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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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相似的迷茫,可能说不清楚自己的理想,不知道怎样去努力,一直游荡在理想的边缘无法触及。想着自己应该何去何从,却瞬间又沉溺、忙碌于现实中。谁的青春不迷茫,可每个人的青春又是如此的不同。柴静的青春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勇敢的去追求、尝试,才能忘却青春的困扰,激发青春的精彩。

  十九岁时身无分文在雨中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每天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和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个字,好像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在那里学会谈恋爱,跳摇摆舞,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
  跟小男生在南方湿润的夜雾里牵着手走,他低低唱李国祥的歌:
  摘下星子千串,
  挂于你窗前。
  墙侧有桅子花香暗暗传来,不是不快乐的。
  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做《夜色温柔》的时候,郑智化《让我拥抱你入梦》这首歌是我的片尾曲。
  而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周末一个人去爬山,在高高的山顶,俯瞰深深的山涧,想象大河曾如何在这荒芜土地上奔涌。大片云飞过时,大地忽明忽暗。下山的时候,我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滑下结冰的陡坡。
  在孤独痛苦的青春期,是对音乐和美的敏锐感受令我缓解了绝望的情绪。我听罗大佑,黄品源,张镐哲,娃娃,高明骏,几乎每个人的歌就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心灵挣扎,如蛭附骨的孤单,日复一日,毫无希望地噬咬人。只有这些歌,令一个少年可据有些微奢侈的诗意。
  8年后在从长沙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降落前侧转弯时,流光溢彩的大地忽然倾斜过来,我的眼睛湿了,这是我曾在北方的大地上一次次凝视的天空,从未想到在远离灯火的高处俯瞰人的生存之处,会有这样难以言说的美。
  今天的我,站在岁月的高处,仿佛重新看到自己的背影,凝立在北方巨大的晚霞和夺目的星空之下。
  只是……那时的她,坐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之上,注视着归于寂灭的黄昏,在想些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只想起她总是注视着天际线——那是她目力的极限。
  直到1992年。奇怪,这个年份,之于我,好像是有某种气味的,我在长沙秋深的夜雾中穿过时,在北京某个暮色中的街口燃烧落叶的烟雾中匆匆走过时,在上海一个旧花园里被深夜的草木清香笼罩时……都会在一瞬间记起那一年。
  就是在那一年,我和高蓉成为朋友。
  其实之前有7年我们一直同班,一起跳舞,一起出板报。但直到她父母离异,搬到我家附近很久后,才熟起来,她扎柔顺马尾,面容清秀之极。
  那两年我与她一样,与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送奶奶走时,她给我一只翡翠的戒指,那是本来要在我结婚时给我的。我陪她站着等车,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心如刀割”。
  我和高蓉从来不谈这个,只是有一天晚自习,有人在教室外叫她,她始终不抬头,不肯应声。最后终于出去了,回来后伏在桌上很久,然后写一张纸条给我“是我爸”。我亦不懂安慰,只是难过着。
  我们听同样的音乐,都在笔记本上抄席慕蓉的句子“我相信/爱的本质一如生命的单纯与温柔……”
  我们不拖手逛街,也不说私房话。只说将来成家后,一起织毛衣说家常,看小孩子一起长大。很多时候就沉默着,听陈乐融的《月光情书》:“今夜你过得好不好,月光……照完我这边的墙,又去照你那边的墙……”和着低低的海浪声,化掉十六岁的心。
  同一个楼里的朋友渐渐多起来,搞笑的勇旦,飞飞,冬冬,还有爱踢球的小霍。一把吉它,几包杏梅糖,男孩子的烟。
  我们有个好去处,翻过矮墙往右一拐,是个废弃的旧楼,楼梯扶手早朽掉,楼前空地上长满荒草,春天会有大丛紫云英和细碎的蓝色小蝴蝶。
  夏天我们就坐在楼梯上吃红豆冰,有时雨晴,下午的阳光破云而出,把院子染得一地金黄,人在那样的颜色里坐着,呼吸有些困难。
  每天翻过操场矮墙回家时,满天红霞,我都不明白让我微笑的是什么,要在此之后很多年,才能重新明白,能放弃狭隘的一已之私,予人以温厚亲爱的情义,是幸福的唯一来源。
  她此时正沉浸于爱情,和冬冬。那个有书卷气的男孩子。
  冬冬比我们高一届,很快考上大学出去了,她不能忍受一个人沉浸在回忆中,于是退学,去一家很远的税务所上班,在信中她坦白写道:“我终生愿寄居于这小城,不作其它幻想。”
  留下我一人,走在下了晚自习的夜里,那样凉的月光,就像走在深水里一样。
  高三了,功课压力紧张,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再那样看书,听音乐了。我已经不大去上课了,一个人走,路太长了。
  有一天傍晚停电,我翻出旧磁带听。   在黄昏稠紫的暮色里,郑智化唱“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
  不明所以地,我浑身抖颤。眼泪炙热地流下面颊。
  那歌叫作《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关于北京
  北京秋天,阳光很好,天蓝,风大。走到阴影里的时候像被水浸了一下。
  在报到的地方我和一个叫琛子的女孩排在一起。她也是湖南人。我们考分一样,分在一间。都穿黑衣白裤。只是她的头发是亚麻色。
  一起寻到那间叫634的小房子,上下铺的小铁床,一张老褐色的木桌。一个穿牛仔裙,极短发的女生抬起头,浓眉重睫,笑容狡黠,“我已经拖了六遍地了。”她是株洲电台的主持人张宇。也做夜话节目。
  人生奇诡,处处与旧日生活撞在一起。
  加上山东的小美,林林,五个年青女人陆续住齐,安顿好行李躺在床上,人手一本日记伏在膝盖上写。咦,到这个城市来的人,心事都这样重吗?
  我背靠松软的枕头,插住耳塞,齐豫唱“迷人的是忠诚还是背叛,幸福是自由还是牵绊?”我想想,写下答案“迷惑极了”。
  远远地,远远,是鲍家街43号在《晚安北京》里唱的“国产压路机的声响”,不绝如缕。
  第二日起五人连袂坐在教室第一排,吃东西,喝茶,看片子,听张宇接老师的下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起初有认识不认识的听众来找,我裹着棉袍,无可无不可地听着。
  都会过去的,看孟京辉的话剧里说“风一样聚拢又云一样跑开,雪一样凝固又水一样流去”。
  震荡久久不能平复。
  拎着小红桶去洗澡的路上,天地像水洗过一样的清澈明净,风潜入赤着的脚踝。粗糙的石子路,溅开着的淡黄雏菊,处处使时光倒流……彼时我是无名少年,充满不可解的怅惘。而今时今日……
  电台里正放王菲的老歌《誓言》“如果你能给我一个真诚的绝对,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那是多久前的誓言?此时满世界正炒作她是如何被背叛的。爱情是女人的信仰,只是教主太脆弱。
  “那么,”琛子问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不是。
  我低头翻过一页书。
  陈丹燕正写到在慕尼黑冬夜街头看到郁金香开放,她伸出手触摸花瓣,“是真的”,她轻声对自己说,快要哭出来了。
  我在日记里记下这一刹那,“对于美和爱情,我一再被表象和幻觉所蒙蔽,没有触摸到它的根须,双目所见,双耳所闻,都不能让我信任。我要在巨大的黑暗中,靠我的双手最敏感的指尖触摸它,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
  夜夜记完日记,听大佑的情歌入眠,在起伏升落的怅惘中沉沉睡去。最爱那首《思念》“萧瑟的风雨中,你走在我身旁,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微微的光,”呵,在黝黑深邃的空间里,这歌苍茫温柔,致人于死地。
  到下半年,大家渐渐有社交活动,周末只有我和小美在。
  我们夜夜看小说到凌晨。睡前拿三大瓶热水泡脚。
  “是人生最大享受,嘎?”
  她点头。
  “也没有人说,来,带你出去玩。”我迷迷糊糊睡着前,听到她惆怅地自言自语。
  只得喃喃念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请将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
  课堂上放平克·弗洛依德的录影带,那阴郁的《迷墙》,狂热的,几乎是患病的人才会有的敏感和绝望,令听的人灵魂战栗如一颗水珠。
  下了课,暖气片附近都站满人,挤挤挨挨地取暖,照例谁也不看谁,也不说话。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在下午的天光里看李氏姐妹的《沉雪》,看到在冰冷的北大荒的寒夜里,舒迪为孙小婴抚摸脊背,那细致的温存“战胜了空虚,孤独和疼痛”,我合上书,站起身。暗蓝的暮色像海水一样淹没了道路,我茫然四顾,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处何方。
  梦中看到幼时的我,一点点大,站在墙角看别人作游戏,我慢慢蹲下身,向她伸出手,她含着姆指,大眼望住我,却只是笑。
  第二天我在去上课的路上,停下脚想了想,转了个弯子去车站,买了最快的一趟回家的票。
  少年时的荒草与旧楼已消失殆尽。倒是幼时的故居,处处荒烟锁闭。满屋的陈年旧事和被光照亮的尘土。
  那年我22岁
  第一次节目没有任何预告,在花鼓戏后面就开始了。还开热线,用40分钟谈张爱玲。居然爆满。
  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
  之后的三年,我的周末都在电台。晚上十点半的节目,下午两点去,和整幢空楼厮守,对着满桌子的信,音乐。下午的太阳照进来,地老天荒的昏黄。
  窗口正对着老榆树,倦了便望望它,春绿冬白,永远永远。
  然后,夜慢慢慢慢地来了。我坐在调音台前,热线开始之前一小时已有电话在等,两盏小绿灯闪烁不宁,像一个人内心欲言又止又呼之欲出的话。
  时间像只咻咻的野兽在身后赶,面容与声音都会老,我有一天会无法再穿贴身的长裙,缠到脚踝的高跟鞋,无法再有散落在肩膊的细软黑发。于是愈发在节目里极力用声音留住这一瞬,才不会在无涯的时间里化为粉尘。
  在节目里,从不相识的人那里获得无数知已之感。端着装满信和音乐的篮子下楼,在黑暗里想“可以死而无憾,”但还有一件事。满柜子的唱片磁带,郑智化的也很有几张,但那首歌,却遍寻不着,不过日长天久,就死了心。
  98年,发给我的名片上写着综艺部副主任。节目有了稳定的广告,报纸上有了自己的专栏。常常有电视台的邀请。
  决定去读书,不为什么,直觉应如此,其他理由都是遁辞。同事中只有宋扬知道并为我谋划。惶惑时便问他对不对,他一叠声说“对对对,发迹后别忘提携我先。”临走前同事们终于知道了,情绪热烈。“北京的工作环境比湖南好。”女生说 。   “没关系,你走了我来作夜色温柔,”杨景笑咪咪。看,都毫无离愁。
  宋扬学着我节目里的腔调怪叫“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笑骂他。
  这人从不听我节目,只有临走前某晚他拿薛岳演唱会的录音带要我在节目里放,他为我倒好带子,放给我听“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我看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悲哀神色。
  当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个平常的湘潭女孩打来的,她说她知道她生了病,瞒着父母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没查出什么——可是也许是比想象更严重的病。她不想知道。打算明年七月高考结束后再面对真相。“到时候总算有你在。”她说了一句平常的话,可就是这句话让我在节目里掉了眼泪——没有明年的七月了,没有这样亲如骨肉的信赖了。我紧闭着双眼不肯面对的,它就要来到了。而时辰一旦逝去,一切永不再来。
  下了节目,隔壁经济台的阿袁等我,她沉默地走在我身边,她懂得。我狼狈地走在夜里,流着眼泪,不知向哪里呼喊,呼喊在子夜时的我自己饱满的心灵,呼喊微雨中青湿的马路,呼喊清晨盈耳的鸟叫和干净的清水,呼喊被爱着的我自己。
  长沙,长沙,我曾沉溺于这个城市,我听过这个城市不休的嘈杂,连绵不绝的哀伤和大地沉沉的鼻息。在这里,我贪婪吸取那青绿山水之间的润泽,贪婪地吸取属于一个年轻女人的美和爱,永无魇足。
  很久之后我从小燕那里知道,星宝在那一晚给她打电话。哭泣良久。
  她看了看我的表情,说“你一直不知道很多同事听你的节目吗?”
  最后一次节目时,悲伤已经过去了。我只记得热线中,那人不惊诧,不挽留,只说:从此后只能从酒精中获得安慰。
  两年后在北京遇见蔡琴,告诉她我曾是她的听众,后来也做一名主持人,再后来,离开时,播放的是她的《渡口》“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知道思念从此生根,华年就此停顿……”
  我的心如铮铮琴弦拨动。
  火车开动时,手覆在玻璃窗上向外看,这里的小湖……绿……荷花……云,真让人缱绻。我曾妒羡那些筑居于侧的人,一辈子,就这样悠悠地过去了,小城中,小小的悲欢。呀。
  没有忽然而来的清风,没有高而蓝的天,秋天就这样在缠绵的雨里开始。我辞职去往北京——带着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书,刚够用的金钱,面目不清的未来和22岁的年纪。
  (出自柴静的作品《用一辈子去忘记》,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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