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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居民的参与载体、国家-社会沟通的桥梁，是社区治理主体与中坚力量。我国社区治理环境的异质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趋势，但又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层级发展路径及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而不同层级上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在社区治理的不同维度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章以山东省潍坊市金都社区为分析对象，在理论上拓展社区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视角，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区治理实践。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层级;制度-行动者;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多样、层次清晰、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2]。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在地化属性及专业性，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成为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3]。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还为居民表达利益提供了渠道，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4]，成为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与减震带。社区社会组织还通过丰富的活动及项目吸引居民主动参与，让居民在日益频繁的互动交往中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社区关系网络，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重建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5]。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源性特征与本土化实践[6]，使得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的主体与中坚力量，成为探索社区治理的有益实践[7]。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面临先天不足、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社区社会组织究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如何？
虽然既有研究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不同，具有的功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就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类型来看，按照合法性可以分为已登记注册、已在街道或社区备案以及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备案的正在发育的社区社会组织[8]，按照活动类型可以分为文艺活动类、公益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组织，按功能则可以分为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与职能性组织。但既有的分类多是非动态的，因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9]，异质化的社区治理环境使得“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培育和治理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10]，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平面、静态的分类，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比如居民参与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有助于形成公民精神[11]，而文体娱乐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无益于公共性的发育。但是既有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我们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那么，什么是组织层级，其背后体现的作用机制乃至制度逻辑是什么，不同层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组织层级、作用机制与社区善治：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
层级是指“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递进，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进阶体系”[12]，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则是指由于社区行为者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机、深度与广度不同，社区社会组织呈现出由自利性向公益性不断扩展的，由社交组织、自助组织、互助组织与公益组织组成的层级体系（图1）。
社交组织是指居民基于自我兴趣爱好的自利性动机自发形成的，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发育场地，以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的物质支持为支撑的组织形态。自助组织是指居民基于“抱团取暖”的群体情感，主动采取相互帮助的行为，并在长期互惠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制度性、规范性行为而形成一种组织形态。互助组织则是基于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帮助行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感受到集体关怀的温暖产生群体情感，进一步地发展利他行动，并以利他行动为基础的一种组织形态。公益组织基于治理平台的成长而发展。公益组织比互助组织更具公益效应和社会效应，覆盖整个社区，影响范围广，传播带动牵引能力强。居民从个人主义转为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从对弱者的援助和同情转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在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四个不同层级的组织形态的发育条件、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作用机制，其背后都受制于宏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断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13]，因此，考察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上看，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在宏观上看是每个社区的社区治理环境，在微观上看，由于组织是“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 “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14]。因此，本文将社区治理中由不同社区行动者在社区这个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而形成的治理结构视为社区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这种社区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社区精英及普通居民形成的多元治理结构。不断变化的社区治理环境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群体情感、社区行动、治理平台的作用机制及不同的“共享理念”[15]，造就了不同的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形态，通过提升参与水平、孕育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善治乃至社会良治。
与以往研究聚焦在上海、深圳等发达一线城市不同，本文将选取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为案例①。近年来，金都社区党委创立了“一三四五”工作法，不断加强社区协商、扩大社会参与、增强自治功能，打造了“融悦金都、共同营造”的社区服务品牌，更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与本文的研究不谋而合。虽然选择单一且特殊的案例必然会面临代表性的问题，但是，“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学术價值的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基层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的理解，甚至是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一般问题与解释框架”[16]。 三、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学者曾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或是公民社会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不管是社会资本抑或是公共性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社区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说社会资本是其内核，那么空间和地域就是依托[17]，而这个空间就是社区公共空间。它不仅是承载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社区治理发生的重要场所;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属性，更反映、塑造着社区内的社会、国家、市场的关系，是各个治理主体表演的“主场”。在金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中，我们就看到了空间的力量，甚至发现，正是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孕育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初始形态——社交组织。
社区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在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在物质设计上追求可达性（Accessible）、吸引力（Attractive）、包容性（Inclusive）、安全性（safe）等，还被赋予超越物质性的公共性特征，是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体[18]。但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社区公共空间发生着系统性失序。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资本增值与“晋升锦标赛”的逻辑中不断消失，地方社区的衰落以安全的公共空间的消失为标志[19]。并且，单位制解体后由个人选择居住空间的形式，使得“熟人社区”被“陌生人社区”取代，公共空间的意义让位于私人领域。但是，随着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理念的转变与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上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建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物质保障。在此制度环境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乐于为居民提供用于自我服务、自我展示的活动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社区行动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从而孕生社区社会组织。在金都社区，小区设置了如“贤达廊”“尚德亭”“朗读亭”“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等诸多居民活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开发商无偿提供使用、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设计和提供经济支持，为居民日常交往、活动提供适宜的场所，孕育出社交组织。
从微观机制上看，笔者在长期社区调研中发现，有长廊有亭子的小区比单纯只有绿化的小区治理绩效往往更好，其原因就在于长廊与亭子不仅具有供人们休憩、躲雨、观赏的基本功能，更是一个供居民交流、展示、交往的多功能的日常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得以重塑，并再通过长廊等展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关系的常态化，从而催生出社交组织。同时，“以社区名义开展的表演性文体活动实际上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有助于某种社区认同感的产生”[20]。居民在诸如“贤达廊”等社区公共空间中下棋、唱歌，在长廊外部的小广场里健身，使得长廊、亭子及其外延的区域，不仅成为满足居民展示兴趣、发挥特长的场所，还吸引凝聚了有共同爱好的居民。在这样一个集体娱乐的场所下，居民们自娱自乐，获得了愉悦感与满足，并且在自我展示的过程中逐渐升华为集体娱乐，行动者的满足感从个体层次上升到集体层次[21]，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与集体情感。在这样一个展示的空间内，热闹的表演与绚丽的仪式释放出“高度能见性”，吸引了一开始没有特长，也没有参与其中的居民的观察。通过观察他人，原本是看客的居民逐渐开始行动，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科尔曼指出，行动具有“外部性”，“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产生了”[22]，这种规范催生了具有一定规则与规范的基于趣缘的社交组织。趣缘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基于趣缘形成的团体会使个体参与程度更深。
比如金都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语言与朗诵艺术协会，最初，只是有一两名热爱朗读的居民自发在小区一个供居民休息的亭子里朗读，吸引居民好奇驻足观望。老人们终身学习的热情，不仅感染了热爱语言与朗读艺术的居民，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随着朗读活动的开展及朗读者队伍的壮大，为了不打扰其他居民的娱乐、生活，几位最初进行朗读活动的老人开始制定活动规则，约定朗读的时间、活动频率、活动主题，使得原本分散的活动常规化、组织化。由于老年人在经费上、体力上无力承担组织、运营兴趣组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为此特别为社区热爱朗读的老人们提供朗读课本和器材，还定期组织老人到社区活动室里进行朗读。在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与社区热心阅读的老人的自发组织下，金都社区语言与朗读艺术协会应运而生。协会不仅是老年人朗读娱乐的组织，也是老人交流沟通、联络感情的平台。
总的来说，居民在加入社交组织的过程中，激发了参与热情，提高了参与水平，从自娱自乐中结成信任关系与密集的社会网络，从而为社区治理注入社会资本，为社区治理奠定参与的情感基础。
四、群体情感孕育自助组织
社区中“有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原因，一是兴趣，二是感情”[23]，仅仅基于趣缘建立的社交组织并无法直接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因此无法构建起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长久的互惠关系，这种组织是缺乏韧性的，也无法为社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因此，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构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为居民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推动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组织转向以互惠为支撑的自助组织十分有必要。
在社区治理环境中，情感主要包括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的群体情感及居民对社区的社区情感。居民之间群体情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起的，具有特殊性的、差序的情感关系。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社区行为主体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求而形成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与社区认同。这两种情感都催生了互惠及规范的行为，从而推动社区自助组织的形成。
情感产生于人际交往并嵌入在人们交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而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产生于居民持久互动建立的“圈子”[24]及基于“关联物权”[25]产生的邻里互动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建立在邻里情感基础上的邻里互助、与社区自助关系极具效率及持续性。有學者指出，目前社区邻里之间成为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26]。长期邻里互助的行为逐渐规范化，形成了自助组织的雏形。 金都社区“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就是基于邻里间的帮扶和守望相助成长壮大起来的、致力于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心连心敲门服务队”最初源于个别楼栋中居民自发产生的邻里帮扶行为。有的热心居民会时不时敲一敲独居老人的门，确定老人安全情况，帮助独居老人购买物品，缴纳电费，解决生活不便的问题。而有活动能力的独居老人则帮助楼道上班族收快递、倒垃圾，照顾放学的孩子。有专业特长的独居老人还会将自己的技能倾囊相授，还有的长者会利用个人积累的社会关系帮助邻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一系列帮扶行为中，邻里间深厚的群体情感得到了强化，而随着帮扶行为的常规化，一个基于邻里互助帮扶的社区社会组织呼之欲出。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对这种互助形式十分支持，并大力推动其组织化建设，成功组建了“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并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制度。“心连心敲门服务队”以“就近帮扶”为原则，力图做到互助帮扶标准化。服务队会给队员配备“敲门”服务卡，做到人证合一，持卡服务。每天队员都会实现互访，了解彼此生活情况;队员还会随身携带一本民情日记本，将所见所做所感记录到本上，做到事事有记录。随着服务队的不断壮大，社区党委与居委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其连接更多的社区主体资源。比如社区为服务队联系了一家专业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每周入户免费查体服务，了解其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至此，原来由个别居民发起的邻里自助行为发展成为自助组织，并逐渐升级为基于利他动机的更高层次的互助组织。
群体情感催生自助组织，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才可以为其注入持久的动力。社区认同感是居民对社区环境主观评估，体现为居民对社区整体及具体领域的满意度。要提升居民认同感、满意度，需要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不仅仅是口号引领，更是以“价值观传递”与“服务递送”[27]，从而实现价值引领与平台引领，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提升社区温度。价值引领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触发居民的“共情”，这种真誠的情感不仅在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还促进居民之间在社区事务上的协调，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平台引领主要体现在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辖区内外的资源，共同组织策划社区服务项目或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加，为不同的社区主体搭建联系的桥梁，让居民在与不同社区主体面对面的接触中增进信任，建立群体情感，在社区参与中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观念”[28]， 获得表达自我、锻炼自助能力的机会，从而增进彼此合作，促进自助行为。
比如，金都社区所辖的“三无”小区面临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突出问题，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三无’小区居民自觉在行动”的项目，在此项目中，居民为解决自己居住环境问题，在居委会协助下自发成立了小区事务民主管理小组。小组主要负责针对小区内的卫生保洁、治安防范等居民关注的事项，面向居民进行意见搜集，并与社区进行诉求对接，由社区指导协调制定解决方案并组织居民参与实施。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搭建了平台，居委会组织了以居民切身利益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协助居民自己解决问题，有效解决物业纠纷、基础设施改造、冬季供暖、噪音扰民等难题19个。管理小组不仅锻炼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加强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结构性信任[29]，促进居民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采取自主行为，孕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将自利行为上升为利他行为，将社区社会组织形态及社区治理推向新的高度。
五、利他行动催生互助组织
在群体情感影响下的自助组织中受益的社区居民虽然在数量上和覆盖面上有所扩展，但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及部分群体的自助行为背后驱动的逻辑及机制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利益驱动”，只有当利己转变为利他，才可以将社区治理提升到新的水平。利他主义是良序善治的必要价值，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利他行为形成了直接互惠和非直接互惠的隐形网络，在此行为网络中，个体行为也诱导着他人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形成合作的长期受益机制[30]，从而催生互助组织。因此，利他行动在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证社区社会组织长效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初理性的选择，利他行为虽然存在，但是更需要“选择性激励”，这就需要特殊的行动者的带动、引领。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利他的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表现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基本特征[31]。因此，由社区工作者自身的利他行为引领、感染普通居民，由以前的关键几个社工转化为全民参与，由个别利他行为转化为普遍的利他行为，从而孕育互助组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金都社区发展互助组织就是采取专业社工介入带动的方式。最初，社区工作者们在组织社区活动过程中发现，老人对缝纫很感兴趣，对烹饪技能培训有很多需求。于是社工找到热心居民宋阿姨义务教授有需要的居民学习剪裁衣服，并组织了以宋阿姨为核心的巧娘服务队。在此阶段，巧娘服务队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兴趣组织，但是，随着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培育带头人，挖掘骨干力量，使得原本的兴趣组织在社区骨干的带领下演变为具备独立运作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巧娘服务队不仅能够独立策划组织活动，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公共产品，还孵化了很多志愿服务项目，涌现出一大批“善能志愿服务团”。如今，五老志愿者道德讲堂、舞蹈培训班、老年电脑培训班、自闭症儿童装饰画培训班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社团活跃在社区，自发进行多种志愿服务活动，是社区居民从利他行动发展成互助组织的成功案例。随着利他主义理念深根植社区每个人心中，受助者转变为援助者，形成社区互助组织长久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力。
六、治理平台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目前，在党建引领的作用下，社区党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推进社区建设，搭建了“社区主导、居民自治、资源共聚、网络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社区治理平台实现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从而促进了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 首先，“社区三化”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金都社区在既有的社区治理平台上，实行“社区三化”即工作专业化、社区人员职业化、社会工作社区化，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提升了公益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公益反哺社会的支持能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的规划能力。在党建引领下，金都社区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实施社工精英培训工程和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鼓励社区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运用社工理念开展助老、扶幼等服务项目12个，不断提高了社区社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实现了社区公益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以情带动实现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社区工作离不开居民主动自觉的参与。居民自治不能单纯依靠社区工作者，居民对社区的情怀以及公共精神才是关键。“国家政治秩序不再追求礼制的和合，转而追求社会具体目标的治理上，从而情感成为稳定公共秩序、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性要件，同时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便是通过情感缔造国家基层的治理秩序，建构并汲取基层社会的合法性資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团主义关怀内涵居民从对小家到大家的爱，居民从受助者转化为援助者，从社区中感受到温暖，催生了情感，这种情感早就了一种结构化的情感秩序。因此社区工作必须建立在民本情怀上，感召社区居民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金都社区正在打造“增能社区”，通过成立“善能志愿服务团”，将社区居民演变成社区的志愿者，增加他们的积极性、认同性、归属感，形成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与广大社区居民联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在社区的精神文明构建中重视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居民提升文明素质，培育崇德向善的社区精神，使小人物也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从自利到利他互助，再到崇尚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带动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
再次，多方参与扩大公益效果。金都社区推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四社联动”，搭建科学合理的社区互助支持网络，根据地区发展的特定点，争取地区内的特色产业或者大型企业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实现多方参与社区治理。例如社区开展了“HAPPY成长小组在行动”项目，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双职工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家庭教育帮扶问题，在社区互助支持网络平台基础上，由社区公益组织牵头，积极与红缨教育、山东建林集团、“3A”教育等机构对接，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专业幼儿教育、小学生晋级托管、“四点半”公益学堂以及才艺培养、经典诵读、社会实践活动等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服务9项，目前受益儿童已达247个，促进了社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联动主义的治理范式是与中国既定的制度安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灵魂。以人民民主制度为根基的治理体系，追求的是一种普惠所有人的整体利益。”社区是多方参与的治理平台，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惠及所有人利益的人民基层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公益组织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应。
七、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类型、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和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本文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结合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发展的案例，就其组织层级的作用机制、制度逻辑等进一步研究其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的机制，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成长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层级结构使得居民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群体情感从而诞生，基于情感认同而催生的利他行动，在关联社区的结构下，形成良序互动的互助组织，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注释：
①山东省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现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党委书记王致娟提供的丰富案例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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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小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莫丰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层级;制度-行动者;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多样、层次清晰、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2]。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在地化属性及专业性，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成为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3]。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还为居民表达利益提供了渠道，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4]，成为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与减震带。社区社会组织还通过丰富的活动及项目吸引居民主动参与，让居民在日益频繁的互动交往中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社区关系网络，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重建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5]。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源性特征与本土化实践[6]，使得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的主体与中坚力量，成为探索社区治理的有益实践[7]。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面临先天不足、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社区社会组织究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如何？
虽然既有研究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不同，具有的功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就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类型来看，按照合法性可以分为已登记注册、已在街道或社区备案以及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备案的正在发育的社区社会组织[8]，按照活动类型可以分为文艺活动类、公益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组织，按功能则可以分为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与职能性组织。但既有的分类多是非动态的，因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9]，异质化的社区治理环境使得“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培育和治理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10]，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平面、静态的分类，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比如居民参与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有助于形成公民精神[11]，而文体娱乐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无益于公共性的发育。但是既有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我们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那么，什么是组织层级，其背后体现的作用机制乃至制度逻辑是什么，不同层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组织层级、作用机制与社区善治：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
层级是指“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递进，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进阶体系”[12]，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则是指由于社区行为者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机、深度与广度不同，社区社会组织呈现出由自利性向公益性不断扩展的，由社交组织、自助组织、互助组织与公益组织组成的层级体系（图1）。
社交组织是指居民基于自我兴趣爱好的自利性动机自发形成的，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发育场地，以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的物质支持为支撑的组织形态。自助组织是指居民基于“抱团取暖”的群体情感，主动采取相互帮助的行为，并在长期互惠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制度性、规范性行为而形成一种组织形态。互助组织则是基于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帮助行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感受到集体关怀的温暖产生群体情感，进一步地发展利他行动，并以利他行动为基础的一种组织形态。公益组织基于治理平台的成长而发展。公益组织比互助组织更具公益效应和社会效应，覆盖整个社区，影响范围广，传播带动牵引能力强。居民从个人主义转为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从对弱者的援助和同情转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在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四个不同层级的组织形态的发育条件、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作用机制，其背后都受制于宏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断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13]，因此，考察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上看，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在宏观上看是每个社区的社区治理环境，在微观上看，由于组织是“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 “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14]。因此，本文将社区治理中由不同社区行动者在社区这个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而形成的治理结构视为社区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这种社区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社区精英及普通居民形成的多元治理结构。不断变化的社区治理环境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群体情感、社区行动、治理平台的作用机制及不同的“共享理念”[15]，造就了不同的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形态，通过提升参与水平、孕育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善治乃至社会良治。
与以往研究聚焦在上海、深圳等发达一线城市不同，本文将选取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为案例①。近年来，金都社区党委创立了“一三四五”工作法，不断加强社区协商、扩大社会参与、增强自治功能，打造了“融悦金都、共同营造”的社区服务品牌，更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与本文的研究不谋而合。虽然选择单一且特殊的案例必然会面临代表性的问题，但是，“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学术價值的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基层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的理解，甚至是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一般问题与解释框架”[16]。 三、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学者曾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或是公民社会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不管是社会资本抑或是公共性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社区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说社会资本是其内核，那么空间和地域就是依托[17]，而这个空间就是社区公共空间。它不仅是承载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社区治理发生的重要场所;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属性，更反映、塑造着社区内的社会、国家、市场的关系，是各个治理主体表演的“主场”。在金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中，我们就看到了空间的力量，甚至发现，正是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孕育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初始形态——社交组织。
社区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在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在物质设计上追求可达性（Accessible）、吸引力（Attractive）、包容性（Inclusive）、安全性（safe）等，还被赋予超越物质性的公共性特征，是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体[18]。但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社区公共空间发生着系统性失序。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资本增值与“晋升锦标赛”的逻辑中不断消失，地方社区的衰落以安全的公共空间的消失为标志[19]。并且，单位制解体后由个人选择居住空间的形式，使得“熟人社区”被“陌生人社区”取代，公共空间的意义让位于私人领域。但是，随着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理念的转变与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上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建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物质保障。在此制度环境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乐于为居民提供用于自我服务、自我展示的活动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社区行动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从而孕生社区社会组织。在金都社区，小区设置了如“贤达廊”“尚德亭”“朗读亭”“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等诸多居民活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开发商无偿提供使用、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设计和提供经济支持，为居民日常交往、活动提供适宜的场所，孕育出社交组织。
从微观机制上看，笔者在长期社区调研中发现，有长廊有亭子的小区比单纯只有绿化的小区治理绩效往往更好，其原因就在于长廊与亭子不仅具有供人们休憩、躲雨、观赏的基本功能，更是一个供居民交流、展示、交往的多功能的日常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得以重塑，并再通过长廊等展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关系的常态化，从而催生出社交组织。同时，“以社区名义开展的表演性文体活动实际上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有助于某种社区认同感的产生”[20]。居民在诸如“贤达廊”等社区公共空间中下棋、唱歌，在长廊外部的小广场里健身，使得长廊、亭子及其外延的区域，不仅成为满足居民展示兴趣、发挥特长的场所，还吸引凝聚了有共同爱好的居民。在这样一个集体娱乐的场所下，居民们自娱自乐，获得了愉悦感与满足，并且在自我展示的过程中逐渐升华为集体娱乐，行动者的满足感从个体层次上升到集体层次[21]，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与集体情感。在这样一个展示的空间内，热闹的表演与绚丽的仪式释放出“高度能见性”，吸引了一开始没有特长，也没有参与其中的居民的观察。通过观察他人，原本是看客的居民逐渐开始行动，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科尔曼指出，行动具有“外部性”，“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产生了”[22]，这种规范催生了具有一定规则与规范的基于趣缘的社交组织。趣缘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基于趣缘形成的团体会使个体参与程度更深。
比如金都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语言与朗诵艺术协会，最初，只是有一两名热爱朗读的居民自发在小区一个供居民休息的亭子里朗读，吸引居民好奇驻足观望。老人们终身学习的热情，不仅感染了热爱语言与朗读艺术的居民，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随着朗读活动的开展及朗读者队伍的壮大，为了不打扰其他居民的娱乐、生活，几位最初进行朗读活动的老人开始制定活动规则，约定朗读的时间、活动频率、活动主题，使得原本分散的活动常规化、组织化。由于老年人在经费上、体力上无力承担组织、运营兴趣组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为此特别为社区热爱朗读的老人们提供朗读课本和器材，还定期组织老人到社区活动室里进行朗读。在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与社区热心阅读的老人的自发组织下，金都社区语言与朗读艺术协会应运而生。协会不仅是老年人朗读娱乐的组织，也是老人交流沟通、联络感情的平台。
总的来说，居民在加入社交组织的过程中，激发了参与热情，提高了参与水平，从自娱自乐中结成信任关系与密集的社会网络，从而为社区治理注入社会资本，为社区治理奠定参与的情感基础。
四、群体情感孕育自助组织
社区中“有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原因，一是兴趣，二是感情”[23]，仅仅基于趣缘建立的社交组织并无法直接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因此无法构建起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长久的互惠关系，这种组织是缺乏韧性的，也无法为社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因此，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构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为居民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推动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组织转向以互惠为支撑的自助组织十分有必要。
在社区治理环境中，情感主要包括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的群体情感及居民对社区的社区情感。居民之间群体情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起的，具有特殊性的、差序的情感关系。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社区行为主体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求而形成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与社区认同。这两种情感都催生了互惠及规范的行为，从而推动社区自助组织的形成。
情感产生于人际交往并嵌入在人们交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而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产生于居民持久互动建立的“圈子”[24]及基于“关联物权”[25]产生的邻里互动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建立在邻里情感基础上的邻里互助、与社区自助关系极具效率及持续性。有學者指出，目前社区邻里之间成为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26]。长期邻里互助的行为逐渐规范化，形成了自助组织的雏形。 金都社区“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就是基于邻里间的帮扶和守望相助成长壮大起来的、致力于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心连心敲门服务队”最初源于个别楼栋中居民自发产生的邻里帮扶行为。有的热心居民会时不时敲一敲独居老人的门，确定老人安全情况，帮助独居老人购买物品，缴纳电费，解决生活不便的问题。而有活动能力的独居老人则帮助楼道上班族收快递、倒垃圾，照顾放学的孩子。有专业特长的独居老人还会将自己的技能倾囊相授，还有的长者会利用个人积累的社会关系帮助邻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一系列帮扶行为中，邻里间深厚的群体情感得到了强化，而随着帮扶行为的常规化，一个基于邻里互助帮扶的社区社会组织呼之欲出。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对这种互助形式十分支持，并大力推动其组织化建设，成功组建了“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并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制度。“心连心敲门服务队”以“就近帮扶”为原则，力图做到互助帮扶标准化。服务队会给队员配备“敲门”服务卡，做到人证合一，持卡服务。每天队员都会实现互访，了解彼此生活情况;队员还会随身携带一本民情日记本，将所见所做所感记录到本上，做到事事有记录。随着服务队的不断壮大，社区党委与居委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其连接更多的社区主体资源。比如社区为服务队联系了一家专业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每周入户免费查体服务，了解其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至此，原来由个别居民发起的邻里自助行为发展成为自助组织，并逐渐升级为基于利他动机的更高层次的互助组织。
群体情感催生自助组织，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才可以为其注入持久的动力。社区认同感是居民对社区环境主观评估，体现为居民对社区整体及具体领域的满意度。要提升居民认同感、满意度，需要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不仅仅是口号引领，更是以“价值观传递”与“服务递送”[27]，从而实现价值引领与平台引领，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提升社区温度。价值引领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触发居民的“共情”，这种真誠的情感不仅在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还促进居民之间在社区事务上的协调，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平台引领主要体现在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辖区内外的资源，共同组织策划社区服务项目或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加，为不同的社区主体搭建联系的桥梁，让居民在与不同社区主体面对面的接触中增进信任，建立群体情感，在社区参与中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观念”[28]， 获得表达自我、锻炼自助能力的机会，从而增进彼此合作，促进自助行为。
比如，金都社区所辖的“三无”小区面临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突出问题，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三无’小区居民自觉在行动”的项目，在此项目中，居民为解决自己居住环境问题，在居委会协助下自发成立了小区事务民主管理小组。小组主要负责针对小区内的卫生保洁、治安防范等居民关注的事项，面向居民进行意见搜集，并与社区进行诉求对接，由社区指导协调制定解决方案并组织居民参与实施。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搭建了平台，居委会组织了以居民切身利益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协助居民自己解决问题，有效解决物业纠纷、基础设施改造、冬季供暖、噪音扰民等难题19个。管理小组不仅锻炼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加强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结构性信任[29]，促进居民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采取自主行为，孕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将自利行为上升为利他行为，将社区社会组织形态及社区治理推向新的高度。
五、利他行动催生互助组织
在群体情感影响下的自助组织中受益的社区居民虽然在数量上和覆盖面上有所扩展，但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及部分群体的自助行为背后驱动的逻辑及机制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利益驱动”，只有当利己转变为利他，才可以将社区治理提升到新的水平。利他主义是良序善治的必要价值，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利他行为形成了直接互惠和非直接互惠的隐形网络，在此行为网络中，个体行为也诱导着他人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形成合作的长期受益机制[30]，从而催生互助组织。因此，利他行动在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证社区社会组织长效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初理性的选择，利他行为虽然存在，但是更需要“选择性激励”，这就需要特殊的行动者的带动、引领。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利他的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表现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基本特征[31]。因此，由社区工作者自身的利他行为引领、感染普通居民，由以前的关键几个社工转化为全民参与，由个别利他行为转化为普遍的利他行为，从而孕育互助组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金都社区发展互助组织就是采取专业社工介入带动的方式。最初，社区工作者们在组织社区活动过程中发现，老人对缝纫很感兴趣，对烹饪技能培训有很多需求。于是社工找到热心居民宋阿姨义务教授有需要的居民学习剪裁衣服，并组织了以宋阿姨为核心的巧娘服务队。在此阶段，巧娘服务队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兴趣组织，但是，随着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培育带头人，挖掘骨干力量，使得原本的兴趣组织在社区骨干的带领下演变为具备独立运作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巧娘服务队不仅能够独立策划组织活动，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公共产品，还孵化了很多志愿服务项目，涌现出一大批“善能志愿服务团”。如今，五老志愿者道德讲堂、舞蹈培训班、老年电脑培训班、自闭症儿童装饰画培训班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社团活跃在社区，自发进行多种志愿服务活动，是社区居民从利他行动发展成互助组织的成功案例。随着利他主义理念深根植社区每个人心中，受助者转变为援助者，形成社区互助组织长久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力。
六、治理平台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目前，在党建引领的作用下，社区党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推进社区建设，搭建了“社区主导、居民自治、资源共聚、网络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社区治理平台实现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从而促进了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 首先，“社区三化”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金都社区在既有的社区治理平台上，实行“社区三化”即工作专业化、社区人员职业化、社会工作社区化，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提升了公益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公益反哺社会的支持能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的规划能力。在党建引领下，金都社区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实施社工精英培训工程和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鼓励社区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运用社工理念开展助老、扶幼等服务项目12个，不断提高了社区社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实现了社区公益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以情带动实现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社区工作离不开居民主动自觉的参与。居民自治不能单纯依靠社区工作者，居民对社区的情怀以及公共精神才是关键。“国家政治秩序不再追求礼制的和合，转而追求社会具体目标的治理上，从而情感成为稳定公共秩序、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性要件，同时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便是通过情感缔造国家基层的治理秩序，建构并汲取基层社会的合法性資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团主义关怀内涵居民从对小家到大家的爱，居民从受助者转化为援助者，从社区中感受到温暖，催生了情感，这种情感早就了一种结构化的情感秩序。因此社区工作必须建立在民本情怀上，感召社区居民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金都社区正在打造“增能社区”，通过成立“善能志愿服务团”，将社区居民演变成社区的志愿者，增加他们的积极性、认同性、归属感，形成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与广大社区居民联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在社区的精神文明构建中重视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居民提升文明素质，培育崇德向善的社区精神，使小人物也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从自利到利他互助，再到崇尚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带动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
再次，多方参与扩大公益效果。金都社区推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四社联动”，搭建科学合理的社区互助支持网络，根据地区发展的特定点，争取地区内的特色产业或者大型企业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实现多方参与社区治理。例如社区开展了“HAPPY成长小组在行动”项目，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双职工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家庭教育帮扶问题，在社区互助支持网络平台基础上，由社区公益组织牵头，积极与红缨教育、山东建林集团、“3A”教育等机构对接，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专业幼儿教育、小学生晋级托管、“四点半”公益学堂以及才艺培养、经典诵读、社会实践活动等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服务9项，目前受益儿童已达247个，促进了社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联动主义的治理范式是与中国既定的制度安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灵魂。以人民民主制度为根基的治理体系，追求的是一种普惠所有人的整体利益。”社区是多方参与的治理平台，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惠及所有人利益的人民基层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公益组织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应。
七、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类型、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和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本文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结合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发展的案例，就其组织层级的作用机制、制度逻辑等进一步研究其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的机制，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成长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层级结构使得居民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群体情感从而诞生，基于情感认同而催生的利他行动，在关联社区的结构下，形成良序互动的互助组织，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注释：
①山东省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现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党委书记王致娟提供的丰富案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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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小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莫丰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