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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但却非人人富足。揭开美国整体富强的面纱，看到的是贫富严重分化的冷酷现实。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约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1850万美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500万人的生活状态同第三世界绝对贫困人群相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导致严重的人权灾难，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暴露和加剧，底层民众陷入更为艰难的生存困境。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5月，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社会主义网站2016年12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014年，占美国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为16200美元，几乎与1980年持平；而同期占人口1%的高收入者人均年收入却增长了3倍，高收入阶层平均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一辈子收入的总和。《商业内幕》网站2016年8月15日披露，扣除价格因素，从1978年到2015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约940%，普通工人的薪酬则只增长了10%。《波士顿评论》网站2017年9月1日报道，在此前的40年间，美国80%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仅增长了约25%，而20%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却几乎翻了一番。《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
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美联社2016年5月13日报道，美国90%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境况趋于恶化，不少美国家庭掉出中产阶级行列。盖洛普公司2016年9月2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美国人从2000年至2008年的平均61%降到了2016年的51%，这意味着2500万人的经济生活质量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近25%的大都市中，中产阶级不再占据多数。
贫困率居高不下。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贫困人口达3810万，贫困率为11.8%。美国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报告称，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存在低估现象。据其估算，美国总人口的43.5%（约1.4亿人）生活拮据或收入低微。斯坦福大学贫困与不平等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南部农村的整体贫困率为20%，那里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33%，非洲裔妇女的贫困率高达37%。在美国西部农村，原住民的贫困率高达32%。
近半美国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今日美国报》网站2018年11月19日报道，超过500万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美国人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贫困线，其中有许多人还要供养家庭和子女。美联储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43%的美国家庭入不敷出，只能借债支付住房、食品、儿童护理、医疗、交通和通信费用。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来支付医疗急救或汽车修理等意外开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因付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数百万人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学生债务。由于长期贫富分化和结构性歧视，美国工薪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陷入生存危机。根据美国劳工部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数据，美国3月15日至5月23日累计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4080万。沃克斯新闻网2020年4月10日报道指出，那些本已是最脆弱的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最容易遭受裁员的人正是那些薪水最低的人，例如餐饮业和零售业的低薪工人。”虽然美国政府也推出了旨在援助中小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但一些资金较充裕的大企业却利用规则漏洞趁机获得巨额贷款，而一些急需贷款“续命”的小企业、小商铺却无法得到救助，不得不关闭或裁员。
低收入群体面临饥饿威胁。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很多公民却依然面临饥饿威胁。根据美国农业部2015年发布的数据，大约20%的儿童生活在食品保障不足的家庭。英国《卫报》网站2015年11月26日报道，2008年至2014年间，美国每年至少有4810万人口被划为“食物无保障者”，其中包括19.2%有孩子的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均衡饮食难以保障。《今日美国报》网站2014年8月17日报道，过高的贫困率导致约14%的美国人依赖食物赈济。在依赖食物赈济的人口中，65%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或超过60岁的老人，79%的人购买廉价的不卫生的食物以养活其家庭。饥饿和营养不良使美国每年多花1600亿美元来治疗慢性病。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5年的估计，每年有4800万人会患上食源性疾病，其中12.8万人需要住院治疗，3000人因此丧命。福布斯新闻网2020年5月7日报道，调查显示，大量美国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饥饿问题。截至2020年4月底，1/5以上的美国家庭面临食品危机；在拥有12岁以下儿童的美国家庭中，面临食品危机的比例高达2/5。
无家可归者生存状况恶劣。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2月24日报道，美国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赶出住房。路透社网站2015年11月20日报道，由于大部分地区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及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有超过56.5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4的人是儿童。洛杉矶、西雅图、波特兰和夏威夷州近年来都曾因无家可归者增多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2月6日报道，纽约的无家可归者比2016年增长了4.1%。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状况极为恶劣。许多无家可归者急需医疗救助并患有精神疾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普遍面临着暴力泛滥、缺乏如厕和洗澡场所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遭到严厉驱逐，被迫住进临时收容所隔离。路透社网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国各地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因人员拥挤而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使得病毒极易传播。《纽约时报》网站4月13日报道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成为纽约市疫情的“定时炸弹”，超过1.7万人住在为单身成年人准备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几乎可以手碰手。《自然》杂志网站5月7日报道，研究人员开始对美国无家可归者进行病毒检测时发现，那里的情况已经失控。《洛杉矶时报》网站5月14日报道，研究显示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受疫情影响可能一年内激增高达45%，导致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加剧。 贫困压力导致民众健康状况下降。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其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健康差距”继续拉大，其国民预期寿命更短，更容易得病身亡。法新社2015年10月14日报道，生活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街区的居民中，76%是非洲裔，近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是全市的2倍多，人均预期寿命比曼哈顿金融区的居民少11岁。《医学报刊》网站2017年6月13日报道，美国有1570万人酗酒，770万人滥用违禁药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2017年6月6日报道，过量用药成为当今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7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有超过6.36万人因药物过量而死亡。
因贫失去医疗保险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盖洛普公司2018年11月1日至11日进行的年度健康与医疗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医疗费用。美国城市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得克萨斯州65岁以下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人数多达470万，比例高达19%。美国家庭联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2012年6月20日发布报告称，2010年，美国有2.61万名年龄在25到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由于缺乏医疗保险而丧命，比2000年增加31%。这意味着美国平均每天有72人、每小时有3人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失去生命。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1月13日报道，由于面临失去医疗保险的风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法退出工作岗位，被迫陷入经济学家所说的“职业锁定”状态。《大西洋月刊》网站2020年4月报道，美国低收入人群患病后，“通常会延迟去看医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康复，而是因为根本没有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有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新冠肺炎重症监护费用却高达数万美元。“生存还是毁灭”，并不只是文学作品中的生命哲学，也是美国底层民众面临的现实抉择。
贫富分化导致人均预期寿命下降、自杀率上升。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016年12月8日发布的数据，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总体下降，男性从2014年的76.5岁下降到76.3岁，女性则从81.3岁下降到81.2岁，总体人均预期寿命从78.9岁下降到78.8岁。与此同时，美国自杀率持续升高。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4年发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共有41149人自杀，比1999年增长约41%。在美国，每13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自杀成为导致死亡的第十大原因，是凶杀案的两倍以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年致命伤害统计报告》显示，美国有980万成年人声称有自杀的想法，其中270万人有自杀计划，140万人采取了非致命的自杀尝试。
低收入人群失去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美国高等教育资源总是不成比例地向富人倾斜，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不断上升。《华盛顿邮报》网站2018年10月10日报道，美国不同家庭出生的孩子智商分布基本一致，但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成功概率更高。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即使天分较差，也比低收入家庭的聪明孩子更容易获得大学文凭。《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在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在内的38所美国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于前1%美国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于后60%美国家庭的学生的总和。盖洛普公司2018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体系持有信心。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的社会代际流动性在富裕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美国梦正在迅速蜕变成美国幻想”。
贫困儿童和单身母亲生活困苦。英国广播公司2017年12月11日报道，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330万贫困儿童，占18岁以下人口的18%。美国城市研究所网站2017年5月18日报道，将近900万儿童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中成长，占美国儿童总人口的11.8%。长期贫困的儿童成年后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不贫困和较不贫困的同龄人。美国许多单身母亲及其家庭生活艰难。单身母亲指南网站2016年9月17日报道，在超过960万的单身母亲中，有23.2%是全年失业的。在被解雇或正在找工作的单身母亲中，只有22.4%能够领到失业救济金。大约有783万由单身妈妈抚养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导致美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并非是偶然性或周期性的，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忽视公民的經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数千万人口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一）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资本市场的无序竞争和恶意收购导致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减少。盖洛普公司网站2016年9月20日报道，企业高价收购竞争对手导致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此前的20年间，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从约7300家锐减为3700家左右。美国近年来小企业的破产数量大于新成立的数量。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2月8日报道，2017年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5.9%。全职就业岗位不足，约有480万想做全职工作的人只能从事非全职工作。
第二，住房价格的结构性上升导致低收入人群住房更加困难。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018年对购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住房价格上涨和利率上升，而负担能力下降，导致是否购房成为民众日益艰难的抉择。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发布的《2018年美国住房状况》报告显示，在20个城市地区，超过30%的中产阶层家庭将他们至少30%的收入用于住房。《华盛顿邮报》网站2018年8月6日报道，城市贫穷居民近年来经历了房租的大幅上涨。自2011年以来，全国的最低房租增长了1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夏季以来，在旧金山、亚特兰大、纳什维尔、芝加哥、费城、丹佛、匹兹堡、华盛顿、波特兰、俄勒冈州等地区，最高收入者的房租在下降，而最贫穷者的房租却在上涨。 第三，高价低效的医疗服务导致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堪忧。美国民众健康状况下降与美国医疗系统的高价低效密切相关。根据英联邦基金会2014年对医疗服务体系的调查，在11个同水平国家中，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效率最低，最不公平，医疗产出最差。美国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为最高，60岁人群的健康状况最差。但与在上述其他国家生活的人相比，美国人却要负担两倍以上的医疗费用。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1月13日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越来越贵，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哮喘到癌症的药物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第四，高等教育收费飞涨剥夺了低收入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盖洛普公司网站2017年8月3日报道，自1980年以来，没有任何可测指标证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但收费却飞速增长。福布斯新闻网2017年2月21日报道，学生贷款债务成为仅次于抵押贷款债务的消费债务类别，高于信用卡和汽车贷款。有超过4400万名学生贷款上学，贷款额高达1.3万亿美元。2016级学生人均贷款37172美元。在一些地区，财政计划削减正在导致入学率下降。《芝加哥论坛报》网站2016年9月30日报道，很多州立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例如，芝加哥州立大学的新生入学人数比2010年减少了一半，伊利诺斯大学新生人数比上一年下降约25%。华盛顿的一个无党派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201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伊利诺伊州的公立高校对每个学生的资助水平比2008年降低了54%，而亚利桑那州的降幅更高达56%。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全球代际经济流动性概览》，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在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方面，美国是全球表现最差的50个经济体中仅有的4个高收入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是高收入经济体中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表现较差的经济体。
（二）美国政府缺乏扭转贫富分化的政治意愿
美国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改变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根源，反而采取一系列加重贫富分化的政策措施。
第一，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制定的政策措施仅着眼于使富人受益，而没有考虑如何使低收入人群减轻负担。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现政府推行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但发展成果仅惠及富人，普通民众并未获益。美国政府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对大公司和富有阶层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减税计划，该策略似乎是为扩大不平等而量身定制。根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美国通过减税产生的收益中预计有27%流入了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口袋。富人成为税改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困难群体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8月1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严重不足，2014年的收支逆差约为740亿美元。美国受托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2015年的报告显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已有25.8万亿美元的亏损，这几乎是美国年度GDP总量的1.5倍。
第二，推翻医改法案，拒绝医保全覆盖。美国是少数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而无法在患病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护。尽管美国国会在2010年就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承诺要建立全民医保体系，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还有3300万美国人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2017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以217票对213票通过《美国医保法》草案，推翻了“奥巴马医改”的诸多重要内容。
第三，关闭乡村医院，“医疗荒漠”不断扩大。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网站2017年12月17日报道，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有80多家乡村医院关闭，另有数百家濒临倒闭，“医疗荒漠”地带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据“北卡罗来纳乡村健康研究项目”的研究数据，每个被关闭的医院所服务的居民大约有1万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对如何健康生活最缺乏了解。而关闭乡村医院，毁掉了原来建立的乡村医院网络，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驱车到数十英里以外的医院去就诊。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民众对政府保障医疗服务的正面评价下降了20%。
第四，互联网管理政策扩大“数字鸿沟”，低收入群体的劣势地位更加突出。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网站2017年12月15日报道，美国2015年制定的《开放互联网规则》规定了网络中立规则，即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同等对待所有数据，不能对某些数据流进行阻塞或“节流”。然而，这一规则于2017年12月14日被美国政府废除。报道认为，此举将使富人可以花钱享受到更快捷的网络服务，从而加深富人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使低收入群体在迈向数字化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底特律的贫困水平接近40%，同时也有大约40%人口的家庭没有因特网。底特律“平衡互联网倡导”组织的纳西娅·瓦尔德兹认为，更昂贵的互联网将会对贫困人口更加不利，“这将是毁灭性的，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美国政府之所以缺乏扭转贫富分化趋势的政治意愿，从更深层次分析，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使得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富豪的代言人。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8月7日报道，公众普遍认为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正如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布报告所指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但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技术都没有被用来解决约4000万人持续贫困的局面。“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趋势，人们无法期望这一状况能够在短期内出现任何实质性扭转，由此对美国人民享有和实现人权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也将日趋恶化。
（摘自7月15日《人民日报》）
一、美国贫富持续分化的基本趋势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5月，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社会主义网站2016年12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014年，占美国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为16200美元，几乎与1980年持平；而同期占人口1%的高收入者人均年收入却增长了3倍，高收入阶层平均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一辈子收入的总和。《商业内幕》网站2016年8月15日披露，扣除价格因素，从1978年到2015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约940%，普通工人的薪酬则只增长了10%。《波士顿评论》网站2017年9月1日报道，在此前的40年间，美国80%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仅增长了约25%，而20%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却几乎翻了一番。《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
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美联社2016年5月13日报道，美国90%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境况趋于恶化，不少美国家庭掉出中产阶级行列。盖洛普公司2016年9月2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美国人从2000年至2008年的平均61%降到了2016年的51%，这意味着2500万人的经济生活质量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近25%的大都市中，中产阶级不再占据多数。
贫困率居高不下。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贫困人口达3810万，贫困率为11.8%。美国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报告称，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存在低估现象。据其估算，美国总人口的43.5%（约1.4亿人）生活拮据或收入低微。斯坦福大学贫困与不平等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南部农村的整体贫困率为20%，那里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33%，非洲裔妇女的贫困率高达37%。在美国西部农村，原住民的贫困率高达32%。
二、贫富分化对人权的享有和实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半美国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今日美国报》网站2018年11月19日报道，超过500万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美国人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贫困线，其中有许多人还要供养家庭和子女。美联储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43%的美国家庭入不敷出，只能借债支付住房、食品、儿童护理、医疗、交通和通信费用。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来支付医疗急救或汽车修理等意外开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因付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数百万人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学生债务。由于长期贫富分化和结构性歧视，美国工薪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陷入生存危机。根据美国劳工部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数据，美国3月15日至5月23日累计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4080万。沃克斯新闻网2020年4月10日报道指出，那些本已是最脆弱的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最容易遭受裁员的人正是那些薪水最低的人，例如餐饮业和零售业的低薪工人。”虽然美国政府也推出了旨在援助中小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但一些资金较充裕的大企业却利用规则漏洞趁机获得巨额贷款，而一些急需贷款“续命”的小企业、小商铺却无法得到救助，不得不关闭或裁员。
低收入群体面临饥饿威胁。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很多公民却依然面临饥饿威胁。根据美国农业部2015年发布的数据，大约20%的儿童生活在食品保障不足的家庭。英国《卫报》网站2015年11月26日报道，2008年至2014年间，美国每年至少有4810万人口被划为“食物无保障者”，其中包括19.2%有孩子的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均衡饮食难以保障。《今日美国报》网站2014年8月17日报道，过高的贫困率导致约14%的美国人依赖食物赈济。在依赖食物赈济的人口中，65%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或超过60岁的老人，79%的人购买廉价的不卫生的食物以养活其家庭。饥饿和营养不良使美国每年多花1600亿美元来治疗慢性病。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5年的估计，每年有4800万人会患上食源性疾病，其中12.8万人需要住院治疗，3000人因此丧命。福布斯新闻网2020年5月7日报道，调查显示，大量美国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饥饿问题。截至2020年4月底，1/5以上的美国家庭面临食品危机；在拥有12岁以下儿童的美国家庭中，面临食品危机的比例高达2/5。
无家可归者生存状况恶劣。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2月24日报道，美国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赶出住房。路透社网站2015年11月20日报道，由于大部分地区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及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有超过56.5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4的人是儿童。洛杉矶、西雅图、波特兰和夏威夷州近年来都曾因无家可归者增多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2月6日报道，纽约的无家可归者比2016年增长了4.1%。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状况极为恶劣。许多无家可归者急需医疗救助并患有精神疾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普遍面临着暴力泛滥、缺乏如厕和洗澡场所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遭到严厉驱逐，被迫住进临时收容所隔离。路透社网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国各地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因人员拥挤而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使得病毒极易传播。《纽约时报》网站4月13日报道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成为纽约市疫情的“定时炸弹”，超过1.7万人住在为单身成年人准备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几乎可以手碰手。《自然》杂志网站5月7日报道，研究人员开始对美国无家可归者进行病毒检测时发现，那里的情况已经失控。《洛杉矶时报》网站5月14日报道，研究显示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受疫情影响可能一年内激增高达45%，导致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加剧。 贫困压力导致民众健康状况下降。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其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健康差距”继续拉大，其国民预期寿命更短，更容易得病身亡。法新社2015年10月14日报道，生活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街区的居民中，76%是非洲裔，近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是全市的2倍多，人均预期寿命比曼哈顿金融区的居民少11岁。《医学报刊》网站2017年6月13日报道，美国有1570万人酗酒，770万人滥用违禁药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2017年6月6日报道，过量用药成为当今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7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有超过6.36万人因药物过量而死亡。
因贫失去医疗保险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盖洛普公司2018年11月1日至11日进行的年度健康与医疗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医疗费用。美国城市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得克萨斯州65岁以下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人数多达470万，比例高达19%。美国家庭联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2012年6月20日发布报告称，2010年，美国有2.61万名年龄在25到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由于缺乏医疗保险而丧命，比2000年增加31%。这意味着美国平均每天有72人、每小时有3人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失去生命。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1月13日报道，由于面临失去医疗保险的风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法退出工作岗位，被迫陷入经济学家所说的“职业锁定”状态。《大西洋月刊》网站2020年4月报道，美国低收入人群患病后，“通常会延迟去看医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康复，而是因为根本没有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有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新冠肺炎重症监护费用却高达数万美元。“生存还是毁灭”，并不只是文学作品中的生命哲学，也是美国底层民众面临的现实抉择。
贫富分化导致人均预期寿命下降、自杀率上升。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016年12月8日发布的数据，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总体下降，男性从2014年的76.5岁下降到76.3岁，女性则从81.3岁下降到81.2岁，总体人均预期寿命从78.9岁下降到78.8岁。与此同时，美国自杀率持续升高。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14年发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共有41149人自杀，比1999年增长约41%。在美国，每13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自杀成为导致死亡的第十大原因，是凶杀案的两倍以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年致命伤害统计报告》显示，美国有980万成年人声称有自杀的想法，其中270万人有自杀计划，140万人采取了非致命的自杀尝试。
低收入人群失去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美国高等教育资源总是不成比例地向富人倾斜，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不断上升。《华盛顿邮报》网站2018年10月10日报道，美国不同家庭出生的孩子智商分布基本一致，但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成功概率更高。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即使天分较差，也比低收入家庭的聪明孩子更容易获得大学文凭。《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在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在内的38所美国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于前1%美国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于后60%美国家庭的学生的总和。盖洛普公司2018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体系持有信心。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的社会代际流动性在富裕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美国梦正在迅速蜕变成美国幻想”。
贫困儿童和单身母亲生活困苦。英国广播公司2017年12月11日报道，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330万贫困儿童，占18岁以下人口的18%。美国城市研究所网站2017年5月18日报道，将近900万儿童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中成长，占美国儿童总人口的11.8%。长期贫困的儿童成年后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不贫困和较不贫困的同龄人。美国许多单身母亲及其家庭生活艰难。单身母亲指南网站2016年9月17日报道，在超过960万的单身母亲中，有23.2%是全年失业的。在被解雇或正在找工作的单身母亲中，只有22.4%能够领到失业救济金。大约有783万由单身妈妈抚养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难以解决
导致美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并非是偶然性或周期性的，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忽视公民的經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数千万人口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一）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资本市场的无序竞争和恶意收购导致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减少。盖洛普公司网站2016年9月20日报道，企业高价收购竞争对手导致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此前的20年间，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从约7300家锐减为3700家左右。美国近年来小企业的破产数量大于新成立的数量。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2月8日报道，2017年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5.9%。全职就业岗位不足，约有480万想做全职工作的人只能从事非全职工作。
第二，住房价格的结构性上升导致低收入人群住房更加困难。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018年对购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住房价格上涨和利率上升，而负担能力下降，导致是否购房成为民众日益艰难的抉择。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发布的《2018年美国住房状况》报告显示，在20个城市地区，超过30%的中产阶层家庭将他们至少30%的收入用于住房。《华盛顿邮报》网站2018年8月6日报道，城市贫穷居民近年来经历了房租的大幅上涨。自2011年以来，全国的最低房租增长了1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夏季以来，在旧金山、亚特兰大、纳什维尔、芝加哥、费城、丹佛、匹兹堡、华盛顿、波特兰、俄勒冈州等地区，最高收入者的房租在下降，而最贫穷者的房租却在上涨。 第三，高价低效的医疗服务导致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堪忧。美国民众健康状况下降与美国医疗系统的高价低效密切相关。根据英联邦基金会2014年对医疗服务体系的调查，在11个同水平国家中，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效率最低，最不公平，医疗产出最差。美国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为最高，60岁人群的健康状况最差。但与在上述其他国家生活的人相比，美国人却要负担两倍以上的医疗费用。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1月13日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越来越贵，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哮喘到癌症的药物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第四，高等教育收费飞涨剥夺了低收入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盖洛普公司网站2017年8月3日报道，自1980年以来，没有任何可测指标证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但收费却飞速增长。福布斯新闻网2017年2月21日报道，学生贷款债务成为仅次于抵押贷款债务的消费债务类别，高于信用卡和汽车贷款。有超过4400万名学生贷款上学，贷款额高达1.3万亿美元。2016级学生人均贷款37172美元。在一些地区，财政计划削减正在导致入学率下降。《芝加哥论坛报》网站2016年9月30日报道，很多州立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例如，芝加哥州立大学的新生入学人数比2010年减少了一半，伊利诺斯大学新生人数比上一年下降约25%。华盛顿的一个无党派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201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伊利诺伊州的公立高校对每个学生的资助水平比2008年降低了54%，而亚利桑那州的降幅更高达56%。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全球代际经济流动性概览》，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在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方面，美国是全球表现最差的50个经济体中仅有的4个高收入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是高收入经济体中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表现较差的经济体。
（二）美国政府缺乏扭转贫富分化的政治意愿
美国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改变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根源，反而采取一系列加重贫富分化的政策措施。
第一，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制定的政策措施仅着眼于使富人受益，而没有考虑如何使低收入人群减轻负担。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现政府推行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但发展成果仅惠及富人，普通民众并未获益。美国政府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对大公司和富有阶层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减税计划，该策略似乎是为扩大不平等而量身定制。根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美国通过减税产生的收益中预计有27%流入了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口袋。富人成为税改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困难群体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8月1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严重不足，2014年的收支逆差约为740亿美元。美国受托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2015年的报告显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已有25.8万亿美元的亏损，这几乎是美国年度GDP总量的1.5倍。
第二，推翻医改法案，拒绝医保全覆盖。美国是少数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而无法在患病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护。尽管美国国会在2010年就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承诺要建立全民医保体系，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还有3300万美国人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2017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以217票对213票通过《美国医保法》草案，推翻了“奥巴马医改”的诸多重要内容。
第三，关闭乡村医院，“医疗荒漠”不断扩大。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网站2017年12月17日报道，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有80多家乡村医院关闭，另有数百家濒临倒闭，“医疗荒漠”地带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据“北卡罗来纳乡村健康研究项目”的研究数据，每个被关闭的医院所服务的居民大约有1万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对如何健康生活最缺乏了解。而关闭乡村医院，毁掉了原来建立的乡村医院网络，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驱车到数十英里以外的医院去就诊。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民众对政府保障医疗服务的正面评价下降了20%。
第四，互联网管理政策扩大“数字鸿沟”，低收入群体的劣势地位更加突出。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网站2017年12月15日报道，美国2015年制定的《开放互联网规则》规定了网络中立规则，即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同等对待所有数据，不能对某些数据流进行阻塞或“节流”。然而，这一规则于2017年12月14日被美国政府废除。报道认为，此举将使富人可以花钱享受到更快捷的网络服务，从而加深富人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使低收入群体在迈向数字化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底特律的贫困水平接近40%，同时也有大约40%人口的家庭没有因特网。底特律“平衡互联网倡导”组织的纳西娅·瓦尔德兹认为，更昂贵的互联网将会对贫困人口更加不利，“这将是毁灭性的，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美国政府之所以缺乏扭转贫富分化趋势的政治意愿，从更深层次分析，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使得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富豪的代言人。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8月7日报道，公众普遍认为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正如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布报告所指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但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技术都没有被用来解决约4000万人持续贫困的局面。“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趋势，人们无法期望这一状况能够在短期内出现任何实质性扭转，由此对美国人民享有和实现人权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也将日趋恶化。
（摘自7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