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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领域有效摆脱了公社制度束缚，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粮食产品的多样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从深圳发轫的经济特区，引领中国走上了低成本出口模式的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准备好进军全球出口市场，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调整至8.3元。
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的快速扩张由此开启，中国成为以沃尔玛（Walmart）为首的零售商的廉价商品装配工厂。许多中外企业都参与了这个最后环节的装配作业。到2005年前后，中国已令人惊讶地占据了全球出口市场庞大的份额，并成为全球领先的低成本出口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四小龙”所开创的发展道路被中国内地承袭。
当时，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机会非常有限，我们与一家美国大公司合作的一个大型合资企业的经历表明，开放市场有益于中国经济。
邓小平于1992年1月和2月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讲话，向外国企业发出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信号。
1978-2010，西方“错失良机”
当时，西方跨国公司正开始专注开拓全球市场，而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正创造出大量新机会。由于认为中国市场仍较为封闭，西方公司的重心往往放在了亚洲其他市场。
西方跨国公司没有注意到塞拉尼斯公司（Celanese Corporation），我为之谈判的这家合资企业。这不仅是外企第一次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也率先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将人民币股息兑换为外币，保障用于进口原材料的资金以及首次将进口与技术转让联系起来等。
这家合资企业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到1992年，中国已得出结论：以可控的方式开放国内市场，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可帮助国内大型企业学习全球商业模式。
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几乎立刻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建厂，它们主要瞄准的是中国大陆市场。
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热情仍然不高。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西方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看好中国机会，直至意识到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取得的巨大进展，西方企业才开始匆匆赶赴中国。到上世纪末，大多数跨国公司要么已经、要么正在中国谈判成立合资企业。
上述工作基本都是由级别较低的董事会成员完成的，公司最高层仍对中国懵懵懂懂，现亦如此。美国友邦保险（AIA）的首席执行官杜嘉褀（Mark Tucker）、WPP集团的苏铭天（Sir Martin Sorrell）和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的杰拉尔德·格林斯通爵士（Sir Gerry Grimstone）等曾经（且仍然）是先驱者，他们算是例外。最早关注中国的还有德国商界领袖，他们先后将汽车和其他制造企业迁入中国市场。
从广义上讲，在开拓中国国内市场方面，西方当时落后于亚洲，它们在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里奋起直追。由于中国是一个明显具有“先发”优势的市场，亚洲其他国家已然抓住了最佳时机。
结果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最先进的工厂和产品流向中国市场并对外出口。
同时，中国仿效西方特别是北美的早期范例，开始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提升其水平和类型，以满足服务并维持一个全球量级的经济体需要。公路和铁路枢纽大批兴建，首先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扩散到内陆，再深入到这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中国到处都在兴建发电站，数千万甚至数亿农民开始向城镇和城市迁徙——这很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显然，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巨大，但公司高层领导对中国却知之甚少，仍由区域经理负责开发的市场。这个错误已经让葛兰素史克（GSK）等公司付出了代价。
虽然周恩来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达成共识和信任，但并未被美国大企业所复制——波音公司是个例外。2007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 Jr.）试图说服中国调整汇率。这体现了企业界对中国经济新力量的觉醒，尤其是当时已经具备的、可支持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大量外汇储备。
企业领导者开始每年访问中国，但这些短期旅行不能使他们理解中国人筹谋或行事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真正懂得中国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其他亚洲国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往往使它们能够驾驭政治分歧。这也助力中国下定决心，将发展与14个陆上邻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优先选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以及中国内部的转型进展颇为顺利。
2010-2049，赶上中国“第二次浪潮”
今天，又一个类似的转型时期正在出现，亚洲商界领袖再次站在了变革的前沿 。
经过1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转向国内消费模式。同时，仍然致力于发展规模庞大但价值更高的出口。
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国内消费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未来10年至15年里，这种庞大需求将继续占据国内需求的较大份额，因为中国仍要修建大量的公路、铁路及其他核心基础设施。
如今，市场的发展——其灵感主要源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e T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等理论——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动力。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继续管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以宏观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发展。尽管处于福利国家的初始阶段和发展新的规模化农业过程中，仍将看到中国政府更多的参与。
民营部门会广泛、快速增长。遵循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断创新、缴税、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对民营部门至关重要。政府将鼓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以确保其中的佼佼者达到世界级水平，并满足中国和国际经济的需要——中国正势不可挡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同样，遵守上述原则的外国公司将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红线”正在后移，幅度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人的期望。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并想与中国在第三国展开合作的外国公司，这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跨国企业中的商业领袖，需要迅速理解和抓住中国经济这一巨大的划时代变革机会。否则，亚洲国家将会再一次“先发制人”。 西方商业领袖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如今真实存在。而在此背景下，亚洲是一个活跃中心。而在亚洲，就意味着中国。
亚洲企业深谙此道，正针对决策者和市场两方面付出努力。它们总能在中国看到新的机会。亚马逊（Amazon）等一些西方企业也在积极推进。
许多西方企业开始意识到，中国大规模对外投资这一新兴力量的潜力和影响，也意识到这为西方企业在西方、第三国市场以及在中国国内与中国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西方的企业领导人要跳出对中国的历史视角进行思考，认清这里正在形成全球最新、最令人兴奋的经济体的态势。
错误总会发生，问题总会出现，挫折肯定会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到下一个10年的中期，全球范围的重大关系恐将由西方和中国的跨国公司塑造。为确保跻身其中，西方企业现在就要积极投入。
总的来说，具体合作形式尚未出现，但战略性持股、第三国合资企业及其他众多形式将越来越普遍。
鉴于一系列新的壁垒正在形成，还有另一种替代办法。市场保护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战略，因为目前的全球化程度已非常高。真正的机会，在于扩大可持续发展规模、做大全球“馅饼”。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馅饼”的扩张速度将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
力拓（RTZ）、英美烟草（BAT）等许多企业已经发觉，中国战略的发展挑战巨大。它们也将发现，继续前行要通过专注于全球发展的架构合作完成。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途径。对于那些已经抢得先机的企业而言，现在的中国机会巨大。历史再现，新的破冰之旅即将开启。
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的快速扩张由此开启，中国成为以沃尔玛（Walmart）为首的零售商的廉价商品装配工厂。许多中外企业都参与了这个最后环节的装配作业。到2005年前后，中国已令人惊讶地占据了全球出口市场庞大的份额，并成为全球领先的低成本出口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四小龙”所开创的发展道路被中国内地承袭。
当时，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机会非常有限，我们与一家美国大公司合作的一个大型合资企业的经历表明，开放市场有益于中国经济。
邓小平于1992年1月和2月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讲话，向外国企业发出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信号。
1978-2010，西方“错失良机”
当时，西方跨国公司正开始专注开拓全球市场，而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正创造出大量新机会。由于认为中国市场仍较为封闭，西方公司的重心往往放在了亚洲其他市场。
西方跨国公司没有注意到塞拉尼斯公司（Celanese Corporation），我为之谈判的这家合资企业。这不仅是外企第一次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也率先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将人民币股息兑换为外币，保障用于进口原材料的资金以及首次将进口与技术转让联系起来等。
这家合资企业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到1992年，中国已得出结论：以可控的方式开放国内市场，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可帮助国内大型企业学习全球商业模式。
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几乎立刻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建厂，它们主要瞄准的是中国大陆市场。
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热情仍然不高。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西方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看好中国机会，直至意识到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取得的巨大进展，西方企业才开始匆匆赶赴中国。到上世纪末，大多数跨国公司要么已经、要么正在中国谈判成立合资企业。
上述工作基本都是由级别较低的董事会成员完成的，公司最高层仍对中国懵懵懂懂，现亦如此。美国友邦保险（AIA）的首席执行官杜嘉褀（Mark Tucker）、WPP集团的苏铭天（Sir Martin Sorrell）和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的杰拉尔德·格林斯通爵士（Sir Gerry Grimstone）等曾经（且仍然）是先驱者，他们算是例外。最早关注中国的还有德国商界领袖，他们先后将汽车和其他制造企业迁入中国市场。
从广义上讲，在开拓中国国内市场方面，西方当时落后于亚洲，它们在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里奋起直追。由于中国是一个明显具有“先发”优势的市场，亚洲其他国家已然抓住了最佳时机。
结果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最先进的工厂和产品流向中国市场并对外出口。
同时，中国仿效西方特别是北美的早期范例，开始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提升其水平和类型，以满足服务并维持一个全球量级的经济体需要。公路和铁路枢纽大批兴建，首先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扩散到内陆，再深入到这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中国到处都在兴建发电站，数千万甚至数亿农民开始向城镇和城市迁徙——这很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显然，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巨大，但公司高层领导对中国却知之甚少，仍由区域经理负责开发的市场。这个错误已经让葛兰素史克（GSK）等公司付出了代价。
虽然周恩来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达成共识和信任，但并未被美国大企业所复制——波音公司是个例外。2007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 Jr.）试图说服中国调整汇率。这体现了企业界对中国经济新力量的觉醒，尤其是当时已经具备的、可支持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大量外汇储备。
企业领导者开始每年访问中国，但这些短期旅行不能使他们理解中国人筹谋或行事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真正懂得中国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其他亚洲国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往往使它们能够驾驭政治分歧。这也助力中国下定决心，将发展与14个陆上邻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优先选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以及中国内部的转型进展颇为顺利。
2010-2049，赶上中国“第二次浪潮”
今天，又一个类似的转型时期正在出现，亚洲商界领袖再次站在了变革的前沿 。
经过1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转向国内消费模式。同时，仍然致力于发展规模庞大但价值更高的出口。
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国内消费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未来10年至15年里，这种庞大需求将继续占据国内需求的较大份额，因为中国仍要修建大量的公路、铁路及其他核心基础设施。
如今，市场的发展——其灵感主要源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e T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等理论——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动力。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继续管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以宏观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发展。尽管处于福利国家的初始阶段和发展新的规模化农业过程中，仍将看到中国政府更多的参与。
民营部门会广泛、快速增长。遵循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断创新、缴税、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对民营部门至关重要。政府将鼓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以确保其中的佼佼者达到世界级水平，并满足中国和国际经济的需要——中国正势不可挡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同样，遵守上述原则的外国公司将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红线”正在后移，幅度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人的期望。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并想与中国在第三国展开合作的外国公司，这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跨国企业中的商业领袖，需要迅速理解和抓住中国经济这一巨大的划时代变革机会。否则，亚洲国家将会再一次“先发制人”。 西方商业领袖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如今真实存在。而在此背景下，亚洲是一个活跃中心。而在亚洲，就意味着中国。
亚洲企业深谙此道，正针对决策者和市场两方面付出努力。它们总能在中国看到新的机会。亚马逊（Amazon）等一些西方企业也在积极推进。
许多西方企业开始意识到，中国大规模对外投资这一新兴力量的潜力和影响，也意识到这为西方企业在西方、第三国市场以及在中国国内与中国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西方的企业领导人要跳出对中国的历史视角进行思考，认清这里正在形成全球最新、最令人兴奋的经济体的态势。
错误总会发生，问题总会出现，挫折肯定会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到下一个10年的中期，全球范围的重大关系恐将由西方和中国的跨国公司塑造。为确保跻身其中，西方企业现在就要积极投入。
总的来说，具体合作形式尚未出现，但战略性持股、第三国合资企业及其他众多形式将越来越普遍。
鉴于一系列新的壁垒正在形成，还有另一种替代办法。市场保护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战略，因为目前的全球化程度已非常高。真正的机会，在于扩大可持续发展规模、做大全球“馅饼”。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馅饼”的扩张速度将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
力拓（RTZ）、英美烟草（BAT）等许多企业已经发觉，中国战略的发展挑战巨大。它们也将发现，继续前行要通过专注于全球发展的架构合作完成。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途径。对于那些已经抢得先机的企业而言，现在的中国机会巨大。历史再现，新的破冰之旅即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