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新一轮课改以来，一线的教师们是幸福的，各级各类的培训层出不穷：有继续教育学习，有远程教育培训，有“国培计划”短期集中培训，有教学研讨观摩活动及种类繁多的大奖赛观摩……众多的培训学习，让人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又常听教师们抱怨：以前，我还知道书该怎么教，现在一轮又一轮的培训倒把我弄糊涂了，内心深处是犹豫彷徨、无所适从，怎一个“愁”字了得？
　　新课改以来，全国历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活动，笔者都参与了，现作一简要回顾：课改伊始，倡导的大多是革新，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去“变革”甚至“颠覆”。诸如，1999年第三届的指导思想是重在“转变观念”；2002年第四届要求“体现先进的课程理念，实现教学目标三维整合，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体现新意识，倡导新理念；渐渐地，倡导的是“理性”、是“固本”，如2004年第五届“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2006年第六届“怎样更好地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何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至此，似乎有冷静的辨析思考，追求“正确”“统一”；2008年第七届的指导思想是“进一步优化语文教学，提高教学实效性”；2010年第八届“吃准目标、夯实基础、指导学习、鼓励创新”，“创新”是建立在“夯实基础”之上的，追求“实效”；2012年第九届，更具体、更细致、指向性更明确：“落实年段学习目标、夯实识字写字教学，加强语言文字运用，呈现学生学习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百家争鸣、痛定思痛后，小语课改终于“拨乱反正”、冷静回归了。
　　二、 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曾几何时，语文界关乎学科定位吵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到底孰轻孰重？我以为母语毕竟是语言范畴，所谓“文以载道”，“道”只是蕴含其中而已。语言其自身的特点客观存在，规律也客观存在，它们也不可能因外界“熙熙攘攘”的认知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发展轨迹。因此，作为学习者，我们只能越来越近地靠近她、审视她、揣摩她、研究她，继而能适应之，发展之。
　　几番轮回，几经博弈，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进一步明确了语文指向语用的学科特点。语用意识是指言语交际实践、语用能力客观存在于人脑中的反映。通俗地讲，语用意识，即语言运用的潜在意识。语用意识是抽象的、间接的，但对言语交际实践有能动作用，主要是指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自觉的认识。
　　追本溯源，孔子设四科，其一就是“言语科”。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言，谁知其志”？强调语言的学习重在“言”。“言”，即表达，是终极目标。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强调学以致用：“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意谓学习本身有广泛的内涵，应具备“闻”“见”“知”“行”四要，只有学以致用和付诸实践，才能达到“语用”的目的。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劝学诗》中云：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提出治学的四个重要方面：多读、深思、虚心、躬行。此处，“行”当然有语言运用和身体力行双重内涵。
　　叶圣陶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语文能力要全面训练。1924年，他针对当时“教师只是教书讲书，学生只是背书听书，无发言之余地”之流弊，发表了《说话训练》一文，强调指出，“训练儿童说话实在是一个总枢纽”“儿童时期如不经说话训练，真是遗弃了一个最可贵的锁钥”，而且提出了一整套说话训练的方法，继而提出“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并重原则。
　　当代，于永正老师用五十年的教学积淀和思考，提炼成六个字：“学语言、用语言。”于老师的课堂，轻松灵动，善于巧妙开发课文语用资源，用课文教语文，教儿童的语文，用先学后教、平等对话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实现“写好字，读好书，作好文”的语用目标，真可谓指引当下语文教学发展方向的典范课堂。
　　（作者单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