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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有些国家又称社会党或工党，是当今欧洲政坛的主流左翼政党，是战后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随着战后欧洲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为求生存、求发展进行了重大的思想理论乃至组织转型。这种转型一度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出现复兴，但也无疑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成为其日后危机的诱因。
在左右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显然处于劣势
社会民主党转型和调整的核心动因是要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上台执政的愿望。其主要措施是，在思想上，各党逐步地淡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更多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组织上，由工人阶级政党进一步向“全民党”转型；在理论政策上，更多地借鉴乃至接受了历来属于保守主义的传统主张。这种调整与转型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德国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里昂内尔·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为代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旨在使社会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在英国体现为第三条道路，德国是所谓的“新中间道路”，法国则要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革新社会主义。
在第三条道路等称呼的指引下，欧洲社会党人在实践中抛弃了意识形态的信条，崇尚“没有什么左派、右派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这些改革措施确实一度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出现了13个中左政府，出现所谓“粉红色的欧洲”。但与此同时，改革措施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和挑战。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第三条道路的弊端暴露无遗。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后的一些选举中，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已开始失去地盘，处于守势。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更是社会党选举失败的分水岭。英、法、德等大国的左翼候选人纷纷败下阵来，中间偏右的主流派候选人普遍胜出；甚至少数极右的党派候选人也跨越“门坎”而首次当选。在左右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显然处于劣势。 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奥朗德虽然成功地当选为法国总统，扭转了左翼的颓势。但奥朗德的当选与其说是社会党理论政策的创新，倒不如说是萨克齐执政不得人心而导致选民对其深深厌恶的结果。
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历史上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往往是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比较容易胜出的时机，因为危机反应了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时则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者上台治疗病症。但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恰恰相反，选民并不买左翼的帐，左翼政党遭受重挫。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0.8%，创下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何一次全国性选举中的新低。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英国执政的工党，该党不仅以大比数输给竞争对手保守党，而且还被力量单薄的英国独立党打落到第三位，严重动摇了布朗首相的管治威信，致使英国工党迎战2010年选举信心受挫！
社会民主党人陷入意识形态的茫然状态
欧洲议会左翼选举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是，面对金融危机，左翼没有提出一套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多年来，欧洲社会党人虽然一直在警告批评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会带来恶果，但只是批评，没有提出被广泛接受的政策。从如何保护劳工的权利到怎么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再到是应该保护社会福利制度还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重大问题，各党都政策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性政策，从而不能展现社会党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但从深层次分析，左翼政党屡次挫折和失败，也折射了社会党人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及由此产生的涉及意识形态、组织基础、执政联盟和执政策略而造成的身份危机。
在传统的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的鲜明差别是各主要政党的标志之一。与保守的右翼相比，左翼政党尤其强调自己的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发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十几年中，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在实现政党的现代化过程中，恰恰是淡化意识形态，强调超越左右，走第三条道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因而，许多社会党强调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在许多党内，不仅意识形态被束之高阁，而且政治家谈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就有点别扭。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产生效果的东西感兴趣”。无论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其实质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
这样，工党及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虽名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但却行新自由主义之实，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力量，社会主义被逼入墙角。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一度被宣称为灵丹妙药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回顾过去似更不现实。由此，社会民主党人陷入意识形态的茫然状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危机
超然于“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求组织上和选举中争取中间支持者或中间选民，其结果必然造成党的组织危机，涉及党的群众基础、党员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危机。首先，由于党的队伍扩大，使党在利益整合时更加困难。社会党强调超越左右的目的是要在选举中做赢得最大多数选民的“全民党”。这就必然要淡化党的阶级基础，尽可能吸收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客观上带来党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党面临着组织整合的危机。以党内新加入的环境保护者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两个群体为例，环境保护者往往反对发展工业，他们主张减少造成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而这恰恰危及到部分蓝领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正是在这些工厂中工作，并以此为生的。这样，党内仅有的蓝领工人自然不满。
其次，扩大的党的支持者，结果导致党顾此失彼，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又丧失了传统的支持者。20世纪末，由于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逐渐向社会中上层人们的倾斜，也招来众多社会下层群众的不满，他们开始放弃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正所谓左翼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派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导致大批原来的社民党基本群众转向极左或极右政党。法国社会党由于十几年在野，左翼内部缺乏团结，声望一蹶不振。这些年来法国左翼力量的“多样化”趋势日益突显，光怪陆离的政党不下十几个，光是各种牌号的托洛茨基政党就有好几个，分散了左翼选票。意大利左翼的分裂更是惨不忍睹。左翼民主党几经分化组合，已经抛弃左翼的名称标志，自称为民主党，彻底成为一个后意识形态、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美国式”民主党。 毋庸置疑，全球化社会经济的急速转型似乎使世界“扁平化”了，因而涤荡着旧有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和财富结构、知识结构和身份认同等各方面的差异总是存在的，这些因素也是意识形态分化的重要因素。而冷战后时代的全球化在促使世界“扁平化”和人们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赢者”和“输者”的分化，这必然又反过来促使不同类型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各有所持。因此，新工党及这些现代化的政党具有做“全民党”的政治意愿，但却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坚实的“全民共识”基础。
再次，与全民党的目标相背，社民党正由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性政党演变，结果导致党员在党内参与功能下降，领导作用上升。这种变化与信息化时代媒体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鉴于媒体对政治运作的影响突显，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将媒体作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这不仅因为党的纲领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要因媒体运作的需要而改变，而且党的领袖要考虑媒体的喜好而产生。这就要求党的活动必须配合领袖在媒体社会中的表演而展开，结果是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将自己意见直接诉诸媒体而不是普通党员来施加对党的影响。党与媒体、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关系的这些改变，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众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因党的领袖作用突出、普通党员地位下降而带来的组织危机。因为在媒体社会中，广大党员在表达政治目标、传播纲领政策、影响选举结果等方面的作用相比于他们在传统工业社会时的情况，是大大降低了，这必然会减小他们加入党组织的动力、降低他们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热情。
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危机和执政危机
与党的意识形态危机和组织危机密切相关的，是党的执政联盟危机和执政危机。由于社会愈加多元化以及左翼阵营力量的分散，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选举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单独组阁愈加困难，联合执政成为常态。
20世纪后期，社会民主党要代表的群体扩大了，固定选民却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二战后欧洲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造成的。在众多利益群体面前，社会民主党已经不能旗帜鲜明地代表单一阶层的利益。面对社会分化，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很大挑战，它只能通过与其他政治组织结盟的方式，在选举中胜出。但是，选举或者是执政联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同一阵营的各政党之间虽然会因为某种需要而合作，但已有的信任不足经常会出现互挖墙角的现象，一旦分歧严重极容易导致政府危机，甚至重新大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红绿联盟为例，虽然两党是合作关系，但两党间此消彼长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包括工会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民主党也有许多矛盾。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凭借党际合作得到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很可靠的。
政党联合虽然是欧洲政党政治的常态，政党联合也一般以意识形态接近为基础，但由于欧洲政党的趋同，超越左右的政党联合越来越多，即政党不再追求意识形态的近似，反而具有意识形态差异的政党也开始走在一起。如2010年英国自由民主党与保守党联合，德国社会党与基民盟的联合，以及最新的意大利中左联盟与贝卢斯科尼自由党的联合。他们纯粹是为了执政而联合，政策差异较小。
政党趋同，导致政党竞争性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之争正让位于执政能力之争。由于左右趋同，在施政方针上，社会党大多借鉴了保守党的政策，占据中间阵地，但一旦中间派因各种原因而琵琶别抱，社会党就会“左右不是人”。施罗德政府减少福利的制度改革，就把大批原来的社民党基本群众推向了左翼党。而且，当右翼政党明白左翼胜利的原因后也如法炮制，这样，左右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谁更有执政能力的竞争。如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纽约时报》解释欧洲左翼的困境所说，是因为右翼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如果属实，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
总之，社会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现转型之后尝到了变革的红利，但这种转型引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起来，有些是涉及到其生存的深层问题。如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8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产生身份危机》一文指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陷入了存在危机……他们当政时（例如德国和英国），其政策不得人心，当他们处于在野党地位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面临强硬的右翼势力，无计可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公众中也不受信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在左右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显然处于劣势
社会民主党转型和调整的核心动因是要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上台执政的愿望。其主要措施是，在思想上，各党逐步地淡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更多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组织上，由工人阶级政党进一步向“全民党”转型；在理论政策上，更多地借鉴乃至接受了历来属于保守主义的传统主张。这种调整与转型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德国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里昂内尔·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为代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旨在使社会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在英国体现为第三条道路，德国是所谓的“新中间道路”，法国则要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革新社会主义。
在第三条道路等称呼的指引下，欧洲社会党人在实践中抛弃了意识形态的信条，崇尚“没有什么左派、右派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这些改革措施确实一度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出现了13个中左政府，出现所谓“粉红色的欧洲”。但与此同时，改革措施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和挑战。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第三条道路的弊端暴露无遗。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后的一些选举中，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已开始失去地盘，处于守势。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更是社会党选举失败的分水岭。英、法、德等大国的左翼候选人纷纷败下阵来，中间偏右的主流派候选人普遍胜出；甚至少数极右的党派候选人也跨越“门坎”而首次当选。在左右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显然处于劣势。 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奥朗德虽然成功地当选为法国总统，扭转了左翼的颓势。但奥朗德的当选与其说是社会党理论政策的创新，倒不如说是萨克齐执政不得人心而导致选民对其深深厌恶的结果。
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历史上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往往是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比较容易胜出的时机，因为危机反应了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时则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者上台治疗病症。但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恰恰相反，选民并不买左翼的帐，左翼政党遭受重挫。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0.8%，创下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何一次全国性选举中的新低。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英国执政的工党，该党不仅以大比数输给竞争对手保守党，而且还被力量单薄的英国独立党打落到第三位，严重动摇了布朗首相的管治威信，致使英国工党迎战2010年选举信心受挫！
社会民主党人陷入意识形态的茫然状态
欧洲议会左翼选举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是，面对金融危机，左翼没有提出一套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多年来，欧洲社会党人虽然一直在警告批评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会带来恶果，但只是批评，没有提出被广泛接受的政策。从如何保护劳工的权利到怎么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再到是应该保护社会福利制度还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重大问题，各党都政策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性政策，从而不能展现社会党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但从深层次分析，左翼政党屡次挫折和失败，也折射了社会党人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及由此产生的涉及意识形态、组织基础、执政联盟和执政策略而造成的身份危机。
在传统的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的鲜明差别是各主要政党的标志之一。与保守的右翼相比，左翼政党尤其强调自己的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发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十几年中，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在实现政党的现代化过程中，恰恰是淡化意识形态，强调超越左右，走第三条道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因而，许多社会党强调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在许多党内，不仅意识形态被束之高阁，而且政治家谈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就有点别扭。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产生效果的东西感兴趣”。无论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其实质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
这样，工党及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虽名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但却行新自由主义之实，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力量，社会主义被逼入墙角。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一度被宣称为灵丹妙药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回顾过去似更不现实。由此，社会民主党人陷入意识形态的茫然状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危机
超然于“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求组织上和选举中争取中间支持者或中间选民，其结果必然造成党的组织危机，涉及党的群众基础、党员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危机。首先，由于党的队伍扩大，使党在利益整合时更加困难。社会党强调超越左右的目的是要在选举中做赢得最大多数选民的“全民党”。这就必然要淡化党的阶级基础，尽可能吸收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客观上带来党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党面临着组织整合的危机。以党内新加入的环境保护者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两个群体为例，环境保护者往往反对发展工业，他们主张减少造成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而这恰恰危及到部分蓝领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正是在这些工厂中工作，并以此为生的。这样，党内仅有的蓝领工人自然不满。
其次，扩大的党的支持者，结果导致党顾此失彼，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又丧失了传统的支持者。20世纪末，由于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逐渐向社会中上层人们的倾斜，也招来众多社会下层群众的不满，他们开始放弃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正所谓左翼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派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导致大批原来的社民党基本群众转向极左或极右政党。法国社会党由于十几年在野，左翼内部缺乏团结，声望一蹶不振。这些年来法国左翼力量的“多样化”趋势日益突显，光怪陆离的政党不下十几个，光是各种牌号的托洛茨基政党就有好几个，分散了左翼选票。意大利左翼的分裂更是惨不忍睹。左翼民主党几经分化组合，已经抛弃左翼的名称标志，自称为民主党，彻底成为一个后意识形态、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美国式”民主党。 毋庸置疑，全球化社会经济的急速转型似乎使世界“扁平化”了，因而涤荡着旧有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和财富结构、知识结构和身份认同等各方面的差异总是存在的，这些因素也是意识形态分化的重要因素。而冷战后时代的全球化在促使世界“扁平化”和人们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赢者”和“输者”的分化，这必然又反过来促使不同类型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各有所持。因此，新工党及这些现代化的政党具有做“全民党”的政治意愿，但却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坚实的“全民共识”基础。
再次，与全民党的目标相背，社民党正由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性政党演变，结果导致党员在党内参与功能下降，领导作用上升。这种变化与信息化时代媒体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鉴于媒体对政治运作的影响突显，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将媒体作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这不仅因为党的纲领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要因媒体运作的需要而改变，而且党的领袖要考虑媒体的喜好而产生。这就要求党的活动必须配合领袖在媒体社会中的表演而展开，结果是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将自己意见直接诉诸媒体而不是普通党员来施加对党的影响。党与媒体、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关系的这些改变，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众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因党的领袖作用突出、普通党员地位下降而带来的组织危机。因为在媒体社会中，广大党员在表达政治目标、传播纲领政策、影响选举结果等方面的作用相比于他们在传统工业社会时的情况，是大大降低了，这必然会减小他们加入党组织的动力、降低他们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热情。
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危机和执政危机
与党的意识形态危机和组织危机密切相关的，是党的执政联盟危机和执政危机。由于社会愈加多元化以及左翼阵营力量的分散，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选举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单独组阁愈加困难，联合执政成为常态。
20世纪后期，社会民主党要代表的群体扩大了，固定选民却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二战后欧洲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造成的。在众多利益群体面前，社会民主党已经不能旗帜鲜明地代表单一阶层的利益。面对社会分化，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很大挑战，它只能通过与其他政治组织结盟的方式，在选举中胜出。但是，选举或者是执政联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同一阵营的各政党之间虽然会因为某种需要而合作，但已有的信任不足经常会出现互挖墙角的现象，一旦分歧严重极容易导致政府危机，甚至重新大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红绿联盟为例，虽然两党是合作关系，但两党间此消彼长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包括工会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民主党也有许多矛盾。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凭借党际合作得到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很可靠的。
政党联合虽然是欧洲政党政治的常态，政党联合也一般以意识形态接近为基础，但由于欧洲政党的趋同，超越左右的政党联合越来越多，即政党不再追求意识形态的近似，反而具有意识形态差异的政党也开始走在一起。如2010年英国自由民主党与保守党联合，德国社会党与基民盟的联合，以及最新的意大利中左联盟与贝卢斯科尼自由党的联合。他们纯粹是为了执政而联合，政策差异较小。
政党趋同，导致政党竞争性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之争正让位于执政能力之争。由于左右趋同，在施政方针上，社会党大多借鉴了保守党的政策，占据中间阵地，但一旦中间派因各种原因而琵琶别抱，社会党就会“左右不是人”。施罗德政府减少福利的制度改革，就把大批原来的社民党基本群众推向了左翼党。而且，当右翼政党明白左翼胜利的原因后也如法炮制，这样，左右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谁更有执政能力的竞争。如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纽约时报》解释欧洲左翼的困境所说，是因为右翼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如果属实，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
总之，社会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现转型之后尝到了变革的红利，但这种转型引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起来，有些是涉及到其生存的深层问题。如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8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产生身份危机》一文指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陷入了存在危机……他们当政时（例如德国和英国），其政策不得人心，当他们处于在野党地位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面临强硬的右翼势力，无计可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公众中也不受信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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