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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的敦煌民众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是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敦煌民众的历史知识更多地不是帝王将相、贵族精英，而是日常生活的伦理，这些知识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但这些历史知识中所包含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及其传统，对于当时的敦煌社会却有着深刻且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历史知识
由现存文献可知，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相当丰富，P.2721《杂抄》中就开列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如《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所谓“九经”。除经部教材外，还有以《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晋纪》《晋阳秋》《国语》等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材，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主要内容的道学教材，以及《千字文》《太公家教》《开蒙要训》《百行章》《兔园册府》《蒙求》《开蒙要训》《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古贤集》《新集文词九经抄》等童蒙读物。
自隋唐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史学与经学一同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诏规定“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唐六典》中亦有“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所司录名奏闻”的规定。又，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下诏，“自今以后，其郎官有阙，选择多识前言，备谙故事，志夜正直，文史兼优者，勿收虚名，务取实用”。敦煌文献中S.3375《永徽令》卷第六《东宫诸府职员》中，对选拔诸府下属职官的史学考试内容就有明确规定：
有学（者充），无保任者，准拟送名，所司简试。其通（晓）文义者，试一中经、一小经以上，及《孝经》、《论语》十条，得六以上。其白读者，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一（中经、一小）经，皆兼《孝经》、《论语》，其（试经）贴，各率十（条得）六以上。如有史学者，试《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内，任贴一部，试及通数准经。
据此件文献可知，当时历史类的考试内容为《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
现存敦煌文献中与史学相关的写本主要有《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晋纪》《晋阳秋》《国语》等，其中《史记》（P.2627）1个写卷，为裴骃《史记集解》的最早抄本，内容为《管蔡世家》《燕召公世家》《伯夷列传》;《汉书》共10个写卷，内容为《汉书·刑法志》（P.2485、S.2053）、《萧望之传》（S.2053、P.2485）各2个写卷，《项籍传》（P.5009）、《匡衡传》（S.0020）、《匡衡张禹孔光传》《王商史丹傅喜传》（S.0591）、《王莽传》（P.2513）各1个写卷，《萧何曹参传张良传》（P.2937B）部分为1个写卷;《晋书》3个写卷，其中：《何曾传》（P.3481）1个写卷，《晋书·载记》（P.3813）1个写卷，其内容为《皇甫真载记》《苻洪苻健苻雄王墮鱼尊载记》《苻坚载记上》;《晋记》（P.5550）1个写卷，内容为干宝《晋纪总论》;《晋阳秋》（P.2586）1个写卷;《国语》1个写卷，内容为《周语下》。此外，还有诸如《帝王略论》（P.2636）、《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P.4016、P.2562、S.5785、S.5505）、《春秋后语》（P.5523V、P.2702、P.3616、P.2872、P.2589、P.2569、P.5034V、P.5010、S.0713、S.1439、罗振玉旧藏及北图新865）12个写卷，《阃外春秋》（P.2501、P.2668）2个写卷等史籍文献以及《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氾氏家传》（S.1899）、《孝子传》（S.389V、P.3680、P.3536、北图新855）、《孝友传》（S.5776）、《忠臣传》（S.6271）、《酷吏传》（P.5544）等各类杂史杂传。敦煌文书中的孝子、孝友、忠臣、酷吏诸传，反映了此类历史知识在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盛行。
唐宋时期对《汉书》学习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再次之。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汉书》写本较多，《史记》《三国志》则相对较少，而未见《东观汉记》《后汉记》写本，这一现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史学知识的大致情况。另，除四史之外，《春秋后语》在吐蕃统治者及其上层社会的推动下，骤然流行并在敦煌社会一度盛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不曾为正史艺文诸志所著录的杂史杂传类史书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开来。此类史书内容及构成、数量等远比正史艺文等志的著录要丰富、复杂得多。而对一般百姓而言，这些类传比正史更具有可读性，如王泂之父玄贞，“每读《高人》《逸士传》，未尝不想见其人”。敦煌出土诸多文献也显示了此类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情况。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批唐五代时期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蒙求》《古贤集》等，它们的阅读对象往往都是一般的普通民众。正如李华《<蒙求>序》中所言“列古之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绎（释）之，比其终篇，则经史百家之要奥，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由此可知，其内容多为“典故”。《古贤集》是唐五代民间流行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全篇采取七言诗体，以歌咏历史人物孝友、勤学、诚信、忠贞等事迹为主要内容，用以教示学童的民间通俗读物。正如其文所说：“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大抵述孝友、勤学、文章、仕宦、诚信、忠贞等事迹，是以人物为主，配合其事迹，滋輸历史故实，借以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资启发，或用作典范。项楚先生也曾说：“《古贤集》是一部体现普通民众思想历史的通俗教科书”。
唐宋时期的敦煌民众对历史知识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即古人的所谓“言行美恶”，完全是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的。敦煌民众在接受这些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关于国家、社会、家庭等价值判断。
作者简介：黑晓佛（1978-），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敦煌文化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历史知识
由现存文献可知，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相当丰富，P.2721《杂抄》中就开列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如《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所谓“九经”。除经部教材外，还有以《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晋纪》《晋阳秋》《国语》等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材，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主要内容的道学教材，以及《千字文》《太公家教》《开蒙要训》《百行章》《兔园册府》《蒙求》《开蒙要训》《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古贤集》《新集文词九经抄》等童蒙读物。
自隋唐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史学与经学一同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诏规定“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唐六典》中亦有“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所司录名奏闻”的规定。又，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下诏，“自今以后，其郎官有阙，选择多识前言，备谙故事，志夜正直，文史兼优者，勿收虚名，务取实用”。敦煌文献中S.3375《永徽令》卷第六《东宫诸府职员》中，对选拔诸府下属职官的史学考试内容就有明确规定：
有学（者充），无保任者，准拟送名，所司简试。其通（晓）文义者，试一中经、一小经以上，及《孝经》、《论语》十条，得六以上。其白读者，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一（中经、一小）经，皆兼《孝经》、《论语》，其（试经）贴，各率十（条得）六以上。如有史学者，试《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内，任贴一部，试及通数准经。
据此件文献可知，当时历史类的考试内容为《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
现存敦煌文献中与史学相关的写本主要有《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晋纪》《晋阳秋》《国语》等，其中《史记》（P.2627）1个写卷，为裴骃《史记集解》的最早抄本，内容为《管蔡世家》《燕召公世家》《伯夷列传》;《汉书》共10个写卷，内容为《汉书·刑法志》（P.2485、S.2053）、《萧望之传》（S.2053、P.2485）各2个写卷，《项籍传》（P.5009）、《匡衡传》（S.0020）、《匡衡张禹孔光传》《王商史丹傅喜传》（S.0591）、《王莽传》（P.2513）各1个写卷，《萧何曹参传张良传》（P.2937B）部分为1个写卷;《晋书》3个写卷，其中：《何曾传》（P.3481）1个写卷，《晋书·载记》（P.3813）1个写卷，其内容为《皇甫真载记》《苻洪苻健苻雄王墮鱼尊载记》《苻坚载记上》;《晋记》（P.5550）1个写卷，内容为干宝《晋纪总论》;《晋阳秋》（P.2586）1个写卷;《国语》1个写卷，内容为《周语下》。此外，还有诸如《帝王略论》（P.2636）、《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P.4016、P.2562、S.5785、S.5505）、《春秋后语》（P.5523V、P.2702、P.3616、P.2872、P.2589、P.2569、P.5034V、P.5010、S.0713、S.1439、罗振玉旧藏及北图新865）12个写卷，《阃外春秋》（P.2501、P.2668）2个写卷等史籍文献以及《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氾氏家传》（S.1899）、《孝子传》（S.389V、P.3680、P.3536、北图新855）、《孝友传》（S.5776）、《忠臣传》（S.6271）、《酷吏传》（P.5544）等各类杂史杂传。敦煌文书中的孝子、孝友、忠臣、酷吏诸传，反映了此类历史知识在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盛行。
唐宋时期对《汉书》学习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再次之。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汉书》写本较多，《史记》《三国志》则相对较少，而未见《东观汉记》《后汉记》写本，这一现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史学知识的大致情况。另，除四史之外，《春秋后语》在吐蕃统治者及其上层社会的推动下，骤然流行并在敦煌社会一度盛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不曾为正史艺文诸志所著录的杂史杂传类史书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开来。此类史书内容及构成、数量等远比正史艺文等志的著录要丰富、复杂得多。而对一般百姓而言，这些类传比正史更具有可读性，如王泂之父玄贞，“每读《高人》《逸士传》，未尝不想见其人”。敦煌出土诸多文献也显示了此类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情况。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批唐五代时期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蒙求》《古贤集》等，它们的阅读对象往往都是一般的普通民众。正如李华《<蒙求>序》中所言“列古之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绎（释）之，比其终篇，则经史百家之要奥，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由此可知，其内容多为“典故”。《古贤集》是唐五代民间流行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全篇采取七言诗体，以歌咏历史人物孝友、勤学、诚信、忠贞等事迹为主要内容，用以教示学童的民间通俗读物。正如其文所说：“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大抵述孝友、勤学、文章、仕宦、诚信、忠贞等事迹，是以人物为主，配合其事迹，滋輸历史故实，借以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资启发，或用作典范。项楚先生也曾说：“《古贤集》是一部体现普通民众思想历史的通俗教科书”。
唐宋时期的敦煌民众对历史知识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即古人的所谓“言行美恶”，完全是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的。敦煌民众在接受这些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关于国家、社会、家庭等价值判断。
作者简介：黑晓佛（1978-），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敦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