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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酷儿理论的内部一直存有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影响的建构主义酷儿理论以解构两分结构为中心逻辑，挑战着异性恋霸权对“性别”与“性倾向”的命名，使按性别身份与性欲的对象来划分人的“类型”变得无意义。而影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恰恰是这样一个解构差异的文本，它体现着酷儿理论对性倾向、性欲以及性别身份的创造性的阐释，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建构主义的酷儿理论——或者说是建构主义的性别研究——对主体欲望的唯美寓言。
关键词：酷儿理论 性别研究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9-0164-02
一、主体的、去性别化的表达方式
如果一定要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划分到一个既有的电影类型中，那么与其说它是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或者说是一部“爱情片”，倒不如说它是一部普遍意义上的情色电影。与其说它的情感内核是爱情，不如说它真正试图表现的是一种流动的欲望。实际上，如果从酷儿理论或者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理论立场，那么《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其实并不只是一部“酷儿的”电影，更是一部“酷儿化”的电影，从它的表现方式来看，原因有二。
其一，它体现着酷儿理论凸现情欲而消解性别的话语方式。从文学改编的角度讲，安德烈·艾席蒙的原著小说将电影的表现内容限制在一个以主人公埃里奥为第一人称的知觉范围内，换句话说，文学版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个无法从奥利弗的角度去还原的故事——这是影片的编剧詹姆斯·伊沃里在改编过程中着重保留的叙事角度，也是使影片的剧本在脱胎于其文学母本后仍然保有一种原始的灵性的重要原因。于是，同小说中一样，影片中并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而只是展示了故事的一个侧面——即埃利奥的那一面，而作为故事的另一面，奥利弗的形象就如同皮格马利翁的雕塑，是一个被欲望生产出来的理想化的、虚幻的客体。
简言之，我们的认知习惯所定义的爱情故事往往是两个人的故事，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却是一个人的故事。它在埃利奥的幻想里诞生、演绎又寂灭，在若无其事的现实的时空里，它展开了另一个唯美的维度。而在这个维度中，饱满的果实、裸体的雕像、一颗水煮溏心蛋、甚至一件衬衫似乎都具有了情欲的张力——而所有这些细节对情欲的呈现，都是主观的、是第一人称的。
其二，在如前文所言的无差别的、去性别的表达方式下，实则包含着一种对“分类”本身的解构。在我们通过影片“第一人称”的表述被同化为一个“欲望的主体”的同时，欲望本身作为一种无差别的属性被还原到我们的观影体验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那个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产生这样一种质疑——即“性倾向”的不同到底界定着怎样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如何被界定的，既然它是一个被界定的概念，那么它真的如我们所界定的那样真实地存在着吗？甚至也可以说，影片所采取的主体话语尖锐地指示着我们目前面对同性题材的电影乃至于面对同性话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隐含的尴尬——我们必需重新思考同志电影或者LGBTQ电影的分类是否还有意义。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必需思考异性恋与非异性恋的区别是否还有意义。再或者，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说法——“任何一种性倾向可能存在吗？”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似乎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作为一部在后现代的信仰环境中诞生的电影，它首次让人们意识到了在“酷儿群体”被命名的过程中实则伴随着一个过程叫做“意义的赋予”，也让人们看见正是那些标签与命名定义了不同的群体，而在这些定义之下，一些更为本质的，更为广泛的共同性质和共同话语反而被蒙蔽。换句话说，它质疑着某些分类的意义——这种质疑，对于酷儿理论，对于LGBTQ电影，都是一个具有前进意义的反思。而要说明这一点，则有赖于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对酷儿理论的阐释。
二、建构主义酷儿理论的理论立场
如果我们把LGBTQ电影视作一个客观存在的电影类型，并且把这个类型的最终诉求定义为追求一种平等的话语——即如果把“酷儿题材”的电影视作一个被定义为“酷儿”的群体的平权运动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电影类型在言说方式的选择上往往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逻辑：本质主义的与建构主义的。
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酷儿理论的范畴中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它追求一种严格的定义与分类，或者说一种公开的集体身份。这种观念的持有者认为：“普遍存在的压迫是对这一类人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和机会的否定。在这种种族本质主义的政治中，集体身份的明确分类对于成功的抵抗和政治上的得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当本质主义的逻辑被运用到艺术的表现中，却往往遭遇一个无法自洽的、德里达式的困境——如果把同性恋与异性恋看作一对对立的概念，那么强调其中的一方就是在强调使这一对概念产生意义的差异，即是说，“对同性恋的关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元对立”，而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平权。明确的身份差异、明确的群体边界在这种困境里反而成为了建立平等话语的阻碍，甚至更进一步地，酷儿群体会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更加边缘化，真正地成为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少数族群，而这一矛盾，恰恰是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无法突破的。
所以，与之相对，建构主义倾向于认为：“社会制造出来的两分结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男性与女性）是压迫的基础……打破这些分类，拒绝而不是接受少数族群的身份，才是解放的关键。”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建构主义酷儿理论体现着一种把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分离的观点。巴特勒否认纯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存在，并且，不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是“位于象征界的社会构建”，是一个虚构的范畴。人的性别身份作为一个被建构的经验范畴，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产物，而且“正是那些产生且限制性及性别的话语极其知识是使我们有能力认为自己拥有（异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其中的一种认同。”即是说，先有了规范的性别与性倾向的话语，人们才按图索骥地将自己的欲望与行为放置在这种规范之中，而相应地，规范的性欲又强化着规范的性别，于是，一种几乎可以称为“性别的再生产”的机制，使男性一再地变成男性，使女性一再地变成女性。
回到电影本身，如果从酷儿理论或者说性别研究的角度去观察这部电影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它一定是建构主义的。它质疑性别身份的方式体现着一种解构身份类别，或者说模糊群体边界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消解对性别和性欲的界定，同时使对“性”的讨论回归主体，变成了有关“欲望”的讨论。“它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它是一种属性、我们的属性。”——这正是建构主义酷儿理论所追求的表达方式。
三、结语
总的来说，如果用酷儿理论的视角去解读这部影片，那么它体现着在建构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酷儿理论为性别研究提供的一种消解差异的思考方式，这种观点不通过种族式的话语号召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行动力，也不通过强调少数群体的身份去寻求一种与“多数人”相同的权利，从而“融入一种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之中。而是通过一种更加广泛的共同性去寻求爱与人性的呼应。“酷儿”需要被接受而不是被容忍，人的性别身份也应该是一种被发现的认同，而不应该是一个被建构的知识范畴。
更进一步说，《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在理論研究与电影语言逐渐成熟的今天，当我们谈起“非异性恋”时，不会像上个世纪一样，用命名心理疾病的方式去为它命名，也不会用谈论某种犯罪行为的语气去暗示与讽刺，更不会为了定义“正常”而把这个概念建构为“异常”。我们拆解着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无效的壁垒，寻找着一种让每一个被界定的群体都能够参与沟通的、共同的语言。
参考文献：
[1][英]塔姆辛·斯巴格.福柯与酷儿理论[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5][美]安德烈·艾席蒙.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M].权景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
关键词：酷儿理论 性别研究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9-0164-02
一、主体的、去性别化的表达方式
如果一定要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划分到一个既有的电影类型中，那么与其说它是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或者说是一部“爱情片”，倒不如说它是一部普遍意义上的情色电影。与其说它的情感内核是爱情，不如说它真正试图表现的是一种流动的欲望。实际上，如果从酷儿理论或者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理论立场，那么《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其实并不只是一部“酷儿的”电影，更是一部“酷儿化”的电影，从它的表现方式来看，原因有二。
其一，它体现着酷儿理论凸现情欲而消解性别的话语方式。从文学改编的角度讲，安德烈·艾席蒙的原著小说将电影的表现内容限制在一个以主人公埃里奥为第一人称的知觉范围内，换句话说，文学版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个无法从奥利弗的角度去还原的故事——这是影片的编剧詹姆斯·伊沃里在改编过程中着重保留的叙事角度，也是使影片的剧本在脱胎于其文学母本后仍然保有一种原始的灵性的重要原因。于是，同小说中一样，影片中并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而只是展示了故事的一个侧面——即埃利奥的那一面，而作为故事的另一面，奥利弗的形象就如同皮格马利翁的雕塑，是一个被欲望生产出来的理想化的、虚幻的客体。
简言之，我们的认知习惯所定义的爱情故事往往是两个人的故事，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却是一个人的故事。它在埃利奥的幻想里诞生、演绎又寂灭，在若无其事的现实的时空里，它展开了另一个唯美的维度。而在这个维度中，饱满的果实、裸体的雕像、一颗水煮溏心蛋、甚至一件衬衫似乎都具有了情欲的张力——而所有这些细节对情欲的呈现，都是主观的、是第一人称的。
其二，在如前文所言的无差别的、去性别的表达方式下，实则包含着一种对“分类”本身的解构。在我们通过影片“第一人称”的表述被同化为一个“欲望的主体”的同时，欲望本身作为一种无差别的属性被还原到我们的观影体验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那个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产生这样一种质疑——即“性倾向”的不同到底界定着怎样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如何被界定的，既然它是一个被界定的概念，那么它真的如我们所界定的那样真实地存在着吗？甚至也可以说，影片所采取的主体话语尖锐地指示着我们目前面对同性题材的电影乃至于面对同性话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隐含的尴尬——我们必需重新思考同志电影或者LGBTQ电影的分类是否还有意义。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必需思考异性恋与非异性恋的区别是否还有意义。再或者，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说法——“任何一种性倾向可能存在吗？”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似乎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作为一部在后现代的信仰环境中诞生的电影，它首次让人们意识到了在“酷儿群体”被命名的过程中实则伴随着一个过程叫做“意义的赋予”，也让人们看见正是那些标签与命名定义了不同的群体，而在这些定义之下，一些更为本质的，更为广泛的共同性质和共同话语反而被蒙蔽。换句话说，它质疑着某些分类的意义——这种质疑，对于酷儿理论，对于LGBTQ电影，都是一个具有前进意义的反思。而要说明这一点，则有赖于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对酷儿理论的阐释。
二、建构主义酷儿理论的理论立场
如果我们把LGBTQ电影视作一个客观存在的电影类型，并且把这个类型的最终诉求定义为追求一种平等的话语——即如果把“酷儿题材”的电影视作一个被定义为“酷儿”的群体的平权运动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电影类型在言说方式的选择上往往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逻辑：本质主义的与建构主义的。
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酷儿理论的范畴中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它追求一种严格的定义与分类，或者说一种公开的集体身份。这种观念的持有者认为：“普遍存在的压迫是对这一类人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和机会的否定。在这种种族本质主义的政治中，集体身份的明确分类对于成功的抵抗和政治上的得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当本质主义的逻辑被运用到艺术的表现中，却往往遭遇一个无法自洽的、德里达式的困境——如果把同性恋与异性恋看作一对对立的概念，那么强调其中的一方就是在强调使这一对概念产生意义的差异，即是说，“对同性恋的关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元对立”，而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平权。明确的身份差异、明确的群体边界在这种困境里反而成为了建立平等话语的阻碍，甚至更进一步地，酷儿群体会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更加边缘化，真正地成为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少数族群，而这一矛盾，恰恰是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无法突破的。
所以，与之相对，建构主义倾向于认为：“社会制造出来的两分结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男性与女性）是压迫的基础……打破这些分类，拒绝而不是接受少数族群的身份，才是解放的关键。”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建构主义酷儿理论体现着一种把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分离的观点。巴特勒否认纯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存在，并且，不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是“位于象征界的社会构建”，是一个虚构的范畴。人的性别身份作为一个被建构的经验范畴，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产物，而且“正是那些产生且限制性及性别的话语极其知识是使我们有能力认为自己拥有（异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其中的一种认同。”即是说，先有了规范的性别与性倾向的话语，人们才按图索骥地将自己的欲望与行为放置在这种规范之中，而相应地，规范的性欲又强化着规范的性别，于是，一种几乎可以称为“性别的再生产”的机制，使男性一再地变成男性，使女性一再地变成女性。
回到电影本身，如果从酷儿理论或者说性别研究的角度去观察这部电影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它一定是建构主义的。它质疑性别身份的方式体现着一种解构身份类别，或者说模糊群体边界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消解对性别和性欲的界定，同时使对“性”的讨论回归主体，变成了有关“欲望”的讨论。“它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它是一种属性、我们的属性。”——这正是建构主义酷儿理论所追求的表达方式。
三、结语
总的来说，如果用酷儿理论的视角去解读这部影片，那么它体现着在建构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酷儿理论为性别研究提供的一种消解差异的思考方式，这种观点不通过种族式的话语号召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行动力，也不通过强调少数群体的身份去寻求一种与“多数人”相同的权利，从而“融入一种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之中。而是通过一种更加广泛的共同性去寻求爱与人性的呼应。“酷儿”需要被接受而不是被容忍，人的性别身份也应该是一种被发现的认同，而不应该是一个被建构的知识范畴。
更进一步说，《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在理論研究与电影语言逐渐成熟的今天，当我们谈起“非异性恋”时，不会像上个世纪一样，用命名心理疾病的方式去为它命名，也不会用谈论某种犯罪行为的语气去暗示与讽刺，更不会为了定义“正常”而把这个概念建构为“异常”。我们拆解着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无效的壁垒，寻找着一种让每一个被界定的群体都能够参与沟通的、共同的语言。
参考文献：
[1][英]塔姆辛·斯巴格.福柯与酷儿理论[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5][美]安德烈·艾席蒙.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M].权景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