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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让我们不断地往返于时间的两端，
同时活在古代和当代。
作为一个考古人，
我们也许很辛苦，但也是幸运和幸福的。
通过穿越时间的隧道，
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的充实和久远。
一切学识与经历，
其真正意义在于拓展我们生命的内在宽度。
大约在距今4100年左右，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中国东南部地区，从此，一段辉煌的文明在厚厚的泥沙中销声匿迹。
随着良渚古城的面纱被逐步揭开，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先和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从“蛮夷之地”到“中华起源”，考古工作者们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反山一掘震天下
“1986年的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正是抓紧发掘的好时机。5月8日，对反山的发掘正式开始。
反山是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约4米左右的土墩，从路面暴露的断面看，完全是一座人工堆筑的熟土墩。表土以下，我们首先发现和清理出了11座汉代的墓葬。但我们确定这座土墩应堆筑于汉代以前，于是我们继续下挖。
5月28日，各探方已经下挖到1.5米左右，已经不见任何晚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遍地在这一平面上刮铲。在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我们首先找到了一个像墓葬形状的遗迹。领队王明达指挥大家继续下挖，当又下挖至90厘米深时，始终未见任何遗物。这已经超过了以往对良渚墓葬认识的深度，有人提出“挖反”了的质疑。
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上的失误。一个考古工作者，除了掌握过硬的野外发掘基本功，还要有胆识和勇气！王明达顶住压力，指挥大家继续作业。眼看一场雷雨将至，突然，有队员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王明达观察了足足一刻钟，然后不敢用小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把土块一点点剥离剔除，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师傅精心剥剔成功的嵌玉漆杯！
当时，大家都兴奋激动地不敢下手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接着，我们又大喜过望——第一件良渚玉琮露头了！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它表示我们已经真正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大雨来临，我们赶紧把墓坑用薄膜盖好，冒着骤风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大家多炒了几个菜，喝了好几瓶酒，兴奋地谈论着这一天的发现。
按照顺序，这座墓葬被编为12号，墓中出土了至今发现的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后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13到23号墓葬。由于墓穴较深，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我们想出了“悬空操作法“，人在距离随葬品10厘米左右，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随着一件又一件器物“重见天日”，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吃力地伸一下腰，又埋头继续干。
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反王“王陵”终于现世了！其随葬品中玉器占90%，使良渚古玉在出土数量、器种、雕琢纹饰、精美程度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更重要的是，良渚玉器从单件的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开辟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扑朔迷离的墓葬与祭坛
1987年5月5日，我们又对瑶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白天山顶上风吹日晒，晚上借住在附近的安康医院，其实是精神病医院，房间内还有臭虫，让人无法安睡。
瑶山的发掘进展很快，位置居中的7号墓与11号墓由我清理。这两座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让我又一次体验了发现过程的惊喜——当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和怀着无比的好奇与期待，你不知道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瑤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精美玉器，而且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他们为什么要在山上修建祭坛呢？祭祀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埋在祭坛上的大墓和祭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难道修坛仅仅是为了埋墓吗？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们。
瑶山是一座低缓的自然山丘，相对高度约20多米。祭坛就修建在瑶山的顶上，祭坛的西北角保存完好，用山上风化的石块砌了整齐的覆斗形护坡，高度约有0.9米。祭坛的顶部平整，面积约有400多平方米，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形态和尺寸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
12座墓葬整齐地分两排埋在祭坛的西南部，与反山相似，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的墓葬排列更为整齐有序，随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玉琮、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和织具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所以我们推测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则可能是女性。
但瑶山墓葬中，竟没有一件玉璧随葬，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是祭祀上的限定呢？还是这个部族没有得到适合制作玉璧的玉料？如果玉璧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礼器，那一件玉璧都没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玉璧是财富的象征，那么这些地位显贵的墓主人，又怎么能一件玉璧都得不到呢！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让我们自圆其说。
关于墓葬与祭坛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复合的。建立祭坛既是为了祭祀，同时也是为了埋墓。这些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人，同时也是被祭祀的对象。我认为，当祭坛原初设计的使用功能被废弃以后，才被作为一块圣地，成为巫师和首领们的墓地，并且在作为墓地之前，还应该有一次覆土加高的过程。
带着瑶山发掘的疑问，1991年我们又有了一次新的机遇——汇观山被发现了。
1990年春，当地的一户居民盖房子时，挖地基的民工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玉器，他们悄悄地带回了家，准备找机会卖个好价钱。这年冬天，他们找到了一位买主，这位自称是外商的买主，其实是杭州市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这位侦查员推说要请一位行家亲戚看看，就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的一位同事冒充亲戚前往鉴定，这些玉器确实属于良渚文化之物。随后，市公安局拘捕了参与挖掘和倒卖文物的人员，共缴获良渚文化玉器20多件，并获知了这些玉器出土的地点。 1991年2月，我们开始对汇观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汇观山距反山仅约2公里，发掘前的汇观山完全是一座乱坟岗，有荒坟60余座，挖掘前要先搬迁这些近代坟，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汇观山4号墓是当时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钺最多的良渚文化墓葬，共随葬石钺48件、玉钺1件。除墓葬之外，在汇观山遗址我们再次发现与瑶山遗址祭坛结构一致的祭坛。
后来从1999年到2001年，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汇观山的祭坛做了保护性的复原和展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站在祭坛上观察日月的变化，终于想明白了，原来祭坛是用来观察天象，进行测年的场所。
古城重现，石破天惊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我们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反映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莫角山发现后，当时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规模巨大的土台，本身就构成了外高内平的防卫性质，具有城防的概念，所以起名叫台城。良渚遗址是否有城墙呢？2006年，随着莫角山西南部的葡萄畈遗址的发掘，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2006年6月—2007年1月，我们在葡萄贩遗址，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河道，宽约45米，深约1米多，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经过对河东岸高地进行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棱角分明，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这些问题常常让我彻夜难眠。
后来，当地民工告诉我们，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就是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最后研究确定，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正是莫角山遗址四周的古城墙。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直到9月28日，我们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
由此，我们确定了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真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發现。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同时活在古代和当代。
作为一个考古人，
我们也许很辛苦，但也是幸运和幸福的。
通过穿越时间的隧道，
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的充实和久远。
一切学识与经历，
其真正意义在于拓展我们生命的内在宽度。
大约在距今4100年左右，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中国东南部地区，从此，一段辉煌的文明在厚厚的泥沙中销声匿迹。
随着良渚古城的面纱被逐步揭开，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先和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从“蛮夷之地”到“中华起源”，考古工作者们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反山一掘震天下
“1986年的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正是抓紧发掘的好时机。5月8日，对反山的发掘正式开始。
反山是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约4米左右的土墩，从路面暴露的断面看，完全是一座人工堆筑的熟土墩。表土以下，我们首先发现和清理出了11座汉代的墓葬。但我们确定这座土墩应堆筑于汉代以前，于是我们继续下挖。
5月28日，各探方已经下挖到1.5米左右，已经不见任何晚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遍地在这一平面上刮铲。在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我们首先找到了一个像墓葬形状的遗迹。领队王明达指挥大家继续下挖，当又下挖至90厘米深时，始终未见任何遗物。这已经超过了以往对良渚墓葬认识的深度，有人提出“挖反”了的质疑。
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上的失误。一个考古工作者，除了掌握过硬的野外发掘基本功，还要有胆识和勇气！王明达顶住压力，指挥大家继续作业。眼看一场雷雨将至，突然，有队员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王明达观察了足足一刻钟，然后不敢用小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把土块一点点剥离剔除，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师傅精心剥剔成功的嵌玉漆杯！
当时，大家都兴奋激动地不敢下手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接着，我们又大喜过望——第一件良渚玉琮露头了！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它表示我们已经真正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大雨来临，我们赶紧把墓坑用薄膜盖好，冒着骤风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大家多炒了几个菜，喝了好几瓶酒，兴奋地谈论着这一天的发现。
按照顺序，这座墓葬被编为12号，墓中出土了至今发现的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后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13到23号墓葬。由于墓穴较深，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我们想出了“悬空操作法“，人在距离随葬品10厘米左右，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随着一件又一件器物“重见天日”，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吃力地伸一下腰，又埋头继续干。
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反王“王陵”终于现世了！其随葬品中玉器占90%，使良渚古玉在出土数量、器种、雕琢纹饰、精美程度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更重要的是，良渚玉器从单件的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开辟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扑朔迷离的墓葬与祭坛
1987年5月5日，我们又对瑶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白天山顶上风吹日晒，晚上借住在附近的安康医院，其实是精神病医院，房间内还有臭虫，让人无法安睡。
瑶山的发掘进展很快，位置居中的7号墓与11号墓由我清理。这两座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让我又一次体验了发现过程的惊喜——当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和怀着无比的好奇与期待，你不知道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瑤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精美玉器，而且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他们为什么要在山上修建祭坛呢？祭祀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埋在祭坛上的大墓和祭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难道修坛仅仅是为了埋墓吗？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们。
瑶山是一座低缓的自然山丘，相对高度约20多米。祭坛就修建在瑶山的顶上，祭坛的西北角保存完好，用山上风化的石块砌了整齐的覆斗形护坡，高度约有0.9米。祭坛的顶部平整，面积约有400多平方米，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形态和尺寸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
12座墓葬整齐地分两排埋在祭坛的西南部，与反山相似，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的墓葬排列更为整齐有序，随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玉琮、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和织具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所以我们推测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则可能是女性。
但瑶山墓葬中，竟没有一件玉璧随葬，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是祭祀上的限定呢？还是这个部族没有得到适合制作玉璧的玉料？如果玉璧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礼器，那一件玉璧都没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玉璧是财富的象征，那么这些地位显贵的墓主人，又怎么能一件玉璧都得不到呢！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让我们自圆其说。
关于墓葬与祭坛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复合的。建立祭坛既是为了祭祀，同时也是为了埋墓。这些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人，同时也是被祭祀的对象。我认为，当祭坛原初设计的使用功能被废弃以后，才被作为一块圣地，成为巫师和首领们的墓地，并且在作为墓地之前，还应该有一次覆土加高的过程。
带着瑶山发掘的疑问，1991年我们又有了一次新的机遇——汇观山被发现了。
1990年春，当地的一户居民盖房子时，挖地基的民工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玉器，他们悄悄地带回了家，准备找机会卖个好价钱。这年冬天，他们找到了一位买主，这位自称是外商的买主，其实是杭州市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这位侦查员推说要请一位行家亲戚看看，就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的一位同事冒充亲戚前往鉴定，这些玉器确实属于良渚文化之物。随后，市公安局拘捕了参与挖掘和倒卖文物的人员，共缴获良渚文化玉器20多件，并获知了这些玉器出土的地点。 1991年2月，我们开始对汇观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汇观山距反山仅约2公里，发掘前的汇观山完全是一座乱坟岗，有荒坟60余座，挖掘前要先搬迁这些近代坟，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汇观山4号墓是当时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钺最多的良渚文化墓葬，共随葬石钺48件、玉钺1件。除墓葬之外，在汇观山遗址我们再次发现与瑶山遗址祭坛结构一致的祭坛。
后来从1999年到2001年，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汇观山的祭坛做了保护性的复原和展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站在祭坛上观察日月的变化，终于想明白了，原来祭坛是用来观察天象，进行测年的场所。
古城重现，石破天惊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我们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反映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莫角山发现后，当时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规模巨大的土台，本身就构成了外高内平的防卫性质，具有城防的概念，所以起名叫台城。良渚遗址是否有城墙呢？2006年，随着莫角山西南部的葡萄畈遗址的发掘，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2006年6月—2007年1月，我们在葡萄贩遗址，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河道，宽约45米，深约1米多，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经过对河东岸高地进行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棱角分明，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这些问题常常让我彻夜难眠。
后来，当地民工告诉我们，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就是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最后研究确定，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正是莫角山遗址四周的古城墙。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直到9月28日，我们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
由此，我们确定了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真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發现。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