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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温铁军（这个字体要单独设计）
温铁军，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
农民是第一位的
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叫“温铁军”的经济学家。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功夫在农外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才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之难，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就要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发展乡镇企业要形成规模，便都落脚到了小城镇。小康城镇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农民的情感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至今，温铁军难忘自己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總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说到对“温三农”这个绰号的观点，温铁军说：“其实，‘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到我的农村情结，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他坐在田间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員”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聚思广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温铁军认为，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农民生计问题，其次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农业稳定问题。
温铁军简历
197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文学士学位。
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1991年，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获ICPSR（国际社科联）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
1995-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96年7月-97年2月通过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考试和教委外语统考后转修博士课程，1998年7月修满学分通过各科考试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
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
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成果荣誉
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 “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2年12月8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担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中国乡建运动先驱的后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
代表作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本刊编辑部 编辑整理）
温铁军，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
农民是第一位的
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叫“温铁军”的经济学家。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功夫在农外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才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之难，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就要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发展乡镇企业要形成规模，便都落脚到了小城镇。小康城镇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农民的情感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至今，温铁军难忘自己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總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说到对“温三农”这个绰号的观点，温铁军说：“其实，‘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到我的农村情结，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他坐在田间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員”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聚思广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温铁军认为，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农民生计问题，其次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农业稳定问题。
温铁军简历
197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文学士学位。
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1991年，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获ICPSR（国际社科联）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
1995-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96年7月-97年2月通过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考试和教委外语统考后转修博士课程，1998年7月修满学分通过各科考试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
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
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成果荣誉
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 “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2年12月8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担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中国乡建运动先驱的后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
代表作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本刊编辑部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