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想去望一次弥撒
我想我来得早了，这个天主教堂才恢复不久，还没有管风琴，没有唱诗班，再过一两年吧，应该有的，它都会有。
第一次走进这里，我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上。一个对天主教堂陌生的人，想象就这些了，不能再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说和电影里都有弥撒，管风琴和唱诗班像诗意一样到处弥漫。但这里是在中国，可比的因素不多，天主教堂以后会有管风琴和唱诗班吗，我不清楚。
弥撒仪式正在进行。看了一会儿，我的心静下来。
不再想其他的事情。
现在到了唱弥撒歌曲的时候。
有人先唱了一句，其他的人就跟着唱起来。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都唱起来，没有伴奏的合唱声音，把我包围在他们中间。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外语在唱，那调子平和、亲切，开始述说他们自己的事情，比如温暖的家、窗台上的花朵和日常的生活。然后他们说到了自己的感受，一种喜悦的心情，像晒着阳光的暖风，渐渐向上升起。那也像他们的合唱，从大厅每个座位上升起来，抵达教堂穹顶之后，再从四周环绕下来，与你先前听到的形成和声。
你不知道这首弥撒歌曲的名字，也不知道它出于哪位音乐家的写作。但它适合现在唱着它的这些人，这些没有受过合唱训练的人。谁的声音高了一点，谁的声音有些沙哑，谁的声音提前结束，谁的声音拖后了一些，都不会影响这首弥撒歌曲的表达，却让它更加丰富，增加了一次又一次让你心动的机会。再过一会儿，你的心就要被它打动了。
一首歌唱了很久，看样子还没有快要结束的意思。
这时，你听到整个人群都激动起来。他们好像要把正在下坠的某种东西托住，再让它升到高处。这样反复了几次，他们累了，在一句歌词的高音处再也攀不上去了。
他们的声音终于停下来，还有一些余音，也要消失了。
忽然，一位老年女性的声音出现了。她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她有些战栗、有些嘶哑、有些胆怯的声音，就从刚才停下来的位置上，飘飘荡荡，摇摇晃晃，一路艰难地升上去，一直攀到了不可思议的高位。
就在此时此地，一切都不可思议。你会觉得，在你这一辈子里，这样的场景只能出现一次，不可用言语解释，不可以重复获得。
我是在1981年深夏的一个午后，偶然走到大连天主教堂门前的。
守门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躯粗壮，特征最突出的是一张脸，方方正正的，这让他的整个头部都显得方正了，让人见过一次就难以忘记。
在大学同窗刘兴雨的记忆里，长久地记得那座天主教堂。“有一次我们路过天主教堂，和在阳光下沐浴的老教徒们攀谈起来。”刘兴雨在他写于1988年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教徒们虔诚地对我们说起耶稣，老董则大谈马克思、人造卫星，双方都很愉快。”
那次与守门人愉快的谈话，用去了我们一大段时光。守门人谈了关于耶稣的很多话题，我则用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事情与他交流。实际上，用一些看似不相容的话题，激发对方谈出更广更深的内容，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对话方式。如果碰巧遇到的是马克思的信徒、人造卫星的信徒，我也会与他们谈耶稣和释迦牟尼的一些事情。
谈话中我们知道了，大连只有这一座天主教堂。在前些年里，神职人员被赶了出去，教堂成了一家工厂的仓库，这还算幸运，没有更多地破坏它的外部和内部结构。就在半年多以前，仓库里的东西都搬走了，教堂又成了教堂。
他还说起不太遥远的一件事。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东北以后，几乎所有写着“中国”字样的牌子都换了，只有教会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还挂着“中国教会”的牌子，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当守门人谈到这件事时，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向他询问这种说法的来源，有没有书籍和资料证实。我应该问清楚，这样的话，以后在自己的文字里写到这件事，就有了确切依据，不属于道听途说了。
接受了守门人的邀请，在一个周末，我们去天主教堂看了弥撒仪式，听到了那首近乎天籁的合唱曲。
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很多可读资料，放在你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到了一些。
在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也就是1855年，有位中文名字姓毕的法国神父乘船前往东北。没到港口之前，船只被海盗袭击，神父被扔进海里，不幸遇难。此外，在1886年到1888年这几年间，东北地区先后有三位主教或者受到袭击，或者遭遇疾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是义和团，随着清政府的排外政策日益泛滥，到这场运动平息时，东北地区有一名外国籍主教、六名外国籍神父、三名中国籍神父、两名法国籍修女、一千多名中国籍教友遇害，众多教堂与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几乎全部被毁。
前面说到的外国籍神职人员，大多是法国人。据说，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国东北的传教士。后来则有1918年，美国的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中国广东省。他们在二十年代进入中国东北，并且在1926年建了大连天主教堂。那时的大连，还是日本租借地。
还有，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遭遇不同。“二战”中的1941年，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后，日本侵略军把美国传教士们抓进了集中营，“二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又成了敌对国，中国大陆上的美国传教士大部分被当成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关进监狱再驱逐出境。
其中一名叫福尔德的主教在狱中失明，并在关押中死去。另一名叫华理柱的主教关押的时间最长，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的1970年，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考虑，七十九岁的华理柱才被提前释放。
华理柱九十岁那年于美国去世，去世的时间是1981年7月底，差不多就是我在天主教堂里听弥撒歌曲的时候，这纯属巧合。
人不能死无葬身之地
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坐到离山最近的车站，然后跳下来。有山的地方，不一定有风景，但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脚下的这座小山，离辽宁师范学院只有几公里。一棵矮小的松树旁边，有个中年人告诉我，只有他知道，这座山以前的名字叫大佛山。
小时候在它的山脚下玩，他说，那里有大石佛，几个人高，手掌是伸开的，小孩子能躺上去睡觉。顺着一条河沟走，能走到老毛子兵营。
他说的“老毛子”，指的是俄罗斯人。大连的历史我知道一点。我到大连读书的1979年，大约是它建市八十周年。那些年，它因为旅顺军港而著名，被俄罗斯人与日本人轮换着占据，合起来，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他说，后来大石佛没有了，被人毁了，这里就不叫大佛山了。
现在，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正式名字，都管它叫南山。他回答。
我慢慢向前走，想找到老毛子兵营。边走边想，叫南山也挺好，如果在附近找间房子住下，篱笆里面种些菊花，这样的话，采菊的时候就能看见南山了。
转到山那边，看见草木茂盛的一处山坡，树木也比别处高大，走近了看是片墓地，用砖墙围着，门口挂了牌子，原来是大连烈士公墓。
那是个春日，四月的清明节刚过，有三两处桃花，在墓地的角落里准备开放。我一个人在其中走走停停，度过了一段午后时光。
在看到最后一排墓碑之前，想起了我爹。
我爹活到五十八岁，1977年去世。一家人都在发愁，去哪里安葬他的骨灰呢？回辽中县农村老家安葬吧，土地都是国家的，早没了祖坟的位置。在鞍山附近安葬吧，鞍山只有一家公墓，叫革命烈士陵园，我爹的身份够不上它的标准。民间公墓是没有的，被当成封建社会的残余清除了。这有些怪异，从中国的秦代开始，可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在我的城市里，数不清的逝者的骨灰寄存在火葬场里，年复一年，积满灰尘，从地面直抵天棚。
后来还好，我们兄弟几个趁着明月之夜，把老人家悄悄安葬在城市东部的山里。
那样做是不合政府法规的。如果被替政府工作的人发现，或者砸碎墓碑，或者强令迁走。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我的哥哥们，以及不得不违规埋葬死者的后人们，敢去那里扫墓吗？
我的心里挺不是滋味。
这几天正在看一个剧本，法国人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有几个游击队员，第二天要被处决了，它的内容与我现在看到的场景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电影里看过，法国人的公墓很漂亮，去世的人体面地下葬，有玫瑰花瓣撒在棺盖上面。萨特喜欢共产主义，在我出生那年还来中国游览，他知道中国的革命与法国的结果不一样，比如，只有革命者去世后有墓地，其他人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在设想一种新的公墓，面对所有的人开放。也许，它在中国要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会出现。
烈士公墓最后一排的后面，有一块空地，去年的枯草没有清理，今年的新草又长出来，风过之后露出几块墓碑。它们倒在地上，已经残损，看上去有些凄凉，有些萧索。
我蹲下来，拔一把草，擦一块残碑上的泥土，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读出上面的字：——参加革命——牺牲——年仅十五周岁——
再多的信息没有了，包括他的姓名、出生地、死亡地，以及我还想知道的一切，包括他是怎样死去的。
一个星期之后，学院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也参加了，写了一组诗歌，《清明，在烈士公墓中》。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写诗歌就获了奖。
其中一首描述了关于公墓的新设想，基本上是在烈士公墓想到的那些，但没有说到我爹的去世，虽然那是我写作那组诗歌的主要动力；也没有说那个叫萨特的法国作家，我不敢用“死无葬身之地”那样强烈的词语，来评价我所在的社会里的人，那太刺激了。
我比较平静地想象，在未来的公墓里，可以容纳每一个逝去的人，比如那些普普通通的老者，他们带着担惊和恐惧的神态，度过了苍白的一生。比如那些母腹中坠落的小生灵，“碑上留一只洞，做他们好奇的眼睛”，我自己觉得这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句。还比如敞开胸怀容纳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
写下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大连的旅顺港，还真有一个这样安葬“敌人”的公墓，俗称老毛子墓，算起来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外国人墓园，有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国外公墓的格局和情调。日俄战争那年，日本人打跑了俄罗斯人，把死去的敌军将士葬在俄罗斯人的公墓里，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尊重。
还有一首，是写那个十五岁死去的小兵。因为是文学创作，允许虚构，我把他写成了十六岁。
十五岁太小了。战争之中，孩子们应该受到保护，避开战火，活到最后。这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外国的战争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未成年人参加战争，是现代成年人的一种恶意。但是，因为我在那首诗中的抒情，是写给一个小兵的，实在没法把他写成十八岁。
初次写作，我像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样，在诗歌里完成了对他生命的关心。甚至从人性的角度，关心到他死后的事情，“家中父母健在么，弟兄衣食如何？可有姑娘等着他，夜夜烛炬成灰？”
可以说，那组诗歌显示出我的思辨和想象的能力，在中国那一代年轻人里是优秀的，但在诗歌需要的直觉方面，还有很大的障碍。
接下来我成了辽宁师范学院的文学社的成员，几个月后又成了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诗歌编辑，关于这份在我们手里变得很了不起的学生刊物，后面我还会认真地讲述有关它的事情。
我知道，我的抽象能力胜于具象能力，其实挺适合搞一些学术研究，做个不错的学者。但读了一年多的中文系，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方向。刚读中文系时我想过，如果哪一位老师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可以做我的楷模，我就在他教授的那一门课程上面发展。在那一年多里，我也遇到了几位让我产生敬意的老师，但他们还不是我的楷模。接下来渐渐发现，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很多谬误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社会需要，并不允许学者去改正它们。
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国家并不对学者们开放。我们大学的一位老师能从海外搞来某作家的资料，写出论文发表，就成了全国范围内研究某作家的顶尖学者。这让我有些寒心，看不到学术研究的前途。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沿着诗歌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了。这对我不是一件太好的差事。在对于许多事物的认识上，我常常有一份特别的清醒，而在写诗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它的反面，一种模糊的感觉和表达。
承认和承担罪行有多难
现在我正在一列动车上，走到车厢连接处，那里暖和一些。
我的身体还好，但我感觉到车厢里空调很凉，就离开了座位。出门在外，我可不想感冒。我还看到人们把能找到的衣服都穿上了，或者盖在身上。但是，这时正是夏天里的七月，没有人会带一件厚衣服。
这样的场景我见过不止一次。我也曾多次找过列车员，请他们把车厢里的温度调高一点。
离我身边不远，有个生病的男人冷得发抖，他走过几个车厢，也找到这个地方，靠在餐车门口。他很虚弱，病得不轻。他的女人找过列车员，可是，车厢里还是很凉。
那女人找到自己的一件花衣服，给男人穿上了。在一个多小时里，男人呕吐了两三次，都是女人蹲下来，把他脚下擦净。
这情景让人难受。但我站在一边看着，帮不上他们。
后来我在餐车里打开手机网络，搜索新闻。快到终点时，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悄悄对另一个列车员说，那边几节车厢的空调开大了。另一个列车员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也曾根据旅客的反映，一会儿调高，一会儿降低。他们也不想把空调开大，可是在这炎热夏天，有人中暑就糟啦，那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我在以前想过，怎样合理控制列车上的温度，不会是人类解决不了的难题，看看世界上别的国家怎样做的，学一下不就行了吗？即使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找些国内专家来，坐在车上体验几天，他们可能发现点什么，比如换一下车厢内温度探测器的位置，比如调整输送冷风的速度，等等。
即使专家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列车还可以学飞机和游轮上的方式，为怕冷的旅客提供毯子，不能免费就付费租用，也都可以。
在列车到达终点之前，我读完了一篇挺详细的新闻报道，里面说到1981年的一件事情。
四川某县农村，1981年底的一天，22岁的已婚王女士，从地里回来，在自家院坝看到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姓陈，是她读小学时的老师。
陈老师说，“那次你走了，他们说我奸污你，把我送去劳改了，现在六年满了，一直在申诉。”
“没这个事！”王佳芬说。接下来，那个与陈老师同来的证明人就照着王女士说的写了一张纸，然后让她确认。王女士看了看，表示认可，按了指印。
过了一年多，有人来找王女士，问她那个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不是她的意思，又威胁她，如果陈某某当年是被冤枉坐了六年牢，那她也要坐六年，因为当时是她冤枉了陈某某。王女士怕了，不敢承认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她的意思。对方给她做了笔录，走了。
以后王女士也没敢去打听这件事。她不知道，这一次陈老师又被判刑三年，理由是“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已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罪”。
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其中有个地方，在又被判刑三年之前那六年，陈老师是被判刑还是劳改，说得不清楚。这种疏忽可以理解，文章的采访对象是王女士，要尽可能多地保持王女士的说法，而一直在农村生活的王女士，也许弄不清判刑和劳改的区别。
看文章的意思，陈老师的前六年是被判刑的。
我还理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以陈老师为叙事主体。陈老师从三十岁开始，两次入狱，总共九年，还失去了公职和退休金，但他的申述直到年过七十也没结果，这在世界上算作新闻，在中国不算，因为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早已不去关心了。
于是，这篇报道以《女子冤枉老师奸污致其坐牢九年：我内疚了四十一年》为题，用意是好的，企图引起人们的关注。
用意挺好，人们就会关注吗？
一个人，不光是蒙冤入狱或送去劳改才算受苦。牢狱外的王女士，顶着一项与老师通奸的污名，这一辈子也很苦。
这都缘于她小学毕业那年，十六岁，那一天她白天去庄稼地里干活，晚上去了学校，进了陈老师宿舍，打听毕业后能不能被学校推荐上初中。没想到有四个民兵冲进来，把她和陈老师绑走了。
这篇报道没有解释它使用的一个名词，区公所，也就是把那个农村女孩绑去的地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区公所为县或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其行政地位介于县和乡镇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介于县城和乡镇之间的一级政府。
她的手反捆到背后，接受区公所妇联李主任的讯问。李主任坚持要她承认与陈老师有男女关系，她坚持要去医院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几天以后，李主任变得严厉了：“陈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你再不说，就把你捆起来游街！”、“那你说跟陈某某有没有男女关系嘛，没有就把你关起来！”
游街挺可怕，坐牢也挺可怕，她于是承认跟陈老师发生关系。区公所当天就放了她。父亲接她回家的路上，她想投水自杀。父亲把她拉住，她就哭：“你让我死了算了，回去见不得人了！”父亲说：“你管他的呢！你还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又不给你检查！你是冤枉的，我们晓得，你死了这辈子都不能翻身！”
在记者采写这篇稿子之前，王女士在一个干休所里找到李主任。李主任挺爽快，愿意为当年的事情作证。
李主任表示：“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在无任何证据下，迫使王某某签字认可与陈某某有不正当性关系的作为，是出于无奈。”
这名退休官员的话，应该是真的。当年的陈老师被判入狱前，除了“奸污女学生”，还有投毒罪等罪名，但那些罪名没有证据坐实，只有“奸污女学生”一项，搞到了女学生的签字承认。
可是，这名退休官员说的“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工作，会故意把一个无罪的人送进监狱？什么样的区公所，什么样的法律，需要在一个无罪的人翻案时再次把他送进监狱？如果陈老师是无罪的，那些“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而制造冤案的人是有罪的吗？或者说，那些“运动和工作”本身就是有罪的吗？ 1981年的事情，以及此前1975年的历史背景，都因为年代遥远而模糊不清。可是，陈老师一直在申述，在他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都在申述，他的冤案却得不到纠正，这就把相距遥远的时代，重新拉回到我们的眼前。
对于个人来说，要他承认一项罪名、承担这项罪名的后果，其实不难，给他的压力够大就可以了。但对于某些公权力来说，这显然要困难得多。
还有，采访王女士的那篇报道，说到这样一件事：
在那个农村女孩被迫承认与老师通奸后，“奇怪的是，很多人来介绍相亲”。后来她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认为她这样有了污名的人，“不需要彩礼，想讨个便宜。于是所有相亲的，都被她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这件事，也把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国民，拉回到我的眼前，一下子清晰可见。
三十六年时间有多久
战凯长得稍白一些，稍瘦一些，戴着近视眼镜。他到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1981年，戴眼镜的大学生还不多。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在一场为期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长大，只能读到几本政治读物，字体很醒目，累不着眼睛。到了中学时候，书店里有其他图书可以买了，图书馆残留的书籍可以借看，才有人戴上近视眼镜。战凯的成熟感，就在他那挺大的黑框眼镜上显露出来，像是多读了一些书，或者比其他同学大两岁。
战凯拿着一个练习写作的本子找到我时，我正在校园文学刊物《新叶》当诗歌编辑。他跨进大学校园之后，写了六七首诗，都很短。
战凯的《门》只有几行：如果只是站着看/那它永远是关着的/要想进去/必须推。
战凯还有一首诗写给捡垃圾的老妇人，稍长一点。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要问那老妇人，你的家在哪儿？你有亲人吗？你希望得到什么？你又为什么得不到这些，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这当然算不上深刻，但看得出，他那时有了初步的人文关怀。
战凯的诗先后选了几首，在《新叶》上登了出来。其中一首是：
在雪地上
我用脚
小心翼翼地
踩出个“人”字
在生命中
我用血
战凯这首诗，长久地留在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那是因为在1983年，又有一场政治运动到来，《新叶》文学杂志被官方当作有政治错误的刊物。那一年我们七九级学生毕业离校，八一级的战凯接任新叶文学社社长，来自官方的压力就转到他那里。官方列举《新叶》有政治错误的诗歌里，就有战凯的这首。
前面这几段文字，开头的几个字都是战凯，这并不是故意的。我想写这篇文字时，脑子里一直想着战凯。
前面忘了说了，他从鞍山考上大学，是我的同乡。
有一个假期，他到我家来，说当地电视台正在征集电视剧本，想和我一起写个剧本。
在我们看来，电视剧与电影很相像，都是描述人物的命运，在刚刚过去的一段年月，可以写的事情太多啦。
我们先想到战凯的一个叔叔，1949年前在政府军里当兵，后来那支军队撤退到台湾岛。隔着一片海，他与家人分别了三十多年。就在不久前，两岸关系好转了，叔叔可以回大陆探亲。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件事，包括其中的一个有趣的细节。叔叔想带一台电视接收机当作礼物，到了香港后，听人说内地这边很穷，百姓用电都没有，就把那东西卖了，买了打火机使用的火石，一包一包，很多很重，背着回家，然后知道这边需要的正是电视机，不仅卖价高，而且买不到。
最后那个剧本没有写他。但我们写了类似的事情，也是因为一场战争的原因，一个身份卑微的人经历了许多年苦痛，开始有了转机。考虑到当地电视台不会有很多资金，剧本就省略了战争，从战争以后开始。
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一次非常顺利的写作。
我们先确定这部剧的长度，从第一集到第七集各有什么内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一个人动笔写，一个人喝茶水；累了，再换一个人喝茶水，一个人动笔写，三四天就把七集连续剧写完了。让我特别愉快的是，我与战凯的语言习惯十分相像，几乎看不出是两个人的文字。这时我才相信，战凯一定是读过很多书，才会有成熟的文笔，像水一样流畅。
电视台留下剧本，没有投钱拍摄，剧本也一直没还给我们。这件事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战凯毕业两三年后，想从他任职的一家学校去广播电视局工作，广播电视局的局长马上就答应了。接下来战凯又想去一家政府机构没能办成，那位爱惜人才的局长说，政府不要战凯，我们还要。十多年之后，有线电视台一位老主任退休，还是那位局长说，我们把董学仁调来。可见那部未拍的电视剧，确实有它良好的初始影响。
战凯结婚那天，外市赶来一些大学同学，热热闹闹，喝酒聊天。虽然是与战凯同年级的，有几位也与我熟悉。
他们毕业前后那几年一直写诗，带着上升的力量，诗歌的直觉很好。他们还组织了一期名为《宣泄》的诗歌合集，参与者自选作品，自拟小传，钢笔抄写后附上照片，复印成册。受他们邀请，我也参加了，大约是他们年级之外的唯一作者。那本诗歌合集我很喜欢，搬家时也不会扔掉，但我现在离家的距离有六七百公里，只能在下面省略一百多字，以后会再读一遍，补上对它的描述。
在大家的谈话里，曾经的大学生活和诗歌写作，只是主题的一部分，而今面临着怎样融入社会，发展自己。战凯当记者后写每天需要的新闻稿，也写诗歌和评论，偶尔发在本地报刊。可在我们这个城市，老老少少的写作者停留在逝去的政治年代，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本能地排斥所有改变。战凯不能融入，只能远离，个人写作越来越少了。
喝了半天酒，话说得差不多了，战凯的同学要去火车站。他们遇到的文学环境，也与战凯遇到的相似。我应该持续只属于个人的写作，在很深很纯洁的寂寞之中留守，他们比我年少，早点离开文学这条路也挺好，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些，舒畅一些，自由一些，富足一些。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更合乎一个人的天性。
文学好像一个坑，跳出来是容易的。
文学还像一个梦，醒来也是容易的。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在战凯那里又聊了好久，就好像那是我们最后的长谈。后来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才觉得那是人家的新婚之夜，于是赶紧告别。
回到自己家里，发现带给他的新婚礼金，还在我的衣袋里，忘了送给他。
接下来是一些年月，不声不响，掠过身边，没有什么让人惊觉的事。二十一世纪就要来了，也不能让人有几分激动。
战凯就是在这时候去世的。夏天里的一个周末，6月13日，他的酒喝多了，脑血管因为太大的压力而裂开。那一天正是他的出生日，据说那次喝酒与他的生日无关，与他工作上一个正常升职有关。还有那一年他三十六周岁，按东方国家的民间说法，他的本命年。
在他去世三天前的中午，我在广播电视局食堂见过他，一起排队打饭，还顺口聊了几句，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他的灵堂就设在他结婚时的住处。走进那间屋子，还是结婚那天的摆设，家具没有换，地面油漆褪色了，没有刷新。这让我忽然就愣住了，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时间。
屋子外面搭了一个灵棚。我和几位同事没有走，为他守灵。
那个夜晚，我体验到两种感觉，一是什么叫作心酸，那与心痛完全不同；二是什么叫泪水长流，止也止不住。
（责任编辑：李璐）
我想我来得早了，这个天主教堂才恢复不久，还没有管风琴，没有唱诗班，再过一两年吧，应该有的，它都会有。
第一次走进这里，我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上。一个对天主教堂陌生的人，想象就这些了，不能再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说和电影里都有弥撒，管风琴和唱诗班像诗意一样到处弥漫。但这里是在中国，可比的因素不多，天主教堂以后会有管风琴和唱诗班吗，我不清楚。
弥撒仪式正在进行。看了一会儿，我的心静下来。
不再想其他的事情。
现在到了唱弥撒歌曲的时候。
有人先唱了一句，其他的人就跟着唱起来。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都唱起来，没有伴奏的合唱声音，把我包围在他们中间。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外语在唱，那调子平和、亲切，开始述说他们自己的事情，比如温暖的家、窗台上的花朵和日常的生活。然后他们说到了自己的感受，一种喜悦的心情，像晒着阳光的暖风，渐渐向上升起。那也像他们的合唱，从大厅每个座位上升起来，抵达教堂穹顶之后，再从四周环绕下来，与你先前听到的形成和声。
你不知道这首弥撒歌曲的名字，也不知道它出于哪位音乐家的写作。但它适合现在唱着它的这些人，这些没有受过合唱训练的人。谁的声音高了一点，谁的声音有些沙哑，谁的声音提前结束，谁的声音拖后了一些，都不会影响这首弥撒歌曲的表达，却让它更加丰富，增加了一次又一次让你心动的机会。再过一会儿，你的心就要被它打动了。
一首歌唱了很久，看样子还没有快要结束的意思。
这时，你听到整个人群都激动起来。他们好像要把正在下坠的某种东西托住，再让它升到高处。这样反复了几次，他们累了，在一句歌词的高音处再也攀不上去了。
他们的声音终于停下来，还有一些余音，也要消失了。
忽然，一位老年女性的声音出现了。她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她有些战栗、有些嘶哑、有些胆怯的声音，就从刚才停下来的位置上，飘飘荡荡，摇摇晃晃，一路艰难地升上去，一直攀到了不可思议的高位。
就在此时此地，一切都不可思议。你会觉得，在你这一辈子里，这样的场景只能出现一次，不可用言语解释，不可以重复获得。
我是在1981年深夏的一个午后，偶然走到大连天主教堂门前的。
守门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躯粗壮，特征最突出的是一张脸，方方正正的，这让他的整个头部都显得方正了，让人见过一次就难以忘记。
在大学同窗刘兴雨的记忆里，长久地记得那座天主教堂。“有一次我们路过天主教堂，和在阳光下沐浴的老教徒们攀谈起来。”刘兴雨在他写于1988年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教徒们虔诚地对我们说起耶稣，老董则大谈马克思、人造卫星，双方都很愉快。”
那次与守门人愉快的谈话，用去了我们一大段时光。守门人谈了关于耶稣的很多话题，我则用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事情与他交流。实际上，用一些看似不相容的话题，激发对方谈出更广更深的内容，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对话方式。如果碰巧遇到的是马克思的信徒、人造卫星的信徒，我也会与他们谈耶稣和释迦牟尼的一些事情。
谈话中我们知道了，大连只有这一座天主教堂。在前些年里，神职人员被赶了出去，教堂成了一家工厂的仓库，这还算幸运，没有更多地破坏它的外部和内部结构。就在半年多以前，仓库里的东西都搬走了，教堂又成了教堂。
他还说起不太遥远的一件事。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东北以后，几乎所有写着“中国”字样的牌子都换了，只有教会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还挂着“中国教会”的牌子，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当守门人谈到这件事时，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向他询问这种说法的来源，有没有书籍和资料证实。我应该问清楚，这样的话，以后在自己的文字里写到这件事，就有了确切依据，不属于道听途说了。
接受了守门人的邀请，在一个周末，我们去天主教堂看了弥撒仪式，听到了那首近乎天籁的合唱曲。
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很多可读资料，放在你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到了一些。
在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也就是1855年，有位中文名字姓毕的法国神父乘船前往东北。没到港口之前，船只被海盗袭击，神父被扔进海里，不幸遇难。此外，在1886年到1888年这几年间，东北地区先后有三位主教或者受到袭击，或者遭遇疾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是义和团，随着清政府的排外政策日益泛滥，到这场运动平息时，东北地区有一名外国籍主教、六名外国籍神父、三名中国籍神父、两名法国籍修女、一千多名中国籍教友遇害，众多教堂与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几乎全部被毁。
前面说到的外国籍神职人员，大多是法国人。据说，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国东北的传教士。后来则有1918年，美国的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中国广东省。他们在二十年代进入中国东北，并且在1926年建了大连天主教堂。那时的大连，还是日本租借地。
还有，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遭遇不同。“二战”中的1941年，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后，日本侵略军把美国传教士们抓进了集中营，“二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又成了敌对国，中国大陆上的美国传教士大部分被当成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关进监狱再驱逐出境。
其中一名叫福尔德的主教在狱中失明，并在关押中死去。另一名叫华理柱的主教关押的时间最长，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的1970年，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考虑，七十九岁的华理柱才被提前释放。
华理柱九十岁那年于美国去世，去世的时间是1981年7月底，差不多就是我在天主教堂里听弥撒歌曲的时候，这纯属巧合。
人不能死无葬身之地
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坐到离山最近的车站，然后跳下来。有山的地方，不一定有风景，但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脚下的这座小山，离辽宁师范学院只有几公里。一棵矮小的松树旁边，有个中年人告诉我，只有他知道，这座山以前的名字叫大佛山。
小时候在它的山脚下玩，他说，那里有大石佛，几个人高，手掌是伸开的，小孩子能躺上去睡觉。顺着一条河沟走，能走到老毛子兵营。
他说的“老毛子”，指的是俄罗斯人。大连的历史我知道一点。我到大连读书的1979年，大约是它建市八十周年。那些年，它因为旅顺军港而著名，被俄罗斯人与日本人轮换着占据，合起来，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他说，后来大石佛没有了，被人毁了，这里就不叫大佛山了。
现在，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正式名字，都管它叫南山。他回答。
我慢慢向前走，想找到老毛子兵营。边走边想，叫南山也挺好，如果在附近找间房子住下，篱笆里面种些菊花，这样的话，采菊的时候就能看见南山了。
转到山那边，看见草木茂盛的一处山坡，树木也比别处高大，走近了看是片墓地，用砖墙围着，门口挂了牌子，原来是大连烈士公墓。
那是个春日，四月的清明节刚过，有三两处桃花，在墓地的角落里准备开放。我一个人在其中走走停停，度过了一段午后时光。
在看到最后一排墓碑之前，想起了我爹。
我爹活到五十八岁，1977年去世。一家人都在发愁，去哪里安葬他的骨灰呢？回辽中县农村老家安葬吧，土地都是国家的，早没了祖坟的位置。在鞍山附近安葬吧，鞍山只有一家公墓，叫革命烈士陵园，我爹的身份够不上它的标准。民间公墓是没有的，被当成封建社会的残余清除了。这有些怪异，从中国的秦代开始，可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在我的城市里，数不清的逝者的骨灰寄存在火葬场里，年复一年，积满灰尘，从地面直抵天棚。
后来还好，我们兄弟几个趁着明月之夜，把老人家悄悄安葬在城市东部的山里。
那样做是不合政府法规的。如果被替政府工作的人发现，或者砸碎墓碑，或者强令迁走。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我的哥哥们，以及不得不违规埋葬死者的后人们，敢去那里扫墓吗？
我的心里挺不是滋味。
这几天正在看一个剧本，法国人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有几个游击队员，第二天要被处决了，它的内容与我现在看到的场景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电影里看过，法国人的公墓很漂亮，去世的人体面地下葬，有玫瑰花瓣撒在棺盖上面。萨特喜欢共产主义，在我出生那年还来中国游览，他知道中国的革命与法国的结果不一样，比如，只有革命者去世后有墓地，其他人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在设想一种新的公墓，面对所有的人开放。也许，它在中国要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会出现。
烈士公墓最后一排的后面，有一块空地，去年的枯草没有清理，今年的新草又长出来，风过之后露出几块墓碑。它们倒在地上，已经残损，看上去有些凄凉，有些萧索。
我蹲下来，拔一把草，擦一块残碑上的泥土，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读出上面的字：——参加革命——牺牲——年仅十五周岁——
再多的信息没有了，包括他的姓名、出生地、死亡地，以及我还想知道的一切，包括他是怎样死去的。
一个星期之后，学院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也参加了，写了一组诗歌，《清明，在烈士公墓中》。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写诗歌就获了奖。
其中一首描述了关于公墓的新设想，基本上是在烈士公墓想到的那些，但没有说到我爹的去世，虽然那是我写作那组诗歌的主要动力；也没有说那个叫萨特的法国作家，我不敢用“死无葬身之地”那样强烈的词语，来评价我所在的社会里的人，那太刺激了。
我比较平静地想象，在未来的公墓里，可以容纳每一个逝去的人，比如那些普普通通的老者，他们带着担惊和恐惧的神态，度过了苍白的一生。比如那些母腹中坠落的小生灵，“碑上留一只洞，做他们好奇的眼睛”，我自己觉得这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句。还比如敞开胸怀容纳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
写下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大连的旅顺港，还真有一个这样安葬“敌人”的公墓，俗称老毛子墓，算起来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外国人墓园，有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国外公墓的格局和情调。日俄战争那年，日本人打跑了俄罗斯人，把死去的敌军将士葬在俄罗斯人的公墓里，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尊重。
还有一首，是写那个十五岁死去的小兵。因为是文学创作，允许虚构，我把他写成了十六岁。
十五岁太小了。战争之中，孩子们应该受到保护，避开战火，活到最后。这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外国的战争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未成年人参加战争，是现代成年人的一种恶意。但是，因为我在那首诗中的抒情，是写给一个小兵的，实在没法把他写成十八岁。
初次写作，我像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样，在诗歌里完成了对他生命的关心。甚至从人性的角度，关心到他死后的事情，“家中父母健在么，弟兄衣食如何？可有姑娘等着他，夜夜烛炬成灰？”
可以说，那组诗歌显示出我的思辨和想象的能力，在中国那一代年轻人里是优秀的，但在诗歌需要的直觉方面，还有很大的障碍。
接下来我成了辽宁师范学院的文学社的成员，几个月后又成了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诗歌编辑，关于这份在我们手里变得很了不起的学生刊物，后面我还会认真地讲述有关它的事情。
我知道，我的抽象能力胜于具象能力，其实挺适合搞一些学术研究，做个不错的学者。但读了一年多的中文系，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方向。刚读中文系时我想过，如果哪一位老师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可以做我的楷模，我就在他教授的那一门课程上面发展。在那一年多里，我也遇到了几位让我产生敬意的老师，但他们还不是我的楷模。接下来渐渐发现，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很多谬误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社会需要，并不允许学者去改正它们。
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国家并不对学者们开放。我们大学的一位老师能从海外搞来某作家的资料，写出论文发表，就成了全国范围内研究某作家的顶尖学者。这让我有些寒心，看不到学术研究的前途。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沿着诗歌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了。这对我不是一件太好的差事。在对于许多事物的认识上，我常常有一份特别的清醒，而在写诗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它的反面，一种模糊的感觉和表达。
承认和承担罪行有多难
现在我正在一列动车上，走到车厢连接处，那里暖和一些。
我的身体还好，但我感觉到车厢里空调很凉，就离开了座位。出门在外，我可不想感冒。我还看到人们把能找到的衣服都穿上了，或者盖在身上。但是，这时正是夏天里的七月，没有人会带一件厚衣服。
这样的场景我见过不止一次。我也曾多次找过列车员，请他们把车厢里的温度调高一点。
离我身边不远，有个生病的男人冷得发抖，他走过几个车厢，也找到这个地方，靠在餐车门口。他很虚弱，病得不轻。他的女人找过列车员，可是，车厢里还是很凉。
那女人找到自己的一件花衣服，给男人穿上了。在一个多小时里，男人呕吐了两三次，都是女人蹲下来，把他脚下擦净。
这情景让人难受。但我站在一边看着，帮不上他们。
后来我在餐车里打开手机网络，搜索新闻。快到终点时，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悄悄对另一个列车员说，那边几节车厢的空调开大了。另一个列车员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也曾根据旅客的反映，一会儿调高，一会儿降低。他们也不想把空调开大，可是在这炎热夏天，有人中暑就糟啦，那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我在以前想过，怎样合理控制列车上的温度，不会是人类解决不了的难题，看看世界上别的国家怎样做的，学一下不就行了吗？即使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找些国内专家来，坐在车上体验几天，他们可能发现点什么，比如换一下车厢内温度探测器的位置，比如调整输送冷风的速度，等等。
即使专家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列车还可以学飞机和游轮上的方式，为怕冷的旅客提供毯子，不能免费就付费租用，也都可以。
在列车到达终点之前，我读完了一篇挺详细的新闻报道，里面说到1981年的一件事情。
四川某县农村，1981年底的一天，22岁的已婚王女士，从地里回来，在自家院坝看到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姓陈，是她读小学时的老师。
陈老师说，“那次你走了，他们说我奸污你，把我送去劳改了，现在六年满了，一直在申诉。”
“没这个事！”王佳芬说。接下来，那个与陈老师同来的证明人就照着王女士说的写了一张纸，然后让她确认。王女士看了看，表示认可，按了指印。
过了一年多，有人来找王女士，问她那个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不是她的意思，又威胁她，如果陈某某当年是被冤枉坐了六年牢，那她也要坐六年，因为当时是她冤枉了陈某某。王女士怕了，不敢承认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她的意思。对方给她做了笔录，走了。
以后王女士也没敢去打听这件事。她不知道，这一次陈老师又被判刑三年，理由是“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已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罪”。
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其中有个地方，在又被判刑三年之前那六年，陈老师是被判刑还是劳改，说得不清楚。这种疏忽可以理解，文章的采访对象是王女士，要尽可能多地保持王女士的说法，而一直在农村生活的王女士，也许弄不清判刑和劳改的区别。
看文章的意思，陈老师的前六年是被判刑的。
我还理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以陈老师为叙事主体。陈老师从三十岁开始，两次入狱，总共九年，还失去了公职和退休金，但他的申述直到年过七十也没结果，这在世界上算作新闻，在中国不算，因为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早已不去关心了。
于是，这篇报道以《女子冤枉老师奸污致其坐牢九年：我内疚了四十一年》为题，用意是好的，企图引起人们的关注。
用意挺好，人们就会关注吗？
一个人，不光是蒙冤入狱或送去劳改才算受苦。牢狱外的王女士，顶着一项与老师通奸的污名，这一辈子也很苦。
这都缘于她小学毕业那年，十六岁，那一天她白天去庄稼地里干活，晚上去了学校，进了陈老师宿舍，打听毕业后能不能被学校推荐上初中。没想到有四个民兵冲进来，把她和陈老师绑走了。
这篇报道没有解释它使用的一个名词，区公所，也就是把那个农村女孩绑去的地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区公所为县或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其行政地位介于县和乡镇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介于县城和乡镇之间的一级政府。
她的手反捆到背后，接受区公所妇联李主任的讯问。李主任坚持要她承认与陈老师有男女关系，她坚持要去医院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几天以后，李主任变得严厉了：“陈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你再不说，就把你捆起来游街！”、“那你说跟陈某某有没有男女关系嘛，没有就把你关起来！”
游街挺可怕，坐牢也挺可怕，她于是承认跟陈老师发生关系。区公所当天就放了她。父亲接她回家的路上，她想投水自杀。父亲把她拉住，她就哭：“你让我死了算了，回去见不得人了！”父亲说：“你管他的呢！你还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又不给你检查！你是冤枉的，我们晓得，你死了这辈子都不能翻身！”
在记者采写这篇稿子之前，王女士在一个干休所里找到李主任。李主任挺爽快，愿意为当年的事情作证。
李主任表示：“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在无任何证据下，迫使王某某签字认可与陈某某有不正当性关系的作为，是出于无奈。”
这名退休官员的话，应该是真的。当年的陈老师被判入狱前，除了“奸污女学生”，还有投毒罪等罪名，但那些罪名没有证据坐实，只有“奸污女学生”一项，搞到了女学生的签字承认。
可是，这名退休官员说的“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工作，会故意把一个无罪的人送进监狱？什么样的区公所，什么样的法律，需要在一个无罪的人翻案时再次把他送进监狱？如果陈老师是无罪的，那些“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而制造冤案的人是有罪的吗？或者说，那些“运动和工作”本身就是有罪的吗？ 1981年的事情，以及此前1975年的历史背景，都因为年代遥远而模糊不清。可是，陈老师一直在申述，在他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都在申述，他的冤案却得不到纠正，这就把相距遥远的时代，重新拉回到我们的眼前。
对于个人来说，要他承认一项罪名、承担这项罪名的后果，其实不难，给他的压力够大就可以了。但对于某些公权力来说，这显然要困难得多。
还有，采访王女士的那篇报道，说到这样一件事：
在那个农村女孩被迫承认与老师通奸后，“奇怪的是，很多人来介绍相亲”。后来她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认为她这样有了污名的人，“不需要彩礼，想讨个便宜。于是所有相亲的，都被她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这件事，也把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国民，拉回到我的眼前，一下子清晰可见。
三十六年时间有多久
战凯长得稍白一些，稍瘦一些，戴着近视眼镜。他到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1981年，戴眼镜的大学生还不多。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在一场为期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长大，只能读到几本政治读物，字体很醒目，累不着眼睛。到了中学时候，书店里有其他图书可以买了，图书馆残留的书籍可以借看，才有人戴上近视眼镜。战凯的成熟感，就在他那挺大的黑框眼镜上显露出来，像是多读了一些书，或者比其他同学大两岁。
战凯拿着一个练习写作的本子找到我时，我正在校园文学刊物《新叶》当诗歌编辑。他跨进大学校园之后，写了六七首诗，都很短。
战凯的《门》只有几行：如果只是站着看/那它永远是关着的/要想进去/必须推。
战凯还有一首诗写给捡垃圾的老妇人，稍长一点。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要问那老妇人，你的家在哪儿？你有亲人吗？你希望得到什么？你又为什么得不到这些，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这当然算不上深刻，但看得出，他那时有了初步的人文关怀。
战凯的诗先后选了几首，在《新叶》上登了出来。其中一首是：
在雪地上
我用脚
小心翼翼地
踩出个“人”字
在生命中
我用血
战凯这首诗，长久地留在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那是因为在1983年，又有一场政治运动到来，《新叶》文学杂志被官方当作有政治错误的刊物。那一年我们七九级学生毕业离校，八一级的战凯接任新叶文学社社长，来自官方的压力就转到他那里。官方列举《新叶》有政治错误的诗歌里，就有战凯的这首。
前面这几段文字，开头的几个字都是战凯，这并不是故意的。我想写这篇文字时，脑子里一直想着战凯。
前面忘了说了，他从鞍山考上大学，是我的同乡。
有一个假期，他到我家来，说当地电视台正在征集电视剧本，想和我一起写个剧本。
在我们看来，电视剧与电影很相像，都是描述人物的命运，在刚刚过去的一段年月，可以写的事情太多啦。
我们先想到战凯的一个叔叔，1949年前在政府军里当兵，后来那支军队撤退到台湾岛。隔着一片海，他与家人分别了三十多年。就在不久前，两岸关系好转了，叔叔可以回大陆探亲。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件事，包括其中的一个有趣的细节。叔叔想带一台电视接收机当作礼物，到了香港后，听人说内地这边很穷，百姓用电都没有，就把那东西卖了，买了打火机使用的火石，一包一包，很多很重，背着回家，然后知道这边需要的正是电视机，不仅卖价高，而且买不到。
最后那个剧本没有写他。但我们写了类似的事情，也是因为一场战争的原因，一个身份卑微的人经历了许多年苦痛，开始有了转机。考虑到当地电视台不会有很多资金，剧本就省略了战争，从战争以后开始。
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一次非常顺利的写作。
我们先确定这部剧的长度，从第一集到第七集各有什么内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一个人动笔写，一个人喝茶水；累了，再换一个人喝茶水，一个人动笔写，三四天就把七集连续剧写完了。让我特别愉快的是，我与战凯的语言习惯十分相像，几乎看不出是两个人的文字。这时我才相信，战凯一定是读过很多书，才会有成熟的文笔，像水一样流畅。
电视台留下剧本，没有投钱拍摄，剧本也一直没还给我们。这件事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战凯毕业两三年后，想从他任职的一家学校去广播电视局工作，广播电视局的局长马上就答应了。接下来战凯又想去一家政府机构没能办成，那位爱惜人才的局长说，政府不要战凯，我们还要。十多年之后，有线电视台一位老主任退休，还是那位局长说，我们把董学仁调来。可见那部未拍的电视剧，确实有它良好的初始影响。
战凯结婚那天，外市赶来一些大学同学，热热闹闹，喝酒聊天。虽然是与战凯同年级的，有几位也与我熟悉。
他们毕业前后那几年一直写诗，带着上升的力量，诗歌的直觉很好。他们还组织了一期名为《宣泄》的诗歌合集，参与者自选作品，自拟小传，钢笔抄写后附上照片，复印成册。受他们邀请，我也参加了，大约是他们年级之外的唯一作者。那本诗歌合集我很喜欢，搬家时也不会扔掉，但我现在离家的距离有六七百公里，只能在下面省略一百多字，以后会再读一遍，补上对它的描述。
在大家的谈话里，曾经的大学生活和诗歌写作，只是主题的一部分，而今面临着怎样融入社会，发展自己。战凯当记者后写每天需要的新闻稿，也写诗歌和评论，偶尔发在本地报刊。可在我们这个城市，老老少少的写作者停留在逝去的政治年代，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本能地排斥所有改变。战凯不能融入，只能远离，个人写作越来越少了。
喝了半天酒，话说得差不多了，战凯的同学要去火车站。他们遇到的文学环境，也与战凯遇到的相似。我应该持续只属于个人的写作，在很深很纯洁的寂寞之中留守，他们比我年少，早点离开文学这条路也挺好，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些，舒畅一些，自由一些，富足一些。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更合乎一个人的天性。
文学好像一个坑，跳出来是容易的。
文学还像一个梦，醒来也是容易的。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在战凯那里又聊了好久，就好像那是我们最后的长谈。后来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才觉得那是人家的新婚之夜，于是赶紧告别。
回到自己家里，发现带给他的新婚礼金，还在我的衣袋里，忘了送给他。
接下来是一些年月，不声不响，掠过身边，没有什么让人惊觉的事。二十一世纪就要来了，也不能让人有几分激动。
战凯就是在这时候去世的。夏天里的一个周末，6月13日，他的酒喝多了，脑血管因为太大的压力而裂开。那一天正是他的出生日，据说那次喝酒与他的生日无关，与他工作上一个正常升职有关。还有那一年他三十六周岁，按东方国家的民间说法，他的本命年。
在他去世三天前的中午，我在广播电视局食堂见过他，一起排队打饭，还顺口聊了几句，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他的灵堂就设在他结婚时的住处。走进那间屋子，还是结婚那天的摆设，家具没有换，地面油漆褪色了，没有刷新。这让我忽然就愣住了，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时间。
屋子外面搭了一个灵棚。我和几位同事没有走，为他守灵。
那个夜晚，我体验到两种感觉，一是什么叫作心酸，那与心痛完全不同；二是什么叫泪水长流，止也止不住。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