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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班老师，您在道德教育方面颇有研究，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对教师收礼这一现象的看法？您认为教师该不该收礼，什么样的礼可以收？
班建武：对于教师收礼问题，我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要对所谓的“收礼”进行定性，即，收什么样的礼，出于何种动机收礼？对于教师而言，不是什么礼都不能收，而要看收的是什么礼。对于教师而言，其工作的意义和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应该说，每个学生都能够健康发展，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对教师工作的最大的肯定，也是教師所能收获的最大、最幸福的礼物。师生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关系，更是一种重要的人伦关系。因此，过于刚性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是不适合于学校的。这就决定了师生的交往比起一般的工作关系更多了一份的温情与关怀在里面。学生对教师的关怀与培养的感激是很正常的，培养具有感恩品质的人也是教育应有之义。学生的感激除了表现在一定的言行举止外，也表现在一些物化的礼物之上，如一张手绘的贺卡、一束鲜花等等。应该说，这样的礼物是世上最温馨、最动人的礼物，能够收到这些礼物的教师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教师拒绝这样的礼物，那么就等于拒绝了孩子感恩的心。所以，面对孩子的纯真的礼物，教师应该悦纳它，并给予诚挚的感谢。这样一种亲密感情的建立对于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对于学生的礼物，教师更应关注的是礼物所包含的真挚的感情，而不是礼物的经济价值。如果教师看重的是礼物的经济价值，那么不管这份礼物实际值多少钱，教师都是不应该收的。同样，对于学生或家长所送的礼物，教师应该能够洞察出他们的动机，那些带有炫富色彩或有着明显交换意图的礼物，教师还是应当敬而远之。如果收受了这样的礼物，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就很难开展了。
《中国教师》：您可不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的背景来分析一下这一现象的根源？
班建武：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礼俗型的社会，尽管现代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已经突飞猛进，但就广大民众的精神底蕴而言，依然还是有讲究人伦与关系的思维和行动原则。而所谓的“收礼”与“送礼”，只不过是这种行动原则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原则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就积极一面而言，它使得人际关系更富有人情味；而其消极方面则是不利于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另外，它也使得中国人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人情关系的营造上面。所以说，教师收礼这一现象也是整个社会大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中国教师》：您觉得家长、学生为什么要送礼？这些心理是否正常？
班建武：我想，学生、家长送礼主要是基于三种心理：一种是感恩或感激，这是一种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表达；第二种是一种交换心理，即通过一定物质财富的付出，换得孩子在学校中相对较好的待遇，主要是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第三种是从众或跟风心理，即看到别人都在送礼，总会担心如果自己不送，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委屈。有时即使是家长不愿意送，但孩子之间也会交谈和攀比给老师送的礼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家长迫于孩子的压力，也会选择送礼。
我认为，基于第一种心理的送礼行为，在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毕竟，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礼俗型的社会，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人们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情的结果。另外，师生关系作为一种关怀关系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双方都认可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关怀方与被关怀方之间要有主动的交流与回应，这样的关怀才能够真正得以建立起来。因此，在特定的时刻，学生以送礼的方式对教师的关怀与培养给予积极的回应和认可，应该说是无可厚非，而且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给教师送礼这一问题上，常常是第二、三种心理占了多数，而后两者也是社会和媒体诟病良多的地方。实际上，从正常的师生关系来看，出于后两种目的送礼的行为已经背离了教育的伦理，甚至伤害了教育，是不可取的。
《中国教师》：有很多家长没有给教师送礼，但同时却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教师是否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班建武：是否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关键要看教师个人的修养与职业道德。在教师职业道德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所谓的“教师公正”问题。教师能否做到公正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他人，其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学识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上，而且恰恰是后者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多次的调查中，学生都把公正作为他们最看重的教师品质之首，由此可见教师的公正的重要性。一名公正的教师才能够赢得学生的尊重。没有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
如果教师是以“学生是否送礼”作为其对待学生好坏的依据的话，那么教师个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为教师最起码的资格，这样也会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庸俗、乏味。教师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是一种个人价值得以实现之后的成就感。这种满足感和意义感主要不是通过金钱、地位等外在要素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教师工作的幸福感和意义感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即教师通过自己所培养的学生的成长来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如果教师不能从学生身上感受到自我本质力量的实现，那么，教师的工作将是乏味和无意义的。而学生对教师的认同与感恩，则是教师幸福感的主要源泉，这一点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如果教师把师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市场交换关系，那么教师和学生之间就变成一种买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阻碍了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同时也伤害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在这样一种师生关系模式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将荡然无存。
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讲，教师的公正不仅对学生当下的感受与发展具有影响，也对学生日后公民素养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都在抱怨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太多权钱交易、徇情枉法的事情，感叹中国有太多的“潜规则”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句，这种所谓的不可抗拒的“潜规则”是通过怎样的力量在这个社会不断复制、不断强化的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种所谓“潜规则”生产链条的同谋者或生产者。而要打破这一宿命般的循环，关键就是看成人要为儿童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讲，教师能否做到公正，能否对学生一视同仁，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我想，如果包括教师在内的每个成年人都能够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带有使命感地来看待这一问题，那么或许大家会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慎重。
《中国教师》：以往我们都借着教师节对教师进行感恩，而如今教师节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对教师的“批斗日”。我们的教师为什么会陷入今日的困境？造成这种社会心态的原因是什么？
班建武：长期以来，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不管是古代荀子所说的“天地君亲师”还是当代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表明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一直都保持在较高的认同水平。当前，教师的社会角色与形象呈现出两个极端化的取向：一种是“神圣化”取向，另一种则是“妖魔化”取向。前者主要把教师定位为一种圣人形象，理想中的教师都是没有个人私欲的道德圣徒，全心全意投入于教育教学工作中，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后者则是把教师描述成一种所谓的“禽兽”“流氓”“敛财者”等等。在这两种极端化的教师形象中，公众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都把教师看做社会良知和道德的化身，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基因，深刻地融汇在每个国人的血液之中；另一方面，当前教师队伍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剧烈地动摇着和冲击着人们对教师既有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认同危机——原有的教师形象在当今这个社会已经被颠覆，但是，新的教师形象却又令人难以接受。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下各种关于教师的话题就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市场。一方面，教育是事关每个家庭的重要问题，而教师又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话题势必很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兴趣。另一方面，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深受其他系统的影响，当下对教育带来强大冲击的就是现代媒介。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媒介已然成为一种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强势力量，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介传递给我们的文字、声音以及各种各样的影像所获得的。媒介在社会认知和价值导向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然而，在当前多元价值喧嚣的文化背景下，媒介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化。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如何吸引公众的关注”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媒介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媒介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那些带有夸张、猎奇色彩的议题上面，这也是当前各种诉诸感官娱乐、个人隐私类的节目风起云涌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媒体文化偏好中，有关教师的话题逐渐演化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商品。它与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都服从和服务于媒体的市场运作逻辑。在这种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媒体文化所塑造的教师形象从本质上而言已经超越了“美丑”的价值判断。教师或高雅、或丑陋基本取决于这种形象能够为媒体增加多少观众和广告数量，这实际上进一步放大了教师在消费时代所具有的可供挖掘、放大的娱乐价值。因此，包括“教师收礼”在内的诸多教育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媒体娱乐化炒作的产物。
媒体对教师形象妖魔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当前教育腐败的愤懑与不满。目前诸如乱收费等教育腐败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教育腐败面前，公众一方面是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不敢直接与其对抗，唯恐对抗会给自己的子女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的不满便通过各种民间俚语与灰色幽默宣泄出来，如在坊间广为流行的教师的“眼镜蛇”形象就充分反映了公众对教育、对教师敢怒不敢言的矛盾心态。而媒体对教师收礼等议题的妖魔化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教育腐败问题的一种带有极强情绪色彩的表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教师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根据学生送礼的好坏与多寡来决定对学生的态度的败类，但我想这样的教师应该不是多数。如果把少数人的个别行为强加给整个教师队伍，对广大教师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对良好教育舆论氛围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中国教师》：您觉得从社会各个层面来讲，应该如何解决这一现象？有据可依的“礼尚往来”是否应该就此消失？
班建武：对于正常师生关系之间的礼尚往来，我想大多人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教师收礼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还是其中所包含的利益交换关系，即教师根据学生或家长送礼的多寡、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一些家长和学生虽然也很反感这种送礼，但基于孩子成长的考虑，也不得不加入到这场送礼洪流当中。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加强师德建设。让教师对学生有一种“无条件的爱”，也就说，应该是“爱无差”，不能因为学生是否送礼而区别对待。二是加强社会舆论环境的建设。基于媒体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性，要嚴禁媒体以炒作的态度报道教师中的个别行为，并将之夸大，一棒子打在所有教师身上。三是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对于个别教师的违规行为，监管一定到位，要防止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教育资源寻租，获得不正当的收益。
（责任编辑：雷涛）
班建武：对于教师收礼问题，我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要对所谓的“收礼”进行定性，即，收什么样的礼，出于何种动机收礼？对于教师而言，不是什么礼都不能收，而要看收的是什么礼。对于教师而言，其工作的意义和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应该说，每个学生都能够健康发展，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对教师工作的最大的肯定，也是教師所能收获的最大、最幸福的礼物。师生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关系，更是一种重要的人伦关系。因此，过于刚性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是不适合于学校的。这就决定了师生的交往比起一般的工作关系更多了一份的温情与关怀在里面。学生对教师的关怀与培养的感激是很正常的，培养具有感恩品质的人也是教育应有之义。学生的感激除了表现在一定的言行举止外，也表现在一些物化的礼物之上，如一张手绘的贺卡、一束鲜花等等。应该说，这样的礼物是世上最温馨、最动人的礼物，能够收到这些礼物的教师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教师拒绝这样的礼物，那么就等于拒绝了孩子感恩的心。所以，面对孩子的纯真的礼物，教师应该悦纳它，并给予诚挚的感谢。这样一种亲密感情的建立对于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对于学生的礼物，教师更应关注的是礼物所包含的真挚的感情，而不是礼物的经济价值。如果教师看重的是礼物的经济价值，那么不管这份礼物实际值多少钱，教师都是不应该收的。同样，对于学生或家长所送的礼物，教师应该能够洞察出他们的动机，那些带有炫富色彩或有着明显交换意图的礼物，教师还是应当敬而远之。如果收受了这样的礼物，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就很难开展了。
《中国教师》：您可不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的背景来分析一下这一现象的根源？
班建武：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礼俗型的社会，尽管现代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已经突飞猛进，但就广大民众的精神底蕴而言，依然还是有讲究人伦与关系的思维和行动原则。而所谓的“收礼”与“送礼”，只不过是这种行动原则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原则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就积极一面而言，它使得人际关系更富有人情味；而其消极方面则是不利于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另外，它也使得中国人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人情关系的营造上面。所以说，教师收礼这一现象也是整个社会大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中国教师》：您觉得家长、学生为什么要送礼？这些心理是否正常？
班建武：我想，学生、家长送礼主要是基于三种心理：一种是感恩或感激，这是一种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表达；第二种是一种交换心理，即通过一定物质财富的付出，换得孩子在学校中相对较好的待遇，主要是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第三种是从众或跟风心理，即看到别人都在送礼，总会担心如果自己不送，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委屈。有时即使是家长不愿意送，但孩子之间也会交谈和攀比给老师送的礼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家长迫于孩子的压力，也会选择送礼。
我认为，基于第一种心理的送礼行为，在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毕竟，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礼俗型的社会，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人们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情的结果。另外，师生关系作为一种关怀关系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双方都认可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关怀方与被关怀方之间要有主动的交流与回应，这样的关怀才能够真正得以建立起来。因此，在特定的时刻，学生以送礼的方式对教师的关怀与培养给予积极的回应和认可，应该说是无可厚非，而且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给教师送礼这一问题上，常常是第二、三种心理占了多数，而后两者也是社会和媒体诟病良多的地方。实际上，从正常的师生关系来看，出于后两种目的送礼的行为已经背离了教育的伦理，甚至伤害了教育，是不可取的。
《中国教师》：有很多家长没有给教师送礼，但同时却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教师是否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班建武：是否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关键要看教师个人的修养与职业道德。在教师职业道德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所谓的“教师公正”问题。教师能否做到公正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他人，其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学识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上，而且恰恰是后者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多次的调查中，学生都把公正作为他们最看重的教师品质之首，由此可见教师的公正的重要性。一名公正的教师才能够赢得学生的尊重。没有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
如果教师是以“学生是否送礼”作为其对待学生好坏的依据的话，那么教师个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为教师最起码的资格，这样也会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庸俗、乏味。教师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是一种个人价值得以实现之后的成就感。这种满足感和意义感主要不是通过金钱、地位等外在要素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教师工作的幸福感和意义感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即教师通过自己所培养的学生的成长来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如果教师不能从学生身上感受到自我本质力量的实现，那么，教师的工作将是乏味和无意义的。而学生对教师的认同与感恩，则是教师幸福感的主要源泉，这一点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如果教师把师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市场交换关系，那么教师和学生之间就变成一种买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阻碍了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同时也伤害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在这样一种师生关系模式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将荡然无存。
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讲，教师的公正不仅对学生当下的感受与发展具有影响，也对学生日后公民素养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都在抱怨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太多权钱交易、徇情枉法的事情，感叹中国有太多的“潜规则”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句，这种所谓的不可抗拒的“潜规则”是通过怎样的力量在这个社会不断复制、不断强化的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种所谓“潜规则”生产链条的同谋者或生产者。而要打破这一宿命般的循环，关键就是看成人要为儿童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讲，教师能否做到公正，能否对学生一视同仁，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我想，如果包括教师在内的每个成年人都能够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带有使命感地来看待这一问题，那么或许大家会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慎重。
《中国教师》：以往我们都借着教师节对教师进行感恩，而如今教师节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对教师的“批斗日”。我们的教师为什么会陷入今日的困境？造成这种社会心态的原因是什么？
班建武：长期以来，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不管是古代荀子所说的“天地君亲师”还是当代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表明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一直都保持在较高的认同水平。当前，教师的社会角色与形象呈现出两个极端化的取向：一种是“神圣化”取向，另一种则是“妖魔化”取向。前者主要把教师定位为一种圣人形象，理想中的教师都是没有个人私欲的道德圣徒，全心全意投入于教育教学工作中，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后者则是把教师描述成一种所谓的“禽兽”“流氓”“敛财者”等等。在这两种极端化的教师形象中，公众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都把教师看做社会良知和道德的化身，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基因，深刻地融汇在每个国人的血液之中；另一方面，当前教师队伍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剧烈地动摇着和冲击着人们对教师既有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认同危机——原有的教师形象在当今这个社会已经被颠覆，但是，新的教师形象却又令人难以接受。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下各种关于教师的话题就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市场。一方面，教育是事关每个家庭的重要问题，而教师又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话题势必很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兴趣。另一方面，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深受其他系统的影响，当下对教育带来强大冲击的就是现代媒介。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媒介已然成为一种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强势力量，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介传递给我们的文字、声音以及各种各样的影像所获得的。媒介在社会认知和价值导向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然而，在当前多元价值喧嚣的文化背景下，媒介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化。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如何吸引公众的关注”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媒介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媒介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那些带有夸张、猎奇色彩的议题上面，这也是当前各种诉诸感官娱乐、个人隐私类的节目风起云涌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媒体文化偏好中，有关教师的话题逐渐演化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商品。它与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都服从和服务于媒体的市场运作逻辑。在这种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媒体文化所塑造的教师形象从本质上而言已经超越了“美丑”的价值判断。教师或高雅、或丑陋基本取决于这种形象能够为媒体增加多少观众和广告数量，这实际上进一步放大了教师在消费时代所具有的可供挖掘、放大的娱乐价值。因此，包括“教师收礼”在内的诸多教育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媒体娱乐化炒作的产物。
媒体对教师形象妖魔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当前教育腐败的愤懑与不满。目前诸如乱收费等教育腐败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教育腐败面前，公众一方面是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不敢直接与其对抗，唯恐对抗会给自己的子女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的不满便通过各种民间俚语与灰色幽默宣泄出来，如在坊间广为流行的教师的“眼镜蛇”形象就充分反映了公众对教育、对教师敢怒不敢言的矛盾心态。而媒体对教师收礼等议题的妖魔化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教育腐败问题的一种带有极强情绪色彩的表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教师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根据学生送礼的好坏与多寡来决定对学生的态度的败类，但我想这样的教师应该不是多数。如果把少数人的个别行为强加给整个教师队伍，对广大教师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对良好教育舆论氛围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中国教师》：您觉得从社会各个层面来讲，应该如何解决这一现象？有据可依的“礼尚往来”是否应该就此消失？
班建武：对于正常师生关系之间的礼尚往来，我想大多人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教师收礼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还是其中所包含的利益交换关系，即教师根据学生或家长送礼的多寡、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一些家长和学生虽然也很反感这种送礼，但基于孩子成长的考虑，也不得不加入到这场送礼洪流当中。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加强师德建设。让教师对学生有一种“无条件的爱”，也就说，应该是“爱无差”，不能因为学生是否送礼而区别对待。二是加强社会舆论环境的建设。基于媒体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性，要嚴禁媒体以炒作的态度报道教师中的个别行为，并将之夸大，一棒子打在所有教师身上。三是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对于个别教师的违规行为，监管一定到位，要防止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教育资源寻租，获得不正当的收益。
（责任编辑：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