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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之后,由于政治斗争在法国社会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因此政治在法国社会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正处在激烈的斗争之中。波旁封建王朝复辟后,贵族卷土重来,整个社会又重新笼罩在旧贵族的阴霾之中,法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个性和魄力都受到压抑的时期,平民青年很难有出路。上层社会一片糜烂,金钱、地位和名利是上层人的主要追求,大多的青年人也都执着于此并乐此不疲。尤其是那些有着高贵地位却又家道中落,或地位卑微中途暴发的人更是狂热的追求各种功名利禄。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法国作家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情结大都选择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著名作家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在对法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上具有穿透力,前者是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者,后者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揭露者。这两位作家的创作连缀起来,深刻的反映出了法国五十余年的社会发展史。
《红与黑》和《高老头》从广阔的范围内深刻反映法国的社会问题。两位作家同属中小资产阶级范畴,同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革命时期,因而同属于被金融资产阶级排斥在外的第三阶级。他们站在同样的思想起点,遵循着相似的思路,面对同样刻骨铭心的现实问题,进行着同步的哲理思索和个性化艺术世界的创造。但不同的是,他们通过不同主人公迥异的人物性格来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
全部的《红与黑》是主人公于连·索莱尔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过程,也是十九世纪整个法国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于连的性格十分复杂,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的变化,他是一个自尊、自爱、勇敢、真诚,而又自卑、虚伪、怯懦的矛盾统一体。他充满了激情而又十分冷静,既要独立自主,有时也表现出依附和屈从。作者细致地刻画出于连内心的真诚与虚伪,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启蒙主义哲学家反对社会不平等以及维护人格的思想培养了于连强烈的平民意识。爱情是他实现奋斗目标的手段,但他毕竟还是善良的并没有在爱中始终藏着心计,极易动真感情。他想通过个人奋斗走上成功的道路,开创事业,于连认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将军”。但在那个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高贵的出身,没有财富就没有出头之日是那一代青年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要在金钱主宰下生活。于连追求的并不是那种“保证他舒适生活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所有的英雄梦想”。他企图凭借个人的才华和傲气进行反抗,采取了种种虚伪的投机手段,最终却在充满邪恶、欺诈的世界构建了他的悲剧性格。整个社会尽头这一种利己主义倾向,随着这种社会局面的形成,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心态变化。
在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受压迫、受歧视,因此对现状强烈不满,要求民主、平等,仇恨封建等级制度,憎恨教会的虚伪和卑鄙,对复辟社会进行了复仇性的绝望的反抗,在历史的逆流中盲目追求个人利益,但因为缺乏明显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最终被统治阶级所毁灭。于连的形象鲜明的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强烈的反抗性、斗争性以及妥协性和动摇性。
《高老头》讲述的是1819年在巴黎拉丁区有一个叫伏盖公寓的包饭客房里以大学生拉斯蒂涅为主线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拉斯蒂涅是从外地来巴黎读大学的青年,出身破落贵族家庭,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热情而有才气,想做一个清廉正直的法官。但巴黎的豪华生活的刺激加强了他“对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他认为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求上进的路太艰苦,也太遥远,还不一定行得通,而现实社会依靠几个有钱的女人作进身的阶梯则容易得多,于是他想“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的后台的妇女”。由于姑母的引荐,他结识了远房表姐,巴黎社交界地位显赫的鲍赛昂子爵夫人。在她举办的舞会上他认识了高老头的大女儿伯爵夫人阿娜斯大齐,但遭到嘲笑。鲍赛昂夫人教导拉斯蒂涅这个社会又卑鄙又残忍,要他以牙还牙去对付这个社会。她说:“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的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没有一个女人关切,他在这儿便一文不值,这女人还得年轻、有钱、漂亮。”
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懂得要以自己的热情和才气、风流倜傥的外表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以此投身于上流社会。在与那些贵夫人交往的过程中,尽管他一再的使用“倾心、心醉、着迷”等字眼,却很难说他对他们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他把他们当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而那些贵妇人也能从他身上获得好处,对于女性,他更多的使用引诱,利用不断的换目标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最初从外省来到巴黎的那种初涉贵族府邸时的不安与窘迫,对母亲、妹妹的眷恋,搜刮姑母、妹妹积蓄时的惊魂不定,还可以窥见他的稚气未脱和童心未泯的善良和诚实。然而聆听了各色人的教诲,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悄然隐退和高老头的孤独惨死,历经了因资产阶级和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与交替而产生的痛苦挣扎,抛弃了源于贵族绅士的道德宗旨,学会了“顺从”社会的方法。
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但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准确。内容丰富、分量沉重、寓意深远的《红与黑》实际上是写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不追求幸福的,贵为帝王,贱为囚徒。于连首先是把社会或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活得幸福的标准,追求所谓社会成功和他人承认,他的悲剧性也就体现于此,社会乃是个人幸福的障碍,追求社会成功使渴望幸福的人走上歧途。但人又不能脱离社会与世隔绝,所以,人还是要在社会中,在人际关系中求得幸福,追求精神幸福。斯丹达尔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
巴尔扎克曾说过:“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拉斯蒂涅更善于察言观色,意识到时代在变化,只有使自己的思想很好的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融合,学会了生存于当时社会的游戏规则,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才能顺利的进入富贵的天堂世界。
无论是失败的于连,还是成功的拉斯蒂涅,他们都在实现人生目标的道路上奋斗过,人格被扭曲,自尊受屈辱。他们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在权钱网络笼罩下奋斗者的必然命运:要么彻底泯灭人性,做一个上流人;要么保持尊严,成为阴谋与卑劣的牺牲品。这两种形象代表法国复辟时期绝大多数青年奋斗者的形象,成为永远的文学长廊中个人拼搏的强有力的代表。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拉斯蒂涅到于连的活动轨迹,预示着这个复辟王朝必然覆灭的命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张梦瑶(1989.07-),女,陕西人,硕士,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方向。)
《红与黑》和《高老头》从广阔的范围内深刻反映法国的社会问题。两位作家同属中小资产阶级范畴,同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革命时期,因而同属于被金融资产阶级排斥在外的第三阶级。他们站在同样的思想起点,遵循着相似的思路,面对同样刻骨铭心的现实问题,进行着同步的哲理思索和个性化艺术世界的创造。但不同的是,他们通过不同主人公迥异的人物性格来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
全部的《红与黑》是主人公于连·索莱尔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过程,也是十九世纪整个法国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于连的性格十分复杂,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的变化,他是一个自尊、自爱、勇敢、真诚,而又自卑、虚伪、怯懦的矛盾统一体。他充满了激情而又十分冷静,既要独立自主,有时也表现出依附和屈从。作者细致地刻画出于连内心的真诚与虚伪,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启蒙主义哲学家反对社会不平等以及维护人格的思想培养了于连强烈的平民意识。爱情是他实现奋斗目标的手段,但他毕竟还是善良的并没有在爱中始终藏着心计,极易动真感情。他想通过个人奋斗走上成功的道路,开创事业,于连认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将军”。但在那个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高贵的出身,没有财富就没有出头之日是那一代青年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要在金钱主宰下生活。于连追求的并不是那种“保证他舒适生活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所有的英雄梦想”。他企图凭借个人的才华和傲气进行反抗,采取了种种虚伪的投机手段,最终却在充满邪恶、欺诈的世界构建了他的悲剧性格。整个社会尽头这一种利己主义倾向,随着这种社会局面的形成,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心态变化。
在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受压迫、受歧视,因此对现状强烈不满,要求民主、平等,仇恨封建等级制度,憎恨教会的虚伪和卑鄙,对复辟社会进行了复仇性的绝望的反抗,在历史的逆流中盲目追求个人利益,但因为缺乏明显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最终被统治阶级所毁灭。于连的形象鲜明的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强烈的反抗性、斗争性以及妥协性和动摇性。
《高老头》讲述的是1819年在巴黎拉丁区有一个叫伏盖公寓的包饭客房里以大学生拉斯蒂涅为主线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拉斯蒂涅是从外地来巴黎读大学的青年,出身破落贵族家庭,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热情而有才气,想做一个清廉正直的法官。但巴黎的豪华生活的刺激加强了他“对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他认为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求上进的路太艰苦,也太遥远,还不一定行得通,而现实社会依靠几个有钱的女人作进身的阶梯则容易得多,于是他想“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的后台的妇女”。由于姑母的引荐,他结识了远房表姐,巴黎社交界地位显赫的鲍赛昂子爵夫人。在她举办的舞会上他认识了高老头的大女儿伯爵夫人阿娜斯大齐,但遭到嘲笑。鲍赛昂夫人教导拉斯蒂涅这个社会又卑鄙又残忍,要他以牙还牙去对付这个社会。她说:“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的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没有一个女人关切,他在这儿便一文不值,这女人还得年轻、有钱、漂亮。”
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懂得要以自己的热情和才气、风流倜傥的外表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以此投身于上流社会。在与那些贵夫人交往的过程中,尽管他一再的使用“倾心、心醉、着迷”等字眼,却很难说他对他们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他把他们当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而那些贵妇人也能从他身上获得好处,对于女性,他更多的使用引诱,利用不断的换目标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最初从外省来到巴黎的那种初涉贵族府邸时的不安与窘迫,对母亲、妹妹的眷恋,搜刮姑母、妹妹积蓄时的惊魂不定,还可以窥见他的稚气未脱和童心未泯的善良和诚实。然而聆听了各色人的教诲,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悄然隐退和高老头的孤独惨死,历经了因资产阶级和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与交替而产生的痛苦挣扎,抛弃了源于贵族绅士的道德宗旨,学会了“顺从”社会的方法。
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但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准确。内容丰富、分量沉重、寓意深远的《红与黑》实际上是写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不追求幸福的,贵为帝王,贱为囚徒。于连首先是把社会或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活得幸福的标准,追求所谓社会成功和他人承认,他的悲剧性也就体现于此,社会乃是个人幸福的障碍,追求社会成功使渴望幸福的人走上歧途。但人又不能脱离社会与世隔绝,所以,人还是要在社会中,在人际关系中求得幸福,追求精神幸福。斯丹达尔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
巴尔扎克曾说过:“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拉斯蒂涅更善于察言观色,意识到时代在变化,只有使自己的思想很好的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融合,学会了生存于当时社会的游戏规则,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才能顺利的进入富贵的天堂世界。
无论是失败的于连,还是成功的拉斯蒂涅,他们都在实现人生目标的道路上奋斗过,人格被扭曲,自尊受屈辱。他们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在权钱网络笼罩下奋斗者的必然命运:要么彻底泯灭人性,做一个上流人;要么保持尊严,成为阴谋与卑劣的牺牲品。这两种形象代表法国复辟时期绝大多数青年奋斗者的形象,成为永远的文学长廊中个人拼搏的强有力的代表。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拉斯蒂涅到于连的活动轨迹,预示着这个复辟王朝必然覆灭的命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张梦瑶(1989.07-),女,陕西人,硕士,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