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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是竹久梦二(一八八四至一九三四)年。从梦二的自传体图文小说《出帆》、《竹久梦二:画与诗》到传记文学作品《逆旅》,从“小资咖啡书”《岁月是贼:竹久梦二童话童画》、《竹久梦二情话情画》,到原版复刻画《墙之恋》、《竹久梦二名作原寸复刻集》,一时间,梦二式的“大眼睛软腰支”(周作人语)的病美人风靡中国大陆,这位日本大正时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的风俗画家和他漂泊浪荡的人生,也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中蔚为话题。文化名人纷纷提引故人片语作序强推,最惹眼的,莫过于丰子恺的“惊艳”、周作人的“叙及”、朱自清的“点染”和川端康成的“深情追忆”: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总是同梦二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推崇者,爱说竹久梦二代表了大正时代,这是一个半虚半实的宣传:社会意识形态没法像苹果树结苹果那样分娩出它的代表人物,梦二本人也并非思想和文化的先锋。他从未能在日本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就如那所孤独地隐藏在日本长野县伊香保的老式洋馆——梦二纪念馆,他的在野处境和他所塑造的童话氛围,与其说反映了大正的历史风貌,不如说书写了它的谶语。
短暂的大正,是日本进入军国气氛之前最平和的一段时期,至今仍常为人所怀恋。今天,在日本的小说、电影、时代剧和动漫画周边中,仍时见混合着耽美与禁欲色彩的东京帝国大学制服、在不同场合换穿洋装与和服的上流社会少女,甜美,哀愁,阴郁,斑斓——这是大正的姿影。这其中,有多少是以追忆塑造的想象,或由想象推动的追忆,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大正的意义,并不在它百家争鸣的文艺气候,而在于为昭和之前的日本提供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契机。有趣的是,这个被发掘出来的自我却洋溢着异域的风情:它的复古与怀旧,并不来自本土的飞鸟、奈良、平安、镰仓,亦非刚刚逝去的江户,而移自遥远的欧洲。或许正因如此,日俄战争之后的“大正民主”并未引领人们去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在那光怪陆离的时代,曾经的诸侯大名以公爵、子爵互称,明治时期的希腊人小泉八云收集改编的日本怪谈,读来似比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更加原汁原味,而当欧洲的插画家比亚兹莱那邪恶的莎乐美脸上开始刻印东方的线条时,竹久梦二抱着黑猫、穿着“黄八丈”、倚着箱笼的怀春少女,也再不是江户画匠喜多川歌“大首绘”中清傲的艺妓太夫那“风尘世相皆毕于心”的淡然,而是蝴蝶夫人惊弓之鸟一般的不安与守望——西洋化的“东洋风情”。
一九零一年,十七岁的竹久茂次郎进京,进入早稻田大学伞下的职校学艺,四年后,启用笔名“梦二”。他出身背景中的几样事物,差不多同样缠绕了活跃于明治到大正的那批文艺家(比如泉镜花、芥川龙之介、幸田露伴)的一生:最后一代迷恋净琉璃歌舞伎的家庭,好色的父亲,出身手工艺世家的母亲,温柔的姐姐。这一切都塑造了他在灵与肉方面的癖好,或者说偏执。梦二在神户上了中学,在这异国情调的港口城市,他的幻想中又自然地浸染了两个世纪以前“邪宗东来”的基督教的声色。当时,一个爱幻想的青年总是跟左翼走得最近,这差不多是那以后整整四代人的体验。然而,梦二跟社会主义始终只是擦身情缘,却跟报纸结成了终生的欢喜冤家。他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颇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洋画,但崇拜他的人们却并不正经研习他的生活:对一个风俗画家的评价往往也是风俗性的。他与三个女人——他万喜、彦乃和叶的纠葛种种,在“媒体”的撺掇下,几乎一边发生一边就成为传奇。与和纸店风骚的女老板他万喜婚后,他的家成了文艺沙龙,人潮往来如梭,当事者与好事者的演义起伏跌宕,却连这位画家是否左撇子也未能确认。
不能不说,梦二本人也在为这些“炒作”推波助澜。他与大众相互鄙视,又相互依赖。他承认,一文一画的自传体小说《出帆》(一九二七年开始连载)是一种花招,一方面掩饰自己,一方面考验别人。他看待生活的模式取材于江户旧戏歌舞伎净琉璃的爱情故事,在他的书与画中,他跟他的两个情人,活脱脱就是十八世纪的戏剧名家近松门左卫门笔下“情死天网岛”的悲情男女。人类学家读后可能会好奇:这个人的软弱和自信、率真与自得、写实和矫饰,为何能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他恶毒地描写了与他有段露水情缘的“和制娜拉”、女小说家山田顺子,讽刺她抛家弃子却“没有洒脱之处也没有清新之感”。反过来说,把抛家弃子一事变成“洒脱与清新”美学的唯一人物,也就是他梦二本人了。半个世纪以后,导演铃木清顺在电影《梦二》中想象了他的生活,如果梦二活得够久,可能会非常愿意在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
一个画家给自己的画作写评论是十分危险的,这往往意味着他把自己看得优于作品。尽管如此,《出帆》对于坊间流传的“梦二恋爱咒语”,仍然有着微妙的破坏力量:通过虚构更能捕捉到真实,这是梦二领悟的真谛。事实也是如此:他用结合了浮世绘的上升视点与方兴未艾的欧洲立体主义之皮毛的夸张简笔画捕捉到了他情人们的神韵。这就成了他的宣传事迹中最著名的乐段:年轻的川端康成拜访他,看到了他的情人叶,发出了“简直像从画中跳出来”的惊叹。梦二对时代艺术的敏感,也体现在他对“新生事物”——摄影的关注上。那些用柯达袖珍型相机为情人们拍摄的照片,也与现实和艺术构成了戏剧性的关系——它们越往后,越像梦二的画。
然而,川端所发现的“神似”,其实只是任何一个具备了一点绘画基础的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事。单就技巧而论,梦二从未达到很高的水准——并非因为他“不专业”。他所借鉴的浮世绘版画传统,原本就是街头坊间的大众文化形式。然而,幕末的画师歌川国芳、葛饰北斋、安藤广重,都具备令人叹为观止的素描技术,特别是北斋晚年的素描草图《北斋漫画十五编》已臻化境,与梦二备受国人推崇的素描功夫实难同日而语。《出帆》的图文相配其实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再普通的素描配上文字,也难免增添了一些唯美神秘的味道,就像今天在日韩和台港地区广为流行的“绘本”一样。
中国的推崇者,爱说竹久梦二代表了大正时代,这是一个半虚半实的宣传:社会意识形态没法像苹果树结苹果那样分娩出它的代表人物,梦二本人也并非思想和文化的先锋。他从未能在日本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就如那所孤独地隐藏在日本长野县伊香保的老式洋馆——梦二纪念馆,他的在野处境和他所塑造的童话氛围,与其说反映了大正的历史风貌,不如说书写了它的谶语。
短暂的大正,是日本进入军国气氛之前最平和的一段时期,至今仍常为人所怀恋。今天,在日本的小说、电影、时代剧和动漫画周边中,仍时见混合着耽美与禁欲色彩的东京帝国大学制服、在不同场合换穿洋装与和服的上流社会少女,甜美,哀愁,阴郁,斑斓——这是大正的姿影。这其中,有多少是以追忆塑造的想象,或由想象推动的追忆,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大正的意义,并不在它百家争鸣的文艺气候,而在于为昭和之前的日本提供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契机。有趣的是,这个被发掘出来的自我却洋溢着异域的风情:它的复古与怀旧,并不来自本土的飞鸟、奈良、平安、镰仓,亦非刚刚逝去的江户,而移自遥远的欧洲。或许正因如此,日俄战争之后的“大正民主”并未引领人们去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在那光怪陆离的时代,曾经的诸侯大名以公爵、子爵互称,明治时期的希腊人小泉八云收集改编的日本怪谈,读来似比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更加原汁原味,而当欧洲的插画家比亚兹莱那邪恶的莎乐美脸上开始刻印东方的线条时,竹久梦二抱着黑猫、穿着“黄八丈”、倚着箱笼的怀春少女,也再不是江户画匠喜多川歌“大首绘”中清傲的艺妓太夫那“风尘世相皆毕于心”的淡然,而是蝴蝶夫人惊弓之鸟一般的不安与守望——西洋化的“东洋风情”。
一九零一年,十七岁的竹久茂次郎进京,进入早稻田大学伞下的职校学艺,四年后,启用笔名“梦二”。他出身背景中的几样事物,差不多同样缠绕了活跃于明治到大正的那批文艺家(比如泉镜花、芥川龙之介、幸田露伴)的一生:最后一代迷恋净琉璃歌舞伎的家庭,好色的父亲,出身手工艺世家的母亲,温柔的姐姐。这一切都塑造了他在灵与肉方面的癖好,或者说偏执。梦二在神户上了中学,在这异国情调的港口城市,他的幻想中又自然地浸染了两个世纪以前“邪宗东来”的基督教的声色。当时,一个爱幻想的青年总是跟左翼走得最近,这差不多是那以后整整四代人的体验。然而,梦二跟社会主义始终只是擦身情缘,却跟报纸结成了终生的欢喜冤家。他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颇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洋画,但崇拜他的人们却并不正经研习他的生活:对一个风俗画家的评价往往也是风俗性的。他与三个女人——他万喜、彦乃和叶的纠葛种种,在“媒体”的撺掇下,几乎一边发生一边就成为传奇。与和纸店风骚的女老板他万喜婚后,他的家成了文艺沙龙,人潮往来如梭,当事者与好事者的演义起伏跌宕,却连这位画家是否左撇子也未能确认。
不能不说,梦二本人也在为这些“炒作”推波助澜。他与大众相互鄙视,又相互依赖。他承认,一文一画的自传体小说《出帆》(一九二七年开始连载)是一种花招,一方面掩饰自己,一方面考验别人。他看待生活的模式取材于江户旧戏歌舞伎净琉璃的爱情故事,在他的书与画中,他跟他的两个情人,活脱脱就是十八世纪的戏剧名家近松门左卫门笔下“情死天网岛”的悲情男女。人类学家读后可能会好奇:这个人的软弱和自信、率真与自得、写实和矫饰,为何能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他恶毒地描写了与他有段露水情缘的“和制娜拉”、女小说家山田顺子,讽刺她抛家弃子却“没有洒脱之处也没有清新之感”。反过来说,把抛家弃子一事变成“洒脱与清新”美学的唯一人物,也就是他梦二本人了。半个世纪以后,导演铃木清顺在电影《梦二》中想象了他的生活,如果梦二活得够久,可能会非常愿意在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
一个画家给自己的画作写评论是十分危险的,这往往意味着他把自己看得优于作品。尽管如此,《出帆》对于坊间流传的“梦二恋爱咒语”,仍然有着微妙的破坏力量:通过虚构更能捕捉到真实,这是梦二领悟的真谛。事实也是如此:他用结合了浮世绘的上升视点与方兴未艾的欧洲立体主义之皮毛的夸张简笔画捕捉到了他情人们的神韵。这就成了他的宣传事迹中最著名的乐段:年轻的川端康成拜访他,看到了他的情人叶,发出了“简直像从画中跳出来”的惊叹。梦二对时代艺术的敏感,也体现在他对“新生事物”——摄影的关注上。那些用柯达袖珍型相机为情人们拍摄的照片,也与现实和艺术构成了戏剧性的关系——它们越往后,越像梦二的画。
然而,川端所发现的“神似”,其实只是任何一个具备了一点绘画基础的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事。单就技巧而论,梦二从未达到很高的水准——并非因为他“不专业”。他所借鉴的浮世绘版画传统,原本就是街头坊间的大众文化形式。然而,幕末的画师歌川国芳、葛饰北斋、安藤广重,都具备令人叹为观止的素描技术,特别是北斋晚年的素描草图《北斋漫画十五编》已臻化境,与梦二备受国人推崇的素描功夫实难同日而语。《出帆》的图文相配其实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再普通的素描配上文字,也难免增添了一些唯美神秘的味道,就像今天在日韩和台港地区广为流行的“绘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