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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
共产党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天下无敌”的美国
这在功德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同时也加速了康泽的改造
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48年7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国民党中将军衔。1963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
1948年7月2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接到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报告后，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一份贺电。中央军委随后又专门给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电报指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康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毛泽东对他如此关注？
“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决定发起襄樊战役。解放军很快扫清了外围，把康泽死死地围困在襄阳樊城。7月6日上午，康泽在司令部主持召开作战会议。旅长来电话向康泽报告说，樊城居民家家门口摆了慰劳品，准备欢迎和慰劳共军。
康泽大怒，下令用化学迫击炮发射黄磷弹，烧掉北门附近的民房，扫清射界，阻止解放军接近城垣。当天晚上爆炸声震耳欲聋，大火熊熊，许多民房毁于一旦，成了断壁残垣，景象十分凄惨。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明确指示所属部队：“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从7月15日黄昏开始，中原野战军很快突破了襄阳西门城墙，接着又突破了南门，后续部队源源进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解放军于16日下午向康泽的司令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很快，战斗结束，解放军开始搜捕康泽。
康泽的随从傅起戎被俘后，带领解放军找到一条地道。他们沿着地道走，在一个死人堆里找到了装死的康泽。
中原野战军在襄樊战役中歼敌2.1万，活捉了康泽，实现了战役的全胜。新华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通讯《康泽就擒记详》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有的报道被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令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又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康泽的妻子朱素怀得知消息后，伤心至极。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其实，当康泽在主碉楼底层躲藏之际，由于戴着厚厚的钢盔，保护住了头部，只是手臂擦破了一点皮，并未做到他向蒋介石保证的“与城共存亡”，“烈士”云云更属子虚乌有。康泽被押解到中原野战军前线司令部，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膀子该不会残废吧？”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见到了康泽。康泽交代了襄樊战役中的一些情况，但对自己下令施放黄磷弹烧毁大批民房一事避而不谈。
刘伯承脸上浮现出严肃的神情，他严厉地说：“你知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康泽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最后对康泽说：“你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今天你成了战俘，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既要防止他逃跑，又要防止他自杀
被俘后，康泽作为要犯被严加关押，既要防止他逃跑，又要防止他自杀。在襄阳，中原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审过他;在宝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又提审了他。面对审讯席上的23年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邓小平，康泽无比沮丧，一言不发。
在保卫干部和一个排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康泽被护送着经洛阳北渡黄河，又过山西晋城、长治，来到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加入专门收容、看管和教育国民党被俘军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军官训练班。
在监室内，康泽“拿达摩面壁自解自慰”，除了要求为他换药外，他不吃、不睡，一言不发，有时甚至三天不说两句话。当解放军希望他通过广播电台向蒋介石劝诫时，他当场拒绝。
但之后他所看到的一切逐渐改变了他的想法。在监狱里，他看到他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那些看管人员不拿薪水，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审讯时也非他所想象的严刑逼供，而是态度十分和蔼，令他不知所措。更令他惊异的是，解放军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打仗，又种庄稼。当兵的劳动，当官的也劳动，连总司令朱德也不例外。
以前，他自以为对解放军十分了解，认为他们是“顽民”，是拼命地与国民党作对的“洪水猛兽”，可是一经接触，他发现他们是那么善良、朴实，不像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为什么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百万大军会败在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解放军手下。
辽沈战役开始之际，康泽随着一支由国民党军战俘组成的专门队伍从中原经邯鄲、邢台北上，来到距西柏坡不远的解放军官训练班。途中的所见所闻对康泽的触动相当大。他亲眼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与民众亲密无间，鱼水情深，与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拆房毁屋、掠夺一空截然不同。
他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的了解明显不足。“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研究学习一下，请给我《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等书。”康泽向管方提出了读书的要求。
此外，康泽还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他对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对日战争及文化教育的理论与政策很感兴趣。康泽在重庆谈判时见过毛泽东，听到过他的讲话，也领略过他稳健、庄重又充满自信的风度。正是这位在延安时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小米的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使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康泽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远在西柏坡，就能指挥动千军万马？而蒋介石坐着飞机到处巡视、督战却仍旧改变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他渴望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得到答案。
除毛泽东的文章外，最吸引他的是新华社播放的新闻和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那里有国共交战的最新战况和南京方面的间接消息。在刚刚被押解离开襄阳去解放区的途中，他从广播里听到国民党要为“以身殉国”的自己开追悼会的消息，急得团团转，他担心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经不起这致命的打击。
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让老母亲安心，他请求解放军允许他写封“现在解放区”的平安家信，帮他转到长沙友人处，再转回四川老家。
新华社的广播成了康泽了解南京方面动态的重要途径。起初，他对国民党的反攻寄予了很高期望，可他等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他开始认真反思目前的形势，也慢慢从国共双方的对比中找到了答案，他对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愚忠，对自己的罪恶也开始有所反省。
“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1949年，康泽被押往功德林。在那里，他见到了十分熟悉的同事董益三，他的老师、黄埔三期的黄维，还有他以前不甚了解、到了解放区始为“同窗”的邱行湘。大家见到了被国民党宣布“成仁”的“烈士”，十分尴尬，又十分吃惊。
在功德林，康泽面对管理人员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思想的变化更大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康泽对共产党的力量欣赏不已。共产党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天下无敌”的美国，这在功德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加速了康泽的改造。
这几年，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写了大量回忆资料。由于他曾长年侍卫在蒋介石左右，对国民党中枢活动的内幕和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倾轧知之甚多，他本人又参与了诸多的政务，所以他的资料十分丰富，也很有价值。
康泽写的认罪交代材料数量之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几乎是首屈一指，有人说他写的史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多高，他因此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1957年，党和政府为了加速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决定将功德林监狱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并请一些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参观。他们大多曾经是战犯们的老师、长官或同事，德高望重，是战犯们仰慕和敬佩的人物。
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来到功德林监狱，看望正在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年邵力子已75岁高龄，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和30多年前就已熟悉的康泽握手时，勉励康泽好好学习改造。康泽回想起自己曾把邵夫人傅学文要暗杀蒋介石的话向蒋介石告密的卑鄙勾当，羞愧得无地自容。
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解放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领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一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党和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在战犯管理所和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其他战犯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鞍山、长春、武汉等地进行了参观。
武汉，康泽再熟悉不过。2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开始执掌三青团，大权在握，走向“辉煌”;几年前，他也是从这里动身，前往襄樊任十五战区司令长官，走向失败。
站在气势磅礴的长江大桥上，望着滔滔江水，康泽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过去黄河水，治不了;长江桥，修不好。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开始得到治理;长江上架起了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使天堑变通途。这座桥的质量，和我在美欧所见过的大桥相比，毫不逊色，令人信服。”
回到功德林后，康泽对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康泽在被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对于蒋介石，不愿说一个“不”字。而此时的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在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这一新闻的公布，简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颗炸弹，到处都沸腾了。康泽一反常态，跟着欢呼雀跃。他口中念念有词，逢人就握手，也不管对方是谁，这让他多年的高血压病复发了，他立即被送入复兴医院急救。有关部门对于已经有了积极转变的康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1961年底，有关部门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康泽“监外就医”，即“暗放明不放”，实际上是将他释放了。
在战犯中，能够享受“监外就医”待遇的只有三人，除康泽外，另外两人是80多岁的王陵基和曾任伪满洲国尚书大臣的吉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格外开恩和特殊照顾，使康泽深受感动。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他，说起那些事时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1963年4月9日，康泽正式被特赦，成为第四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由于曾经的职务和军阶高，他在特赦名单中位列第一。沈醉特地到旅馆看望他，向他表示祝贺。康泽惭愧地说：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
特赦后，党和政府安排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在“爱国不分先后，觉悟不分早晚”的政策感召下，康泽和杜聿明、王耀武等文史专员都成了爱国民主人士。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享年63岁。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特赦令》，余远来著，华文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等）
共产党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天下无敌”的美国
这在功德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同时也加速了康泽的改造
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48年7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国民党中将军衔。1963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
1948年7月2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接到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报告后，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一份贺电。中央军委随后又专门给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电报指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康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毛泽东对他如此关注？
“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决定发起襄樊战役。解放军很快扫清了外围，把康泽死死地围困在襄阳樊城。7月6日上午，康泽在司令部主持召开作战会议。旅长来电话向康泽报告说，樊城居民家家门口摆了慰劳品，准备欢迎和慰劳共军。
康泽大怒，下令用化学迫击炮发射黄磷弹，烧掉北门附近的民房，扫清射界，阻止解放军接近城垣。当天晚上爆炸声震耳欲聋，大火熊熊，许多民房毁于一旦，成了断壁残垣，景象十分凄惨。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明确指示所属部队：“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从7月15日黄昏开始，中原野战军很快突破了襄阳西门城墙，接着又突破了南门，后续部队源源进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解放军于16日下午向康泽的司令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很快，战斗结束，解放军开始搜捕康泽。
康泽的随从傅起戎被俘后，带领解放军找到一条地道。他们沿着地道走，在一个死人堆里找到了装死的康泽。
中原野战军在襄樊战役中歼敌2.1万，活捉了康泽，实现了战役的全胜。新华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通讯《康泽就擒记详》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有的报道被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令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又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康泽的妻子朱素怀得知消息后，伤心至极。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其实，当康泽在主碉楼底层躲藏之际，由于戴着厚厚的钢盔，保护住了头部，只是手臂擦破了一点皮，并未做到他向蒋介石保证的“与城共存亡”，“烈士”云云更属子虚乌有。康泽被押解到中原野战军前线司令部，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膀子该不会残废吧？”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见到了康泽。康泽交代了襄樊战役中的一些情况，但对自己下令施放黄磷弹烧毁大批民房一事避而不谈。
刘伯承脸上浮现出严肃的神情，他严厉地说：“你知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康泽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最后对康泽说：“你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今天你成了战俘，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既要防止他逃跑，又要防止他自杀
被俘后，康泽作为要犯被严加关押，既要防止他逃跑，又要防止他自杀。在襄阳，中原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审过他;在宝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又提审了他。面对审讯席上的23年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邓小平，康泽无比沮丧，一言不发。
在保卫干部和一个排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康泽被护送着经洛阳北渡黄河，又过山西晋城、长治，来到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加入专门收容、看管和教育国民党被俘军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军官训练班。
在监室内，康泽“拿达摩面壁自解自慰”，除了要求为他换药外，他不吃、不睡，一言不发，有时甚至三天不说两句话。当解放军希望他通过广播电台向蒋介石劝诫时，他当场拒绝。
但之后他所看到的一切逐渐改变了他的想法。在监狱里，他看到他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那些看管人员不拿薪水，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审讯时也非他所想象的严刑逼供，而是态度十分和蔼，令他不知所措。更令他惊异的是，解放军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打仗，又种庄稼。当兵的劳动，当官的也劳动，连总司令朱德也不例外。
以前，他自以为对解放军十分了解，认为他们是“顽民”，是拼命地与国民党作对的“洪水猛兽”，可是一经接触，他发现他们是那么善良、朴实，不像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为什么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百万大军会败在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解放军手下。
辽沈战役开始之际，康泽随着一支由国民党军战俘组成的专门队伍从中原经邯鄲、邢台北上，来到距西柏坡不远的解放军官训练班。途中的所见所闻对康泽的触动相当大。他亲眼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与民众亲密无间，鱼水情深，与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拆房毁屋、掠夺一空截然不同。
他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的了解明显不足。“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研究学习一下，请给我《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等书。”康泽向管方提出了读书的要求。
此外，康泽还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他对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对日战争及文化教育的理论与政策很感兴趣。康泽在重庆谈判时见过毛泽东，听到过他的讲话，也领略过他稳健、庄重又充满自信的风度。正是这位在延安时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小米的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使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康泽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远在西柏坡，就能指挥动千军万马？而蒋介石坐着飞机到处巡视、督战却仍旧改变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他渴望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得到答案。
除毛泽东的文章外，最吸引他的是新华社播放的新闻和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那里有国共交战的最新战况和南京方面的间接消息。在刚刚被押解离开襄阳去解放区的途中，他从广播里听到国民党要为“以身殉国”的自己开追悼会的消息，急得团团转，他担心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经不起这致命的打击。
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让老母亲安心，他请求解放军允许他写封“现在解放区”的平安家信，帮他转到长沙友人处，再转回四川老家。
新华社的广播成了康泽了解南京方面动态的重要途径。起初，他对国民党的反攻寄予了很高期望，可他等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他开始认真反思目前的形势，也慢慢从国共双方的对比中找到了答案，他对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愚忠，对自己的罪恶也开始有所反省。
“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1949年，康泽被押往功德林。在那里，他见到了十分熟悉的同事董益三，他的老师、黄埔三期的黄维，还有他以前不甚了解、到了解放区始为“同窗”的邱行湘。大家见到了被国民党宣布“成仁”的“烈士”，十分尴尬，又十分吃惊。
在功德林，康泽面对管理人员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思想的变化更大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康泽对共产党的力量欣赏不已。共产党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天下无敌”的美国，这在功德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加速了康泽的改造。
这几年，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写了大量回忆资料。由于他曾长年侍卫在蒋介石左右，对国民党中枢活动的内幕和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倾轧知之甚多，他本人又参与了诸多的政务，所以他的资料十分丰富，也很有价值。
康泽写的认罪交代材料数量之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几乎是首屈一指，有人说他写的史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多高，他因此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1957年，党和政府为了加速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决定将功德林监狱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并请一些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参观。他们大多曾经是战犯们的老师、长官或同事，德高望重，是战犯们仰慕和敬佩的人物。
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来到功德林监狱，看望正在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年邵力子已75岁高龄，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和30多年前就已熟悉的康泽握手时，勉励康泽好好学习改造。康泽回想起自己曾把邵夫人傅学文要暗杀蒋介石的话向蒋介石告密的卑鄙勾当，羞愧得无地自容。
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解放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领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一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党和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在战犯管理所和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其他战犯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鞍山、长春、武汉等地进行了参观。
武汉，康泽再熟悉不过。2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开始执掌三青团，大权在握，走向“辉煌”;几年前，他也是从这里动身，前往襄樊任十五战区司令长官，走向失败。
站在气势磅礴的长江大桥上，望着滔滔江水，康泽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过去黄河水，治不了;长江桥，修不好。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开始得到治理;长江上架起了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使天堑变通途。这座桥的质量，和我在美欧所见过的大桥相比，毫不逊色，令人信服。”
回到功德林后，康泽对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康泽在被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对于蒋介石，不愿说一个“不”字。而此时的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在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这一新闻的公布，简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颗炸弹，到处都沸腾了。康泽一反常态，跟着欢呼雀跃。他口中念念有词，逢人就握手，也不管对方是谁，这让他多年的高血压病复发了，他立即被送入复兴医院急救。有关部门对于已经有了积极转变的康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1961年底，有关部门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康泽“监外就医”，即“暗放明不放”，实际上是将他释放了。
在战犯中，能够享受“监外就医”待遇的只有三人，除康泽外，另外两人是80多岁的王陵基和曾任伪满洲国尚书大臣的吉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格外开恩和特殊照顾，使康泽深受感动。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他，说起那些事时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1963年4月9日，康泽正式被特赦，成为第四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由于曾经的职务和军阶高，他在特赦名单中位列第一。沈醉特地到旅馆看望他，向他表示祝贺。康泽惭愧地说：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
特赦后，党和政府安排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在“爱国不分先后，觉悟不分早晚”的政策感召下，康泽和杜聿明、王耀武等文史专员都成了爱国民主人士。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享年63岁。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特赦令》，余远来著，华文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