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红塔寺石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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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17日,甘肃省东乡县第三次文物普查组在对唐汪镇红塔寺实地调查中,寺院主持唐仲吉向普查队员介绍,该寺上方悬崖上的石窟中有大面积的精美壁画,并提供了部分壁画的照片。由于缺乏相应的攀登工具,普查队员未能对石窟壁画进行亲临调查。为了全面详细的掌握石窟和壁画的第一手信息,2010年1月20日,普查队员再次前往红塔寺,冒着生命危险,踏着简陋的木梯,攀上50多米高的悬崖绝壁,对石窟和壁画进行了重点实地调查,发现了约50平方米的壁画。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部,东隔洮河与定西地区临洮县毗邻;南与广河、和政县接壤;西以大夏河与临夏市、临夏县为界;北与黄河(刘家峡水库)与永靖县相望。红塔寺石窟位于东乡县唐汪镇河沿村北约50多米处,地处距地面高约50多米处的红塔山悬崖上,原为红塔寺的上殿。红塔寺清代中期称为洪塔寺,后因紧靠高约百米形似宝塔的红色砂岩巨柱,改名红塔寺。据寺内现存的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刻立的《洪塔寺募化舍施常住碑记》记载:“红塔寺始建于南宋末,依悬崖峭壁凿窟而建。地方志云:十六国时,佛教已在洮西传播,唐时颇盛,南宋末年,汉传佛教禅宗派兴盛之时,信众始在红塔山峭壁凿窟立寺”。碑文记载了当时的盛况:“洮河为古罕地,境内不少名刹,而(洪)红塔寺为最著”“这里山势岂蛲,林木蓊郁,仿佛落伽之地”“傍山而禽鸟参禅,近水而鱼龙听法,游人随喜而不思去,高僧至止而愿高栖,此所以甲于洮河之诸刹也”。清末河州名人邓隆游览此地后,留下千古名句:
  擎天石柱号红塔,万古凌云笔一支。
  洮水满田青不尽,月明倒影蘸清池。
  据碑文记载,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乾隆元年(1736年),红塔寺经多次修建,建成了上、中、下三殿,分别供奉释迦牟尼、燃灯、弥勒三佛,观音、文殊、地藏三菩萨,殿壁彩绘了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和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神像,并建起了栈道、山门、过厅、钟鼓楼、戏台、厢房等附属设施,规模空前。20世纪50年代,在“反封建特权运动”中,红塔寺原有建筑设施遭到焚毁损坏,寺藏文物经卷丢失殆尽,只有处于绝壁上的石窟壁画因栈道毁坏而幸免于难,仅留数十个栈道柱洞和烧焦的上殿柱子残段。
  红塔寺石窟坐北面南,平面呈“凸”字形,由窟门、窟室和佛龛三部分组成。窟门高1.78米,宽1.16米,进深1.5米,圆拱顶;窟室东西长4.5米,南北宽3.6米,高2.32米;佛龛位于北壁中上部,宽3.5米,高1.3米,进深1.1米,佛龛和窟室均为乎顶。整个石窟内部除地面外,均以褚黄、红、黑和白渚色,于石壁的泥层表面上涂绘出精美的佛像题材壁画。
  北壁佛龛后壁上绘有圆形头光和半圆拱形背光,背光肩背上绘有一周火焰,从壁画头光和背光来看,其前佛龛上原塑有释迦牟尼坐像(现已不存,仅留一残陶灯),佛龛两侧的石壁上各绘有一尊菩萨,俱戴五花冠,下有覆仰莲花宝座,因有经书覆盖,面目不清,应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
  东壁居中为结跏趺坐在莲花台座上的释迦牟尼,佛像高1.3米,宽0.91米,头饰宝珠形髻,着红色通肩长衣,袒胸露乳,腰着红色紧身束腰,右手斜放置于右膝上,左手下垂平放于左脚上,手施降魔印,五官端正慈祥,目光前视,身后绘有圆形头光和圆拱形背光,为东壁壁画的主题图案。在释迦牟尼左右两侧自上而下各绘有四层小型壁画,每层六幅,图案有“太子辞父母”“燃灯佛引路修行”“太子金盆洗出金身”“舍身喂虎救畜生”“燃灯佛度化太子”“太子割肉喂鹰”等题材,皆为释迦牟尼的佛本生故事。每图各配有一个榜题说明,犹如一幅幅连环画,整个画面内容丰富,布局严谨。
  西壁绘有数十尊菩萨、罗汉、童子像,皆有头光。图像大的尺余、小的寸许,有的光头、有的戴冠,有坐有立,排列错落有致,神韵突出。人物形象世俗化,特别是女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瓔珞、臂贯环钏、肩搭飘带,雍容华贵,形神丰丽,形象接近唐代著名仕女画家张萱、周防笔下的妇女人物。
  窟门两侧的南壁上,居中对称各绘一身躯壮硕的韦陀护法。韦陀环眼怒睁,张开血口,唇上描两撇八字胡,耳吊圆环,赤膊露腹,肩搭飘带,下身裹虎皮短裙,屈腿半蹲,右手高举降魔杵,左手两指上翘,手作智拳印,一幅凶神恶煞的样子,背后绘一尖拱形龛,韦陀上方绘有上下两层共10尊释迦牟尼,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在莲花台座上,座下承方形木台。韦陀下方左、中、右绘有3个5层宝塔。窟顶由9个曼陀罗形成藻井装饰,每个曼陀罗直径85厘米,内分9个开光,其中圆心一个,外缘8个,每个开光内各绘有一尊施禅定印的释迦牟尼坐像。
  整个石窟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并且保存较为完好。其释迦牟尼的形象具有早、中、晚三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窟门两侧上部的释迦牟尼,身躯粗壮,面形椭圆,皮肤黝黑,阔鼻长目,大耳垂肩,手施伏魔印;窟顶曼陀罗开光内的释迦牟尼,短螺发,阔鼻长目,大耳垂肩,嘴角上翘;而东壁正中的释迦牟尼,身躯修长,眉目娟秀、玲珑剔透,含情脉脉,婉丽动人。这三处释迦牟尼像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呈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根据石窟东壁释迦牟尼坐像下部“西方圣境“牌上墨书记载的“愿主唐守宰募化亲眷,唐氏子赵伏成,消今生之罪垢,种来世之因果,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一心成就诸佛、菩萨、金像保佑二大时中,吉祥如意,万事亨通。大清康熙癸丑年八月十三日开光”愿文和落款,以及各个释迦牟尼佛像的不同风格,结合清代乾隆年间刻立的《洪塔寺募化舍施常住碑记》碑文记载,综合分析,红塔寺石窟始凿于南宋末,其壁画也绘于同一时期,明代洪武年间和清代康熙年间,又先后对石窟进行丁扩大和彩绘,随着石窟的进一步扩大和原有壁画的局部脱落,清代康熙年间,当地乡绅唐守宰募化亲眷,在南宋和明代石窟壁画上重新进行了描绘和增补,最终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壁画出现在同一石窟内的情况。
  石窟壁画所在的唐汪川,依山临河,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唐蕃古道的渡口,是南去河州、夏河,北上省城兰州的交通要道,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和亲的必经之路。这里与地处永靖县境内的炳灵寺石窟不足百里,又处于同一个交通线上,其绘画艺术明显的带有盛唐以来炳灵寺石窟艺术的风格,与炳灵寺石窟艺术一脉相承,是炳灵寺石窟艺术在东乡地区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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