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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的很多诗篇表达了唐朝由盛转衰时期自己的经历和感怀，真切且有诗意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诗史”说在后世的诗论中被广泛运用，尤其是明代的杨慎从诗歌主情与诗贵含蓄以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较为完备、深入的剖析。明末清初的赵炳龙身为见证南明兴亡的遗臣，以忠贞的节操、诚挚的情怀，写就大量诗格独具、诗意满满的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故国哀思，记述了丰富的南明往事，完整而有诗意地创作了一部南明悲怀录。让读者为其深情所动，为那一段南明痛史叹惋不已。正如康熙年间编撰的《剑川州志人物传》所言：“（赵炳龙）诗多寓君国身世之感，哀怨悱恻，读者凄楚。”（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36页）堪称南明诗史。
南明指的是清朝入主中原，明王朝灭亡后，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前后共18年。其中，永历朝廷持续时间最长、风云变幻最为激烈。所以，一提到南明，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永历王朝。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前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朱由榔懦弱寡断，昏庸无能，这也为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永历元年，永历朝廷与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并随农民军郝摇旗部转战广西。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瞿式耜等人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此时，广东、江西、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永历王朝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贵、两广、湖南、江西、四川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首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然而，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很难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喘息的时机。公元1649年～公元1650年，瞿式耜等人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失。不久，大顺军余部脱离南明，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一直坚持到公元1664年。
公元1652年，永历朝廷接受其他一支农民军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这一年，李定国率军出击广西，打下桂林，又攻进湖南、广东。同时，四川、东南沿海的抗清军队也发起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不幸的是，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又爆发矛盾，内在地破坏了大好形势。公元1656年，李定国拥护永历到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降清。孙可望降清后，永历王朝的虚实尽为清军所知。公元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占领昆明，永历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于退路上设伏，企图一举歼灭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公元1661年，吴三桂领兵入缅，索求永历；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交与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和其子等被处死于昆明。7月，李定国在今西双版纳的勐腊一带得知永历死讯，亦忧愤而死。其后，退守台湾的郑成功仍然沿用永历年号，直到公元1683年末，其孙郑克塽降清止。
公元1673年，吴三桂又在昆明起兵叛清。之后，于公元1678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同年，他派遣一员副将驻守剑川，并交待他探访赵炳龙，说，此人文才昭著，不可错过，虽然刚举兵时已求访过，却被其严词以拒，如今更是用人之际，当授予职权、赐予财货力请其襄助！这位副将一看吴三桂的认真劲，自然不敢轻忽，到剑川之后，就亲自带人携礼到赵炳龙家跑了几次，却屡次扑空，只有结满蜘蛛网的几间老屋、落满楸树叶的一座旧园，任他来来去去。看了这般光景，他难免会猜想前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出生的赵炳龙是不是已经辞世了，慢慢就松懈下来，却没料到赵炳龙会避居到远离剑川城的石宝山中。
赵炳龙年近七十，又是忠于明朝的遗臣，以他的经历和眼光，要看清眼下声称反清的前明叛将吴三桂反复无常的本性不是难事。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石宝山上却早已开满了杜鹃花。那花红白相间，铺山盖岭，密密匝匝，几至看不清山路和行人，何况几年来战乱频繁，游赏之人本来寥寥。山中隐士赵炳龙却时时拄杖踯躅于花叶遮掩的山路。当然，他早已失去游赏花事、闲听鸟语的闲心。面对一派绚丽，他有的只是触目伤情，大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痛，凉透胸臆。多少往事不免历历心中，翻成诗语，涌上脑际。虽然纸笔惯常随身，他却不忍在繁花之下、浓香之中一一写就，于是疾行而去。
前面就是石钟寺。一手执书卷的他，拄杖缓缓攀行，从一个石窟到一个石窟。在一处雕着“愁面观音”的石窟中，他盘桓流连，一停就是大半天，或默默观览、轻声自语；或翻动书页，展开纸张，俯身奋笔疾书……
此石窟的造型取材于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论辩佛理的故事。维摩诘是早期佛教的著名居士、在家菩萨；其名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净名、无垢称，意思是因洁净、没有污染而著称的人；他家中财产无数，妻妾成群，但精通大乘佛理，有着高尚的精神境界。他虽然有大量的财富可供支配，却把它视为“无常”，“实无所食”； 他虽然成群妻妾围绕左右，却“远离五欲污泥”； 他虽然身着华贵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却“内常如禅”。他之所以过着世俗的贵族生活，只是为了“善权方便”，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财富和智慧来教化众生。他善于应机化导，是佛教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维摩诘常现居士身，常“托疾兴教，助扬佛化。”按其说法即“菩萨为救众生而示现生死，我见一切众生病，所以自己生病。由于众生病起，菩萨悲心随起，就是法身起病。众生病灭，菩萨悲心随灭，就是法身病灭”。有一次，他称病在家，佛陀就派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去探病；文殊见到维摩诘后，就和其反复论说佛法。二人的论说，义理深奥，妙语连珠，让同行者都听呆了。以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维摩诘菩萨也更加崇敬了。
这个佛经故事常见于各地佛教石窟之中，且一般表现的是维摩诘的神闲意定、超然世外的神态。但石宝山的这一石窟在维摩诘的形象和神情刻画上别具一格：身形面容瘦削，俯首蹙眉，盘膝而坐，身体微微前倾，抬起的右手置于胸前，似要压下满腔的悲愁，拿着扇子的左手无力地垂放在膝上，似有无尽的忧愁深锁心中。因而被人称为“愁面观音”。 此刻的赵炳龙正是愁肠千结，悲怆满腔。这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大忧戚，这种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挥之不去，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这座石窟里的“愁面观音”，也就特别能引发他心灵的共振；因此，他的不少忧国感时的动人诗篇就孕育于“愁面观音”身边，完成于石宝山上。赵炳龙曾作这样一首诗：“逃名空谷似王官，敢筑诗坛拟建安。乱后琴书家计减，豪来风月酒杯宽。焚香复自挥元草，指水何当愧素餐。与子氋氃双病鹤，奋飞应避弋人弹。”（《遣兴次友人见赠韵》）（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06页）诗说自己虽然身在空谷，却更显人格节操；自己以诗言志，无愧于“建安风骨”。其后两句先是沉郁，再为慷慨，抒发出离乱文人悲情豪情兼而有之的复杂心态。之后以具体之事表其积郁感愤之心。篇末以极为生动贴切的比喻表达坚守节操的心志：虽然行年已老，又兼生途困顿，但仍要奋飞高举，不受新朝名缰利锁的控制。
“建安”是汉末年号，那个时候，以曹操父子为首，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所作诗歌多从他们行于乱世的生涯反映深广的现实图景，情感慷慨悲凉，风格刚健朴厚，人称“建安风骨”。这种诗风上承《诗经》及汉乐府民歌，下启唐代以杜甫为典型的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
杜甫的诗以诗心体验历史的沧桑变幻，重在展现生动的现实图景，凝聚着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赵炳龙的诗歌也是这样的，在他的诗歌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愁面观音那样的慈悲精神。
那时，满清已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明末农民起义军虽已丧失优势，但还有一定的实力；此外，还有吴三桂那样曾为明将后又为满清效力的武装势力。相比而言，南明的力量较为薄弱，除了一个正统的名分，方方面面都要受到其他势力的制约。然而，还有些真正的文士，依旧义无反顾地效忠于南明。赵炳龙就是其中之一。
赵炳龙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赴省参加壬午科乡试，名列前茅，考中第六名。当时34岁的他自然想不到，之后两年，明朝就灭亡了。乡试后，赵炳龙被金沧道（署楚雄）副使杨畏知礼聘为记室（注：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参议政事。在明朝灭亡之际，各方力量趁势而起，行将对决，在各色人中，更会分化出忠诚之士与投机分子。中原如此，南疆也不例外。公元1645年底，土司沙定洲举兵叛乱，攻打忠于明朝的黔国公沐天波。起初，沙定洲声势浩大、兵锋甚锐，打败沐天波，占据昆明。沐天波向西败退，沙定洲大举追击，楚雄首当其冲。沙定洲兵临城下，杨畏知问赵炳龙“为之奈何？”赵炳龙认为：“战，全城兵力不足以抵沙兵；降，则谓之叛明，丧失人臣气节。唯以缓兵计，诈称联合，使之离楚雄，西向永昌（注：今保山），然后调集全道兵力战之。”这是在知彼知己前提下提出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策略。杨畏知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争取到了充分的备战时间。也使得沙定州麻痹大意西向永昌，之后在长途行军中又不得不举疲惫之军回兵楚雄，但又久攻不下，从而为以后平定叛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初与之硬拼，势必很快就会城陷，使叛军声势更甚，动摇其他忠义之师的军心，对全局造成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虽然明朝已亡，南明问题丛生，但赵炳龙仍怀忠义之士的一腔热血，充满匡扶明朝江山的雄心壮志。对于忠诚之士而言，哪怕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一个东躲西藏的小朝廷，但依然不失信念和希望，希望来自于坚定的信念，而信念的坚定源于忠诚的品格。只是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伤心最是萧墙祸，无奈总出眼前人。
在此期间，赵炳龙写了这么一首《出塞曲》：“横缨出远塞，马鸷怒飙发。顾见双白狼，弯弓洞穿骨。滚滚尘沙间，天空任奔突。万马尽辟易，豪气立须发。誓此七尺躯，捐以报明阙。濡笔天山巅，文炯千秋碣。却笑飞将军，射虎蓝田月。”（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63页）
《出塞曲》首句写人，既有“横缨”这么一个鲜明有力的实写，又有“出远塞”那样将时空延伸的虚写，极为完整、生动地描写出一位勇士的精神风貌；第二句写战马，但较为拟人化，与勇士的情性相为契合，起到了有力烘托第一句的作用。
第三、四句在“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的铺垫下，将强敌喻为“双白狼”（“双”反映的是当时敌手之多），然后用极具动感和力度的“弯弓洞穿骨”表现出战士的勇猛和豪迈。之后八句更是斗志飞扬、气吞山河，承接并强化、深化了之前的诗意，充分有力地表明了满腔热血、一片忠心。最后两句虽然洋溢着豪情，但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却别有一番悲壮慷慨之意：西汉李广有“飞将军”之称，智勇双全，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战功卓著，可惜一生失意，有时在家闲居，就常与未有多少声名之人到蓝田山中打猎，离开沙场，名将就以射虎彰显胆略与勇武了。赵炳龙以此为例，缀一“笑”字，表明他在受知遇于杨畏知等人的当时，对前途充满希望和热情。然而不幸的是，他后来的境况，比起“射虎蓝田月”的李广还更失意。
《出塞曲》诗句明白晓畅，充溢着刚硬苍劲的气息。描写形象生动，能让人想到一位穿行于天地间的沙场战将，手持长枪，枪缨一如染上征尘的鬓发；战马和主人一样，面对强敌，像搏击长空的猛禽，充满不共戴天之仇与暴风席卷之势。
公元1647年春，石屏土司龙在田痛恨沙定洲在满清入侵之时叛乱，又对云南本地忠于明朝的力量缺乏信心，就派人前往贵阳，请求驻扎在那里的孙可望等人入滇攻打沙定洲。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杨畏知等人的重大压力，但也无异于“前门去虎，后门进狼”。通过此事，孙可望对明朝残余力量的虚实获得更充分的掌握。这事也就为孙可望以后控制永历政权埋下了祸因。
孙可望很快就出兵云南，攻击已呈分兵之势的沙定洲，先顺利攻占昆明，之后马不停蹄直扑楚雄。赵炳龙对当时情形的作了记载：“杨公出扼禄丰，战于狮子口，兵败投水被执。可望重杨公，约共扶王室，折箭为誓。”（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2页）说明杨畏知对孙可望有充足的戒心，并不惜与之交战。当时赵炳龙应该是留守楚雄的，这可反映出杨畏知对他的器重。
公元1651年，杨畏知和赵炳龙到广东肇庆看望已经退回那里的永历皇帝，见到永历之后，杨畏知即向永历举荐赵炳龙，先授官文选司主事，之后升迁为户部员外郎，在朝中理事。不久，清军更成席卷全国之势，永历势单力薄，又缺乏自强之心，就移驻贵州安隆，依靠孙可望。此举虽有无可奈何之处，然亦有饮鸩止渴之嫌。所托的确非其人，自从永历到贵州之后，孙可望就日益骄横，并很快发展到了目无永历、势欲自立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离与杨畏知盟誓匡扶明室之后四年，孙可望就企图取代永历自立，并在杨畏知气极“除头上冠击可望”之时，杀了他早有忌惮的杨畏知。 杨畏知被杀后，赵炳龙极为悲愤，但官微言轻的他也意识到如果逞气行事，只能让势力已经明显强大许多的孙可望借机反叛，就只好隐忍待机。当时，他的另一位师长、杨畏知的好友何闳中从云南大理寄信给他说：“精卫填海，劳将奚济？桃源粟里间，待子歌归去来词。”希望他辞官归隐，不再置身于有名无实的朝廷之中。但赵炳龙当时“隐忍，欲有所为，未果行”。
又捱了三年，到了公元1654年，孙可望变本加厉，竟至滥杀忠于南明的朝臣吴毓贞等18人。永历束手无策，对其他忠义之士的进谏总是装聋作哑，以图继续苟安。至此，赵炳龙看到所要效忠的王朝名存实亡，出尔反尔且日益成为敌人的所谓盟友又已经“鸠占雀巢”，完全行使了帝王才有的生杀大权。他知道“欲有所为”已经毫无希望了，遂决意辞官归隐。对于一位忠义之士而言，作出如是抉择，必然是无奈至极而又悲痛至极的。
陈荣昌在《滇诗拾遗》中提到赵炳龙的一首楚辞体诗《惜菊五章》：“此随跸（注：意为帝王出行的车驾）安隆将归隐之作，反复长吟，为之涕下，不知当日流多少血泪也。”（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32页）诗中第二章直接诉说：“物则鲜知兮，畴实纵之。杰士之凋谢兮，我心则凄。”抒发了莫大的无可奈何之意和凄恻感愤之情。下一章则长吟孤高、清寒的心境：“霜风萧萧，石烟（注：石涧的烟雾）条条。猿鹤寂寥，魂归曷招？”第四章转而表达让其沉痛不已的随驾际遇：“莳（注：栽种、移植之意）汝护汝，怜汝风雨。竭我心膂（注：心与脊梁，指心思和精力），同我羁苦（注：客居困顿之意）。而何遇非其主？我亦无所处。”末章则言：“故园三径，悠悠我心。归去来兮，偕老其阴。”“三径”之说出自东晋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人们因此以“三径”指归隐者的家园。赵炳龙没料到自己的处境以后会到孤身隐于城外山的地步；那时，他连“唯求仲、羊仲从之游”的境况都未逢，而只能在想象中，对已逝之先师或了无音信之友朋表述“悠悠我心”了。此外，对他这样的人而言，“归去来兮”只是借用一下陶渊明较为清逸、舒远的话语而已，“偕老其阴”也只是一种聊以减愁的自嘲罢了。赤胆忠心之人，在“归去来兮”的活法之中，积蓄着终身不解的心结和抑郁；在“偕老其阴”的说法中，沉淀着浓烈不化的沧桑感慨。
赵炳龙辞官之时，作有《无同心三章》，《滇诗拾遗》说此诗：“按杨公虽死，吴贞毓等存，犹为国有同心。至十八先生亦见杀，则无同心矣。”（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47页）诗中第二章言：“国无同心兮，率我中野（注：意为在原野中）。虎兕之既群兮，衣褐皮以为雅。”道出挚友丧尽、飘零失群的莫大孤寂和失落，其中含有浓郁的隐痛和无奈。《无同心三章》的终篇是这样写的：“国无同心兮，靳我嚶鸣（中断了如好鸟相鸣般的意气相投之情谊）。依先民以为则兮，慰羹墙之我亲。”“羹墙”语出《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出则见尧于墙，食则覩尧于羹。”表达了对先贤深切的追念、仰慕。让人想到孔子所言：“礼失求诸野。”在是非难断、节操难保的乱世，对于朝臣而言，忠诚就是最大的、最具有考验性的“礼”。如赵炳龙这样的忠义之士，最终选择远离纷乱的朝堂，回到故里，归隐乡野以全其“礼”。他在友朋丧尽之后的独隐中，冥想先贤、确证我心，不知有没有希望等到能求礼于诸野的明主。
辞官后，赵炳龙先是回老家向湖村居住，名其室为“居易”，似有“居于忠义而绝不变易”之旨。他喜爱楸树，居室外就是楸树林，曾写《楸园绝句六首》，可惜仅有一首留存：“梦起日悠悠，南轩翠幄留。不知身是叶，独喜树名楸。”（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17页）这首绝句表达了归隐后日子悠闲，晴日坐南轩，见楸树翠绿欲滴，忘记自身飘零如落叶的处境而对生机勃勃的楸树充满喜爱的自得其乐之情，间接地对自己的辞官之举作了肯定。
隐居石宝山之际，赵炳龙作有《纪梦》一诗，（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55页）诗前叙述到：“梦至宝岩居（注：‘宝岩居’为赵炳龙在石宝山的住所），一深衣幅巾修髯老人款谈良久，示以诗。醒而记二句云：‘一片冰壶一卷书，雷声润默慎沦胥。’启牖神明，岂徒招隐？决机贵早，入山贵深，亟起冥藏神合之矣。”我想，是对故国深深的思念，对自身操守切切的维护，使得他做这样的梦。梦里汉装老人的一番诗教，让梦醒之人更加坚定隐居心志，从乡野再入深山，一片冰心在玉壶，坚守忠义节操。正如诗中第二章所云：“皎然寸心，寒冰玉壶。葭水横棹，君其问诸？”
《纪梦》诗分为三章，第一章末说到：“蜣螂攒趋，寒蝉孤唱。”在这里，赵炳龙以“蜣螂”比喻无操守的人，而以“寒蝉”自比。无操守之人始终以低劣的实用主义为人生的取向，面向权势和利益趋之若鹜。而高洁之士忠于理想，坚守信念，总是孤独地唱着阳春白雪之歌。他的比喻，非常贴切。他的诗句，是他高洁人格的写照。
对于赵炳龙的诗歌创作，在光绪年间曾任东川知府的蔡元燮于《居易轩遗稿序》中有这样的评述：“剑川赵樾村明府（注：即赵藩），以其尊人（注：指赵藩的父亲赵联元）所辑〈居易轩遗钞〉见示，盖其远祖云升先生（注：赵炳龙号云升）之所著也。其诧于诗者，变雅、《离骚》之流；……集中古近体诗钞名数章，骨韵俱胜，亦轶山谷（注：宋代大文人黄庭坚的别号）、逼杜陵（注：即杜甫）矣。夫岂模拟皮袭者所可同日语哉！”（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37页）他认为赵炳龙诗歌远追先秦、汉魏，有骨有韵，超过了黄庭坚，赶上了杜甫，自成高格，决不是那些模拟因袭的诗人可比的。
附带说一句，就笔者所知，赵炳龙的手迹未有面世，但见一方“楸园”印文，钤于一册唐代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晚年名作《元次山碑》的拓本首页，而这方印文就体现出颜书那样严正而又苍宏的气象。该拓本上还有赵藩及其子赵宗瀚的鉴藏印，可见是从赵炳龙一直传到赵藩及其子的文人珍爱之品。杜甫与颜真卿及颜真卿为之撰并书墓志铭的元结既是同时代的人，也皆为中晚唐社会动荡之时的忠义文士；赵炳龙亦堪称历经明末清初动乱的忠义之士，他在楸园之中，观读《元次山碑》的书法和文辞，想必也会触动衷心、激荡诗情，亦能生发朗朗可鉴的“诗史”风骨。
赵藩的恩师、晚清曾任丽江雪山书院山长的李玉湛在《居易轩遗稿后序》中说：“乡先正赵云升先生，胜国之季，以名孝廉，仕桂藩，为郎官，与杨副使介夫、何提学蘧庵，呕心喋血，委曲艰难，以扶明社之屋，卒至步移玉改，槁死岩穴，百折焉而不悔。其忠孝至性，与夫雄才伟略，郁不得抒者，则一于文字发之。”（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40页）对赵炳龙的人生际遇、文士情操和诗文境界做了极为精当的概括。他认为，由于自己的忠孝至性和雄才伟略不能在报国的行动中得到发挥，赵炳龙把郁结在心的苦酒，一一挥洒于诗文中了。
不关羁旅悲长夜，别有凄凉者。银屏一曲枕前山，还向旧经行处细寻看。
分明记得端溪路，总把芳期误。为谁回首最沉吟？已被雨声滴破隔年心。
他的这首写于1656年的《虞美人》，就是一首充满故国之悲的忧愤之作，沉婉凄美。
尼采说：“凡人所写下的，我只爱其用血写下的部分。用血写书，然后便能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赵炳龙的很多诗篇，都是血泪酿成的酒浆。
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何在？唯诗草数卷，藏蕴历史风云，任人检索。
赵炳龙的一生，是恪守节操的一生，更是诗人的一生。可以说，对诗歌的热爱与他的生命相始终。陈荣昌在《滇诗拾遗》自序中说他“得志则为之，以鸣国家之盛；不得志则亦为之，以自鸣其不平。”他还以一个具体事例反映了赵炳龙至老不衰的诗心：“（赵炳龙）有子二，亦解诗。炳龙既老，病目收视，两子为诵诗于侧，兀坐听之。”（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45页）
是的，对于步入晚景的赵炳龙，为谁回首最沉吟？也许唯有“幽韵沁诗肠”（见赵炳龙《望江南》）了。
责任编辑 杨义龙
南明指的是清朝入主中原，明王朝灭亡后，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前后共18年。其中，永历朝廷持续时间最长、风云变幻最为激烈。所以，一提到南明，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永历王朝。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前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朱由榔懦弱寡断，昏庸无能，这也为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永历元年，永历朝廷与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并随农民军郝摇旗部转战广西。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瞿式耜等人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此时，广东、江西、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永历王朝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贵、两广、湖南、江西、四川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首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然而，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很难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喘息的时机。公元1649年～公元1650年，瞿式耜等人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失。不久，大顺军余部脱离南明，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一直坚持到公元1664年。
公元1652年，永历朝廷接受其他一支农民军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这一年，李定国率军出击广西，打下桂林，又攻进湖南、广东。同时，四川、东南沿海的抗清军队也发起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不幸的是，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又爆发矛盾，内在地破坏了大好形势。公元1656年，李定国拥护永历到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降清。孙可望降清后，永历王朝的虚实尽为清军所知。公元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占领昆明，永历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于退路上设伏，企图一举歼灭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公元1661年，吴三桂领兵入缅，索求永历；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交与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和其子等被处死于昆明。7月，李定国在今西双版纳的勐腊一带得知永历死讯，亦忧愤而死。其后，退守台湾的郑成功仍然沿用永历年号，直到公元1683年末，其孙郑克塽降清止。
公元1673年，吴三桂又在昆明起兵叛清。之后，于公元1678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同年，他派遣一员副将驻守剑川，并交待他探访赵炳龙，说，此人文才昭著，不可错过，虽然刚举兵时已求访过，却被其严词以拒，如今更是用人之际，当授予职权、赐予财货力请其襄助！这位副将一看吴三桂的认真劲，自然不敢轻忽，到剑川之后，就亲自带人携礼到赵炳龙家跑了几次，却屡次扑空，只有结满蜘蛛网的几间老屋、落满楸树叶的一座旧园，任他来来去去。看了这般光景，他难免会猜想前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出生的赵炳龙是不是已经辞世了，慢慢就松懈下来，却没料到赵炳龙会避居到远离剑川城的石宝山中。
赵炳龙年近七十，又是忠于明朝的遗臣，以他的经历和眼光，要看清眼下声称反清的前明叛将吴三桂反复无常的本性不是难事。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石宝山上却早已开满了杜鹃花。那花红白相间，铺山盖岭，密密匝匝，几至看不清山路和行人，何况几年来战乱频繁，游赏之人本来寥寥。山中隐士赵炳龙却时时拄杖踯躅于花叶遮掩的山路。当然，他早已失去游赏花事、闲听鸟语的闲心。面对一派绚丽，他有的只是触目伤情，大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痛，凉透胸臆。多少往事不免历历心中，翻成诗语，涌上脑际。虽然纸笔惯常随身，他却不忍在繁花之下、浓香之中一一写就，于是疾行而去。
前面就是石钟寺。一手执书卷的他，拄杖缓缓攀行，从一个石窟到一个石窟。在一处雕着“愁面观音”的石窟中，他盘桓流连，一停就是大半天，或默默观览、轻声自语；或翻动书页，展开纸张，俯身奋笔疾书……
此石窟的造型取材于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论辩佛理的故事。维摩诘是早期佛教的著名居士、在家菩萨；其名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净名、无垢称，意思是因洁净、没有污染而著称的人；他家中财产无数，妻妾成群，但精通大乘佛理，有着高尚的精神境界。他虽然有大量的财富可供支配，却把它视为“无常”，“实无所食”； 他虽然成群妻妾围绕左右，却“远离五欲污泥”； 他虽然身着华贵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却“内常如禅”。他之所以过着世俗的贵族生活，只是为了“善权方便”，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财富和智慧来教化众生。他善于应机化导，是佛教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维摩诘常现居士身，常“托疾兴教，助扬佛化。”按其说法即“菩萨为救众生而示现生死，我见一切众生病，所以自己生病。由于众生病起，菩萨悲心随起，就是法身起病。众生病灭，菩萨悲心随灭，就是法身病灭”。有一次，他称病在家，佛陀就派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去探病；文殊见到维摩诘后，就和其反复论说佛法。二人的论说，义理深奥，妙语连珠，让同行者都听呆了。以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维摩诘菩萨也更加崇敬了。
这个佛经故事常见于各地佛教石窟之中，且一般表现的是维摩诘的神闲意定、超然世外的神态。但石宝山的这一石窟在维摩诘的形象和神情刻画上别具一格：身形面容瘦削，俯首蹙眉，盘膝而坐，身体微微前倾，抬起的右手置于胸前，似要压下满腔的悲愁，拿着扇子的左手无力地垂放在膝上，似有无尽的忧愁深锁心中。因而被人称为“愁面观音”。 此刻的赵炳龙正是愁肠千结，悲怆满腔。这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大忧戚，这种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挥之不去，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这座石窟里的“愁面观音”，也就特别能引发他心灵的共振；因此，他的不少忧国感时的动人诗篇就孕育于“愁面观音”身边，完成于石宝山上。赵炳龙曾作这样一首诗：“逃名空谷似王官，敢筑诗坛拟建安。乱后琴书家计减，豪来风月酒杯宽。焚香复自挥元草，指水何当愧素餐。与子氋氃双病鹤，奋飞应避弋人弹。”（《遣兴次友人见赠韵》）（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06页）诗说自己虽然身在空谷，却更显人格节操；自己以诗言志，无愧于“建安风骨”。其后两句先是沉郁，再为慷慨，抒发出离乱文人悲情豪情兼而有之的复杂心态。之后以具体之事表其积郁感愤之心。篇末以极为生动贴切的比喻表达坚守节操的心志：虽然行年已老，又兼生途困顿，但仍要奋飞高举，不受新朝名缰利锁的控制。
“建安”是汉末年号，那个时候，以曹操父子为首，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所作诗歌多从他们行于乱世的生涯反映深广的现实图景，情感慷慨悲凉，风格刚健朴厚，人称“建安风骨”。这种诗风上承《诗经》及汉乐府民歌，下启唐代以杜甫为典型的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
杜甫的诗以诗心体验历史的沧桑变幻，重在展现生动的现实图景，凝聚着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赵炳龙的诗歌也是这样的，在他的诗歌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愁面观音那样的慈悲精神。
那时，满清已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明末农民起义军虽已丧失优势，但还有一定的实力；此外，还有吴三桂那样曾为明将后又为满清效力的武装势力。相比而言，南明的力量较为薄弱，除了一个正统的名分，方方面面都要受到其他势力的制约。然而，还有些真正的文士，依旧义无反顾地效忠于南明。赵炳龙就是其中之一。
赵炳龙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赴省参加壬午科乡试，名列前茅，考中第六名。当时34岁的他自然想不到，之后两年，明朝就灭亡了。乡试后，赵炳龙被金沧道（署楚雄）副使杨畏知礼聘为记室（注：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参议政事。在明朝灭亡之际，各方力量趁势而起，行将对决，在各色人中，更会分化出忠诚之士与投机分子。中原如此，南疆也不例外。公元1645年底，土司沙定洲举兵叛乱，攻打忠于明朝的黔国公沐天波。起初，沙定洲声势浩大、兵锋甚锐，打败沐天波，占据昆明。沐天波向西败退，沙定洲大举追击，楚雄首当其冲。沙定洲兵临城下，杨畏知问赵炳龙“为之奈何？”赵炳龙认为：“战，全城兵力不足以抵沙兵；降，则谓之叛明，丧失人臣气节。唯以缓兵计，诈称联合，使之离楚雄，西向永昌（注：今保山），然后调集全道兵力战之。”这是在知彼知己前提下提出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策略。杨畏知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争取到了充分的备战时间。也使得沙定州麻痹大意西向永昌，之后在长途行军中又不得不举疲惫之军回兵楚雄，但又久攻不下，从而为以后平定叛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初与之硬拼，势必很快就会城陷，使叛军声势更甚，动摇其他忠义之师的军心，对全局造成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虽然明朝已亡，南明问题丛生，但赵炳龙仍怀忠义之士的一腔热血，充满匡扶明朝江山的雄心壮志。对于忠诚之士而言，哪怕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一个东躲西藏的小朝廷，但依然不失信念和希望，希望来自于坚定的信念，而信念的坚定源于忠诚的品格。只是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伤心最是萧墙祸，无奈总出眼前人。
在此期间，赵炳龙写了这么一首《出塞曲》：“横缨出远塞，马鸷怒飙发。顾见双白狼，弯弓洞穿骨。滚滚尘沙间，天空任奔突。万马尽辟易，豪气立须发。誓此七尺躯，捐以报明阙。濡笔天山巅，文炯千秋碣。却笑飞将军，射虎蓝田月。”（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63页）
《出塞曲》首句写人，既有“横缨”这么一个鲜明有力的实写，又有“出远塞”那样将时空延伸的虚写，极为完整、生动地描写出一位勇士的精神风貌；第二句写战马，但较为拟人化，与勇士的情性相为契合，起到了有力烘托第一句的作用。
第三、四句在“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的铺垫下，将强敌喻为“双白狼”（“双”反映的是当时敌手之多），然后用极具动感和力度的“弯弓洞穿骨”表现出战士的勇猛和豪迈。之后八句更是斗志飞扬、气吞山河，承接并强化、深化了之前的诗意，充分有力地表明了满腔热血、一片忠心。最后两句虽然洋溢着豪情，但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却别有一番悲壮慷慨之意：西汉李广有“飞将军”之称，智勇双全，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战功卓著，可惜一生失意，有时在家闲居，就常与未有多少声名之人到蓝田山中打猎，离开沙场，名将就以射虎彰显胆略与勇武了。赵炳龙以此为例，缀一“笑”字，表明他在受知遇于杨畏知等人的当时，对前途充满希望和热情。然而不幸的是，他后来的境况，比起“射虎蓝田月”的李广还更失意。
《出塞曲》诗句明白晓畅，充溢着刚硬苍劲的气息。描写形象生动，能让人想到一位穿行于天地间的沙场战将，手持长枪，枪缨一如染上征尘的鬓发；战马和主人一样，面对强敌，像搏击长空的猛禽，充满不共戴天之仇与暴风席卷之势。
公元1647年春，石屏土司龙在田痛恨沙定洲在满清入侵之时叛乱，又对云南本地忠于明朝的力量缺乏信心，就派人前往贵阳，请求驻扎在那里的孙可望等人入滇攻打沙定洲。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杨畏知等人的重大压力，但也无异于“前门去虎，后门进狼”。通过此事，孙可望对明朝残余力量的虚实获得更充分的掌握。这事也就为孙可望以后控制永历政权埋下了祸因。
孙可望很快就出兵云南，攻击已呈分兵之势的沙定洲，先顺利攻占昆明，之后马不停蹄直扑楚雄。赵炳龙对当时情形的作了记载：“杨公出扼禄丰，战于狮子口，兵败投水被执。可望重杨公，约共扶王室，折箭为誓。”（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2页）说明杨畏知对孙可望有充足的戒心，并不惜与之交战。当时赵炳龙应该是留守楚雄的，这可反映出杨畏知对他的器重。
公元1651年，杨畏知和赵炳龙到广东肇庆看望已经退回那里的永历皇帝，见到永历之后，杨畏知即向永历举荐赵炳龙，先授官文选司主事，之后升迁为户部员外郎，在朝中理事。不久，清军更成席卷全国之势，永历势单力薄，又缺乏自强之心，就移驻贵州安隆，依靠孙可望。此举虽有无可奈何之处，然亦有饮鸩止渴之嫌。所托的确非其人，自从永历到贵州之后，孙可望就日益骄横，并很快发展到了目无永历、势欲自立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离与杨畏知盟誓匡扶明室之后四年，孙可望就企图取代永历自立，并在杨畏知气极“除头上冠击可望”之时，杀了他早有忌惮的杨畏知。 杨畏知被杀后，赵炳龙极为悲愤，但官微言轻的他也意识到如果逞气行事，只能让势力已经明显强大许多的孙可望借机反叛，就只好隐忍待机。当时，他的另一位师长、杨畏知的好友何闳中从云南大理寄信给他说：“精卫填海，劳将奚济？桃源粟里间，待子歌归去来词。”希望他辞官归隐，不再置身于有名无实的朝廷之中。但赵炳龙当时“隐忍，欲有所为，未果行”。
又捱了三年，到了公元1654年，孙可望变本加厉，竟至滥杀忠于南明的朝臣吴毓贞等18人。永历束手无策，对其他忠义之士的进谏总是装聋作哑，以图继续苟安。至此，赵炳龙看到所要效忠的王朝名存实亡，出尔反尔且日益成为敌人的所谓盟友又已经“鸠占雀巢”，完全行使了帝王才有的生杀大权。他知道“欲有所为”已经毫无希望了，遂决意辞官归隐。对于一位忠义之士而言，作出如是抉择，必然是无奈至极而又悲痛至极的。
陈荣昌在《滇诗拾遗》中提到赵炳龙的一首楚辞体诗《惜菊五章》：“此随跸（注：意为帝王出行的车驾）安隆将归隐之作，反复长吟，为之涕下，不知当日流多少血泪也。”（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32页）诗中第二章直接诉说：“物则鲜知兮，畴实纵之。杰士之凋谢兮，我心则凄。”抒发了莫大的无可奈何之意和凄恻感愤之情。下一章则长吟孤高、清寒的心境：“霜风萧萧，石烟（注：石涧的烟雾）条条。猿鹤寂寥，魂归曷招？”第四章转而表达让其沉痛不已的随驾际遇：“莳（注：栽种、移植之意）汝护汝，怜汝风雨。竭我心膂（注：心与脊梁，指心思和精力），同我羁苦（注：客居困顿之意）。而何遇非其主？我亦无所处。”末章则言：“故园三径，悠悠我心。归去来兮，偕老其阴。”“三径”之说出自东晋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人们因此以“三径”指归隐者的家园。赵炳龙没料到自己的处境以后会到孤身隐于城外山的地步；那时，他连“唯求仲、羊仲从之游”的境况都未逢，而只能在想象中，对已逝之先师或了无音信之友朋表述“悠悠我心”了。此外，对他这样的人而言，“归去来兮”只是借用一下陶渊明较为清逸、舒远的话语而已，“偕老其阴”也只是一种聊以减愁的自嘲罢了。赤胆忠心之人，在“归去来兮”的活法之中，积蓄着终身不解的心结和抑郁；在“偕老其阴”的说法中，沉淀着浓烈不化的沧桑感慨。
赵炳龙辞官之时，作有《无同心三章》，《滇诗拾遗》说此诗：“按杨公虽死，吴贞毓等存，犹为国有同心。至十八先生亦见杀，则无同心矣。”（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47页）诗中第二章言：“国无同心兮，率我中野（注：意为在原野中）。虎兕之既群兮，衣褐皮以为雅。”道出挚友丧尽、飘零失群的莫大孤寂和失落，其中含有浓郁的隐痛和无奈。《无同心三章》的终篇是这样写的：“国无同心兮，靳我嚶鸣（中断了如好鸟相鸣般的意气相投之情谊）。依先民以为则兮，慰羹墙之我亲。”“羹墙”语出《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出则见尧于墙，食则覩尧于羹。”表达了对先贤深切的追念、仰慕。让人想到孔子所言：“礼失求诸野。”在是非难断、节操难保的乱世，对于朝臣而言，忠诚就是最大的、最具有考验性的“礼”。如赵炳龙这样的忠义之士，最终选择远离纷乱的朝堂，回到故里，归隐乡野以全其“礼”。他在友朋丧尽之后的独隐中，冥想先贤、确证我心，不知有没有希望等到能求礼于诸野的明主。
辞官后，赵炳龙先是回老家向湖村居住，名其室为“居易”，似有“居于忠义而绝不变易”之旨。他喜爱楸树，居室外就是楸树林，曾写《楸园绝句六首》，可惜仅有一首留存：“梦起日悠悠，南轩翠幄留。不知身是叶，独喜树名楸。”（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17页）这首绝句表达了归隐后日子悠闲，晴日坐南轩，见楸树翠绿欲滴，忘记自身飘零如落叶的处境而对生机勃勃的楸树充满喜爱的自得其乐之情，间接地对自己的辞官之举作了肯定。
隐居石宝山之际，赵炳龙作有《纪梦》一诗，（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55页）诗前叙述到：“梦至宝岩居（注：‘宝岩居’为赵炳龙在石宝山的住所），一深衣幅巾修髯老人款谈良久，示以诗。醒而记二句云：‘一片冰壶一卷书，雷声润默慎沦胥。’启牖神明，岂徒招隐？决机贵早，入山贵深，亟起冥藏神合之矣。”我想，是对故国深深的思念，对自身操守切切的维护，使得他做这样的梦。梦里汉装老人的一番诗教，让梦醒之人更加坚定隐居心志，从乡野再入深山，一片冰心在玉壶，坚守忠义节操。正如诗中第二章所云：“皎然寸心，寒冰玉壶。葭水横棹，君其问诸？”
《纪梦》诗分为三章，第一章末说到：“蜣螂攒趋，寒蝉孤唱。”在这里，赵炳龙以“蜣螂”比喻无操守的人，而以“寒蝉”自比。无操守之人始终以低劣的实用主义为人生的取向，面向权势和利益趋之若鹜。而高洁之士忠于理想，坚守信念，总是孤独地唱着阳春白雪之歌。他的比喻，非常贴切。他的诗句，是他高洁人格的写照。
对于赵炳龙的诗歌创作，在光绪年间曾任东川知府的蔡元燮于《居易轩遗稿序》中有这样的评述：“剑川赵樾村明府（注：即赵藩），以其尊人（注：指赵藩的父亲赵联元）所辑〈居易轩遗钞〉见示，盖其远祖云升先生（注：赵炳龙号云升）之所著也。其诧于诗者，变雅、《离骚》之流；……集中古近体诗钞名数章，骨韵俱胜，亦轶山谷（注：宋代大文人黄庭坚的别号）、逼杜陵（注：即杜甫）矣。夫岂模拟皮袭者所可同日语哉！”（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37页）他认为赵炳龙诗歌远追先秦、汉魏，有骨有韵，超过了黄庭坚，赶上了杜甫，自成高格，决不是那些模拟因袭的诗人可比的。
附带说一句，就笔者所知，赵炳龙的手迹未有面世，但见一方“楸园”印文，钤于一册唐代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晚年名作《元次山碑》的拓本首页，而这方印文就体现出颜书那样严正而又苍宏的气象。该拓本上还有赵藩及其子赵宗瀚的鉴藏印，可见是从赵炳龙一直传到赵藩及其子的文人珍爱之品。杜甫与颜真卿及颜真卿为之撰并书墓志铭的元结既是同时代的人，也皆为中晚唐社会动荡之时的忠义文士；赵炳龙亦堪称历经明末清初动乱的忠义之士，他在楸园之中，观读《元次山碑》的书法和文辞，想必也会触动衷心、激荡诗情，亦能生发朗朗可鉴的“诗史”风骨。
赵藩的恩师、晚清曾任丽江雪山书院山长的李玉湛在《居易轩遗稿后序》中说：“乡先正赵云升先生，胜国之季，以名孝廉，仕桂藩，为郎官，与杨副使介夫、何提学蘧庵，呕心喋血，委曲艰难，以扶明社之屋，卒至步移玉改，槁死岩穴，百折焉而不悔。其忠孝至性，与夫雄才伟略，郁不得抒者，则一于文字发之。”（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40页）对赵炳龙的人生际遇、文士情操和诗文境界做了极为精当的概括。他认为，由于自己的忠孝至性和雄才伟略不能在报国的行动中得到发挥，赵炳龙把郁结在心的苦酒，一一挥洒于诗文中了。
不关羁旅悲长夜，别有凄凉者。银屏一曲枕前山，还向旧经行处细寻看。
分明记得端溪路，总把芳期误。为谁回首最沉吟？已被雨声滴破隔年心。
他的这首写于1656年的《虞美人》，就是一首充满故国之悲的忧愤之作，沉婉凄美。
尼采说：“凡人所写下的，我只爱其用血写下的部分。用血写书，然后便能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赵炳龙的很多诗篇，都是血泪酿成的酒浆。
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何在？唯诗草数卷，藏蕴历史风云，任人检索。
赵炳龙的一生，是恪守节操的一生，更是诗人的一生。可以说，对诗歌的热爱与他的生命相始终。陈荣昌在《滇诗拾遗》自序中说他“得志则为之，以鸣国家之盛；不得志则亦为之，以自鸣其不平。”他还以一个具体事例反映了赵炳龙至老不衰的诗心：“（赵炳龙）有子二，亦解诗。炳龙既老，病目收视，两子为诵诗于侧，兀坐听之。”（参见《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第145页）
是的，对于步入晚景的赵炳龙，为谁回首最沉吟？也许唯有“幽韵沁诗肠”（见赵炳龙《望江南》）了。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