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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高山教授多年前曾在我门下一起研习伦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互学中，我发现他有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致思方法，于是推荐他到万俊人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目前已成为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了。当他把《敌人论》书稿送到我手上并嘱我作序时，我有几许犹豫。虽然我也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但对敌人问题没有专门涉猎过，不敢“妄议”；与此同时，我看到“敌人”这样的字眼会心生凉意，思维会“冻化”，没有写作激情，因为我目睹过因历史的误判而成为“敌人”的好人的悲惨命运。我花了一些时日通读他的书稿之后，开始有了一些感觉，仅为杂感而已，不成其为“序”，希望不要误导读者。
高山君真正走上政治哲学的研究道路自然是万俊人先生的指引，后来他选择“政治暴力”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继而研究“战争”、“敌人”等政治哲学中的“另类”或负面问题，多多少少受了我所在的中南大学“负面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学术界的朋友也许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钊新先生主编过一套《负面文化研究丛书》，出版了十多本著作专门研究“罪恶”、“失败”、“虚假”、“丑陋”、“错误”、“衰落”、“自私”、“越轨”、“腐败”、“欺骗”等负面文化现象，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有人为之叫好，认为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他们质疑“为什么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而看不到大好形势”？以至于这套丛书在参加省级社会科学成果奖的评审时，专家推荐为一等奖，而在终审会上因有人提出“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负面的东西”而对我们的学术动机提出质疑，差点被扣上“抹黑论”的帽子，最终被降为二等奖。我对高山君能够传承中南大学“负面文化研究”这种学术传统而倍感欣慰。
为了不曾和不该忘却的学术记忆，我想重新介绍一下曾钊新先生关于“负面文化”研究的主要想法，也许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负面文化研究的真实起点是来自于生活的辩证法。没有“恶”就没有“善”，没有“假”就没有“真”，没有“敌人”也就没有“朋友”，等等，这些都是生活的辩证法。但是，辩证法一旦接近生活世界，人们并不是都有勇气去迎接辩证法的，对于习惯于所谓“正面思维”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曾钊新先生所言：“辩证法就难免成为书斋里的观念而走不出书斋，哲学的解放终归只是哲学家谈论解放的哲学。”文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正面文化和负面文化。曾钊新先生认为：“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性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产生了诸如真、善、美等正面价值的文化，同时伴随着假、恶、丑等负面文化，如果我们对假、恶、丑等负面文化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不加以削除，真、善、美等正面价值的文化也自然得不到张扬。问题是如何来消除假、恶、丑，首先要研究它们，发现它们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才能削除它们。可以说，负面文化思维，就是以正面文化为导向，通过对负面文化的探究，发现其规律性特征，找到削除的根本办法，来实现对正面文化的弘扬与建设的目的。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辩证法，从反面看正面，从负面求正道的思维方法。把假、恶、丑认识越透，对真、善、美就认识越深，这是人类把握文化现象的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不知何故，这种方法经常被人遗忘或误解，甚至遭到反对和限制。大凡人都爱听好话、唱赞歌、喊正调，这或许是人性弱点所致，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只当睁眼瞎、传声筒、吹鼓手，那人类的理性力量何以彰显？学术的生命何以承续？
毫无疑问，“敌人”是负面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是“朋友”或“我们”的对立面。我对“敌人”的理解最初是源于毛泽东“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然，区分敌友是革命的首要前提，也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解释什么是政治时也曾讲过，政治就是把敌人弄得少少的，把朋友弄得多多的。其实，敌人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不是简单的主体外化或异化的结果，而是与“人民”相对应的概念。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大多数、进步性、广泛性的一个表征，谁与人民作对，谁就是敌人。人民与敌人的分水岭是看谁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谁代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人民的力量也正是在战胜敌人中显现，战胜的敌人越多，人民的力量就越大。我相信化敌为友的可能性和技术性，但不认为有“没有敌人的世界”。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敌人，想有超越敌人的政治，只能是政治乌托邦。政治本身是一种两极存在，其间不乏多因素参与和博弈，但终究是两极对立的，诸如：权力与权利、民主与专制、清廉与腐败、战争与和平、仁政与暴政、忠诚与背叛、公正与偏私，等等。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正反相依，才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生动性和残酷性。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然偏执地揭示了政治生活的残酷性，但也从反面告诉了人们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正义的，才是优良的。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告知人们如何玩弄权术的同时，其实是在告诫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是“黑”的，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政治生活中的“罪恶”。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地认识政治生活，不认真研究政治中的负面文化，就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政治和政治的完整性。
应该说，高山君是怀着极大的学术勇气，用“负面文化思维”来开展他的政治哲学系列研究的，为之欣喜，为之点赞。也许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责难，但我坚信，真正源于学术真诚的研究是不朽的。正如曾钊新先生所言：“看清阴影，是为了追求光明。”
高山君真正走上政治哲学的研究道路自然是万俊人先生的指引，后来他选择“政治暴力”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继而研究“战争”、“敌人”等政治哲学中的“另类”或负面问题，多多少少受了我所在的中南大学“负面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学术界的朋友也许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钊新先生主编过一套《负面文化研究丛书》，出版了十多本著作专门研究“罪恶”、“失败”、“虚假”、“丑陋”、“错误”、“衰落”、“自私”、“越轨”、“腐败”、“欺骗”等负面文化现象，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有人为之叫好，认为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他们质疑“为什么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而看不到大好形势”？以至于这套丛书在参加省级社会科学成果奖的评审时，专家推荐为一等奖，而在终审会上因有人提出“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负面的东西”而对我们的学术动机提出质疑，差点被扣上“抹黑论”的帽子，最终被降为二等奖。我对高山君能够传承中南大学“负面文化研究”这种学术传统而倍感欣慰。
为了不曾和不该忘却的学术记忆，我想重新介绍一下曾钊新先生关于“负面文化”研究的主要想法，也许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负面文化研究的真实起点是来自于生活的辩证法。没有“恶”就没有“善”，没有“假”就没有“真”，没有“敌人”也就没有“朋友”，等等，这些都是生活的辩证法。但是，辩证法一旦接近生活世界，人们并不是都有勇气去迎接辩证法的，对于习惯于所谓“正面思维”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曾钊新先生所言：“辩证法就难免成为书斋里的观念而走不出书斋，哲学的解放终归只是哲学家谈论解放的哲学。”文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正面文化和负面文化。曾钊新先生认为：“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性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产生了诸如真、善、美等正面价值的文化，同时伴随着假、恶、丑等负面文化，如果我们对假、恶、丑等负面文化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不加以削除，真、善、美等正面价值的文化也自然得不到张扬。问题是如何来消除假、恶、丑，首先要研究它们，发现它们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才能削除它们。可以说，负面文化思维，就是以正面文化为导向，通过对负面文化的探究，发现其规律性特征，找到削除的根本办法，来实现对正面文化的弘扬与建设的目的。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辩证法，从反面看正面，从负面求正道的思维方法。把假、恶、丑认识越透，对真、善、美就认识越深，这是人类把握文化现象的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不知何故，这种方法经常被人遗忘或误解，甚至遭到反对和限制。大凡人都爱听好话、唱赞歌、喊正调，这或许是人性弱点所致，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只当睁眼瞎、传声筒、吹鼓手，那人类的理性力量何以彰显？学术的生命何以承续？
毫无疑问，“敌人”是负面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是“朋友”或“我们”的对立面。我对“敌人”的理解最初是源于毛泽东“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然，区分敌友是革命的首要前提，也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解释什么是政治时也曾讲过，政治就是把敌人弄得少少的，把朋友弄得多多的。其实，敌人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不是简单的主体外化或异化的结果，而是与“人民”相对应的概念。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大多数、进步性、广泛性的一个表征，谁与人民作对，谁就是敌人。人民与敌人的分水岭是看谁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谁代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人民的力量也正是在战胜敌人中显现，战胜的敌人越多，人民的力量就越大。我相信化敌为友的可能性和技术性，但不认为有“没有敌人的世界”。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敌人，想有超越敌人的政治，只能是政治乌托邦。政治本身是一种两极存在，其间不乏多因素参与和博弈，但终究是两极对立的，诸如：权力与权利、民主与专制、清廉与腐败、战争与和平、仁政与暴政、忠诚与背叛、公正与偏私，等等。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正反相依，才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生动性和残酷性。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然偏执地揭示了政治生活的残酷性，但也从反面告诉了人们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正义的，才是优良的。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告知人们如何玩弄权术的同时，其实是在告诫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是“黑”的，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政治生活中的“罪恶”。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地认识政治生活，不认真研究政治中的负面文化，就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政治和政治的完整性。
应该说，高山君是怀着极大的学术勇气，用“负面文化思维”来开展他的政治哲学系列研究的，为之欣喜，为之点赞。也许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责难，但我坚信，真正源于学术真诚的研究是不朽的。正如曾钊新先生所言：“看清阴影，是为了追求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