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蕙慧，台湾著名出版人，曾担任台湾麦田文化、独步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总经理，现担任青马（天津）文化总编辑，台湾本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青马（香港）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作家董启章、陈冠中、葛亮、张小娴、陶杰、马家辉、张家瑜、林咏琛等作家作品在台湾的出版人之一。
　　
　　从事出版这么多年，我喜欢并颇受影响的香港作家不在少数。早年在台湾牛顿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香港作家的作品，比如林行止、董桥、西西、黄碧云、也斯、倪匡、蔡澜等等，还有关于麦兜的漫画。《信报》和《明报》的专栏是了解香港作家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我真正开始做香港作家的作品是在麦田文化当总编辑的时候，引进了一些香港纯文学作品，比如在当代小说家系列中，收入了黄碧云、董启章、陈冠中、葛亮等人的作品。
　　
　　香港的独特位置与独特文学现象
　　
　　香港在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都有很独特的位置，是连结两岸三地的窗口。之前因为两岸隔阂，在大陆看不到台湾的出版品，在台湾也看不到大陆的，而香港不但出版一些反映大陆情况的图书，还可以同时看到两地的出版物，两地的出版人通过香港了解对方的出版市场。香港的出版有一种弥补性作用，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就大环境来说，香港出版市场的改变跟两岸关系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香港之前作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位置会发生变化，所以它自身的角色也会跟随之改变。
　　而香港作家的作品，也非常特殊。有一些是从外地获得认同再重新在香港获得应有的认识和位置。比如，董启章的作品先在台湾发行，获得关注和影响力，作品再在大陆出版。事实上，黄碧云也是先在台湾立住脚跟，西西也是。也就是说，香港作家在台湾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的市场，然后再借这个市场获得影响力，反哺本地市场，或者影响大陆。
　　香港被列为国际港，它的商业、金融活动非常蓬勃，很多人说香港的出版市场很小，经营起来很困难，可是它还是冒出了很多特殊的现象。这来自于两点：香港作家的作品，通俗的极度通俗，严肃的极度严肃。相比而言，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品也很多，但是关注点集中在本岛发生的事情，不像香港有比较高的视野，写出更具开阔性的作品。我这样讲并没有冒犯的意思，岛的地理位置，确实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居民比较关注自身以及周围的事情。而香港的通俗文学，充满市井气，洋溢着一股生命力。
　　香港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很多作家的成名，得力于专栏写作，例如早年的陈冠中，后来的梁文道、马家辉、陶杰。专栏写作会逼迫写作者快速地观察社会现象，上到政府政策，下到民生百态，甚至很多八卦的内容，都会成为他们笔下的题材，也是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香港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以及比较小的土地面积，使得这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有相较于两岸更为清晰的轮廓与脉络。所以香港作家对于社会、人情的书写比台湾的书写，显得面貌更为清晰。大陆则因为太大，反而表达起来没有那么明显、明确的代表性。
　　
　　凸显独特性与隐藏地域
　　
　　作品与作家的生长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语境、语感，角色的设定都会带上作家所身处的时代与环境的印记。华文阅读市场，两岸三地的不同还是很明显的。三地读者对香港作家作品的接受度也一定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作家本身的独特性。假设一位作家的作品本身够独特，地域性不会成为他的限制。另外一个是，能不能摒除地域性。如果作品的地域性太强大，读者群太过明显，即使作家本身有很强烈的独特性，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根、成长、扩散是需要时间的，但并不是不可以。在大陆非常畅销的作家，他的独特性也很强，不见得在台湾能发光发热；同理，台湾的作家到大陆来也一样，都撇不开这两点。所以，出版人的功课就在于，如何在地域性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凸显出作家的独特性。
　　除此以外，也需要有“那个”市场环境，刚好有一个可以接受那样作品的氛围。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市场慢慢发展，蓄积出一定的读者，这种变化并不一定都来自出版品。我在台湾经营日本推理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6年，开始做的时候，日本推理小说在台湾已经有十五到二十年的断层，可是它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日本推理的元素虽然不存在于纸本书市场，但存在于漫画中，比如说，“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名侦探柯南”；存在于动画片中，各式各样的动画里面都有日本推理的影子；存在于电影中，比如说，根据松本清张和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等等；存在于很多偶像剧里，甚至存在于流行时尚的元素中。以至于虽然有那么长时间的断层，但是当它再出现的时候不需要太大的力气，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整个填满。这是一种情况，是市场暗含着需求，出版人满足读者的需求，水到渠成。
　　另一种情况是市场环境还没有这种需求，出版人要创造需求，这种时候就比较费力、辛苦了。本事文化现在在台湾推出的香港作家，像张小娴，因为她本身的独特性，之前的知名度也够，所以衔接的时候比较省力；而陶杰的作品则地域性非常强，他是写时评出身，接受西方教育，尤其深受英国知识分子写专栏时那种嘲谑式、嬉笑怒骂式写法的洗礼，他的这种特性要让台湾读者接受，是需要时间和经营的，要有一个认识、熟悉、喜爱的漫长阶段。
　　
　　发挥出版人创意，也期待天才作家的出现
　　
　　这两年整个华文出版市场有很大的变动，香港身处其中，未来一定会有变化。这种判断，是基于我在独步文化时经营香港市场的经验。
　　当时我想在香港推广日本推理小说，香港城邦的总经理并不看好这个计划，他觉得日本推理小说在香港是没有市场的。但我不信邪。
　　2006年，我去了两次香港，做了几件事情。首先请詹宏志到香港推广日本推理小说，“香港书展”的时候，他与倪匡做了关于日本推理小说的对谈；接着在商务书店做了演讲。因为詹先生是指标性的人物，所以，在香港所做的这些事情，积累了不小的关注度。在这之前，独步文化的部落格针对香港读者释放出很多的善意，包括试读、举办相关活动等等，很多潜在的读者群浮出水面，开始有口碑。在此基础上，香港城邦在书店的店面广告上面再加把劲儿；我们的编辑又找了几位对香港阅读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做对谈，做阅读分享会。一系列的努力下来，有了非常明显的成效。最初，独步出版的东野圭吾的书发到香港是30本，后来变成2000本买断，而且是短短一年半到两年时间之内。因此我认为香港市场的改变，除了大环境的改变，还有出版人的创意能不能被读者接受，这确实需要更谨慎地去观察、理解，但我不认为一定做不到。
　　这两年我听到一个声音，香港文学阅读的需求减少，生活实用类图书需求增加。如果说华文的纯文学作品和大众文学作品的销量确实有所减少的话，那为什么日本文学书在香港的需求是呈上升的趋势？这里面牵扯到翻译文学和华文原创势力的消长问题。如果香港的出版市场真的有所改变，我认为这种改变将来自于一个天才作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