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成为重要的大后方。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迁入西南地区，西南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迁入，给西南地区带来了新的信息和知识，交通条件也得到改善，民众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西南民众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变得更强；他们的婚恋和教育观念有了改变，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民风民智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关键词：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西南地区；民众意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67-02
抗战时期，众多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经济机构为保存力量，有的通过国民政府的安排进入西南，有的自愿搬迁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众意识的改变，增强了西南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并积极参与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抗日战争中，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众意识改变的原因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和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转移，西南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企业、学校及相关机构大量内迁，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迁入地，一些小城镇也因抗战规模膨胀，当地的老百姓在接受这些外来人口时，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一）学校及科研机构的迁入。抗战期间，为保存教育力量，国民政府对高校内迁的工作作出安排，颁布了《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會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对高校内迁和安置作出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由于战火蔓延和战争局势危迫，国民政府虽无力组织大规模高校内迁，但仍对重点大学的迁移做了安排和指示。有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量迁入西南地区。迁往重庆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北）等22所；迁往成都的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9所；迁往四川的有20所；迁往云南昆明等地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迁往贵州贵阳、遵义等地的有浙江大学等8所。这些高等院校的迁入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教学观念，也影响着西南地区民众的思想。如由三所著名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且“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如浙江大学迁到黔北后，“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二）企业、商人及相关机构的内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中心转到了西南，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大量的经济机构也向西南地区转移。东部沿海的许多企业迁入西南，这些企业的迁入丰富了西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形式，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西南地区传统社会风尚。如1939年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先后迁入昆明和瑞丽，这里“物产丰富，风光绮丽，民风淳厚，居住着勤劳善良的傣族和多种少数民族，这里商品经济不发达，边民保持着以物易物的风尚，不使用钱币，中杭厂迁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改变”。
抗战前，西南地区的商业非常落后，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贵州“所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资本且均极微小，甚至有不满十元者。”抗战期间，商人迁入西南地区虽有避难性质，但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如“九龙、华美、四福、国货公司等商号纷纷迁入重庆、成都等地，民国27年、民国28年四川百货行业繁荣兴旺。”此外，在饮食、服装、茶叶等等行业也迁入不少，还有咖啡馆、西餐馆的迁入，这些企业和商店的迁入，增加了西南地区行业种类，商业资本不断扩大，拓宽了西南民众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选择。这些迁入的企业、公司和商人，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给经济不发达，环境闭塞的西南地区的百姓生活注入了新鲜事物，逐渐改变着当地父老的经营消费习惯，这成为西南地区民众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交通条件的改善。西南地处边陲，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极不发达。当地父老生活在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世界中，和外界接触甚少，更不用说和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经济较发达的四川省至1937年，公路4206公里，江河通航里程7000多公里。航空方面也只有重庆、成都、万县等地有少数航班。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西南地区掀起了对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的热潮。在公路建设上，加大了对国内公和国际公路的建设。在国内公路建设上，修通了黔桂西路、川滇东路、桂惠路、汉渝路、乐西路、川康路等路段，共计3318公里。滇缅公路的修通，自昆明至畹町，共长959公里，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大通道，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在铁路建设上，修筑了湘黔铁路、滇缅铁路、黔桂铁路、成渝铁路等。在航空方面，先后开辟了昆明至河内、重庆经桂林至香港、重庆经昆明、蜡戍至仰光、重庆经昆明、蜡戍至加尔各答等国际航线。同时开辟和扩大了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主要城市间的航线。西南地区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为后方的军需民用和支援前方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风民智的变化。
二、抗战时期民众思想意识变化的表现
迁入西南的知识分子、商人带来了新的思想、信息、技术设备，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新鲜事物逐渐被当地百姓接受，并开始模仿学习，触发了他们思想意识的改变。
（一）民族、国家观念增强，爱国热情增加。内迁到西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师生，以宣传抗日为职责，通过文学创作、歌咏、戏剧、报刊、壁报、美术、电影等形式对当地百姓进行宣传。在他们的宣传和鼓动下和抗战局势的发展，西南地区民众的国家观念逐步增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都显示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取向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标准。如在修筑滇缅公路时，当地民众在云南政府的组织下，积极投入其中，支援前线，共同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努力。“住在云南的人，不论是农工商，他们的知识程度尽管不同，但那服从领袖保卫国家的民族意志，却无丝毫差异。在云南境内，这一段的滇越车上，充分的看出民族意志已经深切的达到了下层民众。行驶这一段的四等车的车壁上，七歪八斜的写着‘服从蒋委员长，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联合起来’这一类的标语。……所谓四等车，除了两列凳之外，当中并没有座位，乘客之中，几乎没有一个衣冠整齐的，差不多都是劳苦的同胞，农人、工人与小贩。”他们还自觉使用国货，表示“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抗战的大力支持。 此外，当地的少数民族也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组建抗日武装，请缨抗战，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10月，西南彝族代表高玉柱、修杰才等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希望参与抗战的愿望。贵州镇远各界，以“日寇肆虐，侵我河山，消息传来，举国震愤”致电国民政府“民等鸡鸣起舞，待旦挥戈，矢志抗倭，誓作后盾。”
（二）婚姻观念的改变。中国的传统婚姻历来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交通的闭塞和经济的不发达，战前西部地区的婚姻习惯和通婚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战时大规模的人口内迁，增加了人们接触的机会，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扩大了西南地区民众的婚姻半径。
在结婚仪式上，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很多婚姻都选择了简约的方式。双方确定结婚后，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结婚启示，表明由于战争，婚礼从简，通过启示向社会和亲友宣布已结婚。这种结婚方式在战争年代不失为一种有意义、节约的行为，改变了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的方式，适应战时的环境。
战时西南地区民众婚姻观念的改变，不仅表现在结婚仪式上，更重要的是婚姻自主性的增加，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男女青年恋爱自由度增加。以往男女青年要想自由恋爱是非常困难的，既要受到父母的反对，也会遭自社会的谴责，特别是女孩如果与那位男孩私定终生被是社会所不齿的行为。知识分子的内迁，特别是知识女性的迁入，大大改变了这种恋爱观。当地的妇女看到她们的生活，慢慢觉得男女应该是自由平等的，婚恋自主应是个人的权利。追求婚恋自主反映了妇女追求个人幸福，要求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意识的增强。其次，婚姻自由度增加。传统中国特别重视婚约，离婚会受到民风的谴责。战时，西南地区的离婚率所有上升。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件有746件。据朱丹彤对《大公报》自1939—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事的统计，1937年重庆离婚案件只有17起，到1943、1944年，分别达到265起和244起。战时的西南，“妇女婚姻不幸可以请求离婚，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西南人民开始意识到，包办婚姻造就了女性的不幸。”
（三）教育范围的扩大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大量的学校迁入西南，大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教育的发展。由于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限制，接受教育的是世家大族，普通民众的子女很难进入学堂学习。高校迁入西南，就地招收学生，开办各种补习班和夜校，积极发展社会教育。如大夏大学，1944年秋，在贵阳有学生1450人，1945年秋入学学生为1232人，到1946年春，入学学生为1797人。这些学校的迁入，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新的教育方式改变西南百姓的思想观念。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中国，地处西南地区的女子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大量学校的内迁改变了这一状况。内迁的学校吸收女子入学，各类女子学校兴起，开办女童识字班、妇女补习学校，使女子也能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的新观念逐渐被认同，女子读书成为了西南地区重要城市的普遍现象，部分偏远山区也习以为常。在贵阳市，1937年识字妇女有4962人，占妇女人数的7%左右，到1942年底，增至20716人，识字率达24.6%。昆明市，1937年识字妇女有12831人，至1944年为38528人。
（四）民智民风的转变。西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的落后，民风民智较为落后，人口的内迁对西南地区民风民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贵州仍很封闭，对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接触甚少。黔北是贵州较为发达的地区，但当地的老百姓的科学知识仍相当贫乏。浙大师生的到来，“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浙江大学的学风在当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遵义青年以往常经商、做小职员、当兵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当浙大迁还时，遵义士绅为浙大饯行，在一次饯行宴会上，一位老者就说“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工作，偶然看见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不是朗诵，就是默念。遵义青年，向来不大用功，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连我最顽皮贪玩的小孙子，也在整天读书了。”
三、结语
人口的迁移使西南地区的一些陈规陋习得以革新，正如社会学家孙本文所说：“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到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或可得合理化或简单化的机会。”在他们的影響下，民族、国家的意识增强了，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婚姻自主的观念得到了增强，受教育的民众不断增加，教育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当地百姓和来自东部的同胞一起共同进行积极抗战。总之，抗战时期，整个西南地区民众的思想意识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西南地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2］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M］.
［3］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关键词：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西南地区；民众意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67-02
抗战时期，众多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经济机构为保存力量，有的通过国民政府的安排进入西南，有的自愿搬迁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众意识的改变，增强了西南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并积极参与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抗日战争中，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众意识改变的原因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和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转移，西南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企业、学校及相关机构大量内迁，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迁入地，一些小城镇也因抗战规模膨胀，当地的老百姓在接受这些外来人口时，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一）学校及科研机构的迁入。抗战期间，为保存教育力量，国民政府对高校内迁的工作作出安排，颁布了《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會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对高校内迁和安置作出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由于战火蔓延和战争局势危迫，国民政府虽无力组织大规模高校内迁，但仍对重点大学的迁移做了安排和指示。有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量迁入西南地区。迁往重庆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北）等22所；迁往成都的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9所；迁往四川的有20所；迁往云南昆明等地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迁往贵州贵阳、遵义等地的有浙江大学等8所。这些高等院校的迁入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教学观念，也影响着西南地区民众的思想。如由三所著名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且“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如浙江大学迁到黔北后，“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二）企业、商人及相关机构的内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中心转到了西南，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大量的经济机构也向西南地区转移。东部沿海的许多企业迁入西南，这些企业的迁入丰富了西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形式，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西南地区传统社会风尚。如1939年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先后迁入昆明和瑞丽，这里“物产丰富，风光绮丽，民风淳厚，居住着勤劳善良的傣族和多种少数民族，这里商品经济不发达，边民保持着以物易物的风尚，不使用钱币，中杭厂迁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改变”。
抗战前，西南地区的商业非常落后，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贵州“所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资本且均极微小，甚至有不满十元者。”抗战期间，商人迁入西南地区虽有避难性质，但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如“九龙、华美、四福、国货公司等商号纷纷迁入重庆、成都等地，民国27年、民国28年四川百货行业繁荣兴旺。”此外，在饮食、服装、茶叶等等行业也迁入不少，还有咖啡馆、西餐馆的迁入，这些企业和商店的迁入，增加了西南地区行业种类，商业资本不断扩大，拓宽了西南民众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选择。这些迁入的企业、公司和商人，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给经济不发达，环境闭塞的西南地区的百姓生活注入了新鲜事物，逐渐改变着当地父老的经营消费习惯，这成为西南地区民众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交通条件的改善。西南地处边陲，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极不发达。当地父老生活在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世界中，和外界接触甚少，更不用说和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经济较发达的四川省至1937年，公路4206公里，江河通航里程7000多公里。航空方面也只有重庆、成都、万县等地有少数航班。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西南地区掀起了对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的热潮。在公路建设上，加大了对国内公和国际公路的建设。在国内公路建设上，修通了黔桂西路、川滇东路、桂惠路、汉渝路、乐西路、川康路等路段，共计3318公里。滇缅公路的修通，自昆明至畹町，共长959公里，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大通道，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在铁路建设上，修筑了湘黔铁路、滇缅铁路、黔桂铁路、成渝铁路等。在航空方面，先后开辟了昆明至河内、重庆经桂林至香港、重庆经昆明、蜡戍至仰光、重庆经昆明、蜡戍至加尔各答等国际航线。同时开辟和扩大了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主要城市间的航线。西南地区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为后方的军需民用和支援前方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风民智的变化。
二、抗战时期民众思想意识变化的表现
迁入西南的知识分子、商人带来了新的思想、信息、技术设备，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新鲜事物逐渐被当地百姓接受，并开始模仿学习，触发了他们思想意识的改变。
（一）民族、国家观念增强，爱国热情增加。内迁到西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师生，以宣传抗日为职责，通过文学创作、歌咏、戏剧、报刊、壁报、美术、电影等形式对当地百姓进行宣传。在他们的宣传和鼓动下和抗战局势的发展，西南地区民众的国家观念逐步增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都显示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取向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标准。如在修筑滇缅公路时，当地民众在云南政府的组织下，积极投入其中，支援前线，共同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努力。“住在云南的人，不论是农工商，他们的知识程度尽管不同，但那服从领袖保卫国家的民族意志，却无丝毫差异。在云南境内，这一段的滇越车上，充分的看出民族意志已经深切的达到了下层民众。行驶这一段的四等车的车壁上，七歪八斜的写着‘服从蒋委员长，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联合起来’这一类的标语。……所谓四等车，除了两列凳之外，当中并没有座位，乘客之中，几乎没有一个衣冠整齐的，差不多都是劳苦的同胞，农人、工人与小贩。”他们还自觉使用国货，表示“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抗战的大力支持。 此外，当地的少数民族也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组建抗日武装，请缨抗战，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10月，西南彝族代表高玉柱、修杰才等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希望参与抗战的愿望。贵州镇远各界，以“日寇肆虐，侵我河山，消息传来，举国震愤”致电国民政府“民等鸡鸣起舞，待旦挥戈，矢志抗倭，誓作后盾。”
（二）婚姻观念的改变。中国的传统婚姻历来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交通的闭塞和经济的不发达，战前西部地区的婚姻习惯和通婚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战时大规模的人口内迁，增加了人们接触的机会，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扩大了西南地区民众的婚姻半径。
在结婚仪式上，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很多婚姻都选择了简约的方式。双方确定结婚后，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结婚启示，表明由于战争，婚礼从简，通过启示向社会和亲友宣布已结婚。这种结婚方式在战争年代不失为一种有意义、节约的行为，改变了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的方式，适应战时的环境。
战时西南地区民众婚姻观念的改变，不仅表现在结婚仪式上，更重要的是婚姻自主性的增加，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男女青年恋爱自由度增加。以往男女青年要想自由恋爱是非常困难的，既要受到父母的反对，也会遭自社会的谴责，特别是女孩如果与那位男孩私定终生被是社会所不齿的行为。知识分子的内迁，特别是知识女性的迁入，大大改变了这种恋爱观。当地的妇女看到她们的生活，慢慢觉得男女应该是自由平等的，婚恋自主应是个人的权利。追求婚恋自主反映了妇女追求个人幸福，要求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意识的增强。其次，婚姻自由度增加。传统中国特别重视婚约，离婚会受到民风的谴责。战时，西南地区的离婚率所有上升。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件有746件。据朱丹彤对《大公报》自1939—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事的统计，1937年重庆离婚案件只有17起，到1943、1944年，分别达到265起和244起。战时的西南，“妇女婚姻不幸可以请求离婚，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西南人民开始意识到，包办婚姻造就了女性的不幸。”
（三）教育范围的扩大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大量的学校迁入西南，大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教育的发展。由于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限制，接受教育的是世家大族，普通民众的子女很难进入学堂学习。高校迁入西南，就地招收学生，开办各种补习班和夜校，积极发展社会教育。如大夏大学，1944年秋，在贵阳有学生1450人，1945年秋入学学生为1232人，到1946年春，入学学生为1797人。这些学校的迁入，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新的教育方式改变西南百姓的思想观念。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中国，地处西南地区的女子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大量学校的内迁改变了这一状况。内迁的学校吸收女子入学，各类女子学校兴起，开办女童识字班、妇女补习学校，使女子也能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的新观念逐渐被认同，女子读书成为了西南地区重要城市的普遍现象，部分偏远山区也习以为常。在贵阳市，1937年识字妇女有4962人，占妇女人数的7%左右，到1942年底，增至20716人，识字率达24.6%。昆明市，1937年识字妇女有12831人，至1944年为38528人。
（四）民智民风的转变。西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的落后，民风民智较为落后，人口的内迁对西南地区民风民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贵州仍很封闭，对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接触甚少。黔北是贵州较为发达的地区，但当地的老百姓的科学知识仍相当贫乏。浙大师生的到来，“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浙江大学的学风在当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遵义青年以往常经商、做小职员、当兵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当浙大迁还时，遵义士绅为浙大饯行，在一次饯行宴会上，一位老者就说“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工作，偶然看见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不是朗诵，就是默念。遵义青年，向来不大用功，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连我最顽皮贪玩的小孙子，也在整天读书了。”
三、结语
人口的迁移使西南地区的一些陈规陋习得以革新，正如社会学家孙本文所说：“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到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或可得合理化或简单化的机会。”在他们的影響下，民族、国家的意识增强了，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婚姻自主的观念得到了增强，受教育的民众不断增加，教育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当地百姓和来自东部的同胞一起共同进行积极抗战。总之，抗战时期，整个西南地区民众的思想意识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西南地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2］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M］.
［3］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