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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告诫自己：《管锥编》、《谈艺录》很不容易读懂，不认真研读，我们只能开口就错；不深入理解，我们就会一说即俗。把钱钟书说俗说错者，夥也！老实说，对于“钱学”(钱钟书研究)文章，除少数几位可信赖的学者，我仅仅是泛观浅览——一般掺合“钱学”的轻心之诋，漫与之评，未得谓得、未证谓证、自欺欺人之谈，不屑与之辩校。
《东方文化》2001年6期载季蒙《说钱(附一则)》一文，有研究生持以问疑，作为老师，则不得不解难析惑了。
学术良知或文德且不说，治学的基本方法是，一要弄清“概念”；二要辨明“思路”。《说钱》一文，首先就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说钱》宣称：“据一般哲学辞书介绍，体用之名的连用，较早见于《荀子》一书”，引《富国》篇云云，认为体用二字相连，从荀子至今，概为“常规用法”，而钱钟书却对此不知误解。作者把“一般哲学辞书”当着权威著作来批驳《管锥编》，适见其捉襟见肘也。且也，要是连“一般哲学辞书”都不认真查阅呢?
据《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体用”一条，就有三个“概念”或三种“用法”(不知道是否有谁规定了哪一种是“常规”)。“1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下引《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2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下边就不再引《荀子》了，而是引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下引张之洞《劝学篇·会通》：“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显然，上述三概念，1是指“唯物论”。反观《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据上下文，第一句是说天然，浅显的解释可以是“天生万物，各有其用”；第二句是说人为，浅显的解释可以是“贤愚贵贱，各有其位”；属于荀子“明天人之分”(《天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的唯物认识论，也就是说，并未涉及“体用相待”的思辩。2则是指“辩证法”；俗白的解释可以是“泥土不仅捣实用作砖，掏空也能用作碗”，或“无为有处有还无”。3则姑置诸不论。
我们必须仔细辨明钱钟书论“体用”的思路：《体用之名》要论的是上述概念中的2，而不是1。有关“天然”与“人为”、“唯物”与“唯心”的关系，《管锥编》多有论述；而在论《周易正义》的《体用之名》一节，要论的乃是“辩证思维”；故其说“体用”，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荀子·富国》来做文章。《管锥编》论“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当然也显然是探究思辩思维，属现象学、分析哲学的范畴，其通达与深细，《哲学大辞典》未可与之同日而语。《说钱》却牛唇不对马嘴，以并未认真查阅的“一般哲学辞书”为前提和依据来申论发挥，从而判断钱钟书不说《荀子·富国》是“体”、“用”二字连用的“较早”(《说钱》说的就是“较早”)的来源，是“误点”，是“明显的错误”；直是鳖厮踢也，与之辩校，真有徒费口舌、浪抛心力之感。
不得已还是来看看《说钱》的逻辑吧。《说钱》认为，从《荀子》到王弼注《老子》一直到张之洞，“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在“中土”从来如此，而钱钟书却无端标举佛学：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谈艺的巨著，在文艺学上有很多发现，但是文史哲方面却有一些误点。比如《体用之名》一节引诸家之说追溯“体用”的来源，谓“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之谏小驷也。”明言佛学先具备了思辩的体用思想，中土译介佛书，援引佛学补充了本土思想的不足。……据一般哲学辞书介绍，体用之名的连成一片用较早见于《荀子》一书，《富国篇》云：“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可知体用之名系指事物同时具备的两方面性质，而且是做常规使用的。……体用之名亦见于王弼著作中。……可见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还是其主要方面。……之所以《管锥编》一书中存有文史方面的误点，可能直接与作者单纯一味的文艺观点和标准有关。
《说钱》指责“《体用之名》一节引诸家之说追溯‘体用’的来源”，均未溯源于《荀子》(张按：再强调一次，《体用之名》考察的并不是“体用”二字连用的来源，而是“体用相待”的源流);《说钱》的作者居然比历史上的“诸家”都要厉害，从而独自从“一般哲学辞书”里发现了“体用”二字连用的来源，此令人叹息者一也。
钱钟书对空言“常规”的浮泛肤浅之论，深恶痛绝，他称引勃莱克：“作概论就是傻瓜”。在他的论著中，“体用”二字一点都不“常规”：“盖佛理而外，词章，经济亦均可言‘体用’”，纷纭万状，幽渺无穷；他花大力气作出具体而精深的探究(岂止论《周易正义》之《体用之名》一节，还有《管锥编》论《老子》王弼注若干则，以及许多散见于他处的随机议论，这儿无法详细介绍)——即使知道“体用之名系指事物同时具备的两方面性质，而且是做常规使用的”这种粗泛不伦的说法，又算哪门子学问呢?钱钟书博览穷搜，覃思竭虑，大规模分析“体用相待之谛”；而《说钱》的作者居然发现了钱钟书不知道或总结不出“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此令人慨叹者二也。
更令人佩服的是，《说钱》的作者居然“只看到《体用之名》一节”(《管锥编》1679页，读了不到8页)就能褒贬、判定钱钟书的学术水平——“当时只看到《体用之名》一节，就发现了明显的错误，这时候我就知道钱先生是不精思想史的，他的专长还是局限在文。”读书议论而达到了如此大胆的地步，夫复何言?叹为观止，此其三也。
以钱钟书之不屑而责钱钟书以不能，倒是不读钱著或“只读一节”而轻薄为文、妄加评骘的人的“常规”手段之一——《说钱》还会贬责钱钟书论《周易正义》“与正儿八经的经学是不搭界的”。《说钱》的作者哪能知道，钱钟书鄙薄“正儿八经的经学”，正是他治学超迈前人的重要特点之一；不赞反诬，疑其不窥“钱学”门墙也。这儿且仅把钱著中瞧不起“经生”的言论(中国文化传统重文人而轻学者、重秀才而轻经生)抄几条如下，希望年轻的后学能悉心体会和领悟，千万别糊里糊涂跟什么“正儿八经的经学搭界”，到头来却不自觉成了每况愈下的学术界的“茫茫队里混混人”(《管锥编》702页)——
●[驳戴震解诗经]厥词辨也，然于诗乐配合之理即所谓“准诗”者，概乎未识，盖经生之不通艺事也。(《管锥编》60页)
●[驳阮元解诗经]有是哉!经生之不晓事、不近情几如不通文理也。(同上135页)
●说《诗》经生，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墨守“文字之本”，睹《诗》之铸语乖剌者，辄依托训诂，纳入常规；经疾史恙，墨炙笔针，如琢方竹以为圆杖，盖未达语法因文体而有等衰也。(同上150页)
●[驳毛郑解诗经]经生拘迂，以为谑浪调情之际，无闲工夫作诗，诗必赋于事后，而“尔”、“我”之称，则类当时面语，故曲解为追溯之记言。夫诗之成章，洵在事后，境已迁而迹已陈，而诗之词气，则自若应机当面，脱口答响，故西方论师常以现在时态为抒情诗之特色。(同上1227页)
●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谈艺录》30页)
《说钱》还公然贬损钱钟书的人品和人格，读者道眼分明，自有裁判，我实在不愿意浪费篇幅与之理论了。
《东方文化》2001年6期载季蒙《说钱(附一则)》一文，有研究生持以问疑，作为老师，则不得不解难析惑了。
学术良知或文德且不说，治学的基本方法是，一要弄清“概念”；二要辨明“思路”。《说钱》一文，首先就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说钱》宣称：“据一般哲学辞书介绍，体用之名的连用，较早见于《荀子》一书”，引《富国》篇云云，认为体用二字相连，从荀子至今，概为“常规用法”，而钱钟书却对此不知误解。作者把“一般哲学辞书”当着权威著作来批驳《管锥编》，适见其捉襟见肘也。且也，要是连“一般哲学辞书”都不认真查阅呢?
据《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体用”一条，就有三个“概念”或三种“用法”(不知道是否有谁规定了哪一种是“常规”)。“1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下引《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2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下边就不再引《荀子》了，而是引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下引张之洞《劝学篇·会通》：“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显然，上述三概念，1是指“唯物论”。反观《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据上下文，第一句是说天然，浅显的解释可以是“天生万物，各有其用”；第二句是说人为，浅显的解释可以是“贤愚贵贱，各有其位”；属于荀子“明天人之分”(《天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的唯物认识论，也就是说，并未涉及“体用相待”的思辩。2则是指“辩证法”；俗白的解释可以是“泥土不仅捣实用作砖，掏空也能用作碗”，或“无为有处有还无”。3则姑置诸不论。
我们必须仔细辨明钱钟书论“体用”的思路：《体用之名》要论的是上述概念中的2，而不是1。有关“天然”与“人为”、“唯物”与“唯心”的关系，《管锥编》多有论述；而在论《周易正义》的《体用之名》一节，要论的乃是“辩证思维”；故其说“体用”，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荀子·富国》来做文章。《管锥编》论“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当然也显然是探究思辩思维，属现象学、分析哲学的范畴，其通达与深细，《哲学大辞典》未可与之同日而语。《说钱》却牛唇不对马嘴，以并未认真查阅的“一般哲学辞书”为前提和依据来申论发挥，从而判断钱钟书不说《荀子·富国》是“体”、“用”二字连用的“较早”(《说钱》说的就是“较早”)的来源，是“误点”，是“明显的错误”；直是鳖厮踢也，与之辩校，真有徒费口舌、浪抛心力之感。
不得已还是来看看《说钱》的逻辑吧。《说钱》认为，从《荀子》到王弼注《老子》一直到张之洞，“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在“中土”从来如此，而钱钟书却无端标举佛学：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谈艺的巨著，在文艺学上有很多发现，但是文史哲方面却有一些误点。比如《体用之名》一节引诸家之说追溯“体用”的来源，谓“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之谏小驷也。”明言佛学先具备了思辩的体用思想，中土译介佛书，援引佛学补充了本土思想的不足。……据一般哲学辞书介绍，体用之名的连成一片用较早见于《荀子》一书，《富国篇》云：“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可知体用之名系指事物同时具备的两方面性质，而且是做常规使用的。……体用之名亦见于王弼著作中。……可见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还是其主要方面。……之所以《管锥编》一书中存有文史方面的误点，可能直接与作者单纯一味的文艺观点和标准有关。
《说钱》指责“《体用之名》一节引诸家之说追溯‘体用’的来源”，均未溯源于《荀子》(张按：再强调一次，《体用之名》考察的并不是“体用”二字连用的来源，而是“体用相待”的源流);《说钱》的作者居然比历史上的“诸家”都要厉害，从而独自从“一般哲学辞书”里发现了“体用”二字连用的来源，此令人叹息者一也。
钱钟书对空言“常规”的浮泛肤浅之论，深恶痛绝，他称引勃莱克：“作概论就是傻瓜”。在他的论著中，“体用”二字一点都不“常规”：“盖佛理而外，词章，经济亦均可言‘体用’”，纷纭万状，幽渺无穷；他花大力气作出具体而精深的探究(岂止论《周易正义》之《体用之名》一节，还有《管锥编》论《老子》王弼注若干则，以及许多散见于他处的随机议论，这儿无法详细介绍)——即使知道“体用之名系指事物同时具备的两方面性质，而且是做常规使用的”这种粗泛不伦的说法，又算哪门子学问呢?钱钟书博览穷搜，覃思竭虑，大规模分析“体用相待之谛”；而《说钱》的作者居然发现了钱钟书不知道或总结不出“体用之名的常规用法”，此令人慨叹者二也。
更令人佩服的是，《说钱》的作者居然“只看到《体用之名》一节”(《管锥编》1679页，读了不到8页)就能褒贬、判定钱钟书的学术水平——“当时只看到《体用之名》一节，就发现了明显的错误，这时候我就知道钱先生是不精思想史的，他的专长还是局限在文。”读书议论而达到了如此大胆的地步，夫复何言?叹为观止，此其三也。
以钱钟书之不屑而责钱钟书以不能，倒是不读钱著或“只读一节”而轻薄为文、妄加评骘的人的“常规”手段之一——《说钱》还会贬责钱钟书论《周易正义》“与正儿八经的经学是不搭界的”。《说钱》的作者哪能知道，钱钟书鄙薄“正儿八经的经学”，正是他治学超迈前人的重要特点之一；不赞反诬，疑其不窥“钱学”门墙也。这儿且仅把钱著中瞧不起“经生”的言论(中国文化传统重文人而轻学者、重秀才而轻经生)抄几条如下，希望年轻的后学能悉心体会和领悟，千万别糊里糊涂跟什么“正儿八经的经学搭界”，到头来却不自觉成了每况愈下的学术界的“茫茫队里混混人”(《管锥编》702页)——
●[驳戴震解诗经]厥词辨也，然于诗乐配合之理即所谓“准诗”者，概乎未识，盖经生之不通艺事也。(《管锥编》60页)
●[驳阮元解诗经]有是哉!经生之不晓事、不近情几如不通文理也。(同上135页)
●说《诗》经生，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墨守“文字之本”，睹《诗》之铸语乖剌者，辄依托训诂，纳入常规；经疾史恙，墨炙笔针，如琢方竹以为圆杖，盖未达语法因文体而有等衰也。(同上150页)
●[驳毛郑解诗经]经生拘迂，以为谑浪调情之际，无闲工夫作诗，诗必赋于事后，而“尔”、“我”之称，则类当时面语，故曲解为追溯之记言。夫诗之成章，洵在事后，境已迁而迹已陈，而诗之词气，则自若应机当面，脱口答响，故西方论师常以现在时态为抒情诗之特色。(同上1227页)
●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谈艺录》30页)
《说钱》还公然贬损钱钟书的人品和人格，读者道眼分明，自有裁判，我实在不愿意浪费篇幅与之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