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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已至耄耋之年，近两年都多次病重住院，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见了我们这些儿女也难以看到过去那种喜形于色，连他们最疼爱的小孙子也没有精神理会，多数时间处于嗜睡状态。可父母最近总念叨着一个名字：高娃。父母说想见高娃，看我们能不能联系上。
高娃是五十多年前曾在我们家生活过五年多的一个女孩子。1964年2月，刚出生几天的高娃到了我们家，我母亲成了她的奶妈。在我们那盘农家大炕上，高娃由一个皱皱巴巴的初生婴儿，变得一天天光洁舒展起来，她会笑的时候胖乎乎的脸蛋上会现出可爱的小酒窝。那时大人们说，小孩子在学会走路前要经历“三翻六坐七爬爬”，在我们一家人一天天期盼和一次次惊喜中高娃长了这些本事。那时，父母白天要出地里干农活，哥哥上学，姐姐每天要掏猪菜、做家务又要看高娃。我当时八岁，也常帮着看高娃。家里人都出工后，我整天抱着高娃坐到窗前望着窗外。我家门前是一条路，村里人叫“羊路”，每天羊出坡和暮归时都走这条路，村民们出工收工也从这里过往，还不时看到猪狗鸡们徜徉或撒欢……现在想来这悠远的画面令人怀念，可那时我却很腻味。我常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盼着母亲劳动间歇回来给高娃喂奶时我能自由一会儿，还盼着看到村里小伙伴们的身影。当伙伴们跑来站在窗外嘻嘻闹闹召唤我时，我常经不住诱惑，就用枕头被褥等将高娃围坐到窗前，我跑到外面隔着玻璃逗她，开始她可能觉得新奇，格格地笑着，我便在窗外一边玩一边不时地看看她。不一会儿，高娃将“围墙”扑腾松散身子歪倒了，便哭起来，我赶紧跑回去哄她，可她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哭个不停，我只好打消了再出去玩的念头，抱着她哄着眼馋地望着窗外的自由者们。农忙时母亲有时收工很晚，高娃饿了不停地哭，我一会儿抱着，一会儿背着，怎么哄也不行，我又急又愁地盼着母亲回来。有时，等到母亲回来高娃已睡着，母亲给高娃喂奶时，一边擦着高娃的泪痕，一边说着自责的话。
和很多孩子一样，高娃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叫“妈妈”，和我们一样她第一次叫的妈妈是我的母亲。高娃会走会跑以后，我和姐姐常领着她到村子里和别的孩子们玩，她有时也缠着我领她到田野去找妈妈，一路上她高兴得蹦蹦跳跳，老远看到母亲就高喊着“妈妈，妈妈……”到了跟前，她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扑到母亲怀里。见到高娃，母亲笑逐颜开。在过去含辛茹苦的日子里高娃是带给父母快乐的小天使。她吃过奶后仍不肯走，还要围着母亲玩半天才勉强跟我走，每次返回时她便不愿自己走了，非要我背着不可。她还常让我领她到村北口等哥哥放学，哥哥一见她，就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有时她自己偷偷地跑到路口等哥哥。那时，她和我们的童年一样整天在这鸡鸣狗叫的乡间村落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在我们这个贫寒而宠爱她的家庭成长着，温馨而平静。她五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她父母来看她时，说下星期要接走她。这个信息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如雷轰顶——我们感觉高娃不是要回家，而是要离开自己家；不是要和亲人团聚，而是要和我们骨肉分离！我们家被愁云苦雾笼罩着。每天晚上高娃睡着后，父母坐到她跟前抚摸着她默默落泪。哥哥姐姐和我都难过极了，也止不住地流泪，不停地亲她的小脸蛋。那是秋收时节，姐姐白天出地里掰玉米，我领着高娃去找姐姐。我和姐姐都知道像现在这样和高娃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说着难过的话，高娃坐在秸秆堆上，被风吹得眯着眼睛朝我们笑着……我和姐姐望着她童稚的笑脸，都流泪了。高娃每天还是快乐地玩着，她不知道面临的变故和我们沉重的心思。我们要求父母和高娃家商量把高娃留给我们吧。母亲说，这样就怕不行，还是商量看能不能让迟接二年。父亲说不好张这个口，后又说试试吧。我们为这一线希望充满期待。可到了人家来接高娃时，父亲还是没能张开这个口。当高娃的阿妈从我母亲怀里抱走高娃时，高娃抓着母亲的衣襟不放，“妈妈，妈妈……”不停地哭喊著、挣扎着……走出很远她的小手还向我们抓探着，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多少年来我们一家人对这一情景讳莫如深，谁也不愿说起，因为这对我们特别对我父母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接走高娃那天，出地里收割麻子的父亲中午过了还迟迟没有回家，我和姐姐去找，见父亲独自坐在麻地里流泪。晚上，母亲哭着非要去看高娃不可，父亲让我和姐姐陪着去，安顿说，不要进家，就在外面悄悄看看，不要给人家添麻烦。高娃家在政府大楼后面的家属区，我们从玻璃窗上看到高娃正哭闹着不让她阿妈和她姐姐给脱衣服，她的太奶奶呵斥着，她哭得很厉害。母亲看到后，蹲在地上哭起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去看高娃。那段时间，母亲精神恍惚，有时连续叫着高娃的名字，有时下地劳动走错方向。因高娃哭闹得厉害，她阿妈便提出让我姐姐到他们家再陪高娃一段时间，于是，姐姐高兴地去了。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着急地等着姐姐回来要听她说高娃的情况。母亲思念心切，想让姐姐给她带回一件高娃的小衣服（要闻高娃的味道），可姐姐始终没敢和人家提这事。姐姐又照看了一年多时间，直到高娃上了幼儿园。当时幼儿园在树林召旧体育场旁边，离我们家约四五里路，我和姐姐常到幼儿园偷偷地看高娃。一次姐姐从幼儿园将高娃领回我们家，急急忙忙地煎鸡蛋给高娃吃，又很快送回幼儿园。父母不在家，没能见到。多少年来姐姐说起这件事后悔不已，她说当时幼儿园老师要求快去快回，所以不敢耽误，应该变通一下等得让父母见一面。
高娃是蒙古族，她父母是1949年从科尔沁草原来到鄂尔多斯的。她阿爸格日勒图当时是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旗长，她阿妈在旗文化馆工作，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文革”中，她阿爸被揪斗。当时达旗分为“联总”和“东总”两大派，因“东总”是支持和保护高娃阿爸的，所以父亲就参加了“东总”，可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到当时旗政府招待所院内的“东总”总部，一个曾与父亲有过节的人突然揪住父亲衣服大喊“他是特务！”于是招来很多人将我们围攻推打出门外。此后，父亲再未能进“东总”大院。但他总想方设法打听高娃阿爸的情况，可打听到的总是一次次的武斗折磨，我们常为此担忧和心痛。后来父亲也挨整，不能回家。挖“内人党”时，高娃的阿爸被打成“内人党”魁，我父亲被列入发展的成员中，也被隔离管制。“文革”时，我们两家中断了联系。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上了伊克昭盟师范学校，期间去过高娃家一次，受到高娃父母的热情款待。那时高娃家住东胜，她阿爸任伊克昭盟盟长。后来我还去高娃上学的东胜二中看过她几次。她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总是腼腆地微笑着，她见到我的礼节性寒暄和叫我“奶哥”使我感到时间生成的疏离与隔膜，但她那依稀可见的儿时神情总使我想起过去手足般的亲情和揪心似的分离。
我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期间，听家里人说，高娃曾去达拉特旗看过我父母。
1983年，我哥哥有事去盟行署找格日勒图盟长，我也同行。小时候虽然多次见过高娃的阿爸，可那时什么也不懂，这次见了觉得他阿爸气度非凡又和蔼可亲，令人敬重。他谈笑风生，和哥哥聊了一个上午，那种暖意融融的情景令人难忘。罢了，他还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从心底里为高娃有这样的阿爸感到荣幸。
1988年，高娃阿爸即将赴任自治区纪委书记前，到我们家里看望了我父母，并高兴地接受了我们挽留的午餐。他说，就吃平常饭，弄复杂了他就不吃了。还说了高娃的情况，让我父母放心。我父母非常高兴，他们觉得高娃有这样的父亲，还有什么不放心呢。之后，父亲说，那时没和人家说把高娃留在我们家真是万幸，假如留下，哪能和现在比。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父母都苍迈病弱，却反复提起高娃。这使我们意识到，其实在父母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这份牵挂，漫长的岁月和病痛的折磨也未曾使他们放下……高娃，这深刻在我们一家人心里的名字，在父母的念叨中又勾起已往的岁月，尘封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村野和煦的阳光、旧居温暖的大炕、高娃和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不知高娃对她四五岁以前的记忆有多少，她从未听我们说起过那段琐细的过往那份刻骨的不舍，她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家有着对她永远的亲情！
春節前，我们终于联系到现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高娃的二姐。她在电话里讲述的情况，使我们非常意外。
“文革”时她阿爸遭受残酷折磨，她们一家人在凄风苦雨中度日，惶惶然的少女时代，给高娃留下了一生的心灵暗疾。后来她自己改名为李爱萍。她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但她没有成年人的世故和圆滑，她单纯善良，敏感脆弱，容不得一点虚伪和欺骗，经不起情感的波折和挫伤。1996年3月，时任自治区纪委书记的她阿爸病逝。后来，她执意要去海口，家人拗不过，她阿妈只好陪她去了，期间她阿妈因病回到呼和浩特治疗，她大姐接着去了海口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之后，一直多方寻找无果，多年后，高娃的孩子又到海口住了几年也未找到。高娃二姐给我安顿说：“给我叔叔姨姨（指我父母）就说高娃一切都挺好……”她泣不成声。
从那以后，我脑海总浮现出高娃被接回那天的情景：她声嘶的哭喊，挣扎的小手……
我们弟兄姊妹商量后，想再设法寻找，我向高娃二姐了解当年高娃去海口的详细地址时，她说，现已记不确切了，高娃户口一直在呼和浩特，海口当地的公安部门没有她任何记录，当初费尽周折都没找到，现在更无法找了。
高娃买了去往南方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多少年来杳无音讯，她阿妈在对她苦苦思念的凄清岁月逐渐衰老以至去世她都缺席，她所有亲人都以回忆和泪水填补着至亲之情的缺失，我的耄耋父母对她几十年的挂念无以慰藉……
我想，当初高娃如留在我们家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兴许她现在和我们住在一个镇内，和我们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一同去陪伴父母……那样，我们就不会把她留给我们的记忆化作心泪，也不用面对父母那令人心酸的期待了。
海口，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不知那些高堂广厦、玉宇琼楼哪里是高娃的栖身之所，不知那些繁华街区或幽园静巷哪里有高娃的身影……
海口，对我来说很陌生，也从未特别留意过，可现在我常常要关注它的一些信息，包括每天的天气预报，虽然我知道这并无实际意义，但对那里总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牵挂……
2016年3月6日
附言：
此文写完仅半月余，我父亲病故了，想见高娃的心愿未了……
高娃是五十多年前曾在我们家生活过五年多的一个女孩子。1964年2月，刚出生几天的高娃到了我们家，我母亲成了她的奶妈。在我们那盘农家大炕上，高娃由一个皱皱巴巴的初生婴儿，变得一天天光洁舒展起来，她会笑的时候胖乎乎的脸蛋上会现出可爱的小酒窝。那时大人们说，小孩子在学会走路前要经历“三翻六坐七爬爬”，在我们一家人一天天期盼和一次次惊喜中高娃长了这些本事。那时，父母白天要出地里干农活，哥哥上学，姐姐每天要掏猪菜、做家务又要看高娃。我当时八岁，也常帮着看高娃。家里人都出工后，我整天抱着高娃坐到窗前望着窗外。我家门前是一条路，村里人叫“羊路”，每天羊出坡和暮归时都走这条路，村民们出工收工也从这里过往，还不时看到猪狗鸡们徜徉或撒欢……现在想来这悠远的画面令人怀念，可那时我却很腻味。我常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盼着母亲劳动间歇回来给高娃喂奶时我能自由一会儿，还盼着看到村里小伙伴们的身影。当伙伴们跑来站在窗外嘻嘻闹闹召唤我时，我常经不住诱惑，就用枕头被褥等将高娃围坐到窗前，我跑到外面隔着玻璃逗她，开始她可能觉得新奇，格格地笑着，我便在窗外一边玩一边不时地看看她。不一会儿，高娃将“围墙”扑腾松散身子歪倒了，便哭起来，我赶紧跑回去哄她，可她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哭个不停，我只好打消了再出去玩的念头，抱着她哄着眼馋地望着窗外的自由者们。农忙时母亲有时收工很晚，高娃饿了不停地哭，我一会儿抱着，一会儿背着，怎么哄也不行，我又急又愁地盼着母亲回来。有时，等到母亲回来高娃已睡着，母亲给高娃喂奶时，一边擦着高娃的泪痕，一边说着自责的话。
和很多孩子一样，高娃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叫“妈妈”，和我们一样她第一次叫的妈妈是我的母亲。高娃会走会跑以后，我和姐姐常领着她到村子里和别的孩子们玩，她有时也缠着我领她到田野去找妈妈，一路上她高兴得蹦蹦跳跳，老远看到母亲就高喊着“妈妈，妈妈……”到了跟前，她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扑到母亲怀里。见到高娃，母亲笑逐颜开。在过去含辛茹苦的日子里高娃是带给父母快乐的小天使。她吃过奶后仍不肯走，还要围着母亲玩半天才勉强跟我走，每次返回时她便不愿自己走了，非要我背着不可。她还常让我领她到村北口等哥哥放学，哥哥一见她，就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有时她自己偷偷地跑到路口等哥哥。那时，她和我们的童年一样整天在这鸡鸣狗叫的乡间村落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在我们这个贫寒而宠爱她的家庭成长着，温馨而平静。她五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她父母来看她时，说下星期要接走她。这个信息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如雷轰顶——我们感觉高娃不是要回家，而是要离开自己家；不是要和亲人团聚，而是要和我们骨肉分离！我们家被愁云苦雾笼罩着。每天晚上高娃睡着后，父母坐到她跟前抚摸着她默默落泪。哥哥姐姐和我都难过极了，也止不住地流泪，不停地亲她的小脸蛋。那是秋收时节，姐姐白天出地里掰玉米，我领着高娃去找姐姐。我和姐姐都知道像现在这样和高娃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说着难过的话，高娃坐在秸秆堆上，被风吹得眯着眼睛朝我们笑着……我和姐姐望着她童稚的笑脸，都流泪了。高娃每天还是快乐地玩着，她不知道面临的变故和我们沉重的心思。我们要求父母和高娃家商量把高娃留给我们吧。母亲说，这样就怕不行，还是商量看能不能让迟接二年。父亲说不好张这个口，后又说试试吧。我们为这一线希望充满期待。可到了人家来接高娃时，父亲还是没能张开这个口。当高娃的阿妈从我母亲怀里抱走高娃时，高娃抓着母亲的衣襟不放，“妈妈，妈妈……”不停地哭喊著、挣扎着……走出很远她的小手还向我们抓探着，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多少年来我们一家人对这一情景讳莫如深，谁也不愿说起，因为这对我们特别对我父母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接走高娃那天，出地里收割麻子的父亲中午过了还迟迟没有回家，我和姐姐去找，见父亲独自坐在麻地里流泪。晚上，母亲哭着非要去看高娃不可，父亲让我和姐姐陪着去，安顿说，不要进家，就在外面悄悄看看，不要给人家添麻烦。高娃家在政府大楼后面的家属区，我们从玻璃窗上看到高娃正哭闹着不让她阿妈和她姐姐给脱衣服，她的太奶奶呵斥着，她哭得很厉害。母亲看到后，蹲在地上哭起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去看高娃。那段时间，母亲精神恍惚，有时连续叫着高娃的名字，有时下地劳动走错方向。因高娃哭闹得厉害，她阿妈便提出让我姐姐到他们家再陪高娃一段时间，于是，姐姐高兴地去了。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着急地等着姐姐回来要听她说高娃的情况。母亲思念心切，想让姐姐给她带回一件高娃的小衣服（要闻高娃的味道），可姐姐始终没敢和人家提这事。姐姐又照看了一年多时间，直到高娃上了幼儿园。当时幼儿园在树林召旧体育场旁边，离我们家约四五里路，我和姐姐常到幼儿园偷偷地看高娃。一次姐姐从幼儿园将高娃领回我们家，急急忙忙地煎鸡蛋给高娃吃，又很快送回幼儿园。父母不在家，没能见到。多少年来姐姐说起这件事后悔不已，她说当时幼儿园老师要求快去快回，所以不敢耽误，应该变通一下等得让父母见一面。
高娃是蒙古族，她父母是1949年从科尔沁草原来到鄂尔多斯的。她阿爸格日勒图当时是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旗长，她阿妈在旗文化馆工作，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文革”中，她阿爸被揪斗。当时达旗分为“联总”和“东总”两大派，因“东总”是支持和保护高娃阿爸的，所以父亲就参加了“东总”，可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到当时旗政府招待所院内的“东总”总部，一个曾与父亲有过节的人突然揪住父亲衣服大喊“他是特务！”于是招来很多人将我们围攻推打出门外。此后，父亲再未能进“东总”大院。但他总想方设法打听高娃阿爸的情况，可打听到的总是一次次的武斗折磨，我们常为此担忧和心痛。后来父亲也挨整，不能回家。挖“内人党”时，高娃的阿爸被打成“内人党”魁，我父亲被列入发展的成员中，也被隔离管制。“文革”时，我们两家中断了联系。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上了伊克昭盟师范学校，期间去过高娃家一次，受到高娃父母的热情款待。那时高娃家住东胜，她阿爸任伊克昭盟盟长。后来我还去高娃上学的东胜二中看过她几次。她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总是腼腆地微笑着，她见到我的礼节性寒暄和叫我“奶哥”使我感到时间生成的疏离与隔膜，但她那依稀可见的儿时神情总使我想起过去手足般的亲情和揪心似的分离。
我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期间，听家里人说，高娃曾去达拉特旗看过我父母。
1983年，我哥哥有事去盟行署找格日勒图盟长，我也同行。小时候虽然多次见过高娃的阿爸，可那时什么也不懂，这次见了觉得他阿爸气度非凡又和蔼可亲，令人敬重。他谈笑风生，和哥哥聊了一个上午，那种暖意融融的情景令人难忘。罢了，他还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从心底里为高娃有这样的阿爸感到荣幸。
1988年，高娃阿爸即将赴任自治区纪委书记前，到我们家里看望了我父母，并高兴地接受了我们挽留的午餐。他说，就吃平常饭，弄复杂了他就不吃了。还说了高娃的情况，让我父母放心。我父母非常高兴，他们觉得高娃有这样的父亲，还有什么不放心呢。之后，父亲说，那时没和人家说把高娃留在我们家真是万幸，假如留下，哪能和现在比。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父母都苍迈病弱，却反复提起高娃。这使我们意识到，其实在父母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这份牵挂，漫长的岁月和病痛的折磨也未曾使他们放下……高娃，这深刻在我们一家人心里的名字，在父母的念叨中又勾起已往的岁月，尘封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村野和煦的阳光、旧居温暖的大炕、高娃和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不知高娃对她四五岁以前的记忆有多少，她从未听我们说起过那段琐细的过往那份刻骨的不舍，她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家有着对她永远的亲情！
春節前，我们终于联系到现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高娃的二姐。她在电话里讲述的情况，使我们非常意外。
“文革”时她阿爸遭受残酷折磨，她们一家人在凄风苦雨中度日，惶惶然的少女时代，给高娃留下了一生的心灵暗疾。后来她自己改名为李爱萍。她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但她没有成年人的世故和圆滑，她单纯善良，敏感脆弱，容不得一点虚伪和欺骗，经不起情感的波折和挫伤。1996年3月，时任自治区纪委书记的她阿爸病逝。后来，她执意要去海口，家人拗不过，她阿妈只好陪她去了，期间她阿妈因病回到呼和浩特治疗，她大姐接着去了海口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之后，一直多方寻找无果，多年后，高娃的孩子又到海口住了几年也未找到。高娃二姐给我安顿说：“给我叔叔姨姨（指我父母）就说高娃一切都挺好……”她泣不成声。
从那以后，我脑海总浮现出高娃被接回那天的情景：她声嘶的哭喊，挣扎的小手……
我们弟兄姊妹商量后，想再设法寻找，我向高娃二姐了解当年高娃去海口的详细地址时，她说，现已记不确切了，高娃户口一直在呼和浩特，海口当地的公安部门没有她任何记录，当初费尽周折都没找到，现在更无法找了。
高娃买了去往南方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多少年来杳无音讯，她阿妈在对她苦苦思念的凄清岁月逐渐衰老以至去世她都缺席，她所有亲人都以回忆和泪水填补着至亲之情的缺失，我的耄耋父母对她几十年的挂念无以慰藉……
我想，当初高娃如留在我们家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兴许她现在和我们住在一个镇内，和我们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一同去陪伴父母……那样，我们就不会把她留给我们的记忆化作心泪，也不用面对父母那令人心酸的期待了。
海口，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不知那些高堂广厦、玉宇琼楼哪里是高娃的栖身之所，不知那些繁华街区或幽园静巷哪里有高娃的身影……
海口，对我来说很陌生，也从未特别留意过，可现在我常常要关注它的一些信息，包括每天的天气预报，虽然我知道这并无实际意义，但对那里总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牵挂……
2016年3月6日
附言：
此文写完仅半月余，我父亲病故了，想见高娃的心愿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