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城墙是指最终建成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兼具军事防御、抗洪防灾和空间规划等功能的体系性构筑物，包括南京城墙、西安城墙、荆州城墙、襄阳城墙、临海台州府城墙、寿县城墙、兴城城墙、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①等。“中国明清城墙”的价值体系丰富多样，包含了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使用价值等。
　　南京城墙是“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现存长度、存在规模方面，还是在保存原真性等方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佼佼者。南京城墙也是“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都城城墙代表，是唯一体现中国明清时期都城整体规划的城市城墙，同时，其在传统城墙筑造技术和古代礼制建筑等级展现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研究“中国明清城墙”的价值体系是理清明清城墙内部价值构造，完善明清城墙价值内容的必要条件，而南京城墙作为中国明清城墙的代表，其个体价值可以与“中国明清城墙”价值体系中的表现一一映射，又以其独特的自身价值存于其中。
　　一、历史价值
　　研究南京城墙的核心价值，首先应该明确其上的“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在相互对应匹配的同时，发现南京城墙在“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突出价值以及与其他城墙比对下的独特价值。从文物学的角度出发，其建筑物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物的整体形式。具体而言，南京城墙的基础价值是其历史价值，这就是南京城墙的“政治内涵”。
　　城墙是中国城市最特殊的标志，中国城市基本都有城墙作为城市边界，这种重要性正如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所说：“在中国，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子。”②可見，城墙对于城市的功用是等同于家对于人的意义的。南京城墙的意义要超越这一点，其“家”的意义不仅对应城市，还对应整个国家。明朝的建立使南京又一次成为一个王朝的首都，进而成为这个唯一在南方建立政权并一统中华版图的王朝的都城。对于如此特殊而又重要的政治地位，修建一座与之匹配的城墙也就理所当然。这座城墙从规划到设计，再到筑造，动用了明王朝最高级的工程师和最繁多的劳动力。无论是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组成的四重城垣结构，还是由四重城垣构成的230多平方千米的广大区域，都彰显了当时世界第一大城的实力，其被称为“旷世城垣”丝毫不过分。这座由政权缔造者朱元璋和其谋士一同规划设计的城墙，除了体现朱元璋意图一统天下、建立不世之功的气概，也从建筑的各个侧面显示出其对“国之中土”这一建都筑城传统思想的创新③。
　　二、科学价值
　　除了城墙本身自带的政治属性，作为一个建筑体系，其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在筑造技术上，也就是其科学价值。城墙的科学价值是多元的，这些筑造技术所映射的科学价值不但在城市建设之初得到呈现，更在长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中成为重要的指导方向。
　　（一）防御坚壁
　　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御，“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④即陈述了城墙的基本功能，它是以保卫和守护为主要功能的建筑。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城墙的防御性能逐步发展为成熟的体系，城市中的政治、商业及居民设施都因城墙得到了很好的庇护。
　　南京城墙的防御功能从筑造细节来看，无论是在建筑材料、建筑方式，还是在建筑设计环节上，都赢得了当时各界翘楚的鼎力支持。在材料方面，采用“物勒工名”的方式，以“责任到人”的形式保证了最基础、最小建筑单位的质量要求，体制之严苛前无古人。在建筑形式方面，内瓮城的设置是中国军事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加大了防御的强度，使南京城墙在当时固若金汤。
　　（二）城建指导
　　因城墙而形成的闭合空间，如同一个城市的容器，这是美国学家刘易斯·芒福德⑤对城墙与城市关系所作的形容。中国古代城墙这一城市容器包含了城市丰富的文明内涵，其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功能、城市价值等都得到了全面体现。城墙对城市格局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规范了城市的规模，城墙的平面布局影响着城市的交通格局和建筑空间的分布与组合，城门的数量和方位对城市内外道路交通的走向和位置具有重要的限制和引导作用。
　　南京明代鼓楼向东至朝阳门，向西北至仪凤门与钟阜门，向南至聚宝门基的距离基本相等。以鼓楼为原点，其与中山门、中华门两条延线的夹角均为60°（±5°），这两条延线与狮子山中心点分别形成各为150°（±5°）的夹角，在平面设计上体现出明代南京城“不规整”中的“规整”布局⑥。这三条线也分别对应了相应的功能分区，城东为皇城区，是南京的政治核心区域；城南为商市区，是城内市民的生活、贸易、休闲区域；城北为军屯区，是军队垦田屯粮的区域（图四）。这种布局在中国都城筑造史上也属罕见，也从侧面凸显了城墙在城市内部功能区域划分上的重要作用。
　　（三）防洪枢纽
　　中国古代城市防洪体系由障水系统、排水系统、调蓄系统、交通系统组成。南京城墙的障水系统主要依靠城墙本体，城墙的城砖质地坚硬，已经成熟的黏合技术使城墙本体十分牢固，足以抗御洪水。南京城墙的排水系统、调蓄系统得益于建设以秦淮河为骨干的多功用城市水系。江浙一带水乡城市中的水系，本身就具有给水、排水、交通、防火、军事防卫等多种功用，被喻为“古城之血脉”，其排水、排洪和调蓄上的作用又使之成为城市防洪的重要设施。
　　除此之外，南京城墙的城壕水系还采用了水管铜闸节制水流，在筑城时，靠埋在城垣下的水管来沟通几处被城墙切断的水流。为了沟通城墙内外的水系，南京城墙设置了水关和大小不等的涵闸，水关可以通船，而涵闸仅能通水，这也与城门配合，共同组成了防洪功能的交通系统。通过这些防洪系统的配合作用，在明代276年间南京仅有8次水灾记录，平均34.5年一次。可见，南京城市防洪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防洪功能是比较有效的⑦。 　　三、文化价值
　　城墙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达到了技术顶峰，成熟的设计和建筑手法使城墙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得到彰显。与此同时，城墙也通过长时间的建筑表达演变，不再仅是用于防御、防洪等功能的建筑本体。南京城墙作为中国都城城墙的代表，营造了集合当时主流社会精英的分析策划和皇权表达的意愿投射，是“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不可多得的价值阐述。
　　中国古代城墙的设计思想除表现堪舆学文化外，星相学也是构成其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借助宇宙星相弥补城市建设中的不利客观因素。星相学的加入，使建筑体系仿佛有了皇权天命所授的神秘精神力量，对于巩固封建帝王的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效果，自古以来都被统治者推崇和效法。英国学者李约瑟⑧也在《中国科技技术史》中提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对“宇宙的图案”充满了向往，这和中国古代传统筑城方式的理念非常契合，我国自古便有星相学和古代天文学相结合为帝王统治服务的案例。例如，《吴越春秋》里对伍子胥筑城的描写就提到了“相土尝水，相天法地”，同时在构筑城门的时候也要对应“天之八风”和“地之八聪”⑨，这是星相学和筑城相关的最早记载。
　　有学者认为，明南京城在规划初期，为体现统治者“神授皇权”的统治地位，城市建设的策划者们利用宇宙天象的投射，结合南京的山水地形等自身地理条件、前朝旧城垣体系、军事和防洪等多方面的情况，将南京城城垣规划成了“南斗星”与“北斗星”相结合的模式。这种说法参考了汉代长安城，在其修筑外郭后，城市城墙所构建出的平面图形也呈现出了不规则的形状：北城形如北斗，南城形似南斗，故汉长安城也被称为“斗城”⑩。这种说法虽有待商榷，但古代城市规划利用星相学的案例数不胜数，这就是当时城市象征主义的宇宙观 和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规划设计语言。南京明城墙的规划设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通过“填湖建宫”等一系列的方法，调整了南京城市建都的不利地理条件，让统治者得到“奉天承运”和“皇权天授”的心理慰藉。
　　四、结语
　　中国古代城墙是世界古代城墙中非常独特的存在，它的构筑时间延续之久，构筑结构系统之复杂，单体建筑形态之多样，建筑技术水平之高超都是同类型建筑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作为中国城墙修筑巅峰的“中国明清城墙”，其总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筑城的规划思想和筑造技术，并将城墙的基本形态和结构功能单元完善定型，形成了完整、缜密的构筑逻辑。所以，“中国明清城墙”作为人类城市文明多样性的珍贵案例，可以为中国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基本形态提供参照。南京城墙作为“中国明清城墙”文化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它自身的核心价值也是明清城墙体系中的价值范本，它蕴含的政治、技术、文化、艺术价值无一不显示出“城墙文明”体系的本質内涵。
　　注释
　　①据2015年6月在湖北荆州召开的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第三次推进会决定，河北宣化、河北正定、河南开封、福建长汀、广东肇庆等5地也加入“中国明清城墙申遗”名单，使中国明清城墙申遗工作形成“8+5”捆绑模式，但申报依然按照原8城进行。
　　②杨国庆：《城墙的文化意义与当代城墙文化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
　　③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④唐代徐坚《初学记》引汉《吴越春秋》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里的“城”“郭”都是指城墙。
　　⑤（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⑥杨国庆：《南京城墙》，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⑦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⑧（英）李约瑟：《中国科技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⑨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⑩武复兴：《西安史话》，载《名城史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
　　（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