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祖荫（1940.1-），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自上个世纪初王光祈提出“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之声。……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之誓言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理想奋斗不息。然而，在构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非常关键的传统多声音乐探究中，却一直少有人问津。上个世纪50年代，有志于这方面探索的学者，如黎英海等人提出了和声民族化以及民族音乐的多声问题。其理论构建的主要成就，仍然是延续赵元任以来西方和声在中国应用的民族化方面，尽管这个路数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且不可忽视的，例如黎英海的《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等专著和论文。然而，严酷的事实是国内音乐学院仍然一直延续着斯波索宾等西方和声学的衣钵，和声民族化乃至探讨民族音乐的和声规律并没能引起更多认真的讨论，更遑论构建所谓民族和声体系并将其引进现有的教学中。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樊祖荫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始更为全面深入的探索。这里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刺头”们触发的行动
　　中国人对斯波索宾的狂热其实由来已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樊祖荫在这方面也算是佼佼者了，和声授课最多的时候，同时在五个院校任教。改革开放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和声教学，因教师不够，临时把他从作曲教研室调来充任。面对瞿小松、谭盾、陈怡、周龙等经历“文革”之后求知欲极强的首批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没有三两下功夫是对付不下来的。樊老师当然有办法！他除了严谨认真地对待例题，多做、仔细做，还偶尔在其中使点儿“坏”，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错误但实际上并不错的“鱼饵”埋伏在里面，引他们“上钩”，最后再一一点破。这更勾起了这帮学生求知的心理，增加了交流的机会，在“斗”中还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但在“治”住了这帮“刺头”之后，已然发现的问题是，斯波索宾的和声学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和声学，其中没有中国传统的音乐思维和中国多声音乐发展的逻辑。从20世纪初叶引进了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以后，从来都是把西方现成的和声技术理论套用在民族旋律之上，还没有中国自身文化中长成的多声体系进入课堂。于是樊老师给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写了一个和声改革的建议书，并着手重新开始践行他早年已有的民族多声音乐研究构想。面对许多学者对中国有多声音乐表示的质疑，他索性制定了到民间去采风的系统计划。其实樊老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接触了民间多声音乐，本科四年级就写作了《广西多声部民歌规律初探》一文，但下决心全面系统且深入地探讨中国多声音乐，应该说此时是一个真正的启动。从那时起，可谓一发不可收拾，近四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
　　从书斋到田野
　　按樊老师的话讲“虽然那时（80年代初）我不是搞音乐学的，但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下决心去采风”。凡是听说有民间合唱的地方，他就一个人跑去，带着一个日本刚出来的索尼牌磁带录音机。当时连照相、摄像这些设备都没有，也不带介绍信，到处找各地音乐界的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直接深入到村寨。就这样，从1980年春节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前期，樊老师跑了四十多个民族。樊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虽然收集多声民歌的目标明确，却同时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与多声部民歌相关的历史、民俗活动等文化事项。当然，和许多民族音乐学家不同，樊老师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声音”——民间的多声音乐。
　　1985年，樊老师在云南转了一大圈，寻得了许多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之后，又跑到四川想收集羌族的多声部民歌。但到了四川，他向当地研究羌族音乐的专家多方讨教，结果答案却都是：羌族没有多声音乐。这时候，他内心里就犯了嘀咕，他想：“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羌族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藏缅语各民族的族源大多与它有关，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等等都有多声音乐，为什么唯独羌族没有？”回到北京之后，他对要去四川阿坝州帮助民歌集成整理工作的学生布置任务，要注意在羌族民歌中是否存在有多声部民歌的迹象。两个月后，一位刚从阿坝州回来的广西进修生给他一盘磁带，问里面没洗干净的录音是否能算多声部民歌？他一听，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民间合唱，在问明了磁带录音的来源后，第二天急赴成都轉松潘，找到了民歌收集人，又直奔位于千米之高、半山上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聚集地——小姓乡大耳边村。正是这羌族大迁徙中留下的没被汉化的遗民，他们众多独特的二声部重唱、合唱纠正了“羌族没有多声音乐”的说法。若不是樊老师的细致分析和执着，加上后来多次向中央电视台推荐，怕是这羌族的多声音乐不知还要再晚多久才能让外界知晓。
　　在广泛采风的基础上，樊祖荫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浙江畲族民歌的音乐特点》（1984）、《鼓楼、吃新、斗牛与侗族大歌》（1984）、《纳西族民间合唱》（1985）、《丰富多彩的毛难族民歌》（1985）、《广西仫佬族民歌的风格特点》（1985）、《傈僳族的多声部民歌》（1986）、《布依族、壮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1987）……这些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当时音协领导的关注。吕骥同志特地把樊祖荫找去，说看了他好多这方面的文章，很好！接着指出：“我们中国是有多声音乐的，不仅少数民族有，汉族也有，三四十年代，沙梅同志就记录过汉江流域多声部的劳动号子！你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把祖国这一份珍贵遗产研究整理出来。”此后，樊祖荫又花了多年时间收集了以民间合唱为主的多声部音乐，积累了大量的音响材料并保存至今。他的研究也得到了学校许多老师的支持，董维松、耿生廉等教授都建议他对多声部民歌进行整体研究。
　　从书斋到田野的采风，是樊老师获得这一系列成就的关键。
　　“华丽转身”？——投身民族音乐集成
　　由于上述的工作和成就，1986年樊祖荫被邀请参加“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工作，从民歌《广西卷》起步，一直扩大到民歌、器乐、曲艺，担任了三个卷的全国编审，现在还在参与《澳门卷》的工作，几乎参加了《集成》编写的全过程。有人认为《集成》给樊老师一个机会，让其完成了从作曲技术理论朝传统音乐研究的“华丽转身”。如果了解樊老师的全部工作和其所思所想之后，就不会有这么简单的认识了。要说“转身”，早在樊老师系列文章发表时，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当时就有人认为樊祖荫开始搞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不搞作曲了。其实，樊老师寻找传统声音——中国多声音乐探索之初心未改，无论你把它叫成“作曲技术理论”还是“传统音乐”，或是“音乐形态学”……都一样。樊老师参与《集成》工作，除了尽到编审的职责（他因此而荣获“文艺集成、志书工作个人特殊贡献奖”）之外，也为他提供了在更广的层面上了解我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机会。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然以研究多声音乐为主，先后发表了《多声部民歌的采录、记谱与分类方法，》（1992）、《多声部民歌研究四十年》（1993），以及《富有艺术特色的苗族”摞垛”歌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