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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悼亡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学题材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苏轼把它推向了一个高峰，纳兰性德作为悼亡词的集大成者，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两位词人的悼亡词在情感的倾诉上有其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共同谱写了一曲曲阴阳两隔的伤痛心曲，抒发了一个“愁”字难了的无尽悲痛和哀婉。
关键词：苏轼；纳兰性德；悼亡词；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2
一、悼亡文学的开端与发展
“悼亡”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辞源》对这一词的解释是：“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为悼亡。”可见，“悼亡”不是广泛意义上对死者的追怀，而是专指悼念亡妻的。这样的界定是在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出现以后为文人们约定俗成的。其实中国悼亡文学的开端并不始于潘岳，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就已出现了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在这首诗里，世人表达了对阴阳隔世的伤悲，入唐之后，有元稹《遣悲怀三首》和李商隐《房中曲》。但爱情这一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惯以言志与载道为诗文批评标准的士大夫眼中，是耻于以房帷之情为念，即使诗歌中提及男女之情，也必以香草美人写君臣大义为最高境界。所以悼亡诗却得借着伤逝的特殊体裁，表达丈夫丈夫对亡妻真挚而深切的情感。
那诗歌之后的词在悼亡主题上如何呢？在中国的文学观里面，素有“诗庄词媚”的说法，词作为广义诗的一种，是最适合于委婉深切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发爱情的样式，而词的艺术形式，尤其适合于抒发细腻深沉的爱情心曲。基于词的特点，用词书写悼亡必将是悼亡文学的一大发展。悼亡之作出现于词中，最早的当时李煜的《谢新恩》，他是第一个把诗体中的悼亡体裁带入词体创作的作者，这实是词史上的一个创举，因为悼亡主题在他之前属于诗的范畴，李煜将其带入词中是有意识的扩大了词的创作题材，这虽未对当时花间派笼罩的词坛发生影響，但却对北宋中期的苏轼有所启发，一首《江城子》把悼亡文学推向了哟个顶峰。苏轼没有以诗歌悼亡，而以词来悼亡，更加的凸显出了词这一特殊体裁对悼亡文学创作的表现力。
二、苏轼与纳兰的人生际遇
作为悼亡词的代表词人，苏轼和纳兰性德都经历了沉重的丧妻之痛。他们曾经都拥有过一段令人羡艳的美满的婚姻爱情，就在夫妻俩“鸳鸯织就欲双飞”的时候，命运却让他们阴阳两隔，独自暗垂泪。苏轼与王弗本就琴瑟和谐，恩爱有加。王弗是一名聪明而又沉静的女子，又饱读诗书。但苏轼读书，她就伴其左右，终日不去，甚至苏轼偶有遗忘，她都能从旁提醒。在家侍奉父母，出嫁侍奉公婆，都皆显恭敬。在苏轼最初仕宦的日子里，她对年轻气盛的苏轼多有规劝并照顾备至。然而病魔终究将王弗的生命定格在了27岁，结发夫妻，恩爱情深，一朝永别，积思成梦，苏轼于悲怆之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江城子》。再观纳兰，他身为贵公子，但他却富贵不淫，不滥情风流。他对爱情严肃而真挚，就其个人婚恋来说，他先后娶卢氏、官氏为妻，与他们伉丽情笃。据说纳兰曾与表妹相恋，但他绝无非礼之举，更无狎邪之游，这在贵族圈里是极难能可贵的，尤其对原配卢氏，情感更是真挚痴绝。卢氏在词人心中，是如柳枝般吹花嚼蕊的谪仙。他渴望能与爱妻“一生一代一双人”，但现实却是“梦好难留”。1677年5月，卢氏难产而卒，四年的恩爱终归化作孤坟一座，黄土一抔。至此一直到纳兰性德病卒，无论是亡妻的生辰忌日，还是诗人身在家园塞上、梦里醒里，始终没有停止他的哀吟挽唱，即使续娶官氏之后，他的痛楚依旧无法化解。纳兰性德将他的爱情与生活、失意与眼泪、悲戚伤感与幽怨苦多都化在了他那荡气回肠、伤情动感的悼亡词中。就其创作时间而言，从卢氏亡后半月内声泪俱随所写的“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到六、七年后出使塞外的“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词人的伤痛未曾稍减，他的这些悼亡之作可以说是篇篇呜咽凄绝，哀伤悲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诚如前人所说，其词“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可以说，相同的婚姻际遇都给两位大词人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他们吟唱出了篇篇动人心灵的词作。
三、万种相思，却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
（一）两位词人都采用了记梦的方式来表达了死生契阔的伉俪之情
在苏轼与纳兰性德的悼亡作品中，对于感情的流露，都常常以梦托情，以虚驭实，借虚幻的梦境返照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在苏轼的《江城子》中，该词的另一个标题“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便已经点明了该词为一首记梦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生者与死者虽然阴阳永隔，感情的纽带却依旧牢牢的挽系，这样一句看似平淡却悲痛无涯的词，它说明，作为生者，苏轼何尝一日忘记了九泉之下的爱妻？尽管他说“不思量”，那只是因为这种思量已经深入骨髓。在词中，作者写道自己梦里还乡，梦中夫妻相会，梦后惆怅万分，几经转折，作者苏轼表达出了对亡妻不绝如缕的思念。同样，记梦词在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中也是数见不鲜，如在其悼亡词《沁园春》：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该词由亡妻梦中来见引发，发端三句感慨人生的短暂和自己的薄命，是全词的总纲。接着转入对往昔时光的追忆，词人用純白描勾勒出一个温情旖旎的意境。但往昔的时光越让人留恋，现实中，纳兰痛失爱妻，好梦无法留住，残诗无心去续。这三句语淡情浓，将悲悼之情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苏轼还是纳兰性德，他们都另读者读之令人气阻声噎，感伤之情萦绕心头，久久不能自己。 （二）艺术手法相同
无论是苏轼，还是纳兰性德，在缕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悲情之时，都引情入境，以景寓情。“小轩窗，正梳妆”，苏轼再现了年轻时夫妻生活的幸福美好片段，接着“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两句，以乐景衬哀情，催人泪下。“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纳兰在西风拂体，黄叶萧萧之时，面对如此之景，触景伤情，同样悲从中来，引发了他对夫妻幸福生活往事的沉思。在两位词人的悼亡作品中，意向选择都带有一种普遍的特征，多用曾经夫妻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即多是梳妆、补衣等生活小事，其中多是妻子生前活动的闺阁庭院中的种种物象，诸如冷火残灯、沉香旧箧、孤帐空床等等。如此一物一景，一事一请的平凡意象，组成了一首首凄美绝伦，催人泪下的悼亡之作。
（三）在其悼亡之作中都一一缕述过往生活中的细节
细节是夫妻生活中特有的内容，无论是苏轼《江城子》中的“小轩窗，正梳妆”，还是纳兰性德《浣溪沙》中的“赌书消得泼茶香”，抑或是其《鹊桥仙》中的“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予缝绽”。一個个细微之至的生活画面都被词人们写进了其作品之中。苏轼，这位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旷达之人，这位诗、词、书、画、音乐无一不通的大文豪在追忆阴阳相隔的亡妻之时，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都无不令其伤悲，。亦如纳兰性德，这位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本可围绕翠珠的“翩翩浊世佳公子”，那些夫妻曾经美好的生活细节无一不触动词人哀痛的心弦，这也恰好证明了纳兰确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夫妻关系上的极度贞洁。
四、不一样的东坡与容若。
（一）不一样的身世和境遇，不一样的悼亡之情
苏轼生长于北宋中叶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家庭优良的教育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使其在青年时便具有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另外一方面，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苏轼有了改革朝政的报国之志，但政治的屡屡受挫使其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情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写出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悲剧。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苏轼在贬密州之时所作，宦海的奔波沉浮加上十年的相思之苦使得作者抒发了仕途的不顺和对妻子的思念。苏轼的悼亡词，没有在悼亡中衰亡，而是以广阔的社会政治为背景，从到悼亡之中掘起安慰，冷静之后继续在宦海前行。
再观纳兰，生于康乾盛世的豪门之家，其父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权倾一时的清王朝重臣。纳兰从小锦衣玉食，且才华出众，文武双全，22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历任康熙御前三等侍卫、二等侍卫，不久晋身为一等侍卫（武官正三品），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深受康熙的赏识和信任。一生优渥的生活使得其词中少有人间疾苦，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和“雍容华贵的忧伤”。
（二）苏词使用白描，纳兰词白描兼用典
在苏轼的悼亡作《江城子》一词中，作者在上片直抒十年来对亡妻的伤悼和思念，十年来，作者有多少哀情要诉说，但“孤坟”却远在千里之外，作者假设当真和亡妻见面。“尘满面，鬓如霜”，连妻子都认不出自己了。下片描写与亡妻梦中相遇的情景.”小轩窗，正梳妆“是梦中所见，也是生活的实际情形。十年来生者在人世间经历种种坎坷，饱受种种辛酸和苦难，死者在幽冥中遭受孤寂的折磨，夫妻相见，无言有泪，则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最后梦回现实，想到年年岁岁，冷月孤坟，永世相隔，能不断肠？全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诉说了难以排遣的悲思。
再观纳兰性德，除去白描，还有大量事典的使用。在其悼亡词《沁园春》中，作者利用汉武帝和李夫人之事营造出了一个迷离的幻境。”蘅芜“是当日汉武帝梦见李夫人之后，衣枕上数月不歇的余香。”却望姗姗，是耶非耶？”用的汉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再来迟。”纳兰用一个“冷”字点明空间的凄冷，恍惚中，爱妻的亡魂似乎曾经归来，这种事典的使用，除汉武帝和李夫人外，纳兰亦喜用李隆基与杨玉环之事。如《鹊桥仙》中的“今生钿合表予心，祝天上人间相见。”《金缕曲》中的“钗钿约，竟抛弃。”以此写存者对殁者绝望而又无可排遣的悼念与怀想，，极易激起一种凄恻缠绵的氛围，强化词中的悲剧气氛与感伤情调。
（三）苏轼是从“伦理”层面来抒写悼亡之情，而纳兰性德却完全从“爱情”层面言之。
在传统中国，“夫妻”列于五伦之中，妻子这一角色的定位是传宗接代，在古代士大夫的眼中，很少把她作为个性解放爱情的对象，即使有，这在儒家正统观念里面，在当时也是会被世人所不齿的，故有了“香草美人君臣大义”之说。苏洵曾叮咛苏轼的是“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亡妻王氏墓志铭》可见一般。在《江城子》中，我们所阅读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亡妻的追忆。相对于这种追忆之情，在纳兰性德的悼亡之作中所感受到更多的却是“忆来生，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那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痛楚，完全是一种执着情爱的深化，也就是说在纳兰的眼中，他是把亡妻看成一种情爱倾注的对象，纵然死亡能隔开生者与亡者，却无法割断人间的情爱。也因此从卢氏亡后到康熙二十四年词人病故，悠悠八年间，词人的悼亡之吟始终不绝。
苏轼是悼亡词的开创者，纳兰性德是悼亡词的集大成者，纳兰继承了东坡并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开拓，终将悼亡的艺术性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他们有着同样的人生遭遇——丧妻之痛，所以在作品中传达出了同样的伉俪之情。但是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苏轼与纳兰在悼亡背后有着不同的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却依旧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同样是悼亡，苏轼能由伤痛思念入笔，却也能从伤痛中解脱出来，体现出了苏轼“不留意于物”的豁达气度与潇洒的胸襟，更是他看透一切后的超脱，所以在苏轼的悼亡词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似淡而实”的情真意切。与苏轼相比，纳兰的悼亡词一方面吸取了前人的词作特点，一方面又以绵婉之笔叙情，抒写含蓄深远的心曲。总之，两人悼亡词所传达的是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悲情；是“年来苦乐，与谁相依”的失落；是“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的彻夜难眠；是“清泪尽，纸灰起”的无奈相思；是一个“愁”字难了的无尽悲痛和哀婉。
参考文献：
[1]纳兰诗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苏轼诗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关键词：苏轼；纳兰性德；悼亡词；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2
一、悼亡文学的开端与发展
“悼亡”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辞源》对这一词的解释是：“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为悼亡。”可见，“悼亡”不是广泛意义上对死者的追怀，而是专指悼念亡妻的。这样的界定是在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出现以后为文人们约定俗成的。其实中国悼亡文学的开端并不始于潘岳，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就已出现了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在这首诗里，世人表达了对阴阳隔世的伤悲，入唐之后，有元稹《遣悲怀三首》和李商隐《房中曲》。但爱情这一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惯以言志与载道为诗文批评标准的士大夫眼中，是耻于以房帷之情为念，即使诗歌中提及男女之情，也必以香草美人写君臣大义为最高境界。所以悼亡诗却得借着伤逝的特殊体裁，表达丈夫丈夫对亡妻真挚而深切的情感。
那诗歌之后的词在悼亡主题上如何呢？在中国的文学观里面，素有“诗庄词媚”的说法，词作为广义诗的一种，是最适合于委婉深切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发爱情的样式，而词的艺术形式，尤其适合于抒发细腻深沉的爱情心曲。基于词的特点，用词书写悼亡必将是悼亡文学的一大发展。悼亡之作出现于词中，最早的当时李煜的《谢新恩》，他是第一个把诗体中的悼亡体裁带入词体创作的作者，这实是词史上的一个创举，因为悼亡主题在他之前属于诗的范畴，李煜将其带入词中是有意识的扩大了词的创作题材，这虽未对当时花间派笼罩的词坛发生影響，但却对北宋中期的苏轼有所启发，一首《江城子》把悼亡文学推向了哟个顶峰。苏轼没有以诗歌悼亡，而以词来悼亡，更加的凸显出了词这一特殊体裁对悼亡文学创作的表现力。
二、苏轼与纳兰的人生际遇
作为悼亡词的代表词人，苏轼和纳兰性德都经历了沉重的丧妻之痛。他们曾经都拥有过一段令人羡艳的美满的婚姻爱情，就在夫妻俩“鸳鸯织就欲双飞”的时候，命运却让他们阴阳两隔，独自暗垂泪。苏轼与王弗本就琴瑟和谐，恩爱有加。王弗是一名聪明而又沉静的女子，又饱读诗书。但苏轼读书，她就伴其左右，终日不去，甚至苏轼偶有遗忘，她都能从旁提醒。在家侍奉父母，出嫁侍奉公婆，都皆显恭敬。在苏轼最初仕宦的日子里，她对年轻气盛的苏轼多有规劝并照顾备至。然而病魔终究将王弗的生命定格在了27岁，结发夫妻，恩爱情深，一朝永别，积思成梦，苏轼于悲怆之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江城子》。再观纳兰，他身为贵公子，但他却富贵不淫，不滥情风流。他对爱情严肃而真挚，就其个人婚恋来说，他先后娶卢氏、官氏为妻，与他们伉丽情笃。据说纳兰曾与表妹相恋，但他绝无非礼之举，更无狎邪之游，这在贵族圈里是极难能可贵的，尤其对原配卢氏，情感更是真挚痴绝。卢氏在词人心中，是如柳枝般吹花嚼蕊的谪仙。他渴望能与爱妻“一生一代一双人”，但现实却是“梦好难留”。1677年5月，卢氏难产而卒，四年的恩爱终归化作孤坟一座，黄土一抔。至此一直到纳兰性德病卒，无论是亡妻的生辰忌日，还是诗人身在家园塞上、梦里醒里，始终没有停止他的哀吟挽唱，即使续娶官氏之后，他的痛楚依旧无法化解。纳兰性德将他的爱情与生活、失意与眼泪、悲戚伤感与幽怨苦多都化在了他那荡气回肠、伤情动感的悼亡词中。就其创作时间而言，从卢氏亡后半月内声泪俱随所写的“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到六、七年后出使塞外的“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词人的伤痛未曾稍减，他的这些悼亡之作可以说是篇篇呜咽凄绝，哀伤悲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诚如前人所说，其词“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可以说，相同的婚姻际遇都给两位大词人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他们吟唱出了篇篇动人心灵的词作。
三、万种相思，却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
（一）两位词人都采用了记梦的方式来表达了死生契阔的伉俪之情
在苏轼与纳兰性德的悼亡作品中，对于感情的流露，都常常以梦托情，以虚驭实，借虚幻的梦境返照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在苏轼的《江城子》中，该词的另一个标题“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便已经点明了该词为一首记梦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生者与死者虽然阴阳永隔，感情的纽带却依旧牢牢的挽系，这样一句看似平淡却悲痛无涯的词，它说明，作为生者，苏轼何尝一日忘记了九泉之下的爱妻？尽管他说“不思量”，那只是因为这种思量已经深入骨髓。在词中，作者写道自己梦里还乡，梦中夫妻相会，梦后惆怅万分，几经转折，作者苏轼表达出了对亡妻不绝如缕的思念。同样，记梦词在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中也是数见不鲜，如在其悼亡词《沁园春》：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该词由亡妻梦中来见引发，发端三句感慨人生的短暂和自己的薄命，是全词的总纲。接着转入对往昔时光的追忆，词人用純白描勾勒出一个温情旖旎的意境。但往昔的时光越让人留恋，现实中，纳兰痛失爱妻，好梦无法留住，残诗无心去续。这三句语淡情浓，将悲悼之情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苏轼还是纳兰性德，他们都另读者读之令人气阻声噎，感伤之情萦绕心头，久久不能自己。 （二）艺术手法相同
无论是苏轼，还是纳兰性德，在缕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悲情之时，都引情入境，以景寓情。“小轩窗，正梳妆”，苏轼再现了年轻时夫妻生活的幸福美好片段，接着“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两句，以乐景衬哀情，催人泪下。“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纳兰在西风拂体，黄叶萧萧之时，面对如此之景，触景伤情，同样悲从中来，引发了他对夫妻幸福生活往事的沉思。在两位词人的悼亡作品中，意向选择都带有一种普遍的特征，多用曾经夫妻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即多是梳妆、补衣等生活小事，其中多是妻子生前活动的闺阁庭院中的种种物象，诸如冷火残灯、沉香旧箧、孤帐空床等等。如此一物一景，一事一请的平凡意象，组成了一首首凄美绝伦，催人泪下的悼亡之作。
（三）在其悼亡之作中都一一缕述过往生活中的细节
细节是夫妻生活中特有的内容，无论是苏轼《江城子》中的“小轩窗，正梳妆”，还是纳兰性德《浣溪沙》中的“赌书消得泼茶香”，抑或是其《鹊桥仙》中的“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予缝绽”。一個个细微之至的生活画面都被词人们写进了其作品之中。苏轼，这位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旷达之人，这位诗、词、书、画、音乐无一不通的大文豪在追忆阴阳相隔的亡妻之时，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都无不令其伤悲，。亦如纳兰性德，这位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本可围绕翠珠的“翩翩浊世佳公子”，那些夫妻曾经美好的生活细节无一不触动词人哀痛的心弦，这也恰好证明了纳兰确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夫妻关系上的极度贞洁。
四、不一样的东坡与容若。
（一）不一样的身世和境遇，不一样的悼亡之情
苏轼生长于北宋中叶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家庭优良的教育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使其在青年时便具有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另外一方面，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苏轼有了改革朝政的报国之志，但政治的屡屡受挫使其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情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写出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悲剧。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苏轼在贬密州之时所作，宦海的奔波沉浮加上十年的相思之苦使得作者抒发了仕途的不顺和对妻子的思念。苏轼的悼亡词，没有在悼亡中衰亡，而是以广阔的社会政治为背景，从到悼亡之中掘起安慰，冷静之后继续在宦海前行。
再观纳兰，生于康乾盛世的豪门之家，其父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权倾一时的清王朝重臣。纳兰从小锦衣玉食，且才华出众，文武双全，22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历任康熙御前三等侍卫、二等侍卫，不久晋身为一等侍卫（武官正三品），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深受康熙的赏识和信任。一生优渥的生活使得其词中少有人间疾苦，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和“雍容华贵的忧伤”。
（二）苏词使用白描，纳兰词白描兼用典
在苏轼的悼亡作《江城子》一词中，作者在上片直抒十年来对亡妻的伤悼和思念，十年来，作者有多少哀情要诉说，但“孤坟”却远在千里之外，作者假设当真和亡妻见面。“尘满面，鬓如霜”，连妻子都认不出自己了。下片描写与亡妻梦中相遇的情景.”小轩窗，正梳妆“是梦中所见，也是生活的实际情形。十年来生者在人世间经历种种坎坷，饱受种种辛酸和苦难，死者在幽冥中遭受孤寂的折磨，夫妻相见，无言有泪，则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最后梦回现实，想到年年岁岁，冷月孤坟，永世相隔，能不断肠？全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诉说了难以排遣的悲思。
再观纳兰性德，除去白描，还有大量事典的使用。在其悼亡词《沁园春》中，作者利用汉武帝和李夫人之事营造出了一个迷离的幻境。”蘅芜“是当日汉武帝梦见李夫人之后，衣枕上数月不歇的余香。”却望姗姗，是耶非耶？”用的汉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再来迟。”纳兰用一个“冷”字点明空间的凄冷，恍惚中，爱妻的亡魂似乎曾经归来，这种事典的使用，除汉武帝和李夫人外，纳兰亦喜用李隆基与杨玉环之事。如《鹊桥仙》中的“今生钿合表予心，祝天上人间相见。”《金缕曲》中的“钗钿约，竟抛弃。”以此写存者对殁者绝望而又无可排遣的悼念与怀想，，极易激起一种凄恻缠绵的氛围，强化词中的悲剧气氛与感伤情调。
（三）苏轼是从“伦理”层面来抒写悼亡之情，而纳兰性德却完全从“爱情”层面言之。
在传统中国，“夫妻”列于五伦之中，妻子这一角色的定位是传宗接代，在古代士大夫的眼中，很少把她作为个性解放爱情的对象，即使有，这在儒家正统观念里面，在当时也是会被世人所不齿的，故有了“香草美人君臣大义”之说。苏洵曾叮咛苏轼的是“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亡妻王氏墓志铭》可见一般。在《江城子》中，我们所阅读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亡妻的追忆。相对于这种追忆之情，在纳兰性德的悼亡之作中所感受到更多的却是“忆来生，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那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痛楚，完全是一种执着情爱的深化，也就是说在纳兰的眼中，他是把亡妻看成一种情爱倾注的对象，纵然死亡能隔开生者与亡者，却无法割断人间的情爱。也因此从卢氏亡后到康熙二十四年词人病故，悠悠八年间，词人的悼亡之吟始终不绝。
苏轼是悼亡词的开创者，纳兰性德是悼亡词的集大成者，纳兰继承了东坡并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开拓，终将悼亡的艺术性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他们有着同样的人生遭遇——丧妻之痛，所以在作品中传达出了同样的伉俪之情。但是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苏轼与纳兰在悼亡背后有着不同的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却依旧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同样是悼亡，苏轼能由伤痛思念入笔，却也能从伤痛中解脱出来，体现出了苏轼“不留意于物”的豁达气度与潇洒的胸襟，更是他看透一切后的超脱，所以在苏轼的悼亡词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似淡而实”的情真意切。与苏轼相比，纳兰的悼亡词一方面吸取了前人的词作特点，一方面又以绵婉之笔叙情，抒写含蓄深远的心曲。总之，两人悼亡词所传达的是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悲情；是“年来苦乐，与谁相依”的失落；是“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的彻夜难眠；是“清泪尽，纸灰起”的无奈相思；是一个“愁”字难了的无尽悲痛和哀婉。
参考文献：
[1]纳兰诗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苏轼诗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