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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
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其战斗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从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革命，到投身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戎马倥偬半个多世纪，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睿智果敢的胆魄，扶危解难，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伟绩奇勋。
危难之时献对策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刻，叶剑英经周恩来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秘密党员。
那时，叶剑英担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长，随军从武汉进驻九江。一时间，九江地区群雄聚会，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还有江西军阀朱培德的部队，都在此安营设防。革命和反革命的各种力量急剧地聚合分化，风云变幻莫测。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张发奎也感到吉凶难卜，常邀叶剑英商议军机。当时张发奎、汪精卫决定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解除军权，同时命令叶、贺部队开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企图在那里一举围歼之。叶剑英得知这一军情，立即约叶、贺秘密到九江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共谋对策。叶、贺两部旋即秘密离开九江进军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几经周折，带领一支几被张发奎缴械的教导团南下。当时，有人提出部队在江西万安举行暴动。叶剑英分析敌情后提出：我们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要大胆插向广州，到敌人心脏里搅他个人仰马翻！
叶剑英继续率部随张发奎进军广州。随后，他奔走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讨起义大计。党组织通过叶剑英特殊身份，组建了第四军警卫团，将300多名省港罢工的工人和一批骨干派进这个团。叶剑英介绍陶铸、张诗教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为武装起义准备了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将张发奎的兵力调出，使广州防务空虚，为起义创造了良机。
不料起义前夕，起义军的一个武器转运站被侦破，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暗地告密。敌人闻讯大惊，立即调兵遣将谋划镇压起义力量。叶剑英得知后当即向张发奎“辟谣”，稳住了敌人。12月11日，“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起义在张太雷等同志领导下打响了。
起义中，叶剑英担任起义军副总指挥。他时而协助总指挥叶挺主持全局筹划，时而冲到硝烟弥漫的战地火线，机智果敢地实施指挥。
广州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祖国原野燃烧起来。她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长征途中挽危局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雄关、跨天险，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党中央决定两支主力红军迅速北上，实现战略大转移。叶剑英担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但是，由于身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干扰，红军在懋功、毛尔盖地区滞留了两个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占领松潘向北发展的时机，致使红军不得不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向甘南区域前进。叶剑英主动请缨带领右路军的3个团走在前面开路。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叶剑英一道指挥发动了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的一个师又一个团，打通了通往陕甘的门户。但怀有野心的张国焘拒绝中央的耐心说服，命令左路军在阿坝按兵不动，继而发展到致电陈昌浩带右路军南下，进而阴谋危害中央。
参谋人员把这份电报交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十分震惊。他策马来到中央领导同志住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把电报抄了下来，并嘱咐叶剑英赶快回去，沉着冷静，谨慎行事。随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在这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党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后，找到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机智地以打粮的名义，把军委直属队全部带走。夜深人静时，叶剑英悄悄离开住地，牵着一匹没有备鞍的骡子，追赶部队踏上征途。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叶剑英在长征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摸了摸脑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陕甘宁巧布空城计
《三国演义》上说，诸葛亮曾安坐西城城头抚琴吓退曹魏司马懿15万大军，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孰知叶剑英在延安也曾导演过一出“空城计”。
巍巍宝塔山下的王家坪，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叶剑英身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坐镇王家坪，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3年六七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集结了近3个集团军的重兵，准备向延安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大都深入敌后，英勇对日作战，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三四万人。
大军压境，叶剑英寝食不安，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日夜寻觅退兵之策。此时，胡宗南的部队已集结就序，大有一口吞掉陕甘宁边区之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久久地凝视着地图，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了条锦囊妙计：来个“宣传战”，令敌不战自退。
党中央召开首脑会议讨论，采纳了叶参谋长的计谋。除按预定计划作好军事准备外，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朱总司令接连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呼吁团结，避免内战。7月9日，延安又召开数万人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12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刊发了毛主席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并详细公布了蒋介石军队调动情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阴谋。由于总参谋部的情报确凿，对方的一切计划、兵力部署，乃至行军路线等细节全部公诸于世。这一来，蒋介石打也打不成了，只得一面抵赖，一面收兵了事。
当时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伍修权称赞这个近乎“空城计”的政治作战方案，充分显示出叶剑英高度的政治策略水平和军事指挥才能。
唇枪舌剑的战场
1947年2月，当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离开北平返回延安时，上海《文汇报》在《新闻人物》专栏，称他和周恩来、董必武为十年来中共与国民党交涉的三骑士。
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赴西安会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创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随后，叶剑英又协同周恩来在重庆等地领导国统区南方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签订了停止内战的协议，在北平设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联合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主持军调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军调处下设执行小组监督停战。往哪里派执行小组，成为争论的焦点。执行小组表面上是三方代表，实际上美国偏袒国民党一方，形成两军对阵。国民党代表企图通过派遣小组谋取军事上的好处，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则针锋相对。
1946年上半年，中原新四军为执行停战协议，由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率领6万主力部队，由桐柏山区转移到罗山、礼山、经扶和光山地区。不料，国民党军队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集30余万正规军，将新四军重重包围，妄图实现其“饿死”并“围歼”的阴险计划。
叶剑英为使这支部队摆脱困境，在会谈中严正指出中原局势的严重性，促使执行小组前往当地视察，并会同国共双方的驻军代表签订了协议，决定双方部队停驻现地，不得向对方前进。4月间，国民党军队又加紧发动攻势。叶剑英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促成军调部派遣执行小组再次前去监督停战。同时，周恩来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赶到中原地区视察，签订了停止内战的协定，才把国民党燃起的内战烽火暂时压了下去。
为解决中原我军粮款供给困难，叶剑英多次在三方会谈中寻求解决途径。他向美方交涉飞机，专程送款，还采用了通过国民党政府粮食部转账等办法。在赴东北视察时，他请工作人员把筹集来的金条秘密缝在背心上，谈笑风生地身穿“黄金铠甲”返回北平，为中原部队筹集了大量资金。
这期间，叶剑英在北平一共工作了1年又39天，直到带领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北平。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身居虎穴，临危不惧，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斗争艺术。
“二月逆流”挽狂澜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叶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拍案而起，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剑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为稳定军队，他和聂荣臻曾一道去找过林彪，指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以后，他又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起，拟出了野战军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不准串连的八条，报告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亲自找他们商量，认为很好，批准部队执行。
但是，在林彪一伙的煽动下，冲击军队的事件接连发生。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不断被盗。在这关键时刻，叶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1967年2月13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照例召开三两天一次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他同以往一样坐在会议桌的顶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坐在一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坐在另一边。真可谓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叶剑英首先站起来,面对着陈伯达一伙,义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接着，他又厉声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叶剑英还辛辣地嘲弄陈伯达：“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能没有党的领导？能不要军队吗？”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也慷慨陈词，对那帮“文革派”猛烈抨击。
后来，在京西宾馆，叶帅又愤怒地拍案警告那些妄图反党乱军的野心家：谁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老帅们剔肤见骨的揭露，击中了林彪、“四人帮”的要害，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因而被诬为“二月逆流”。这些老帅和副总理都先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叶剑英的5个子女、亲属、保姆被拘留，分别关押了一至四五年。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有次接见军队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毛主席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为“二月逆流"平反了。
十月决战定乾坤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哀乐未息，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王洪文为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特地从城里搬到西山，就住在叶剑英隔壁的楼里。叶剑英清楚地知道，王洪文是专门来对付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一天，李先念来看叶帅，叶帅警惕地打开收音机，两位老战友一起议论形势说：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火红的枫树林中，79岁高龄的叶帅缓缓踱步，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审时度势，胸中酝酿着如何走好这着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险棋。
为摆脱王洪文的跟踪，叶剑英很快离开西山，到了另一处住地。王洪文发觉后，质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工作人员机智地回答说：这房子是周总理住过的，周总理生前交代过，叶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
这时，“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开始抢买红纸，准备庆祝他们的“特大喜讯”。消息传来，叶剑英这位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敏于把握战机的老帅，正紧张地和几位同志研究决策。他以军事家的气魄果断地说：“要先发制人，要快打慢，快打慢！”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就这样决定了。
这是历史的转机时刻。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叶剑英为挽救国家、挽救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引用这个联语来评价叶剑英的伟大品格和胆略。
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其战斗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从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革命，到投身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戎马倥偬半个多世纪，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睿智果敢的胆魄，扶危解难，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伟绩奇勋。
危难之时献对策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刻，叶剑英经周恩来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秘密党员。
那时，叶剑英担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长，随军从武汉进驻九江。一时间，九江地区群雄聚会，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还有江西军阀朱培德的部队，都在此安营设防。革命和反革命的各种力量急剧地聚合分化，风云变幻莫测。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张发奎也感到吉凶难卜，常邀叶剑英商议军机。当时张发奎、汪精卫决定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解除军权，同时命令叶、贺部队开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企图在那里一举围歼之。叶剑英得知这一军情，立即约叶、贺秘密到九江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共谋对策。叶、贺两部旋即秘密离开九江进军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几经周折，带领一支几被张发奎缴械的教导团南下。当时，有人提出部队在江西万安举行暴动。叶剑英分析敌情后提出：我们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要大胆插向广州，到敌人心脏里搅他个人仰马翻！
叶剑英继续率部随张发奎进军广州。随后，他奔走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讨起义大计。党组织通过叶剑英特殊身份，组建了第四军警卫团，将300多名省港罢工的工人和一批骨干派进这个团。叶剑英介绍陶铸、张诗教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为武装起义准备了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将张发奎的兵力调出，使广州防务空虚，为起义创造了良机。
不料起义前夕，起义军的一个武器转运站被侦破，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暗地告密。敌人闻讯大惊，立即调兵遣将谋划镇压起义力量。叶剑英得知后当即向张发奎“辟谣”，稳住了敌人。12月11日，“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起义在张太雷等同志领导下打响了。
起义中，叶剑英担任起义军副总指挥。他时而协助总指挥叶挺主持全局筹划，时而冲到硝烟弥漫的战地火线，机智果敢地实施指挥。
广州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祖国原野燃烧起来。她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长征途中挽危局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雄关、跨天险，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党中央决定两支主力红军迅速北上，实现战略大转移。叶剑英担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但是，由于身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干扰，红军在懋功、毛尔盖地区滞留了两个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占领松潘向北发展的时机，致使红军不得不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向甘南区域前进。叶剑英主动请缨带领右路军的3个团走在前面开路。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叶剑英一道指挥发动了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的一个师又一个团，打通了通往陕甘的门户。但怀有野心的张国焘拒绝中央的耐心说服，命令左路军在阿坝按兵不动，继而发展到致电陈昌浩带右路军南下，进而阴谋危害中央。
参谋人员把这份电报交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十分震惊。他策马来到中央领导同志住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把电报抄了下来，并嘱咐叶剑英赶快回去，沉着冷静，谨慎行事。随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在这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党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后，找到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机智地以打粮的名义，把军委直属队全部带走。夜深人静时，叶剑英悄悄离开住地，牵着一匹没有备鞍的骡子，追赶部队踏上征途。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叶剑英在长征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摸了摸脑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陕甘宁巧布空城计
《三国演义》上说，诸葛亮曾安坐西城城头抚琴吓退曹魏司马懿15万大军，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孰知叶剑英在延安也曾导演过一出“空城计”。
巍巍宝塔山下的王家坪，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叶剑英身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坐镇王家坪，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3年六七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集结了近3个集团军的重兵，准备向延安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大都深入敌后，英勇对日作战，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三四万人。
大军压境，叶剑英寝食不安，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日夜寻觅退兵之策。此时，胡宗南的部队已集结就序，大有一口吞掉陕甘宁边区之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久久地凝视着地图，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了条锦囊妙计：来个“宣传战”，令敌不战自退。
党中央召开首脑会议讨论，采纳了叶参谋长的计谋。除按预定计划作好军事准备外，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朱总司令接连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呼吁团结，避免内战。7月9日，延安又召开数万人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12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刊发了毛主席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并详细公布了蒋介石军队调动情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阴谋。由于总参谋部的情报确凿，对方的一切计划、兵力部署，乃至行军路线等细节全部公诸于世。这一来，蒋介石打也打不成了，只得一面抵赖，一面收兵了事。
当时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伍修权称赞这个近乎“空城计”的政治作战方案，充分显示出叶剑英高度的政治策略水平和军事指挥才能。
唇枪舌剑的战场
1947年2月，当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离开北平返回延安时，上海《文汇报》在《新闻人物》专栏，称他和周恩来、董必武为十年来中共与国民党交涉的三骑士。
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赴西安会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创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随后，叶剑英又协同周恩来在重庆等地领导国统区南方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签订了停止内战的协议，在北平设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联合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主持军调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军调处下设执行小组监督停战。往哪里派执行小组，成为争论的焦点。执行小组表面上是三方代表，实际上美国偏袒国民党一方，形成两军对阵。国民党代表企图通过派遣小组谋取军事上的好处，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则针锋相对。
1946年上半年，中原新四军为执行停战协议，由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率领6万主力部队，由桐柏山区转移到罗山、礼山、经扶和光山地区。不料，国民党军队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集30余万正规军，将新四军重重包围，妄图实现其“饿死”并“围歼”的阴险计划。
叶剑英为使这支部队摆脱困境，在会谈中严正指出中原局势的严重性，促使执行小组前往当地视察，并会同国共双方的驻军代表签订了协议，决定双方部队停驻现地，不得向对方前进。4月间，国民党军队又加紧发动攻势。叶剑英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促成军调部派遣执行小组再次前去监督停战。同时，周恩来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赶到中原地区视察，签订了停止内战的协定，才把国民党燃起的内战烽火暂时压了下去。
为解决中原我军粮款供给困难，叶剑英多次在三方会谈中寻求解决途径。他向美方交涉飞机，专程送款，还采用了通过国民党政府粮食部转账等办法。在赴东北视察时，他请工作人员把筹集来的金条秘密缝在背心上，谈笑风生地身穿“黄金铠甲”返回北平，为中原部队筹集了大量资金。
这期间，叶剑英在北平一共工作了1年又39天，直到带领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北平。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身居虎穴，临危不惧，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斗争艺术。
“二月逆流”挽狂澜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叶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拍案而起，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剑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为稳定军队，他和聂荣臻曾一道去找过林彪，指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以后，他又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起，拟出了野战军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不准串连的八条，报告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亲自找他们商量，认为很好，批准部队执行。
但是，在林彪一伙的煽动下，冲击军队的事件接连发生。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不断被盗。在这关键时刻，叶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1967年2月13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照例召开三两天一次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他同以往一样坐在会议桌的顶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坐在一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坐在另一边。真可谓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叶剑英首先站起来,面对着陈伯达一伙,义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接着，他又厉声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叶剑英还辛辣地嘲弄陈伯达：“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能没有党的领导？能不要军队吗？”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也慷慨陈词，对那帮“文革派”猛烈抨击。
后来，在京西宾馆，叶帅又愤怒地拍案警告那些妄图反党乱军的野心家：谁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老帅们剔肤见骨的揭露，击中了林彪、“四人帮”的要害，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因而被诬为“二月逆流”。这些老帅和副总理都先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叶剑英的5个子女、亲属、保姆被拘留，分别关押了一至四五年。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有次接见军队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毛主席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为“二月逆流"平反了。
十月决战定乾坤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哀乐未息，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王洪文为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特地从城里搬到西山，就住在叶剑英隔壁的楼里。叶剑英清楚地知道，王洪文是专门来对付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一天，李先念来看叶帅，叶帅警惕地打开收音机，两位老战友一起议论形势说：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火红的枫树林中，79岁高龄的叶帅缓缓踱步，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审时度势，胸中酝酿着如何走好这着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险棋。
为摆脱王洪文的跟踪，叶剑英很快离开西山，到了另一处住地。王洪文发觉后，质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工作人员机智地回答说：这房子是周总理住过的，周总理生前交代过，叶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
这时，“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开始抢买红纸，准备庆祝他们的“特大喜讯”。消息传来，叶剑英这位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敏于把握战机的老帅，正紧张地和几位同志研究决策。他以军事家的气魄果断地说：“要先发制人，要快打慢，快打慢！”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就这样决定了。
这是历史的转机时刻。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叶剑英为挽救国家、挽救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引用这个联语来评价叶剑英的伟大品格和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