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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贯文同志因病于2007年11月2日在太原去世，走完了他的风雨人生。病中，我曾到医院看望。伫立在他的病榻前沉郁的凝望，只见他面色憔悴，双目紧闭，胳臂微微颤动，已不省人事。我不禁感叹人生短暂，恨转眼将成永别！
贯文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又是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员。他主持点校《山西通志》，主编《傅山全书》《徐继集》《山西农业》《当代中国的山西》。著作有《谋富篇》《徐继论考》，小说《木石缘》，诗集《梦游曲·秋水吟》，诗词《一路坎坷一路歌》（未付印）。
2002年9月，我读过贯文寄我的《西江月·当被告（又一章）》（二首）。诗分两章，共四首。我读了只感到作者的无端受过。于是，我写信祝愿他诸事如愿，保重身心健康。信寄出不久，很快收到贯文以诗代信的诗《拜读作楫兄2002年9月25日书》：“兄挈弟趋五十年，宦海浮沉读诗篇。立志怀沙学屈子，梦醒惊魂仰稼轩。手捧身边无字书，红楼再读觅任安。山野柴扉酒香甚，恪守清贫不为官。”首联叙我俩与诗结缘，平直叙述。中间两联，用词婉转，意境深远，借历史人物的言谈、事迹，委婉地表达贯文对真善美的向往。结联以山野柴扉为仙境，倾吐作者超逸的思想。词尽而意不尽，余味无穷。
我与贯文相识于太原解放初，在海子边山西日报社的办公楼上。由我的同学也是报社记者的高捷同志引见，才得以与贯文倾心相交。贯文在解放区《冀中导报》任记者时，喜欢读红杨树（魏巍）的自由诗。他本人也经常写诗。我是大学刚毕业留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业余也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写诗。我在《城郊》（1954）和《农村气象新》（1959）两诗的写作中，都征求过贯文的意见。他当时分管《山西日报》文艺副刊。
1954年，山西大学由市内侯家巷迁到坞城。每逢节日、假日，贯文便到我的住处，潜心读《全唐诗》的一本分册。我对《全唐诗》所知甚少。经过查阅才具体了解。《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六年御定的。诗共900卷，4.8万首诗，诗人2200余人。它搜罗精密，世称善本。贯文同志讲，看多看少，总得品其味。他喜欢读李商隐的爱情诗。其华丽的语言乃为主题服务，也是李诗独创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诗）。贯文已成为古人。有时阅读他留给我的信札和书本，我感触良深。回忆1955年，我的同学、诗友牛汉，因众所周知的胡风一案，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判刑二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我因与牛汉交往，便也成为批判对象，不得离开校园。听报社的同志传，刘贯文同志也因与我的交往而受牵连被审查。我听了深感愧疚。以后，贯文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讲采访写作，并完成20多万字的《新闻写作讲义》，获得师生好评。他在京期间，我们再未有书信往来。1963年他调回山西后，在省委文教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次，他偕同陈墨章老、鲁兮老来山大研究文科教学的改革，无果而归。
近几年，我与贯文晤面虽少，但在诗书唱酬方面却较前增多。2002年3月，我读了贯文赠我的诗后，以《读诗偶成》为题写了四节诗，以诗复人。现抄一节如下：“挚友五律叙沧桑，我读先淌泪两行。诗肠百结心相知，再酿新作放眼量。”贯文于3月25日即刻寄来《依韵奉和作楫兄赠诗四首》。我也选其中一节：“太平盛世度时光，细品入学少乖张。挚友守诺心相知，清贫方知菜根香。”我赠诗是劝他心宽、忍耐、看得远；他和诗也只是畅叙友情。贯文给我诗还附了几句话：“与兄交谊，经受了1956、1957年的考验，弟以为‘心相知’三字当之无愧！”
闲暇时，我细读贯文的著作和谈诗的信函，觉得他才气纵横，事业心极强。有时，他的一席话，便使我顿开茅塞。特别是谈他的读书、写作，令人永远难忘。2002年5月，他写信谈诗：“‘秋水吟’是弟十年，或一年多的感悟。此册（梦游曲）则是弟多半生的感悟。”如他所叙：“两首长诗，以表现个人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它们烙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使得我不得安宁。现在，把其中的一些写在纸上，只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目的，寻求宁静。”至于诗的形式也在信中交换过意见。他说：“我有意把民歌的形式拿到这部手稿中，觉得民歌形式更有益于表现书中人物的性格。这个尝试算是这堆稿纸中的一点新东西。坦率的批评（从内容到形式），是我的唯一期待。”见到贯文时我说，从内容讲我阅历浅，看得肤浅。从形式说，这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如此，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
《梦游曲》和《秋水吟》计划正式出版，让读者去体会诗人对事物的内心感受和观照。2002年4月，贯文来信向我介绍：“成德（指张成德，时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长——笔者）心热心诚，决定把两次贱作出版并公开发行。成德认为诗集应有序言。深夜思之，拟请三位作序，一为成德，他是我任院长后的院长，怨自己老眼昏花迟迟方识泰山。第二位，拟请兄从师的角度写一序，望兄笑纳之。第三位是《山西日报》前总编陈墨章同志。我俩从1948年结伴从冀中平原来到山西，从此以黄土高原为第二故乡。我这个人有几钱几厘重，墨章是深知的。”
我考虑再三，不敢推托，只得勉力为之。我以《心血融成的诗》之拙见交给贯文。说心里话，我的这篇序言写得太肤浅。我既没有水平“入乎其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出乎其外”了。成德的“序”写得谦虚、真诚。等到《梦游曲·秋水吟》于2003年出版后，却未见墨章总编写的“序”。我曾向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陈洋同志询问过，他是该诗集的责编，但未果。
有幸从我的书信酬赠的信卷中，寻觅到贯文手抄墨章写的《〈梦游曲〉读后》，立刻寄给报社编辑。我也摘抄几节以飨读者：
读罢《梦游曲》，掩卷长思，不仅有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有对现实的喜悦和忧虑，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其韵味真是集久而绵长，倍感亲切！
衷心地希望，朋友们能够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好好领会一下《梦游曲》。我相信，只要热血尚存、童心未泯的人，是可深得其意并俾有所悟的。（陈墨章）
我真诚地感谢陈墨章总编为贯文的诗集写了精湛的序言。墨章是贯文的知心朋友。他的大文已承当起一份介绍《梦游曲》的义务和责任。刘贯文同志如有知可含笑九泉矣！
（责编肖黎）
贯文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又是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员。他主持点校《山西通志》，主编《傅山全书》《徐继集》《山西农业》《当代中国的山西》。著作有《谋富篇》《徐继论考》，小说《木石缘》，诗集《梦游曲·秋水吟》，诗词《一路坎坷一路歌》（未付印）。
2002年9月，我读过贯文寄我的《西江月·当被告（又一章）》（二首）。诗分两章，共四首。我读了只感到作者的无端受过。于是，我写信祝愿他诸事如愿，保重身心健康。信寄出不久，很快收到贯文以诗代信的诗《拜读作楫兄2002年9月25日书》：“兄挈弟趋五十年，宦海浮沉读诗篇。立志怀沙学屈子，梦醒惊魂仰稼轩。手捧身边无字书，红楼再读觅任安。山野柴扉酒香甚，恪守清贫不为官。”首联叙我俩与诗结缘，平直叙述。中间两联，用词婉转，意境深远，借历史人物的言谈、事迹，委婉地表达贯文对真善美的向往。结联以山野柴扉为仙境，倾吐作者超逸的思想。词尽而意不尽，余味无穷。
我与贯文相识于太原解放初，在海子边山西日报社的办公楼上。由我的同学也是报社记者的高捷同志引见，才得以与贯文倾心相交。贯文在解放区《冀中导报》任记者时，喜欢读红杨树（魏巍）的自由诗。他本人也经常写诗。我是大学刚毕业留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业余也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写诗。我在《城郊》（1954）和《农村气象新》（1959）两诗的写作中，都征求过贯文的意见。他当时分管《山西日报》文艺副刊。
1954年，山西大学由市内侯家巷迁到坞城。每逢节日、假日，贯文便到我的住处，潜心读《全唐诗》的一本分册。我对《全唐诗》所知甚少。经过查阅才具体了解。《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六年御定的。诗共900卷，4.8万首诗，诗人2200余人。它搜罗精密，世称善本。贯文同志讲，看多看少，总得品其味。他喜欢读李商隐的爱情诗。其华丽的语言乃为主题服务，也是李诗独创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诗）。贯文已成为古人。有时阅读他留给我的信札和书本，我感触良深。回忆1955年，我的同学、诗友牛汉，因众所周知的胡风一案，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判刑二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我因与牛汉交往，便也成为批判对象，不得离开校园。听报社的同志传，刘贯文同志也因与我的交往而受牵连被审查。我听了深感愧疚。以后，贯文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讲采访写作，并完成20多万字的《新闻写作讲义》，获得师生好评。他在京期间，我们再未有书信往来。1963年他调回山西后，在省委文教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次，他偕同陈墨章老、鲁兮老来山大研究文科教学的改革，无果而归。
近几年，我与贯文晤面虽少，但在诗书唱酬方面却较前增多。2002年3月，我读了贯文赠我的诗后，以《读诗偶成》为题写了四节诗，以诗复人。现抄一节如下：“挚友五律叙沧桑，我读先淌泪两行。诗肠百结心相知，再酿新作放眼量。”贯文于3月25日即刻寄来《依韵奉和作楫兄赠诗四首》。我也选其中一节：“太平盛世度时光，细品入学少乖张。挚友守诺心相知，清贫方知菜根香。”我赠诗是劝他心宽、忍耐、看得远；他和诗也只是畅叙友情。贯文给我诗还附了几句话：“与兄交谊，经受了1956、1957年的考验，弟以为‘心相知’三字当之无愧！”
闲暇时，我细读贯文的著作和谈诗的信函，觉得他才气纵横，事业心极强。有时，他的一席话，便使我顿开茅塞。特别是谈他的读书、写作，令人永远难忘。2002年5月，他写信谈诗：“‘秋水吟’是弟十年，或一年多的感悟。此册（梦游曲）则是弟多半生的感悟。”如他所叙：“两首长诗，以表现个人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它们烙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使得我不得安宁。现在，把其中的一些写在纸上，只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目的，寻求宁静。”至于诗的形式也在信中交换过意见。他说：“我有意把民歌的形式拿到这部手稿中，觉得民歌形式更有益于表现书中人物的性格。这个尝试算是这堆稿纸中的一点新东西。坦率的批评（从内容到形式），是我的唯一期待。”见到贯文时我说，从内容讲我阅历浅，看得肤浅。从形式说，这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如此，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
《梦游曲》和《秋水吟》计划正式出版，让读者去体会诗人对事物的内心感受和观照。2002年4月，贯文来信向我介绍：“成德（指张成德，时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长——笔者）心热心诚，决定把两次贱作出版并公开发行。成德认为诗集应有序言。深夜思之，拟请三位作序，一为成德，他是我任院长后的院长，怨自己老眼昏花迟迟方识泰山。第二位，拟请兄从师的角度写一序，望兄笑纳之。第三位是《山西日报》前总编陈墨章同志。我俩从1948年结伴从冀中平原来到山西，从此以黄土高原为第二故乡。我这个人有几钱几厘重，墨章是深知的。”
我考虑再三，不敢推托，只得勉力为之。我以《心血融成的诗》之拙见交给贯文。说心里话，我的这篇序言写得太肤浅。我既没有水平“入乎其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出乎其外”了。成德的“序”写得谦虚、真诚。等到《梦游曲·秋水吟》于2003年出版后，却未见墨章总编写的“序”。我曾向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陈洋同志询问过，他是该诗集的责编，但未果。
有幸从我的书信酬赠的信卷中，寻觅到贯文手抄墨章写的《〈梦游曲〉读后》，立刻寄给报社编辑。我也摘抄几节以飨读者：
读罢《梦游曲》，掩卷长思，不仅有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有对现实的喜悦和忧虑，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其韵味真是集久而绵长，倍感亲切！
衷心地希望，朋友们能够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好好领会一下《梦游曲》。我相信，只要热血尚存、童心未泯的人，是可深得其意并俾有所悟的。（陈墨章）
我真诚地感谢陈墨章总编为贯文的诗集写了精湛的序言。墨章是贯文的知心朋友。他的大文已承当起一份介绍《梦游曲》的义务和责任。刘贯文同志如有知可含笑九泉矣！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