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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混乱的中国政坛猛烈地摇晃了一下。在上一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紧接着却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
这一时间，地球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亚洲列国竟在经济上成了最大的获益国之一，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中国的工业经济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轨道上。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变革，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从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马达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热潮。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相似。
面粉与棉纱，同步急进
1914年6月，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建起福新三厂。至此，沿苏州河，一字排开了四家荣家面粉厂，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随着欧战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建立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选址，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纱机36台。投产开工后，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除了面粉、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银元帝国
1914年2月，在张謇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北京政府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
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金融业复苏及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业态则面临灭顶之灾。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也是晋商著名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没落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告别“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范旭东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然后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货运动
一战开响后，日本乘机在中国争夺利益。1914年8月，日本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这一事件成为当年最严重的涉华国际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从数据上看，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了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丝绸的国际贸易额都相继超过了中国同类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1915年1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等诸多经济特权。这些条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从此，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和经济敌人。
[编辑 梁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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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间，地球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亚洲列国竟在经济上成了最大的获益国之一，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中国的工业经济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轨道上。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变革，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从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马达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热潮。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相似。
面粉与棉纱，同步急进
1914年6月，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建起福新三厂。至此，沿苏州河，一字排开了四家荣家面粉厂，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随着欧战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建立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选址，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纱机36台。投产开工后，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除了面粉、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银元帝国
1914年2月，在张謇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北京政府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
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金融业复苏及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业态则面临灭顶之灾。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也是晋商著名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没落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告别“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范旭东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然后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货运动
一战开响后，日本乘机在中国争夺利益。1914年8月，日本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这一事件成为当年最严重的涉华国际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从数据上看，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了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丝绸的国际贸易额都相继超过了中国同类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1915年1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等诸多经济特权。这些条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从此，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和经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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