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的成败得失可以轻忽，生命本身却令人难以忘怀。他曾经在《中国文学史》里这样写道。
　　2011年6月7日，章培恒离开生命和成败，留下对文学史的观照。
　　这花去了他一生。1962年，《洪昇年谱》稿成，尘封17年后出版。1996年，《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
　　三年后，他罹患癌症，却又重修文学史。他认为以人性写史，忽略情感，不尽完美。时隔三年重修文学史曾经引起舆论大哗，认为有骗钱嫌疑，章培恒不急不徐，一百七十万言，2007年始成。
　　他不过是多一点认真。骆玉明教授曾说过：“章先生是在文史研究领域最有天赋的人，但在研究时，却用了最愚笨的办法。”
　　他的愚笨办法的著作曾被形容为“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他对学生严格更是众人皆知。“我们常常被追问的满头大汗，连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章培恒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郑利华教授和章培恒讨论问题，从不会随便说，我觉得，他知道章培恒一切都要有根据。
　　他也有自己的不拘一格，自嘲为邪派武功。在贾植芳的九十华诞纪念会上，他说，“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里面，有人说我的功夫都是邪派武功，换句话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并不是正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正宗实在是我很喜欢的，而这个不正宗也就是从贾先生的方法和路经里面所学到的。”
　　所谓邪派，在他来说，有旁逸斜出，跨越学科，通古今大视野之意。复旦大学，因为有了他，多了一门古今文学研究。而有关武功，则不能不说起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一篇论文，讲金庸比姚雪垠写的好。在那个年代，这话新鲜，而且危险。他说，“一个作品能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曾经他也有写武侠小说的想法，写了开头，发现不是此类人才，欣然放弃。
　　他颇有爱酒之名。章培恒早年豪饮，最得意三胜以善饮闻名的何满子。贾植芳家好几次热闹的餐聚，都是因为章培恒新得某种或某几种好酒，拿到先生家来开“品酒会”。酒桌上多有年轻后辈。他的酒后名论即为，年轻人眼高手低并不坏。因为达到“眼高手高”并不容易，但如果年轻时连眼界也不敢放高，一辈子就很难提高了。言语之间，对年轻人的轻狂颇有嘉许之意。
　　章培恒诚恳守正之外也善自嘲。他曾主动提起过自己多年前的糗事：某次研讨会，一位老先生问他：“章培恒，你还不到60吧？”章先生当时才30出头，觉得60岁确实还不到，就如实回答“是还不到60。”说时举座大笑。他有得意之色。
　　章培恒始终反感繁文缛节。去世前几日，他对儿子重申，不办追悼会，不举行仪式。他曾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不必特为渲染。
　　复旦大学将学校主页调为黑色，致敬这位将生命给了文学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