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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会议
正确解读了东方会议，就能深入探讨以往研究 《田中奏折》 几乎从未涉及的大连会议。
（一） 大连会议的可疑
大连会议的内容基本空白。从历史遗留的种种痕迹看，充满可疑。
其一，不合逻辑。历时11天的东京东方会议于7月7日结束，田中以训示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却在纲领墨迹未干之际再次举行历时十天的“第二次东方会议”。
其二，目的模糊。“蔡说”两次认定奏折内容包含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从参加的人员看，既然又是一次东方会议，就绝对是商讨大政方针的战略性会议，不可能是研究具体操作的战术性会议。
其三，史料灭失。大连会议的所有资料几乎人间蒸发。而且，会议地址特地由东京搬到大连，又改为旅顺，目的显然是为了严防走漏任何消息。
其四，各国保密。如果说文件在中日间已经难觅踪影，那些当年也同样获得文件的国家显然不可能全部灭失，又为何始终秘不示人？
其五，张学良沉默。张学良可谓是公布 《田中奏折》 的始作俑者，但在其漫长岁月极为庞杂的回忆中，对如此影响重大又足以给他增光添彩的爱国壮举却始终只字不提，似乎与奏折毫无关系。
其六，集体失忆。王、蔡、林三位历史主要当事人似乎与张学良同样避之唯恐不及。
以上六点理由表明大连会议必定隐藏着至今还未被人知的重大秘密，也必定是 《田中奏折》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关键所在。
（二） 大连会议的内容
如果说东方会议还多少透露了些可以公开的内容，大连会议则几乎滴水不漏，因为涉及到日本当年国家“谋略”的日苏密约。证据起码有三：
其一，“天皇独白录”。1990年日本 《文艺春秋》 杂志第12期发表了裕仁在1946年的内部谈话记录 《昭和天皇独白录》，其中有一段关于处理河本大作的内容泄露了天机：“据说，因为如果召开军法会议问讯此事，河本将会全部暴露日本的谋略，所以取消召开军法会议了。”这段史料起码证明两点：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当年国家“谋略”的一部分，并非是河本的个人行为；为了日本 “谋略”的保密不得不“取消”对河本的责任追究。众所周知，东方会议并未决议除掉张作霖，因此确立这一“谋略”的会议只能是大连会议。
其二，从历史演变的事实看苏联对日本的两项秘密承诺。一是满洲自治。如前所述，苏联为了实施“喘息”政策决定让日本“建立自治的满洲”。“苏联廉价出卖中东路，是为保证其东部的安全而向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他们严重践踏了1924年的中俄协定，给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苏联将中东路让给伪满，就等于公开承认伪满的合法性。其次，苏联想祸水南引，把中东路卖给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等于卖给了日本。日本自夺得中东路后，消除了后顾之忧，便更加疯狂地向中国内地进犯，中国人民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提出“满洲自治”到默认“九一八”事变再到默认“满洲国”，苏联确实兑现了对日本的秘密承诺。
二是苏联“不干涉”。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斯大林就于索契致电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第一句话就是：“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斯大林还指示：“报刊上应该这样处理，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反对武装干涉的。要让 《真理报》 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原来斯大林早已胸有成竹，因此让部属尽管袖手旁观。苏联确实严格信守对日本的承诺，抗联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明证。
其三，从历史演变的事实看日本对苏联的两项秘密承诺。一是保证苏联的领土完整及在华利益。明确提到日本对苏联有过这一承诺的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哈尔滨前夕，“11月初，李维诺夫重申不干涉政策，并希望日本政府信守诺言，‘不损害苏联的利益’”。二是迅速南下以取信于苏联。一战后，日本始终把苏联作为首要敌国，因此一切战略措施首先都是针对苏联的。大连会议表明日本南下政策的确立。日本占领东北后逼近苏联边境，苏联唯恐日本失信就想采取制约措施以防万一。“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占领东北后日本随即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主要是在用激烈的南下行动解除苏联的顾虑。作为回应，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而日本也抓紧越过长城步步南下，确实兑现了对苏联的承诺。就此而言，日军近似疯狂的连续南下伴随着日本政界频繁的政治谋杀以消除障碍也就都有了合理又合乎逻辑的解释，斯大林顾虑的“消退”更是顺理成章。“苏联只需西伯利亚边境不受侵犯，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单独面对敌人了。”
奏折“开头”著名的“征服论”唯一的可能就是来自大连会议，证据起码有三：“王说”奏折的内容是“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王说”直接引用了“征服论”；研究表明东方会议并无“征服论”。其实只要仔细品味那句“开头”，字里行间早已把苏联因素排除在外，明显就是大连会议为寻求共识，向与会者强调与苏联缔约对日本“征服”东方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实现 “征服”这一宏愿的前提与保证，就是必须与苏联签订密约。总之，苏联要“喘息”，日本要“征服”，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三） 大连会议与奏折
大连会议后不久，为了应对闻风而来云集日本的各国间谍，《田中奏折》 就此问世，并迅速被苏美相继获取，苏联竟然还同时在哈尔滨与首尔两处得手。蔡智堪取奏折更像是囊中探物。由此可见，日本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理由起码有十： 其一，奏折出现的时间。前述“九说”有“六说”表明奏折在田中生前就开始流行。除了日本自身，他人不可能在田中还活着时就冒其名作伪。
其二，田中的默认。既然田中生前奏折已经流行，不管是“非出本意”或“其内容也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都表明田中默认奏折的存在。如果真是被冒名顶替，岂能模棱两可无所作为。
其三，牧野伸显的帮助。帮助蔡智堪入皇宫的关键人物牧野伸显是东方与大连两次会议主角之一吉田茂的岳父，他俩关系密切：“吉田茂以牧野为政治靠山，也是牧野的耳目。他无论任职于国内或国外，都随时将自己的政见与公私活动报告给牧野，其中不少是涉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吉田茂“通过牧野去影响西园寺和日皇，因此牧野对东方会议的情况无疑是很清楚的。”就此而言，翁婿联手设局诱导蔡智堪的可能性显而易见。
其四，重光葵的结论。既然奏折以田中命名，重光葵的调查势必“确切”地掌握了田中本人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证据，否则又岂能断言“日本军部”作伪。
其五，为日本的东方“谋略”服务。张作霖因成为“谋略”的障碍而被除去，河本也碍于“谋略”而不能追究，奏折就是保护“谋略”而及时施放的烟幕弹。
其六，真实内容不可能形成奏折。理由起码有三：一是大连会议根本就未见记录，又岂能写成文字加以扩散以授人之柄；二是日本的国家“谋略”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在奏折中明述；三是日本不可能愚蠢到把这种“谋略”写成奏折直接让日皇担责，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不会“证据不足”。因此，当所谓奏折的欺骗作用起过后，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就是必然。
其七，河本大作的供词。“河本大作在其口供中说，《田中奏折》 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但他并不否认其存在，他说‘可能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提出来的’。”河本当时作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了大连会议。他的供词隐晦但真实，关键是要理解当年日本高层为保密而特有的语境。河本口供的意思有三层：奏折是大连会议的产物；“解决满蒙问题”或“满蒙分离”其实就是日苏密约的专用代词，就像日本高层一直用“某重大事件”作为皇姑屯事件的专用代词一样；奏折为此所谓的“提出”无疑就是作伪的隐语。
其八，苏、美的沉默。苏、美在1927年秋冬获取了奏折，但多年来始终默不作声，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们也发现了奏折作伪。
其九，合理解释了所有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如蔡智堪需要时有贵人不期而至；事先必须宣誓承诺公布奏折；进皇宫抄印奏折如入无人之境；夹带奏折进出日本亦似举手之劳；日本学者查无此人的山下勇横空出世假戏真做；蔡的同谋者竟然平安无事；蔡入狱并被所谓“二十八宿”等虚假信息误导以致坚信奏折的真实性；奏折被蔡抄走后就此在日本消失；奏折中一些史实、语气与格式错误其实就是设计时预留的隐秘“后门”，既便于日后证伪又便于栽赃于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然声称“证据不足”；重光葵只说结论却回避调查的具体时间与“确切”的证据等。
其十，《田中义一传记》 的承认。日本出版的此传记“在首先断定这一文件系属伪造之后，提出其核心部分的资料实际为日本人起草的观点。”当然，传记完全不知“日本人”为何要“伪造”，还似乎回避了最为关键的要点：田中是否知情。
大连会议的召开与隐瞒，正是日本以田中名义伪造奏折的原因与目的。田中虽非“本意”，却也无可奈何别无选择，表明田中并非是奏折作伪的局外人。重光葵断言军部作伪更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奏折之真相
有了以上考证的铺垫，《田中奏折》 的真相应该初具轮廓。
（一） 《田中奏折》 的形成梗概
大连会议结束后，日本为应对各国云集东京的间谍而设计了奏折作伪。在引起重光葵调查的同时，王家桢也走马上任主管张作霖的情报部门，随即发生“小生”在山本家的“私录”行动。王家桢回忆：“当时我主持翻译 《田中奏折》 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提供给汉卿先生和东北地区的一些要人掌握日本对华动态，进而采取防范对策的。”张作霖针对日苏密约的基本内容，抢先在1927年底前后与日本签订 《满蒙新五路协约》 与 《满洲独立密约》，同时又试图与美国发展联系，“为美国在满洲获取利益提供特权，他在北京已经预先得到美国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的许诺。”张作霖显然是在试图瓦解苏日密约并另找靠山以绝处逢生。
张作霖有针对性的行动，尤其是与日本的“密约”被苏联视为“喘息”政策的最大威胁。于是日本在与张作霖还是苏联合作的决策中最后显然选择了后者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张作霖就不得不死。
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潜回沈阳后就下令寻找杀害张作霖的证据：“拨出专款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蔡智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抄取 《田中奏折》 的。”蔡智堪回忆：“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得王家桢手书”。查该年6月的星期天分别是3、10、17和24日。张学良在18日回沈阳，由此蔡得到“手书”只能是在24日，其行动显然是在七月。于是，《田中奏折》 继东北与韩国之后又出现在日本皇宫恭候蔡的到来。蔡似乎被诱导而上演了一出仿佛现代版的“蒋干盗书”，奏折继苏美之后又落到了张学良之手。顺便指出，对蔡所获奏折之真伪，王当然心知肚明，中断原先答应给蔡的大笔经费又不能明说也就在所难免，以致不明真相的蔡智堪始终耿耿于怀。
“苏说”奏折的公布是“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当然，如何“帮助”的全部详情已不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苏联在得知密约有所泄露后，顺势对假奏折进行必要的加工后予以公布：增加“附件”，把奏折的时间定在两次会议之间以彻底隐去关系重大的大连会议；突出日本鲸吞东北并准备南下的侵略意图，以弱化“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隐身苏联，又转移国人的矛头所向，还把日本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就合理解释了三个疑问： “纪说”、“阎说”与“时说”密集公布奏折的时间为何正与中东路事件的重要节点同步；蔡与王为何都不知奏折有附件；公布的奏折中为何根本没有蔡与王所言之大连会议的内容。 1929年“7月2日，田中提出内阁总辞职。其后，9月29日，田中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田中之死是奏折弄假成真不可或缺的前提，使得日本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毕竟，奏折的内容与日本东方“谋略”的基本精神、逻辑关系是一致的。
为了保护日苏密约的机密，日本可谓机关算尽：东方会议的会中会，山本谈判的密中密，大连会议的谜中谜，会议的资料少又少，报告对话的话中话，田中奏折的一而再。由于日本是奏折作伪的始作俑者，后来出现的各种版本也就顺理成章。
（二） 《田中奏折》 小结
在日本“《田中奏折》 是伪物已成通说”。其实，更准确地说，此件是“伪奏”但更是“真物”。因其作用是诱饵而非上奏，当是“伪奏”；但不管是政府还是“军部”，奏折出自日本之手，其目的和内容都是为日本“谋略”服务的，也已被历史演变所证实，当然就是“真物”。这就是说，不能把“伪奏”与“真物”混为一谈，更不能因其“伪奏”的作用而否定其“真物”的性质。
《田中奏折》 事件中的重大利害关系使得涉事者不得不思前想后三缄其口，就是张学良也权衡利弊沉默自保，甚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以大局为重回避为上，遑论那些当年幸存的小人物。
至此，前述 《田中奏折》 版本的“九说”都得到了合乎逻辑和事实的解释，《田中奏折》 事件的路径也已经形成：日本对独占东北的渴求、苏联的“喘息”政策与秘密和约的提出、日本经东方和大连会议确定东方大“谋略”、张作霖获“小生”的情报却自保不成、张学良追查皇姑屯事件、蔡智堪的“蒋干盗书”、田中暴毙、所谓奏折的再加工、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布、《时事月报》 的刊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回避、以及主要当事人迂回曲折各执一词的回忆，奏折之谜形成。简而言之，奏折涉及苏日的战略，又被两国所精心掩饰，其扑朔迷离理所当然。由此可见，奏折的真伪其实已经不重要，奏折本身隐含的真相才是真正的关键，表明日本自东方“谋略”确定之日起，侵略中国的整体蓝图与既定路径就已经基本定型。
苏联出让东北“收买”日本南下，以牺牲眼前的局部利益换取长远的战略安全，还能加剧中日之间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可谓祸水南引，一举多得。
日本为了谋取眼前的短暂利益而丧失长远的战略主动， 掉进了苏联为其精心设置的战略陷阱而无法自拔。难怪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曾忧心忡忡地说：“日本吞并东三省，无疑吞了一枚炸弹。”币原所谓的“炸弹”其实是在暗指“密约”。确实，这枚诱使日本必须南下的“炸弹”所引爆的后续系列“炸弹”，最终把大国博弈中的日本炸得粉身碎骨。“许多人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田中奏折》 的真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对日本整个扩张主义政策的探源问题。搞清它的来龙去脉，不但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整个活动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符合事实的评价，同时也对正确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有着极大的影响。”
苏、日、中三国战略博弈的历史视野、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形成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 《田中奏折》 之谜，对中国及世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对大国间为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之复杂与无情，无疑会有更宽广更深刻的思考与理解。
（选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8期）
正确解读了东方会议，就能深入探讨以往研究 《田中奏折》 几乎从未涉及的大连会议。
（一） 大连会议的可疑
大连会议的内容基本空白。从历史遗留的种种痕迹看，充满可疑。
其一，不合逻辑。历时11天的东京东方会议于7月7日结束，田中以训示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却在纲领墨迹未干之际再次举行历时十天的“第二次东方会议”。
其二，目的模糊。“蔡说”两次认定奏折内容包含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从参加的人员看，既然又是一次东方会议，就绝对是商讨大政方针的战略性会议，不可能是研究具体操作的战术性会议。
其三，史料灭失。大连会议的所有资料几乎人间蒸发。而且，会议地址特地由东京搬到大连，又改为旅顺，目的显然是为了严防走漏任何消息。
其四，各国保密。如果说文件在中日间已经难觅踪影，那些当年也同样获得文件的国家显然不可能全部灭失，又为何始终秘不示人？
其五，张学良沉默。张学良可谓是公布 《田中奏折》 的始作俑者，但在其漫长岁月极为庞杂的回忆中，对如此影响重大又足以给他增光添彩的爱国壮举却始终只字不提，似乎与奏折毫无关系。
其六，集体失忆。王、蔡、林三位历史主要当事人似乎与张学良同样避之唯恐不及。
以上六点理由表明大连会议必定隐藏着至今还未被人知的重大秘密，也必定是 《田中奏折》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关键所在。
（二） 大连会议的内容
如果说东方会议还多少透露了些可以公开的内容，大连会议则几乎滴水不漏，因为涉及到日本当年国家“谋略”的日苏密约。证据起码有三：
其一，“天皇独白录”。1990年日本 《文艺春秋》 杂志第12期发表了裕仁在1946年的内部谈话记录 《昭和天皇独白录》，其中有一段关于处理河本大作的内容泄露了天机：“据说，因为如果召开军法会议问讯此事，河本将会全部暴露日本的谋略，所以取消召开军法会议了。”这段史料起码证明两点：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当年国家“谋略”的一部分，并非是河本的个人行为；为了日本 “谋略”的保密不得不“取消”对河本的责任追究。众所周知，东方会议并未决议除掉张作霖，因此确立这一“谋略”的会议只能是大连会议。
其二，从历史演变的事实看苏联对日本的两项秘密承诺。一是满洲自治。如前所述，苏联为了实施“喘息”政策决定让日本“建立自治的满洲”。“苏联廉价出卖中东路，是为保证其东部的安全而向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他们严重践踏了1924年的中俄协定，给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苏联将中东路让给伪满，就等于公开承认伪满的合法性。其次，苏联想祸水南引，把中东路卖给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等于卖给了日本。日本自夺得中东路后，消除了后顾之忧，便更加疯狂地向中国内地进犯，中国人民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提出“满洲自治”到默认“九一八”事变再到默认“满洲国”，苏联确实兑现了对日本的秘密承诺。
二是苏联“不干涉”。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斯大林就于索契致电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第一句话就是：“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斯大林还指示：“报刊上应该这样处理，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反对武装干涉的。要让 《真理报》 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原来斯大林早已胸有成竹，因此让部属尽管袖手旁观。苏联确实严格信守对日本的承诺，抗联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明证。
其三，从历史演变的事实看日本对苏联的两项秘密承诺。一是保证苏联的领土完整及在华利益。明确提到日本对苏联有过这一承诺的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哈尔滨前夕，“11月初，李维诺夫重申不干涉政策，并希望日本政府信守诺言，‘不损害苏联的利益’”。二是迅速南下以取信于苏联。一战后，日本始终把苏联作为首要敌国，因此一切战略措施首先都是针对苏联的。大连会议表明日本南下政策的确立。日本占领东北后逼近苏联边境，苏联唯恐日本失信就想采取制约措施以防万一。“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占领东北后日本随即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主要是在用激烈的南下行动解除苏联的顾虑。作为回应，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而日本也抓紧越过长城步步南下，确实兑现了对苏联的承诺。就此而言，日军近似疯狂的连续南下伴随着日本政界频繁的政治谋杀以消除障碍也就都有了合理又合乎逻辑的解释，斯大林顾虑的“消退”更是顺理成章。“苏联只需西伯利亚边境不受侵犯，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单独面对敌人了。”
奏折“开头”著名的“征服论”唯一的可能就是来自大连会议，证据起码有三：“王说”奏折的内容是“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王说”直接引用了“征服论”；研究表明东方会议并无“征服论”。其实只要仔细品味那句“开头”，字里行间早已把苏联因素排除在外，明显就是大连会议为寻求共识，向与会者强调与苏联缔约对日本“征服”东方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实现 “征服”这一宏愿的前提与保证，就是必须与苏联签订密约。总之，苏联要“喘息”，日本要“征服”，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三） 大连会议与奏折
大连会议后不久，为了应对闻风而来云集日本的各国间谍，《田中奏折》 就此问世，并迅速被苏美相继获取，苏联竟然还同时在哈尔滨与首尔两处得手。蔡智堪取奏折更像是囊中探物。由此可见，日本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理由起码有十： 其一，奏折出现的时间。前述“九说”有“六说”表明奏折在田中生前就开始流行。除了日本自身，他人不可能在田中还活着时就冒其名作伪。
其二，田中的默认。既然田中生前奏折已经流行，不管是“非出本意”或“其内容也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都表明田中默认奏折的存在。如果真是被冒名顶替，岂能模棱两可无所作为。
其三，牧野伸显的帮助。帮助蔡智堪入皇宫的关键人物牧野伸显是东方与大连两次会议主角之一吉田茂的岳父，他俩关系密切：“吉田茂以牧野为政治靠山，也是牧野的耳目。他无论任职于国内或国外，都随时将自己的政见与公私活动报告给牧野，其中不少是涉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吉田茂“通过牧野去影响西园寺和日皇，因此牧野对东方会议的情况无疑是很清楚的。”就此而言，翁婿联手设局诱导蔡智堪的可能性显而易见。
其四，重光葵的结论。既然奏折以田中命名，重光葵的调查势必“确切”地掌握了田中本人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证据，否则又岂能断言“日本军部”作伪。
其五，为日本的东方“谋略”服务。张作霖因成为“谋略”的障碍而被除去，河本也碍于“谋略”而不能追究，奏折就是保护“谋略”而及时施放的烟幕弹。
其六，真实内容不可能形成奏折。理由起码有三：一是大连会议根本就未见记录，又岂能写成文字加以扩散以授人之柄；二是日本的国家“谋略”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在奏折中明述；三是日本不可能愚蠢到把这种“谋略”写成奏折直接让日皇担责，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不会“证据不足”。因此，当所谓奏折的欺骗作用起过后，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就是必然。
其七，河本大作的供词。“河本大作在其口供中说，《田中奏折》 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但他并不否认其存在，他说‘可能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提出来的’。”河本当时作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了大连会议。他的供词隐晦但真实，关键是要理解当年日本高层为保密而特有的语境。河本口供的意思有三层：奏折是大连会议的产物；“解决满蒙问题”或“满蒙分离”其实就是日苏密约的专用代词，就像日本高层一直用“某重大事件”作为皇姑屯事件的专用代词一样；奏折为此所谓的“提出”无疑就是作伪的隐语。
其八，苏、美的沉默。苏、美在1927年秋冬获取了奏折，但多年来始终默不作声，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们也发现了奏折作伪。
其九，合理解释了所有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如蔡智堪需要时有贵人不期而至；事先必须宣誓承诺公布奏折；进皇宫抄印奏折如入无人之境；夹带奏折进出日本亦似举手之劳；日本学者查无此人的山下勇横空出世假戏真做；蔡的同谋者竟然平安无事；蔡入狱并被所谓“二十八宿”等虚假信息误导以致坚信奏折的真实性；奏折被蔡抄走后就此在日本消失；奏折中一些史实、语气与格式错误其实就是设计时预留的隐秘“后门”，既便于日后证伪又便于栽赃于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然声称“证据不足”；重光葵只说结论却回避调查的具体时间与“确切”的证据等。
其十，《田中义一传记》 的承认。日本出版的此传记“在首先断定这一文件系属伪造之后，提出其核心部分的资料实际为日本人起草的观点。”当然，传记完全不知“日本人”为何要“伪造”，还似乎回避了最为关键的要点：田中是否知情。
大连会议的召开与隐瞒，正是日本以田中名义伪造奏折的原因与目的。田中虽非“本意”，却也无可奈何别无选择，表明田中并非是奏折作伪的局外人。重光葵断言军部作伪更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奏折之真相
有了以上考证的铺垫，《田中奏折》 的真相应该初具轮廓。
（一） 《田中奏折》 的形成梗概
大连会议结束后，日本为应对各国云集东京的间谍而设计了奏折作伪。在引起重光葵调查的同时，王家桢也走马上任主管张作霖的情报部门，随即发生“小生”在山本家的“私录”行动。王家桢回忆：“当时我主持翻译 《田中奏折》 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提供给汉卿先生和东北地区的一些要人掌握日本对华动态，进而采取防范对策的。”张作霖针对日苏密约的基本内容，抢先在1927年底前后与日本签订 《满蒙新五路协约》 与 《满洲独立密约》，同时又试图与美国发展联系，“为美国在满洲获取利益提供特权，他在北京已经预先得到美国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的许诺。”张作霖显然是在试图瓦解苏日密约并另找靠山以绝处逢生。
张作霖有针对性的行动，尤其是与日本的“密约”被苏联视为“喘息”政策的最大威胁。于是日本在与张作霖还是苏联合作的决策中最后显然选择了后者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张作霖就不得不死。
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潜回沈阳后就下令寻找杀害张作霖的证据：“拨出专款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蔡智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抄取 《田中奏折》 的。”蔡智堪回忆：“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得王家桢手书”。查该年6月的星期天分别是3、10、17和24日。张学良在18日回沈阳，由此蔡得到“手书”只能是在24日，其行动显然是在七月。于是，《田中奏折》 继东北与韩国之后又出现在日本皇宫恭候蔡的到来。蔡似乎被诱导而上演了一出仿佛现代版的“蒋干盗书”，奏折继苏美之后又落到了张学良之手。顺便指出，对蔡所获奏折之真伪，王当然心知肚明，中断原先答应给蔡的大笔经费又不能明说也就在所难免，以致不明真相的蔡智堪始终耿耿于怀。
“苏说”奏折的公布是“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当然，如何“帮助”的全部详情已不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苏联在得知密约有所泄露后，顺势对假奏折进行必要的加工后予以公布：增加“附件”，把奏折的时间定在两次会议之间以彻底隐去关系重大的大连会议；突出日本鲸吞东北并准备南下的侵略意图，以弱化“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隐身苏联，又转移国人的矛头所向，还把日本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就合理解释了三个疑问： “纪说”、“阎说”与“时说”密集公布奏折的时间为何正与中东路事件的重要节点同步；蔡与王为何都不知奏折有附件；公布的奏折中为何根本没有蔡与王所言之大连会议的内容。 1929年“7月2日，田中提出内阁总辞职。其后，9月29日，田中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田中之死是奏折弄假成真不可或缺的前提，使得日本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毕竟，奏折的内容与日本东方“谋略”的基本精神、逻辑关系是一致的。
为了保护日苏密约的机密，日本可谓机关算尽：东方会议的会中会，山本谈判的密中密，大连会议的谜中谜，会议的资料少又少，报告对话的话中话，田中奏折的一而再。由于日本是奏折作伪的始作俑者，后来出现的各种版本也就顺理成章。
（二） 《田中奏折》 小结
在日本“《田中奏折》 是伪物已成通说”。其实，更准确地说，此件是“伪奏”但更是“真物”。因其作用是诱饵而非上奏，当是“伪奏”；但不管是政府还是“军部”，奏折出自日本之手，其目的和内容都是为日本“谋略”服务的，也已被历史演变所证实，当然就是“真物”。这就是说，不能把“伪奏”与“真物”混为一谈，更不能因其“伪奏”的作用而否定其“真物”的性质。
《田中奏折》 事件中的重大利害关系使得涉事者不得不思前想后三缄其口，就是张学良也权衡利弊沉默自保，甚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以大局为重回避为上，遑论那些当年幸存的小人物。
至此，前述 《田中奏折》 版本的“九说”都得到了合乎逻辑和事实的解释，《田中奏折》 事件的路径也已经形成：日本对独占东北的渴求、苏联的“喘息”政策与秘密和约的提出、日本经东方和大连会议确定东方大“谋略”、张作霖获“小生”的情报却自保不成、张学良追查皇姑屯事件、蔡智堪的“蒋干盗书”、田中暴毙、所谓奏折的再加工、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布、《时事月报》 的刊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回避、以及主要当事人迂回曲折各执一词的回忆，奏折之谜形成。简而言之，奏折涉及苏日的战略，又被两国所精心掩饰，其扑朔迷离理所当然。由此可见，奏折的真伪其实已经不重要，奏折本身隐含的真相才是真正的关键，表明日本自东方“谋略”确定之日起，侵略中国的整体蓝图与既定路径就已经基本定型。
苏联出让东北“收买”日本南下，以牺牲眼前的局部利益换取长远的战略安全，还能加剧中日之间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可谓祸水南引，一举多得。
日本为了谋取眼前的短暂利益而丧失长远的战略主动， 掉进了苏联为其精心设置的战略陷阱而无法自拔。难怪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曾忧心忡忡地说：“日本吞并东三省，无疑吞了一枚炸弹。”币原所谓的“炸弹”其实是在暗指“密约”。确实，这枚诱使日本必须南下的“炸弹”所引爆的后续系列“炸弹”，最终把大国博弈中的日本炸得粉身碎骨。“许多人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田中奏折》 的真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对日本整个扩张主义政策的探源问题。搞清它的来龙去脉，不但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整个活动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符合事实的评价，同时也对正确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有着极大的影响。”
苏、日、中三国战略博弈的历史视野、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形成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 《田中奏折》 之谜，对中国及世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对大国间为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之复杂与无情，无疑会有更宽广更深刻的思考与理解。
（选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