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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论综合创新论”的考察揭示了其所建基的哲学基础及潜蕴着的文化深意。尽管“综合创新论”得到大力倡扬与接受，但并非不证自明。必须对其出场语境、前提条件、逻辑运思等局限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文论的当下构建正遭到来自学科化、学院化的挑战，只有从文本的阅读与体验出发，将理论历史化，解救、释放出理论的衍生能力与现实性力量，才能在知识体制化的围堵中突围。
关键词：综合创新；欲望与焦虑；回归文本；文论历史化；衍生一行事能力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103-05
“综合”、“创新”及二者和合而成的“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主流而宏大的文化建设策略几乎成为国人有意、无意的理论“崇拜”，并在巨大的追求冲动催迫下不断被演化为定论。文论的“综合创新论”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在西方文论打破之前苏俄文论一统天下而出现多元格局之后。作为一元整合诉求的文化心理出现的。其最大特点在于不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出发。而把自身建基于本来有待得到更多检讨的西方文论的介入所引发的二元对立的论争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切“综合创新论”因自身前提的含混而可能裹挟着诸多弊端的根源所在。尽管有论者提及“综合创新论”的出场更多是受到苏俄文论之“综合论”的影响，伹我们如果看到欧美代表的西方文论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强劲势头以及中国文论界对苏俄文论之冷漠事实来看，这个论断几乎就不能成立。该论断除不太符合事实之外，其最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它把文论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同肋年代中国文化，甚至同中国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思考割裂开来。只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出现和演变，就能更为清晰地看到文论“综合创新论”是如何共享着更为广泛的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着的问题的历史语境的。
“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重要的哲学命意之一。也可以说是他大半生的哲学旨趣。他在《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对“综合创新论”作了立法性的阐释：
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引者注)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 自己撰写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可见“综合创新论”的出场一直同中国文化道路的论争相互萦绕，它不但同上个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文化论争有关，还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和晚清的“体、用、学、源”之辩。借助张先生在90年代对涉及这场文化论争所作的一个概括性论断，不仅能够更好地洞悉近代以来这场关系到中国文化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论争之整体脉络，还能从中看出张岱年等对“综合创新论”的倚重：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各家观点虽纷纭繁杂，但大体不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的，二是全盘西化论，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持调和折衷立场的，四是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们认为，这四种类型的主张，唯第四种是正确的。”
“综合创新论”的提倡者极力将自身同“复古派”、“西化派”、“折衷派”区分开来，又试图寻取它们的长处，力求辩证综合，以实现“综合”与“创新”内部间的辩证统一。即所谓“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可见。支撑“综合”、“创新”的关键词是“辩证”。“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础便是“辩证法”。寻求差异、优点、特殊、新异的辩证综合以及实现对立、矛盾、多元的辩证统一，这无论是现实的文化建构还是理论企望的理想，都足够诱人。问题是，这种辩证统一如何可能?我们且先看看“综合创新”论者们如何谈及其可操作性的。有倡导“文论综合创新”者称，“怎样进行综合?综合也要多层面、多方位和多视角地进行。比如。对马学文论、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之间的综合，对文论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之间的综合，对科学文论、诗学文论和神学文论之间的综合，对文艺领域中的人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虚幻关系之间的综合，等等”。又有论者在谈到文化综合创新的“具体方法和可操作程序”时称。“在综合创新过程中可以运用归纳、演绎法以至理性直觉等多种方法，也可以借鉴西方的解释学方法、现象学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方法，但是要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真正做到‘创造的综合’而不是‘平庸的调和’，最重要的还是要善于运用辩证法”。“不是平庸调和而要辩证统一”这或许不错，但假若我们的眼光更为挑剔些，则不难看出以上者在如何辩证统一问题上存在循环界说的错误，而这种说法与思维方式在诸多“综合创新”论者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按照这种逻辑，只要论者愿意。这种综合便可无限延伸，它似乎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武功”：各种对立、矛盾的问题只要通过综合就能化解：几乎不相关的方法、领域，只要论者愿意，通过综合就能够关涉起来。“综合创新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诚如有论者所言，“这个模式表面上包罗万象”，但事实上又“在基本的概念和逻辑层面上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就是说，在命题中，人们看不出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矛盾，也看不出论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一切都要好的’这样一个立意”， “看来，回避中西体用，只讲抽象的‘综合创新’，尽管有着全面性的外表，但由于不得要领，难以使人们找到明晰的真正出路”。
其实，一定要谈“综合”的话，那些在文化领域有所“开新”的经典又何尝不是在前人积淀基础上加以综合呢?这几乎是一个常识，这种方，法也未必是“辩证综合论”所独有。这是连主张“综合创新”的论者也知道的。正如方克立所坦承的，尽管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或许也不赞成：‘辩证法”，但在中西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上却有诸多“富有创见性的构想”e。可见，问题并不在“综合”或“辩证”本身，“辩证法”也不像“综合创新”论所倡导的那样不证自明。
毋庸置疑，辩证法在中国文化、国家的现代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在绽露灼耀光芒的同时，不断地遭到了规律化、知识化、教条化以及几乎不受约束的泛化：“辩证法似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约束的论域。人们可以随意把任何东西都称为‘辩证法’，可以把任何现象都归于‘辩证法’的名下。辩证法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尽管倡导“辩证法”者极力避免“折衷”、 “调和”，但我们却在日常生活或理论研讨层面经常遭遇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警告：“对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对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正是这样，我们常发现许多论者号称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结果却是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 “辩证 法”的这种困境，究其原因可以说同曾经的“极左”政治相关，而当下导致理论知识化的学院体制更难辞其咎。当然，这也同“辩证法”本身的两面性特质有关。
“辩证法”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而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一一他借此建构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引发了辩证法的转折一由于彻底思辨化以及逻辑主义的泛化，辩证法陷入了“独白”的境地；马克思则实现了辩证哲学从“天上”到“地上”、从“形而上学”到“唯物主义”的转向。可以说， “辩证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同自身所遭到的“误用”、“庸俗化”进行斗争的过程。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思格斯等“辩证法”的建构者，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阿多诺等“阐释者”以及之后从解释学、现象学层面对辩证法进行“还原”、拯救的西方论者。
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来构建与黑氏“截然相反”之辩证法的。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首先是反对、否定形而上学的，因为通过辩证的演绎就能够消除对(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而言所存在的“物自体”之不可知性；另一方面黑氏又通过辩证法将概念、范畴等作肯定性的彻底逻辑化，从而建立了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当黑氏辩证哲学被当作“死狗”被批判时，马克思自称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并肯定了黑氏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其哲学是“颠倒”的、“形而上学”的“改装”。马克思进行了双重的批判与拯救，首先从其辩证体系的“普遍化”、“客观化”中还原出“否定”、“革命”、“批判”的面向：“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其次，马克思把黑氏依辩证法而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倒过来”，将哲学建基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和实践基础上。这个转向狠狠地翦除了“思辨哲学”桀骜不驯的“翅膀”，至少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第一，事物的矛盾性、对立性、多元性是不能被人力地消除或仅作理论的主观整合。哪怕是在所谓“扬弃”的名义之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第二，事物的差异性、非概念性、非同一性等不能任意地被主体构建的概念、理论欺凌或放逐。就此，阿多诺说，“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既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可以视为对热衷于“辩证”、 “综合”、“创新”论者的一种警醒。
在勘查辩证法基础之后，我们还必须从情感层面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百余年来围绕中国文化道路方向问题的论争为何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地发生?各种体用之争以及西化、复古、折衷、综合之论，不管我们赞成也罢，反对也罢；不管我们认为它可以泽启后世，还是不甚高明；不管它是否在我们的期待之内。还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忤逆，这场纷争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还演历得如此真切。这意味着任何有志于对中国文化之现代道路进行思考的学人都无法绕开。为此，我们转向了这样的追问：这场论争意味着什么?其背后蕴含着论者怎样的文化心态?何种观念在左右着这场论争的运动轨迹? “综合创新论”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它为何不能终结问题的论争?就文化现代进程的事实层面而言。我们并不少有享用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或承受西方文化积极面向的熏染，为何要特别鼓吹“国粹”或“西化”?我们或许正在中西、古今文化的对话与交融过程中有所裨益，为何“综合创新论”变得如此迫切与激越?我们似乎从鸦片战争以来几尽周折地探寻中国文化道路的知识分子身上感同身受地体察到他们史无前例地深受着某种煎熬与折磨，其背后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欲望冲动与无限绝望的意绪。正是这种欲望、绝望的巨大强力，迫使中国文化现代进路的各路论者都不能轻易地排开对方的挤压，冷峻地审视对方的合理性，更不能稍具超越的目光与智慧去反思自身的局限性。结果，它们相互纠缠、交错、联结与共谋，在逻辑延展上形成了双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对任何试图想展开对中国文化现代道路思考的论者而言，都是一种欲罢不能的圈套：每次怀有急切而真诚欲望去摆脱困境的尝试、可能将面临着更深的焦虑；每次激越的反抗，稍有不慎都可能掉人一种无解的深渊。
这是文化身份的焦虑，确切地说，就是现代性的焦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船坚炮利致使中国“神圣天朝”的迷梦塌陷。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觊觎，引发了国人从“技”到“政”，再到“教”的反省。自此，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则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它始终处于一个纵横交错的“棋局”：纵使西方能够为封闭酌中国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但西方对中国的长期进犯与僭越，不可能没有来自民族认同妁阻力；纵使能理性地荡开隋感体认的纠缠，我们却也发现在心仪西方价值模式的同时，西方也在检讨他们的文化道路，甚至试图借着东化文化的模式来缓解他们的困思，这对我们是否又构成一种新的诱惑?中西、古今之间究竟哪些成分可以分判为“新”：“旧”，哪些因素构成我们文化现代进程的阻力与动力?中国文化现代进程的后发性与被动性以及启蒙、救亡等外在因素的介入无不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似乎还未从这一“结穴”的困扰中幡然醒悟，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鼓噪，更容易使我们迷离于古今、中西、自我与他者的驳杂缠绕之中。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上，一开始就同传统、西方处于“相即相拒”的矛盾状态，它的周围有證明也有遮蔽，有冲动更有益惑，这或许是一个内外交叠、时空错位、多重力量挤压下所编织的文化“死结”。
“复古”、“西化”以及“调和论”或许当在“责问”的范围之内，在现实中它们确实也遭到更大拒斥而日渐隐匿。“综合创新论”则幸运得多，它曾得益于主流意识的强大支撑，更为我们的“常识”默许与接纳，而当下它又成了学术体制化的“优胜者”。而正是这种“受益者”的地位，使它在反思层面上沦为最大时“受制者”。由此，“综合创新”论更当在反思之列。
“综合创新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综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是否可能在于它能否把“什么”的命题有效地转化为更具有信服力的“如何”问题。否则它就同调和或拼凑论相去不远，综合而成的可能是一系列不伦不类的知识或“逻辑杂种” (卡西尔语)。其次。综合创新必须从急功近利地超越“他者”的欲望和焦虑的心态中松懈下来，以便将自身及其他论者置于历史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一旦荡开历史语境的管约或将 具体文化样式之生成语境作粗暴的逻辑抽离，它将在错失的方向中“扑腾”。即便这种综合是“有机的”、 “辩证的”。到头来或许也只能为我们增添些更为精致而不免贫乏的理论修饰或摆设。再次， “综合创新论”的反思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可能因为自身的站位所致的视角局限。任何一种理论周围都可能有权力的“埋伏”，它不仅身陷于不同力量的纷争与制街的复杂场域，而且必然同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等构成一种“闪烁不定”的纠缠关系。稍有不慎，则可能致使论者滞沉于偏见的“迷阵”中还振振有词。
遗憾的是，一方面， “综合创新论”自我反思之可能性正遭到自1990年代以来日渐体制化的学术建制方式的挑战；另一方面，新的“综合创新论”的兴盛又几乎可以反过来视为学术体制化的产物。学术学科化、学院化背后的推动力是国内的市场经济转轨同西方的工具理性现代性、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相互杂合。其特征首先表现为学科设置的不断密集化、系统化、整合化以及因知识批量生产而致的“话语膨胀”和“理论过剩”之繁荣景象；其次表现为学术研究之评价尺度的悄然改变，即以数据、数量的可计算性为原则。以知识增值效率的获取为最大目标。其典型的功能则为“抽离”、 “脱域”、 ”切割”与“分化”。它借此阻断了学科内部的联系，切断了学术同公共领域、历史领域之间的关联，人为地制造了知识、理论同研究对象、社会实践、生存体验之间的隔膜。90年代以来，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从令人费神的公共领域中撤到安全、绝缘的体制大院，并逐步转化为“技师”、 “学者”与“专家”。他们擅于从抽象的概念、原理出发进行繁琐的系统构建和逻辑演绎，热衷于符号的提炼、语义的分析、文字的游戏，并为虚设的诸多“主义”展开无关痛痒而不免奢华的争吵。对于一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论争而言，最为致命的恐怕莫过于学术体制化所致的历史意识、价值尺度的缺席。 “综合创新论”也可说是对的，但理论一旦脱开历史的维面，切断自身同外部的联系，那么它极可能是短视的。这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没有联系历史和社会而进行的文学和哲学分析是武断的。即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符合’其对象的”回。正是历史意识和价值倾向的失落以及对学院之外社会变动的呆钝，当前，“文化综合创新论”只能更加“专心致志”地“为创新而创新”。
文论“综合创新论”的弊端较之综合创新论在其他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综合而成的知识“大杂烩” “力图用一种主义将所有的主义统一起来，或者干脆将所有的主义一锅煮。这种‘大一统冲动’能有效地制造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体系化形象，但也只是形象工程而已”，“更糟糕的是这种一体化制造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假象，仿佛任何对立冲突的历史性知识都可以在更高的层次统一起来似的”。这种理论的综合除了给我们辩证统一的幻觉，它还常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法学理论、哲学概论、伦理学理论等就是这么做的”，“从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抽取一些概念，然后将这些概念孤立地变成分类学概念而延伸、演绎出来”。其实这种在学院体制内进行抽象综合、演绎的“嫁接术”不仅是违反马恩本人的初衷，而且是他们不余遗力地要批判的。我们知道，马恩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系列文章里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M·施蒂纳、卡尔·格律恩等人把现实问题、历史人物进行抽象演绎的形而上学做法。近年来文论的综合论便是在学院化背景下力主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论的多元性进行知识综合、逻辑演绎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综合之逻辑起点的脆弱性。由于“综合创新论”缺少对被综合对象的甄别与批判，结果综合而成的就完全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非一元也非多元的知识堆叠。由于彻底放逐了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主体的审美体悟、文本的阅读体验，糅合而成的文论将因远离自身所必须建基的文学“大地”而变得虚妄不堪。
面对“文论”如此尴尬的境地，我们不禁发问：理论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抛弃自己的对象而不是一种看护?理论对象之历史性存在为何如此容易被抽离。而这甚至是在“历史学”的堂皇名义之下?理论权威为什么压过它的“现实性力量”，而后者却总是付诸阙如?文论的多元性为何要匆匆走向一体化的综合?看来，文论的当下建构亟待我们开启新的思考路径。
第一，回归文学文本，在阅读、感受、审美与体验基础上加以归纳、抽象，形成自己的话语和观念。并将提炼出的理论接受文学经典的检验，在新的文本细读实践或理论构建中使理论和文学文本的阅读之间相互提升与成全。
第二，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当代或本土使用，必须对它们进行历史性考察与批判。它们作为具体历史时空的产物，必定同相应的文化生态、社会样式以及特定的生命体验相互关联。文论的历史化不应是知识的编串或旁观者的叙述，中西文论的比较并不是两种文论之间的理论归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西方文论的引进并非一件从事术语、命题移植的“活儿”。当代文论的构建必然为当下人的类体验而生的真切需要所催生，而不是一味地对知识好大喜功般地欲求。
第三，文论的自我确证有待于理论“现实性力量”的释放和“衍生能力”的解救，它的当下构建是一个实践而非理论问题，或被高度知识化了的“实践”问题。学科化和体制化所致的文论同文学的分离、研究者同研究对象的距离、理论对历史和价值的遗忘以及文论自身同外部的绝缘，其实质是言语之“衍生能力”和理论之“行事力量”的彻底丧失。这只有通过实践加以统摄与激活，而我们所祈向的“实践”则全然不囿于知识的认知向度，它要求蘸含着价值的贞定、情感体验的真切、历史感的睿智，并同实践律令的践行程度相互维系，这意味着实践者与实践对象之间需要构成一种对象性的、相互占有又各成其是的关系。我们所期许的实践所进射的现实性力量将在为文化创新体制注入新肌质的同时，必然会对文论的综合与创新有所养润与馈赠。
“批判”并不意味着粗率地“否定”、“拒绝”，更不是极端政治层面的“武斗”或“攻击”，而在于对定论的“审查”和“勘定”。不管是康德还是福柯都曾在此意义上界说过“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对理陸的各种能力进行辨析、限定，确立它们的运行原则和范围。以消除理性的形而上学“迷雾”。福柯则将“批判”定位为对知识来源、条件以及所依赖的权力体系等的揭示，以消除做事的鲁莽“勇气或对知识的简单“服从”。就像康德、福柯无意否定理性和知识本身一样，我们对“综合创新论”的“批判”不在于否定作为方法的“综合”本身以及因之而可能的“创新”，或者怀疑倡导者的良好初衷，甚至也不贸然否定经综合尝试而成的已有文化命题中尚有可择取性价值，而在于审查“综合创新”之可能性，特别是引发我们对“综合创新论”在学院化、体制化语境下所存在诸多盲视的自觉体认与反思。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综合创新；欲望与焦虑；回归文本；文论历史化；衍生一行事能力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103-05
“综合”、“创新”及二者和合而成的“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主流而宏大的文化建设策略几乎成为国人有意、无意的理论“崇拜”，并在巨大的追求冲动催迫下不断被演化为定论。文论的“综合创新论”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在西方文论打破之前苏俄文论一统天下而出现多元格局之后。作为一元整合诉求的文化心理出现的。其最大特点在于不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出发。而把自身建基于本来有待得到更多检讨的西方文论的介入所引发的二元对立的论争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切“综合创新论”因自身前提的含混而可能裹挟着诸多弊端的根源所在。尽管有论者提及“综合创新论”的出场更多是受到苏俄文论之“综合论”的影响，伹我们如果看到欧美代表的西方文论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强劲势头以及中国文论界对苏俄文论之冷漠事实来看，这个论断几乎就不能成立。该论断除不太符合事实之外，其最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它把文论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同肋年代中国文化，甚至同中国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思考割裂开来。只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出现和演变，就能更为清晰地看到文论“综合创新论”是如何共享着更为广泛的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着的问题的历史语境的。
“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重要的哲学命意之一。也可以说是他大半生的哲学旨趣。他在《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对“综合创新论”作了立法性的阐释：
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引者注)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 自己撰写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可见“综合创新论”的出场一直同中国文化道路的论争相互萦绕，它不但同上个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文化论争有关，还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和晚清的“体、用、学、源”之辩。借助张先生在90年代对涉及这场文化论争所作的一个概括性论断，不仅能够更好地洞悉近代以来这场关系到中国文化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论争之整体脉络，还能从中看出张岱年等对“综合创新论”的倚重：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各家观点虽纷纭繁杂，但大体不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的，二是全盘西化论，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持调和折衷立场的，四是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们认为，这四种类型的主张，唯第四种是正确的。”
“综合创新论”的提倡者极力将自身同“复古派”、“西化派”、“折衷派”区分开来，又试图寻取它们的长处，力求辩证综合，以实现“综合”与“创新”内部间的辩证统一。即所谓“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可见。支撑“综合”、“创新”的关键词是“辩证”。“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础便是“辩证法”。寻求差异、优点、特殊、新异的辩证综合以及实现对立、矛盾、多元的辩证统一，这无论是现实的文化建构还是理论企望的理想，都足够诱人。问题是，这种辩证统一如何可能?我们且先看看“综合创新”论者们如何谈及其可操作性的。有倡导“文论综合创新”者称，“怎样进行综合?综合也要多层面、多方位和多视角地进行。比如。对马学文论、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之间的综合，对文论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之间的综合，对科学文论、诗学文论和神学文论之间的综合，对文艺领域中的人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虚幻关系之间的综合，等等”。又有论者在谈到文化综合创新的“具体方法和可操作程序”时称。“在综合创新过程中可以运用归纳、演绎法以至理性直觉等多种方法，也可以借鉴西方的解释学方法、现象学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方法，但是要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真正做到‘创造的综合’而不是‘平庸的调和’，最重要的还是要善于运用辩证法”。“不是平庸调和而要辩证统一”这或许不错，但假若我们的眼光更为挑剔些，则不难看出以上者在如何辩证统一问题上存在循环界说的错误，而这种说法与思维方式在诸多“综合创新”论者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按照这种逻辑，只要论者愿意。这种综合便可无限延伸，它似乎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武功”：各种对立、矛盾的问题只要通过综合就能化解：几乎不相关的方法、领域，只要论者愿意，通过综合就能够关涉起来。“综合创新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诚如有论者所言，“这个模式表面上包罗万象”，但事实上又“在基本的概念和逻辑层面上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就是说，在命题中，人们看不出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矛盾，也看不出论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一切都要好的’这样一个立意”， “看来，回避中西体用，只讲抽象的‘综合创新’，尽管有着全面性的外表，但由于不得要领，难以使人们找到明晰的真正出路”。
其实，一定要谈“综合”的话，那些在文化领域有所“开新”的经典又何尝不是在前人积淀基础上加以综合呢?这几乎是一个常识，这种方，法也未必是“辩证综合论”所独有。这是连主张“综合创新”的论者也知道的。正如方克立所坦承的，尽管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或许也不赞成：‘辩证法”，但在中西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上却有诸多“富有创见性的构想”e。可见，问题并不在“综合”或“辩证”本身，“辩证法”也不像“综合创新”论所倡导的那样不证自明。
毋庸置疑，辩证法在中国文化、国家的现代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在绽露灼耀光芒的同时，不断地遭到了规律化、知识化、教条化以及几乎不受约束的泛化：“辩证法似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约束的论域。人们可以随意把任何东西都称为‘辩证法’，可以把任何现象都归于‘辩证法’的名下。辩证法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尽管倡导“辩证法”者极力避免“折衷”、 “调和”，但我们却在日常生活或理论研讨层面经常遭遇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警告：“对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对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正是这样，我们常发现许多论者号称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结果却是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 “辩证 法”的这种困境，究其原因可以说同曾经的“极左”政治相关，而当下导致理论知识化的学院体制更难辞其咎。当然，这也同“辩证法”本身的两面性特质有关。
“辩证法”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而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一一他借此建构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引发了辩证法的转折一由于彻底思辨化以及逻辑主义的泛化，辩证法陷入了“独白”的境地；马克思则实现了辩证哲学从“天上”到“地上”、从“形而上学”到“唯物主义”的转向。可以说， “辩证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同自身所遭到的“误用”、“庸俗化”进行斗争的过程。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思格斯等“辩证法”的建构者，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阿多诺等“阐释者”以及之后从解释学、现象学层面对辩证法进行“还原”、拯救的西方论者。
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来构建与黑氏“截然相反”之辩证法的。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首先是反对、否定形而上学的，因为通过辩证的演绎就能够消除对(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而言所存在的“物自体”之不可知性；另一方面黑氏又通过辩证法将概念、范畴等作肯定性的彻底逻辑化，从而建立了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当黑氏辩证哲学被当作“死狗”被批判时，马克思自称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并肯定了黑氏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其哲学是“颠倒”的、“形而上学”的“改装”。马克思进行了双重的批判与拯救，首先从其辩证体系的“普遍化”、“客观化”中还原出“否定”、“革命”、“批判”的面向：“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其次，马克思把黑氏依辩证法而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倒过来”，将哲学建基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和实践基础上。这个转向狠狠地翦除了“思辨哲学”桀骜不驯的“翅膀”，至少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第一，事物的矛盾性、对立性、多元性是不能被人力地消除或仅作理论的主观整合。哪怕是在所谓“扬弃”的名义之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第二，事物的差异性、非概念性、非同一性等不能任意地被主体构建的概念、理论欺凌或放逐。就此，阿多诺说，“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既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可以视为对热衷于“辩证”、 “综合”、“创新”论者的一种警醒。
在勘查辩证法基础之后，我们还必须从情感层面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百余年来围绕中国文化道路方向问题的论争为何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地发生?各种体用之争以及西化、复古、折衷、综合之论，不管我们赞成也罢，反对也罢；不管我们认为它可以泽启后世，还是不甚高明；不管它是否在我们的期待之内。还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忤逆，这场纷争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还演历得如此真切。这意味着任何有志于对中国文化之现代道路进行思考的学人都无法绕开。为此，我们转向了这样的追问：这场论争意味着什么?其背后蕴含着论者怎样的文化心态?何种观念在左右着这场论争的运动轨迹? “综合创新论”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它为何不能终结问题的论争?就文化现代进程的事实层面而言。我们并不少有享用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或承受西方文化积极面向的熏染，为何要特别鼓吹“国粹”或“西化”?我们或许正在中西、古今文化的对话与交融过程中有所裨益，为何“综合创新论”变得如此迫切与激越?我们似乎从鸦片战争以来几尽周折地探寻中国文化道路的知识分子身上感同身受地体察到他们史无前例地深受着某种煎熬与折磨，其背后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欲望冲动与无限绝望的意绪。正是这种欲望、绝望的巨大强力，迫使中国文化现代进路的各路论者都不能轻易地排开对方的挤压，冷峻地审视对方的合理性，更不能稍具超越的目光与智慧去反思自身的局限性。结果，它们相互纠缠、交错、联结与共谋，在逻辑延展上形成了双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对任何试图想展开对中国文化现代道路思考的论者而言，都是一种欲罢不能的圈套：每次怀有急切而真诚欲望去摆脱困境的尝试、可能将面临着更深的焦虑；每次激越的反抗，稍有不慎都可能掉人一种无解的深渊。
这是文化身份的焦虑，确切地说，就是现代性的焦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船坚炮利致使中国“神圣天朝”的迷梦塌陷。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觊觎，引发了国人从“技”到“政”，再到“教”的反省。自此，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则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它始终处于一个纵横交错的“棋局”：纵使西方能够为封闭酌中国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但西方对中国的长期进犯与僭越，不可能没有来自民族认同妁阻力；纵使能理性地荡开隋感体认的纠缠，我们却也发现在心仪西方价值模式的同时，西方也在检讨他们的文化道路，甚至试图借着东化文化的模式来缓解他们的困思，这对我们是否又构成一种新的诱惑?中西、古今之间究竟哪些成分可以分判为“新”：“旧”，哪些因素构成我们文化现代进程的阻力与动力?中国文化现代进程的后发性与被动性以及启蒙、救亡等外在因素的介入无不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似乎还未从这一“结穴”的困扰中幡然醒悟，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鼓噪，更容易使我们迷离于古今、中西、自我与他者的驳杂缠绕之中。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上，一开始就同传统、西方处于“相即相拒”的矛盾状态，它的周围有證明也有遮蔽，有冲动更有益惑，这或许是一个内外交叠、时空错位、多重力量挤压下所编织的文化“死结”。
“复古”、“西化”以及“调和论”或许当在“责问”的范围之内，在现实中它们确实也遭到更大拒斥而日渐隐匿。“综合创新论”则幸运得多，它曾得益于主流意识的强大支撑，更为我们的“常识”默许与接纳，而当下它又成了学术体制化的“优胜者”。而正是这种“受益者”的地位，使它在反思层面上沦为最大时“受制者”。由此，“综合创新”论更当在反思之列。
“综合创新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综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是否可能在于它能否把“什么”的命题有效地转化为更具有信服力的“如何”问题。否则它就同调和或拼凑论相去不远，综合而成的可能是一系列不伦不类的知识或“逻辑杂种” (卡西尔语)。其次。综合创新必须从急功近利地超越“他者”的欲望和焦虑的心态中松懈下来，以便将自身及其他论者置于历史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一旦荡开历史语境的管约或将 具体文化样式之生成语境作粗暴的逻辑抽离，它将在错失的方向中“扑腾”。即便这种综合是“有机的”、 “辩证的”。到头来或许也只能为我们增添些更为精致而不免贫乏的理论修饰或摆设。再次， “综合创新论”的反思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可能因为自身的站位所致的视角局限。任何一种理论周围都可能有权力的“埋伏”，它不仅身陷于不同力量的纷争与制街的复杂场域，而且必然同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等构成一种“闪烁不定”的纠缠关系。稍有不慎，则可能致使论者滞沉于偏见的“迷阵”中还振振有词。
遗憾的是，一方面， “综合创新论”自我反思之可能性正遭到自1990年代以来日渐体制化的学术建制方式的挑战；另一方面，新的“综合创新论”的兴盛又几乎可以反过来视为学术体制化的产物。学术学科化、学院化背后的推动力是国内的市场经济转轨同西方的工具理性现代性、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相互杂合。其特征首先表现为学科设置的不断密集化、系统化、整合化以及因知识批量生产而致的“话语膨胀”和“理论过剩”之繁荣景象；其次表现为学术研究之评价尺度的悄然改变，即以数据、数量的可计算性为原则。以知识增值效率的获取为最大目标。其典型的功能则为“抽离”、 “脱域”、 ”切割”与“分化”。它借此阻断了学科内部的联系，切断了学术同公共领域、历史领域之间的关联，人为地制造了知识、理论同研究对象、社会实践、生存体验之间的隔膜。90年代以来，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从令人费神的公共领域中撤到安全、绝缘的体制大院，并逐步转化为“技师”、 “学者”与“专家”。他们擅于从抽象的概念、原理出发进行繁琐的系统构建和逻辑演绎，热衷于符号的提炼、语义的分析、文字的游戏，并为虚设的诸多“主义”展开无关痛痒而不免奢华的争吵。对于一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论争而言，最为致命的恐怕莫过于学术体制化所致的历史意识、价值尺度的缺席。 “综合创新论”也可说是对的，但理论一旦脱开历史的维面，切断自身同外部的联系，那么它极可能是短视的。这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没有联系历史和社会而进行的文学和哲学分析是武断的。即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符合’其对象的”回。正是历史意识和价值倾向的失落以及对学院之外社会变动的呆钝，当前，“文化综合创新论”只能更加“专心致志”地“为创新而创新”。
文论“综合创新论”的弊端较之综合创新论在其他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综合而成的知识“大杂烩” “力图用一种主义将所有的主义统一起来，或者干脆将所有的主义一锅煮。这种‘大一统冲动’能有效地制造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体系化形象，但也只是形象工程而已”，“更糟糕的是这种一体化制造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假象，仿佛任何对立冲突的历史性知识都可以在更高的层次统一起来似的”。这种理论的综合除了给我们辩证统一的幻觉，它还常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法学理论、哲学概论、伦理学理论等就是这么做的”，“从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抽取一些概念，然后将这些概念孤立地变成分类学概念而延伸、演绎出来”。其实这种在学院体制内进行抽象综合、演绎的“嫁接术”不仅是违反马恩本人的初衷，而且是他们不余遗力地要批判的。我们知道，马恩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系列文章里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M·施蒂纳、卡尔·格律恩等人把现实问题、历史人物进行抽象演绎的形而上学做法。近年来文论的综合论便是在学院化背景下力主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论的多元性进行知识综合、逻辑演绎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综合之逻辑起点的脆弱性。由于“综合创新论”缺少对被综合对象的甄别与批判，结果综合而成的就完全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非一元也非多元的知识堆叠。由于彻底放逐了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主体的审美体悟、文本的阅读体验，糅合而成的文论将因远离自身所必须建基的文学“大地”而变得虚妄不堪。
面对“文论”如此尴尬的境地，我们不禁发问：理论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抛弃自己的对象而不是一种看护?理论对象之历史性存在为何如此容易被抽离。而这甚至是在“历史学”的堂皇名义之下?理论权威为什么压过它的“现实性力量”，而后者却总是付诸阙如?文论的多元性为何要匆匆走向一体化的综合?看来，文论的当下建构亟待我们开启新的思考路径。
第一，回归文学文本，在阅读、感受、审美与体验基础上加以归纳、抽象，形成自己的话语和观念。并将提炼出的理论接受文学经典的检验，在新的文本细读实践或理论构建中使理论和文学文本的阅读之间相互提升与成全。
第二，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当代或本土使用，必须对它们进行历史性考察与批判。它们作为具体历史时空的产物，必定同相应的文化生态、社会样式以及特定的生命体验相互关联。文论的历史化不应是知识的编串或旁观者的叙述，中西文论的比较并不是两种文论之间的理论归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西方文论的引进并非一件从事术语、命题移植的“活儿”。当代文论的构建必然为当下人的类体验而生的真切需要所催生，而不是一味地对知识好大喜功般地欲求。
第三，文论的自我确证有待于理论“现实性力量”的释放和“衍生能力”的解救，它的当下构建是一个实践而非理论问题，或被高度知识化了的“实践”问题。学科化和体制化所致的文论同文学的分离、研究者同研究对象的距离、理论对历史和价值的遗忘以及文论自身同外部的绝缘，其实质是言语之“衍生能力”和理论之“行事力量”的彻底丧失。这只有通过实践加以统摄与激活，而我们所祈向的“实践”则全然不囿于知识的认知向度，它要求蘸含着价值的贞定、情感体验的真切、历史感的睿智，并同实践律令的践行程度相互维系，这意味着实践者与实践对象之间需要构成一种对象性的、相互占有又各成其是的关系。我们所期许的实践所进射的现实性力量将在为文化创新体制注入新肌质的同时，必然会对文论的综合与创新有所养润与馈赠。
“批判”并不意味着粗率地“否定”、“拒绝”，更不是极端政治层面的“武斗”或“攻击”，而在于对定论的“审查”和“勘定”。不管是康德还是福柯都曾在此意义上界说过“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对理陸的各种能力进行辨析、限定，确立它们的运行原则和范围。以消除理性的形而上学“迷雾”。福柯则将“批判”定位为对知识来源、条件以及所依赖的权力体系等的揭示，以消除做事的鲁莽“勇气或对知识的简单“服从”。就像康德、福柯无意否定理性和知识本身一样，我们对“综合创新论”的“批判”不在于否定作为方法的“综合”本身以及因之而可能的“创新”，或者怀疑倡导者的良好初衷，甚至也不贸然否定经综合尝试而成的已有文化命题中尚有可择取性价值，而在于审查“综合创新”之可能性，特别是引发我们对“综合创新论”在学院化、体制化语境下所存在诸多盲视的自觉体认与反思。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