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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乡土农村，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村民组织的高度自治缺乏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多数优先适用村规民约，给实践维权留下了无奈的盲点。”
没有了土地，房屋遭拆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被疾病折磨，困顿在家。活着，对于王生梅一家来讲，是如此艰辛的事情。
当所有的不幸，落到一个人身上时，连“无情”和“绝望”这样的字眼都显得无力。“我只希望自己走后，孩子和他的爸爸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王生梅气若游丝地说。
64名“出嫁女”
青海的冬天格外寒冷。
苏秀兰提起姐妹王生梅，总是掉眼泪。“如果没有拆迁，地还在，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生梅也不会早早就走了。”苏秀兰跟王生梅一样，都是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苏家河湾村村民，出生至今，一直都在这个村子居住。上世纪90年代，苏秀兰她们陆续出嫁，但户口一直未迁出苏家河湾村，并继续在村内居住，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
她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用度基本都是从浸透了汗水的耕地中，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
2004年，国家发出“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苏家河湾村的土地价值也跟着提高，一亩地比原来多出千余元的收入，老实本分的农家女，以为自己的一生会这样慢慢好起来。
可是，2006年，因为西宁市进行城市规划建设，苏家河湾村村民的承包地被征用；2007年，住了几百年的老房子也要拆迁。突然之间，苏秀兰她们变成了拆迁户。
按照《西宁市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苏秀兰家的承包耕地大致能获得20余万元的补偿款，老房子按照每平方米5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看着不远处广告牌上的西宁市城市规划建设效果图，苏秀兰说，“要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从200多平方米的独家小院搬进75平方米的楼房，自己是舍不得。”不过，她明白，已经动工的海湖新区苏家河湾村安置小区一定会改变她自己的生活。
2007年2月，苏家河湾村村民委员会给每位男性村民发放了第一批64000元的土地补偿费，一些村民用补偿款买了车跑运输，几个月就挣了过去一年才能挣到的钱，还有人开了服装店、沙石厂。此后，该村男性村民相继领到了各自的土地补偿费，最多的达30余万元。有的村民用这笔钱购买门面房，除了租金收入外，这些商铺也涨价不少。
然而，苏秀兰等人并没有和其他男性村民一样，等到土地补偿款。苏秀兰去村委会询问，村委会以苏秀兰等64名妇女是“出嫁女”、已不是本村村民为由剥夺了苏秀兰等人的村民资格。也就是说，这些“出嫁女”既没有获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也没有低价购买回迁房的资格。
这64名“出嫁女”中，有的丧偶，有的离异，没有土地补偿款，没有低价的回迁房。失去土地的她们，只能进入城市，却还是农民的身份，城市的就业、低保政策，她们无法享受。想找工作，年龄偏大没有技能，没有固定收入，甚至没有固定的居所，只能流落在西宁的各个角落。
维权之路
“出嫁女”就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吗？
《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政策文件对此有相关规定。特别是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33条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2003年正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而早在2001年，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强调要妥善处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问题。
苏秀兰等人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合为由予以驳回。苏秀兰等人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以此案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再次驳回其申请。
2009年，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法律服务动车行”栏目工作人员与中心代理律师赶赴苏家河湾村，通过走访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积极对此事进行协调。同时，利用法制宣传日的机会，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面向全国观众报道了64个“出嫁女”的遭遇，欲借助媒体的影响力，使事情得到解决。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各种原因，此事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出嫁女”土地补偿款和回迁房购置一事迟迟没能解决。
苏秀兰等64人中，很多人家境贫寒，为了讨回自己的权益心力交瘁，甚至处于崩溃绝望的边缘。2010年，患有严重肝硬化和肝腹水的王生梅，耗尽了最后的生命，在贫困交加中含恨去世。
“赢了官司，失了亲人”
在农村，土地往往是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家庭保障要素。现实中，土地不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用以维持农民基本生活，其被征用所带来的收入，也可能是其老年生活的保障。
然而，在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更多地被依附在了家庭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当土地衍生出增值功能继而被分配的时候，女性很容易被排斥在外，土地保障对于她们尽管更重要，她们的土地权益却更容易遭到损害。
来自妇联系统的调查显示，全国妇女土地权益受损情况严重。部分地方从199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就没有进行过调整，嫁入的妇女名下都没有土地；而部分地方承包地频繁调整，妇女出嫁后，娘家所在村将土地收回，而婆家所在村又无地可分。 在大部分地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妇女在婆家所在村未取得承包地的，娘家所在村的土地不予收回，但多数妇女因嫁入婆家，难以对其娘家分得的土地进行实际耕种或享有土地收益。黑龙江350个被调查者中，有58.4%的妇女户口在娘家，其中，50.6%的土地被娘家兄弟和父母耕种，种粮补贴、粮食收益均被娘家人无偿占有。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不少地方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或村规民约形式，把出嫁而未出村的妇女的户口强行迁出或强迫签订“落户不享受待遇”的不平等协议。部分地区尝试开展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但在改革方案中对妇女结婚做出特别规定，公然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改嫁的离婚丧偶妇女更加难以获得收益分配。
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妇联接受的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信访近万件次。其中，因涉及各地城中村改造，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两项比上年显著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妇女要争取自己的土地权益，通常面临着与村集体和家庭对抗，很可能意味着“赢了官司、失了亲人、没了退路”，这并不是她们愿意看到的。
因此，妇女一旦决定走上积极维权的道路，意志便极其坚定，不会轻易妥协，而且为了增强对抗性，相同处境的妇女很容易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形成集体上访。
这也是妇女土地权益纠纷通常矛盾激烈、涉及面广且解决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暖花儿开”
“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矛盾。”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慧英表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中，尤其是征地款和安置费，由于直接影响到生存与发展，对妇女及其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
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又难上加难。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的办理已进入瓶颈期。”如果走法律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是不受理此类案件的；它们一方面担心行政干预，执行难，一方面也担心其他纠纷的产生。而如果走行政调解之路，由于行政干预和监督职能缺失，加上防止群体性事件及维稳压力，不少基层干部在处理利益纠纷的立场上，很难做到公正。
吕孝权介绍，在该中心受理的相关案件中，大多数案件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胜诉。其中一个案件，虽然数十位当事人得到了近千万元的赔偿，却是她们“以死相逼”换来的。
在吕孝权看来，此类案件无法胜诉的原因很多，在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乡土农村，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村民组织的“高度自治”缺乏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多数优先适用“小宪法”，即村规民约，给实践维权留下了无奈的盲点。
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政策设计缺乏性别视角，导致女性的地位和权利的保障严重缺位。
2013年12月，在众泽“妇女观察”观察员年会上，来自河北邢台中院的法官田浩指出，目前，就土地收益分配而言，法律法规所做的规定不够明确，只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在司法中，很多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受理和处理标准不一，存在部分法院仍不予受理的情况。
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涉及法律及土地政策。而我国国情复杂，不可能“一刀切”。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格子儿就架上，牛赶上。
弯弯曲曲到地边呀，
春暖花儿开。
哎呀春暖花儿开。
女人们么就起来者梳打扮呀。
左打扮呀右打扮呀，
春暖花儿开。
哎呀春暖花儿开。
这是青海社火《送早饭》中的部分经典唱段，描述了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向往美好生活的温暖场景。《送早饭》也是王生梅在地里劳动时最喜欢唱的社火。
冬天过去了，“春暖花儿开”，还远吗？
没有了土地，房屋遭拆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被疾病折磨，困顿在家。活着，对于王生梅一家来讲，是如此艰辛的事情。
当所有的不幸，落到一个人身上时，连“无情”和“绝望”这样的字眼都显得无力。“我只希望自己走后，孩子和他的爸爸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王生梅气若游丝地说。
64名“出嫁女”
青海的冬天格外寒冷。
苏秀兰提起姐妹王生梅，总是掉眼泪。“如果没有拆迁，地还在，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生梅也不会早早就走了。”苏秀兰跟王生梅一样，都是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苏家河湾村村民，出生至今，一直都在这个村子居住。上世纪90年代，苏秀兰她们陆续出嫁，但户口一直未迁出苏家河湾村，并继续在村内居住，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
她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用度基本都是从浸透了汗水的耕地中，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
2004年，国家发出“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苏家河湾村的土地价值也跟着提高，一亩地比原来多出千余元的收入，老实本分的农家女，以为自己的一生会这样慢慢好起来。
可是，2006年，因为西宁市进行城市规划建设，苏家河湾村村民的承包地被征用；2007年，住了几百年的老房子也要拆迁。突然之间，苏秀兰她们变成了拆迁户。
按照《西宁市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苏秀兰家的承包耕地大致能获得20余万元的补偿款，老房子按照每平方米5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看着不远处广告牌上的西宁市城市规划建设效果图，苏秀兰说，“要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从200多平方米的独家小院搬进75平方米的楼房，自己是舍不得。”不过，她明白，已经动工的海湖新区苏家河湾村安置小区一定会改变她自己的生活。
2007年2月，苏家河湾村村民委员会给每位男性村民发放了第一批64000元的土地补偿费，一些村民用补偿款买了车跑运输，几个月就挣了过去一年才能挣到的钱，还有人开了服装店、沙石厂。此后，该村男性村民相继领到了各自的土地补偿费，最多的达30余万元。有的村民用这笔钱购买门面房，除了租金收入外，这些商铺也涨价不少。
然而，苏秀兰等人并没有和其他男性村民一样，等到土地补偿款。苏秀兰去村委会询问，村委会以苏秀兰等64名妇女是“出嫁女”、已不是本村村民为由剥夺了苏秀兰等人的村民资格。也就是说，这些“出嫁女”既没有获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也没有低价购买回迁房的资格。
这64名“出嫁女”中，有的丧偶，有的离异，没有土地补偿款，没有低价的回迁房。失去土地的她们，只能进入城市，却还是农民的身份，城市的就业、低保政策，她们无法享受。想找工作，年龄偏大没有技能，没有固定收入，甚至没有固定的居所，只能流落在西宁的各个角落。
维权之路
“出嫁女”就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吗？
《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政策文件对此有相关规定。特别是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33条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2003年正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而早在2001年，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强调要妥善处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问题。
苏秀兰等人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合为由予以驳回。苏秀兰等人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以此案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再次驳回其申请。
2009年，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法律服务动车行”栏目工作人员与中心代理律师赶赴苏家河湾村，通过走访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积极对此事进行协调。同时，利用法制宣传日的机会，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面向全国观众报道了64个“出嫁女”的遭遇，欲借助媒体的影响力，使事情得到解决。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各种原因，此事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出嫁女”土地补偿款和回迁房购置一事迟迟没能解决。
苏秀兰等64人中，很多人家境贫寒，为了讨回自己的权益心力交瘁，甚至处于崩溃绝望的边缘。2010年，患有严重肝硬化和肝腹水的王生梅，耗尽了最后的生命，在贫困交加中含恨去世。
“赢了官司，失了亲人”
在农村，土地往往是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家庭保障要素。现实中，土地不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用以维持农民基本生活，其被征用所带来的收入，也可能是其老年生活的保障。
然而，在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更多地被依附在了家庭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当土地衍生出增值功能继而被分配的时候，女性很容易被排斥在外，土地保障对于她们尽管更重要，她们的土地权益却更容易遭到损害。
来自妇联系统的调查显示，全国妇女土地权益受损情况严重。部分地方从199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就没有进行过调整，嫁入的妇女名下都没有土地；而部分地方承包地频繁调整，妇女出嫁后，娘家所在村将土地收回，而婆家所在村又无地可分。 在大部分地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妇女在婆家所在村未取得承包地的，娘家所在村的土地不予收回，但多数妇女因嫁入婆家，难以对其娘家分得的土地进行实际耕种或享有土地收益。黑龙江350个被调查者中，有58.4%的妇女户口在娘家，其中，50.6%的土地被娘家兄弟和父母耕种，种粮补贴、粮食收益均被娘家人无偿占有。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不少地方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或村规民约形式，把出嫁而未出村的妇女的户口强行迁出或强迫签订“落户不享受待遇”的不平等协议。部分地区尝试开展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但在改革方案中对妇女结婚做出特别规定，公然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改嫁的离婚丧偶妇女更加难以获得收益分配。
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妇联接受的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信访近万件次。其中，因涉及各地城中村改造，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两项比上年显著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妇女要争取自己的土地权益，通常面临着与村集体和家庭对抗，很可能意味着“赢了官司、失了亲人、没了退路”，这并不是她们愿意看到的。
因此，妇女一旦决定走上积极维权的道路，意志便极其坚定，不会轻易妥协，而且为了增强对抗性，相同处境的妇女很容易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形成集体上访。
这也是妇女土地权益纠纷通常矛盾激烈、涉及面广且解决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暖花儿开”
“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矛盾。”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慧英表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中，尤其是征地款和安置费，由于直接影响到生存与发展，对妇女及其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
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又难上加难。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的办理已进入瓶颈期。”如果走法律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是不受理此类案件的；它们一方面担心行政干预，执行难，一方面也担心其他纠纷的产生。而如果走行政调解之路，由于行政干预和监督职能缺失，加上防止群体性事件及维稳压力，不少基层干部在处理利益纠纷的立场上，很难做到公正。
吕孝权介绍，在该中心受理的相关案件中，大多数案件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胜诉。其中一个案件，虽然数十位当事人得到了近千万元的赔偿，却是她们“以死相逼”换来的。
在吕孝权看来，此类案件无法胜诉的原因很多，在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乡土农村，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村民组织的“高度自治”缺乏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多数优先适用“小宪法”，即村规民约，给实践维权留下了无奈的盲点。
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政策设计缺乏性别视角，导致女性的地位和权利的保障严重缺位。
2013年12月，在众泽“妇女观察”观察员年会上，来自河北邢台中院的法官田浩指出，目前，就土地收益分配而言，法律法规所做的规定不够明确，只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在司法中，很多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受理和处理标准不一，存在部分法院仍不予受理的情况。
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涉及法律及土地政策。而我国国情复杂，不可能“一刀切”。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格子儿就架上，牛赶上。
弯弯曲曲到地边呀，
春暖花儿开。
哎呀春暖花儿开。
女人们么就起来者梳打扮呀。
左打扮呀右打扮呀，
春暖花儿开。
哎呀春暖花儿开。
这是青海社火《送早饭》中的部分经典唱段，描述了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向往美好生活的温暖场景。《送早饭》也是王生梅在地里劳动时最喜欢唱的社火。
冬天过去了，“春暖花儿开”，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