先进的道德文明成分，那么，这个时代的先进文明系统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和发挥作用。
就道德文明属性来看，先进道德本质上属于道德文明体系合乎规律性的真理部分，突显的是道德文明体系的科学理性。在任何历史时代，道德文明体系都应是道德真理与道德价值的有机统一体。其真理内涵，揭示的是道德文明的本质及生成与发展的规律，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说明“道德是什么”(这或许是伦理学一直被当作一种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根据)，以确证“道德应当是什么”，为道德文明的“实践理性”形式(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提供本体论和发生论意义上的证明。道德价值反映的是道德文明合目的性的要求，道德价值与道德真理的有机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统一结构的合理性反映的是道德文明体系的“文明程度”。如果合目的性的要求不是建立在合规律性要求的逻辑基础之上。“道德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就具有虚拟和假说的特性，道德文明体系就会存在“先天不足”的根本缺陷，其可信度和接受度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它给特定时代的人们一个提示：当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具有应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时候，检查一下那些道德价值的真理基础即其是否合乎合规律性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人类面对世界和自身的一种理}生力量，道德文明历来是一种“实践理性”而不是“纯粹理性”，即使是道德理想乃至于道德信念，都应当建立在合乎规律的基础之上，这是道德文明与一切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人类大体上是从人之外的“神喻”或“绝对精神”(黑格尔)、人生而有之的“善性”(儒学)、“善良意志”(康德)或“性命之源”(法国的居友)、物质生活实有的水平(如管子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视点，考证和说明道德文明的本质、生成及发展规律的。这种缺乏真理内涵和基础、带有虚拟和假说特性的道德本体论和发生论学说，其实并非什么形而上的思辨结晶，而是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庶人对精神生活基本“需要”的直觉形式，只不过经过“折光”式的处理罢了。所谓“善端”，不就是直觉式地为“推己及人”、“为政以德”提供证明吗?所谓“天理”、“天命”不就是为世俗的“三纲五常”形式的“地理”、“人命”提供证明吗?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推到彼岸世界，运用精致的本体论和发生论进行论证，以提升其推行的道德价值的至上权威，这是阶级社会里一切伦理学说的共同特点。正因如此，阶级社会关于道德价值(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提倡和建设，更多的不是依靠道德的“实践理性”和人们的自觉，而是凭 借政治和法制的强制力量，这是专制时代推行“道德政治化”、“道德法律(刑法)化”的真实原因。 先进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及其真理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代表着一定历史时代道德文明的应有水准和发展进步的客观方向，同时也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历史范畴，将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发生两极分化：代表“应有水准”的部分蜕变为历史文明长河中的“沉渣”，代表“客观方向”的部分演变为历史文明长河中的“结晶”，并与以往的“结晶”物汇合作为一种高尚道德文明的因素传承到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二
高尚的道德文明与其先进的道德文明不同，它是道德评价用语，专指人道德品质的“崇高”。从概念内涵来看，高尚与先进的差别在于它不仅指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也指最进步的社会之“道”即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分析和把握高尚道德文明与先进道德文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厘清道德建设理路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
一般说来，特定历史时代的高尚的道德文明都不是那个时代创造的，而是以往时代创造、洗礼、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是人类道德文明的精华。正因如此，高尚文明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少数人的文明”，它可以影响一个时代道德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却不能代表一个时代道德文明的实际水准。特定历史时代可以丰富和发展高尚，却不能创造高尚，这种丰富和发展包含凭借当时代先进文明加以重新解读和改造的成分。而先进文明总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创造的，它虽然不一定是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高尚文明，也不一定能代表当时代的高尚文明，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基础是当时代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所以它代表着当时代的道德文明的应有水准，体现着当时代道德文明的前进方向，因而应是当时代维护经济发展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道德文明。不仅如此，它还是未来社会的高尚文明，或是未来社会的高尚文明的质料，因而总是在发挥现实作用的同时孕育着未来社会某种新的更重要的高尚文明。纵观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高尚道德文明本质上都是当时代的先进的道德文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差别仅在于它们的“时间标记”不同，前者是“历史文明”，后者是“现实文明”。昨天的先进是今天的高尚，今天的先进是未来的高尚，这是道德文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我们今天推崇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尊重他人、关心集体等高尚文明，实际上都可以从原始社会实行的“平均主义”、专制社会推崇的“推已及人”和“三纲五常”、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中找到它们曾有过的先进文明的“历史标记”，那些多是历史上曾经彰显过的先进文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在当时代是中国社会最进步、最先进的道德文明，在今天则是高尚的传统文明，只要经过“时间刷新”就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们今天倡导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先进道德文明，在今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疑也将渐渐地成为传统文明，一部分作为未来高尚文明的“质料”留给后时代，一部分作为“后进文明”留在后人的记忆里。这种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在人类社会总体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演绎着道德文明发展的实际过程。
作如是认识无疑是重要的，但仍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继续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关乎道德文明建设理路的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及由此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是用高尚文明分析和说明先进文明的方法，把当时代正在生长和实际发挥作用的先进文明归结为“继承传统美德的结晶”，这是向后看的方法。另一种是用先进文明分析和说明高尚文明的方法，把在特定时代仍可发挥作用的高尚文明归结为“传统美德”。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规避“先进文明”的概念。后一种分析方法和结论，确认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高尚的道德文明一般并不代表先进的道德文明，也不一定能够包容先进的道德文明，它只有经过“时间刷新”才能与当时代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共存，参与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的构建。否则，它就可能会因“时间标记”不同而在人们的“盲读”中阻碍先进道德文明的生长，影响人们对当时代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应有结构的整体把握，干扰道德文明建设的应有理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一)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高尚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维护”社会道德的基本秩序，先进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引领”社会道德的前进方向。道德文明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进步发生深刻影响的其实只是它的先进部分，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不应离开先进文明谈论道德文明体系，更不应因维护高尚文明的传承需要而“抵御”先进文明的生长，否则就是在肢解道德文明体系的整体结构，妨碍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比如我们今天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就不可离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应具有的一种先进的道德文明，也是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在今天，一个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甚至对改革开放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或抱有不良心态的人，能视其为真正的爱国者吗?
(二)一代代人承接高尚的传统文明，本质上是在社会之“道”和个人之“德”相统一的意义上承接以往时代先进文明或先进的文明因素。这是社会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也是培育个人道德文明素养的基本经验。在社会处于变革的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承接一般都会经历一次革旧图新的过程，在起初阶段一般都会发生思想理论上见仁见智的意见分歧，甚至会引发像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那样的广泛的社会争论，冲击新的先进文明的萌芽和生长，但最终所承接的势必是以往时代先进文明或先进的文明因素。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普遍现象，其实是在无视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也是在漠视人类承接传统美德的基本经验。
(三)每个时代道德文明体系的合理结构及其生命力之所在应是先进文明与高尚文明的并存与统一，个体道德品质的合理结构及其人格魅力之所在应是高尚之“德”与先进之“德”的并存与统一。只是强调和凸显高尚文明而轻视甚至忽视先进文明的道德文明体系，是“跛腿”的道德文明体系，反之亦然，均难能适应当时代道德文明建设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反，还可能会引发“道德无用论”的社会心理；只是乐于接受传统高尚之“德”或只是乐于接受先进之“德”的人，其人格水准是落伍的，或是缺乏历史根基的。
三
道德文明作为一种价值样式，不论是高尚文明还是先进文明，都包含可能价值和事实价值两种基本形态，前者指的是道德意识(社会倡导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个人的认识和理想等)和道德活动(社会的公益活动、道德评价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等)，是道德文明价值的假说和预设的形式，后者指的是道德关系(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等)，是道德文明价值的 真实存在。道德文明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的终极意义，其实只是通过道德关系——优良的社会风尚和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道德文明建设都面临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科学说明道德文明体系中的可能价值与事实价值的应有的逻辑结构及走向的理论建设；二是推动将道德文明体系的可能价值转变为事实价值的实践活动。
推进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要确立“进步”的观念和方法，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应当这样。所谓“进步”的观念和方法，简言之，就是尊重道德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规律的方法。2005年年底，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瑞(1861～1927)的《进步的观念》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译者范祥涛在卷首以“进步：一个永恒的主题”为题对该书的基本思想作了这样的介绍：“观念作为一种力量，不仅影响了政治，而且影响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领域，如艺术、文学、经济和社会风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进步的意义最为重大，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刻。”约翰·伯瑞所研究和阐发的“进步的观念”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关于道德文明的进步的观念。他认为，进步的观念自然与人类的意志和理想有关，但它本质上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这种见解对我们厘清道德文明的认知和建设理路是颇有启发意义的。道德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历来在于能够运用于现实社会的建设，指引社会与人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方向。这就要求身处变革年代的人们要乐于和善于发现、梳理和接受因社会变革和发展而萌发、生长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因素。如果恪守和倡导某种高尚文明，那么这种高尚文明必须曾经是历史上的先进文明，并且可以与当时代的先进文明建立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能够为先进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提供历史和逻辑的证明，否则就应将其归于“落后”，即使让人感到甚为“高尚”也应“忍痛割爱”。这样的选择或许会令人痛苦，但实则是明智之举。这就要求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为了促使高尚文明与先进文明相统一以赢得其新的生长空间，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某些高尚文明为“代价”，并且要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相一致的意义上赋予这种“代价”以理性的说明，使之大众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性。
历史表明，上述“代价”可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错觉，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种错觉可称其为“理性错觉”，表现在以为“代价”是人类道德文明建设与发展的总规律，于是或者偏执地发表反传统的意见，或者悲观地散布无奈的情绪。卢梭曾对人的美好的“自然状态”和邪恶的文明社会相对立的现象感到大惑不解，由此而发出这样的感慨：“文明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伏尔泰曾嘲讽说，读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使人不禁想用四肢爬行”。约翰-伯瑞嘲讽卢梭的“发现”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倒退论”。因为他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文明在根本上是堕落的，而非具有创造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出现的“代价论”主张，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就是要以牺牲诸如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之类的高尚的道德文明为代价的，也属于这种理陛错觉。另一种错觉可称其为经验错觉，其表现很直接：感到“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留恋一切传统的高尚文明而抵抗先进文明的生长。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关于“滑坡论”的消极论调正是这种错觉的历史记录。理性错觉的危害往往表现为割裂道德文明体系应有的内在价值结构，在学界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经验错觉的危害在于造成善恶评价心理的失衡，生发社会不和谐因素，甚至直接引发社会排斥或动乱。当经验错觉的危害已经成为带有普遍性的事实的时候，道德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路应当注意扶持和倡导当时代正在生长的先进文明，引导人们把高尚文明与先进文明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而不至于拘泥于一切传统高尚、希冀高扬高尚文明的传统风格，来抵制和消解现实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和谐问题。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关于道德文明的研究和建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从理路上来看，着力点主要放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上，轻视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相适应”、“相协调”和“相承接”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道德建设原则)，即对先进的道德文明因素的研究和建设做得不够。其突出表现就是忽视有关伦理公平与正义的研究和阐发，不仅伦理学体系中没有这样的范畴，社会提倡的道德文明也缺少关于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念、标准和行为准则，而公平与正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法则，也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重要的价值理念和原则。
诚然，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方面的冲击力，它在催生先进道德和创新观念生长的同时，也会诱发和强化人的“破坏意识”，唤醒以往时代的旧道德并与之结盟，形成与传统的高尚文明相抗衡的“后进势力”；在这种情势下，强调以某些合时宜的高尚文明抵御和消解“落后道德”的破坏力和消极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当防止高尚文明孤军作战，以至于把正在生长着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当成“落后”和“腐朽”的道德加以抵制和批评。须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破坏意识”和“后进势力”，如坑蒙拐骗、先己后人等，在价值取向上本身就是反公平反正义的，对抗和消解其消极影响和破坏力，可以运用高尚文明中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等传统美德，也可以运用正处于生长中的公平和正义之类的先进文明，究竟运用哪一种合乎实际、体现时代精神因而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效应呢?无需赘论。
历史地看，任何先进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都具有历史局限性，这使得本是先进道德文明沉积物的一切高尚道德文明也都具有局限性，因此道德文明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由于受阶级偏见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规律，一般都不能以创新的心态和姿态面对势在必行的道德建设创新。孔子创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伦理文化，推崇“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经孟子的继承和创新，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先进的道德文明。但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王朝在道德建设(教化)上都不能真正坚持在道德文明整体观的统摄之下推进儒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只是一味地固守儒学传统，厉行注经立说、树碑立传，致使儒学文明蜕变成为一种锈迹斑斑的“高尚”，在许多方面只可供欣赏和“做学问”，而难以用作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这是儒学文明在被宋明理学推向极致之后渐渐走上穷途、以至于被五四运动试图彻底“打倒”的根本原因。
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华民族几乎所有传统的高尚文明及由其建构的道德心理和道德秩序都在经受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这让我们的道德文明建设面临着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和走向进步的机遇：努力把中华民族传统的高尚文明与今天正在生长的现实的先进文明统一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之下，创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全面发展与进步的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
参考文献：
[1]辞海(上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3]辞海(下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问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9
责任编辑：启 仁
关键词：道德文明；先进文明；高尚文明；道德建设；理路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64—05
人类的道德文明，不论是社会之“道”还是个体之“德”历来都存在先进与高尚的差别，然而自古以来人类却多在“高尚”而不在“先进”的意义上研究和阐发道德文明及其作用和意义，并在此认识前提下推进道德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这种由来已久的认知理路在一些特别推崇高尚道德的民族尤其盛行。由于高尚道德多为历史文明发展长河中的结晶物即所谓传统美德，所以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这种认知理路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社会变革鼓动我们向前看，道德建设要求我们向后看。由此而产生道德认知上的“困惑”，诱发行为上的“失范”，出现道德建设与社会改革和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的状况。因此，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分析和说明道德文明的先进与高尚的差别及其内在的统一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厘清道德文明建设的应有理路，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
先进是相对于后进和落后而言的，指的是“最为进步、可作学习榜样的”人物或事物。依照这种语言逻辑推断，所谓先进道德文明就是最为进步、可供学习和示范，因而可以加以推广的道德文明。人类伦理思想史上极少有“先进道德文明”或“先进道德”、“先进文明”的概念。在中国，这一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的，《决议》提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践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此后，一些学人对“先进性要求”的道德文明作过诸多有益的探讨，但都是在与“广泛性要求”(即一般性、大众化的要求)相区别的意义上说的，指的实则是高尚的道德要求。
先进道德文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之所以先进，根本的原因是它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是相对于以往时代处于先进状态的经济关系，包括为建立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经济关系的先进性，决定了道德文明具有超越以往时代的道德文明包括高尚文明的先进性。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政治道德和“推己及人”的人伦道德，呼应了在“分崩离析”中生长着的新型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客观要求，超越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奴隶社会的高尚文明，实现了“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的历史超越，终至汉武帝时被推崇到“独尊”的位置。“独尊”者，独尊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亦即其所具备的先进性品格。
在阶级社会，先进道德的社会“实践理性”形式(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一般是由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的“仁人志士”和“士阶层”提出来的，其转化的个体之“德”也多体现在这些社会先进分子的身上，但由于受进步潮流和道德教化的影响也会在一些“庶人”和“治者”的身上表现出来。这使得阶级社会的先进道德也能够表现出社会之“道”与个人之“德”相统一的特胜，发挥道德文明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道德文明是社会文明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道德文明也是总系统中先进文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物质基础都是当时代处于先进状态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在文明属性上具有“横向”意义上相互说明、相得益彰的内在的一致性，其整合的力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文明总系统的先进性部分如果缺乏先进的道德文明成分，那么，这个时代的先进文明系统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和发挥作用。
就道德文明属性来看，先进道德本质上属于道德文明体系合乎规律性的真理部分，突显的是道德文明体系的科学理性。在任何历史时代，道德文明体系都应是道德真理与道德价值的有机统一体。其真理内涵，揭示的是道德文明的本质及生成与发展的规律，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说明“道德是什么”(这或许是伦理学一直被当作一种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根据)，以确证“道德应当是什么”，为道德文明的“实践理性”形式(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提供本体论和发生论意义上的证明。道德价值反映的是道德文明合目的性的要求，道德价值与道德真理的有机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统一结构的合理性反映的是道德文明体系的“文明程度”。如果合目的性的要求不是建立在合规律性要求的逻辑基础之上。“道德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就具有虚拟和假说的特性，道德文明体系就会存在“先天不足”的根本缺陷，其可信度和接受度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它给特定时代的人们一个提示：当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具有应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时候，检查一下那些道德价值的真理基础即其是否合乎合规律性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人类面对世界和自身的一种理}生力量，道德文明历来是一种“实践理性”而不是“纯粹理性”，即使是道德理想乃至于道德信念，都应当建立在合乎规律的基础之上，这是道德文明与一切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人类大体上是从人之外的“神喻”或“绝对精神”(黑格尔)、人生而有之的“善性”(儒学)、“善良意志”(康德)或“性命之源”(法国的居友)、物质生活实有的水平(如管子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视点，考证和说明道德文明的本质、生成及发展规律的。这种缺乏真理内涵和基础、带有虚拟和假说特性的道德本体论和发生论学说，其实并非什么形而上的思辨结晶，而是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庶人对精神生活基本“需要”的直觉形式，只不过经过“折光”式的处理罢了。所谓“善端”，不就是直觉式地为“推己及人”、“为政以德”提供证明吗?所谓“天理”、“天命”不就是为世俗的“三纲五常”形式的“地理”、“人命”提供证明吗?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推到彼岸世界，运用精致的本体论和发生论进行论证，以提升其推行的道德价值的至上权威，这是阶级社会里一切伦理学说的共同特点。正因如此，阶级社会关于道德价值(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提倡和建设，更多的不是依靠道德的“实践理性”和人们的自觉，而是凭 借政治和法制的强制力量，这是专制时代推行“道德政治化”、“道德法律(刑法)化”的真实原因。 先进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及其真理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代表着一定历史时代道德文明的应有水准和发展进步的客观方向，同时也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历史范畴，将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发生两极分化：代表“应有水准”的部分蜕变为历史文明长河中的“沉渣”，代表“客观方向”的部分演变为历史文明长河中的“结晶”，并与以往的“结晶”物汇合作为一种高尚道德文明的因素传承到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二
高尚的道德文明与其先进的道德文明不同，它是道德评价用语，专指人道德品质的“崇高”。从概念内涵来看，高尚与先进的差别在于它不仅指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也指最进步的社会之“道”即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分析和把握高尚道德文明与先进道德文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厘清道德建设理路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
一般说来，特定历史时代的高尚的道德文明都不是那个时代创造的，而是以往时代创造、洗礼、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是人类道德文明的精华。正因如此，高尚文明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少数人的文明”，它可以影响一个时代道德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却不能代表一个时代道德文明的实际水准。特定历史时代可以丰富和发展高尚，却不能创造高尚，这种丰富和发展包含凭借当时代先进文明加以重新解读和改造的成分。而先进文明总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创造的，它虽然不一定是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高尚文明，也不一定能代表当时代的高尚文明，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基础是当时代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所以它代表着当时代的道德文明的应有水准，体现着当时代道德文明的前进方向，因而应是当时代维护经济发展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道德文明。不仅如此，它还是未来社会的高尚文明，或是未来社会的高尚文明的质料，因而总是在发挥现实作用的同时孕育着未来社会某种新的更重要的高尚文明。纵观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高尚道德文明本质上都是当时代的先进的道德文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差别仅在于它们的“时间标记”不同，前者是“历史文明”，后者是“现实文明”。昨天的先进是今天的高尚，今天的先进是未来的高尚，这是道德文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我们今天推崇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尊重他人、关心集体等高尚文明，实际上都可以从原始社会实行的“平均主义”、专制社会推崇的“推已及人”和“三纲五常”、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中找到它们曾有过的先进文明的“历史标记”，那些多是历史上曾经彰显过的先进文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在当时代是中国社会最进步、最先进的道德文明，在今天则是高尚的传统文明，只要经过“时间刷新”就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们今天倡导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先进道德文明，在今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疑也将渐渐地成为传统文明，一部分作为未来高尚文明的“质料”留给后时代，一部分作为“后进文明”留在后人的记忆里。这种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在人类社会总体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演绎着道德文明发展的实际过程。
作如是认识无疑是重要的，但仍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继续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关乎道德文明建设理路的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及由此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是用高尚文明分析和说明先进文明的方法，把当时代正在生长和实际发挥作用的先进文明归结为“继承传统美德的结晶”，这是向后看的方法。另一种是用先进文明分析和说明高尚文明的方法，把在特定时代仍可发挥作用的高尚文明归结为“传统美德”。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规避“先进文明”的概念。后一种分析方法和结论，确认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高尚的道德文明一般并不代表先进的道德文明，也不一定能够包容先进的道德文明，它只有经过“时间刷新”才能与当时代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共存，参与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的构建。否则，它就可能会因“时间标记”不同而在人们的“盲读”中阻碍先进道德文明的生长，影响人们对当时代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应有结构的整体把握，干扰道德文明建设的应有理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一)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高尚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维护”社会道德的基本秩序，先进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引领”社会道德的前进方向。道德文明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进步发生深刻影响的其实只是它的先进部分，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不应离开先进文明谈论道德文明体系，更不应因维护高尚文明的传承需要而“抵御”先进文明的生长，否则就是在肢解道德文明体系的整体结构，妨碍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比如我们今天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就不可离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应具有的一种先进的道德文明，也是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在今天，一个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甚至对改革开放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或抱有不良心态的人，能视其为真正的爱国者吗?
(二)一代代人承接高尚的传统文明，本质上是在社会之“道”和个人之“德”相统一的意义上承接以往时代先进文明或先进的文明因素。这是社会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也是培育个人道德文明素养的基本经验。在社会处于变革的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承接一般都会经历一次革旧图新的过程，在起初阶段一般都会发生思想理论上见仁见智的意见分歧，甚至会引发像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那样的广泛的社会争论，冲击新的先进文明的萌芽和生长，但最终所承接的势必是以往时代先进文明或先进的文明因素。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普遍现象，其实是在无视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也是在漠视人类承接传统美德的基本经验。
(三)每个时代道德文明体系的合理结构及其生命力之所在应是先进文明与高尚文明的并存与统一，个体道德品质的合理结构及其人格魅力之所在应是高尚之“德”与先进之“德”的并存与统一。只是强调和凸显高尚文明而轻视甚至忽视先进文明的道德文明体系，是“跛腿”的道德文明体系，反之亦然，均难能适应当时代道德文明建设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反，还可能会引发“道德无用论”的社会心理；只是乐于接受传统高尚之“德”或只是乐于接受先进之“德”的人，其人格水准是落伍的，或是缺乏历史根基的。
三
道德文明作为一种价值样式，不论是高尚文明还是先进文明，都包含可能价值和事实价值两种基本形态，前者指的是道德意识(社会倡导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个人的认识和理想等)和道德活动(社会的公益活动、道德评价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等)，是道德文明价值的假说和预设的形式，后者指的是道德关系(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等)，是道德文明价值的 真实存在。道德文明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的终极意义，其实只是通过道德关系——优良的社会风尚和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道德文明建设都面临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科学说明道德文明体系中的可能价值与事实价值的应有的逻辑结构及走向的理论建设；二是推动将道德文明体系的可能价值转变为事实价值的实践活动。
推进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要确立“进步”的观念和方法，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应当这样。所谓“进步”的观念和方法，简言之，就是尊重道德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规律的方法。2005年年底，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瑞(1861～1927)的《进步的观念》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译者范祥涛在卷首以“进步：一个永恒的主题”为题对该书的基本思想作了这样的介绍：“观念作为一种力量，不仅影响了政治，而且影响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领域，如艺术、文学、经济和社会风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进步的意义最为重大，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刻。”约翰·伯瑞所研究和阐发的“进步的观念”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关于道德文明的进步的观念。他认为，进步的观念自然与人类的意志和理想有关，但它本质上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这种见解对我们厘清道德文明的认知和建设理路是颇有启发意义的。道德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历来在于能够运用于现实社会的建设，指引社会与人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方向。这就要求身处变革年代的人们要乐于和善于发现、梳理和接受因社会变革和发展而萌发、生长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因素。如果恪守和倡导某种高尚文明，那么这种高尚文明必须曾经是历史上的先进文明，并且可以与当时代的先进文明建立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能够为先进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提供历史和逻辑的证明，否则就应将其归于“落后”，即使让人感到甚为“高尚”也应“忍痛割爱”。这样的选择或许会令人痛苦，但实则是明智之举。这就要求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为了促使高尚文明与先进文明相统一以赢得其新的生长空间，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某些高尚文明为“代价”，并且要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相一致的意义上赋予这种“代价”以理性的说明，使之大众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性。
历史表明，上述“代价”可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错觉，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种错觉可称其为“理性错觉”，表现在以为“代价”是人类道德文明建设与发展的总规律，于是或者偏执地发表反传统的意见，或者悲观地散布无奈的情绪。卢梭曾对人的美好的“自然状态”和邪恶的文明社会相对立的现象感到大惑不解，由此而发出这样的感慨：“文明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伏尔泰曾嘲讽说，读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使人不禁想用四肢爬行”。约翰-伯瑞嘲讽卢梭的“发现”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倒退论”。因为他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文明在根本上是堕落的，而非具有创造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出现的“代价论”主张，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就是要以牺牲诸如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之类的高尚的道德文明为代价的，也属于这种理陛错觉。另一种错觉可称其为经验错觉，其表现很直接：感到“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留恋一切传统的高尚文明而抵抗先进文明的生长。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关于“滑坡论”的消极论调正是这种错觉的历史记录。理性错觉的危害往往表现为割裂道德文明体系应有的内在价值结构，在学界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经验错觉的危害在于造成善恶评价心理的失衡，生发社会不和谐因素，甚至直接引发社会排斥或动乱。当经验错觉的危害已经成为带有普遍性的事实的时候，道德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路应当注意扶持和倡导当时代正在生长的先进文明，引导人们把高尚文明与先进文明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而不至于拘泥于一切传统高尚、希冀高扬高尚文明的传统风格，来抵制和消解现实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和谐问题。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关于道德文明的研究和建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从理路上来看，着力点主要放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上，轻视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相适应”、“相协调”和“相承接”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道德建设原则)，即对先进的道德文明因素的研究和建设做得不够。其突出表现就是忽视有关伦理公平与正义的研究和阐发，不仅伦理学体系中没有这样的范畴，社会提倡的道德文明也缺少关于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念、标准和行为准则，而公平与正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法则，也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重要的价值理念和原则。
诚然，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方面的冲击力，它在催生先进道德和创新观念生长的同时，也会诱发和强化人的“破坏意识”，唤醒以往时代的旧道德并与之结盟，形成与传统的高尚文明相抗衡的“后进势力”；在这种情势下，强调以某些合时宜的高尚文明抵御和消解“落后道德”的破坏力和消极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当防止高尚文明孤军作战，以至于把正在生长着的先进的道德文明当成“落后”和“腐朽”的道德加以抵制和批评。须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破坏意识”和“后进势力”，如坑蒙拐骗、先己后人等，在价值取向上本身就是反公平反正义的，对抗和消解其消极影响和破坏力，可以运用高尚文明中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等传统美德，也可以运用正处于生长中的公平和正义之类的先进文明，究竟运用哪一种合乎实际、体现时代精神因而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效应呢?无需赘论。
历史地看，任何先进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都具有历史局限性，这使得本是先进道德文明沉积物的一切高尚道德文明也都具有局限性，因此道德文明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由于受阶级偏见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规律，一般都不能以创新的心态和姿态面对势在必行的道德建设创新。孔子创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伦理文化，推崇“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经孟子的继承和创新，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先进的道德文明。但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王朝在道德建设(教化)上都不能真正坚持在道德文明整体观的统摄之下推进儒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只是一味地固守儒学传统，厉行注经立说、树碑立传，致使儒学文明蜕变成为一种锈迹斑斑的“高尚”，在许多方面只可供欣赏和“做学问”，而难以用作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这是儒学文明在被宋明理学推向极致之后渐渐走上穷途、以至于被五四运动试图彻底“打倒”的根本原因。
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华民族几乎所有传统的高尚文明及由其建构的道德心理和道德秩序都在经受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这让我们的道德文明建设面临着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和走向进步的机遇：努力把中华民族传统的高尚文明与今天正在生长的现实的先进文明统一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之下，创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全面发展与进步的新型的道德文明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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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9
责任编辑：启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