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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腐败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
“巧实力”比单边主义更有威胁性
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代担任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目前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重量级战略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曾倡导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政策，即利用隐蔽的秘密行动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如通过各种途径拉拢腐蚀、贿赂各国领导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国领导人的腐败证据进行威胁敲诈，操控主流媒体、互联网络等进行魔化宣传，策划针对国际对手的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挑拨、唆使邻国如两伊发生军事冲突、战争，怂恿、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制造东海与南海紧张局势等。
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西班牙《起义报》就撰文指出，奥巴马政府可能尝试改变方法，采用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让其战略的残酷性显得更加隐蔽一些，更多地动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努力用“间接”战争替代美国直接参与的战争，让邻国互相争斗。美国精英实际上是在军事主义和智能帝国主义两种策略选择之间交替。无论美国选择哪种策略，都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发动公开或隐蔽的战争，以推行自己的经济体系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果然实行了政策转变，明确将“智能帝国主义”提高到美国国家战略的地位。希拉里认为，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具有过多单边主义色彩，过于片面强调依靠“硬实力”，致使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遭到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希拉里提出，美国应依靠“巧实力”（ Smart power ）来恢复全球主导地位，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政治、舆论等政策筹码配合军事硬实力。希拉里倡导的“巧实力”，与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本质上如出一辙。
中国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是希拉里推行的“巧实力”政策，比较布什采取的赤裸裸的单边霸权主义政策更具有威胁性。布什总统强行发动伊拉克战争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希拉里却依靠“巧实力”在全球咄咄逼人地推行着新霸权主义攻势。许多美国人称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形象过于恶劣。他们出国旅行时，为避免麻烦往往有意隐瞒身份自称是加拿大人。当年法国、德国的政府联合中国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称美国政策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
美国后来积极介入法国、德国的大选扶植亲美政客上台。法国、德国政府在奥运会期间竟然变成了反华的急先锋，公开跳出来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制造动乱事件，美国却有意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局面为反华火上浇油。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介入南海争端时，菲律宾政府还表示不希望争端升级影响地区稳定，短短一年后就改变立场寻找各种机会加剧争端向中国挑衅。菲律宾某些政客访美时公开争功邀宠寻求美国奖赏，显示出美国运用了“智能帝国主义”手法收买别国政客，用经济、军事援助等筹码来换取菲律宾协助美国围堵中国。
布热津斯基倡导推行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采取幕后各种秘密的经济、外交、情报行动，比较布什的强硬政策确实是“代价小、成效大”，对中国维护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构成了严重挑战。倘若中国单纯运用硬实力筹码应对东海、南海争端，就可能正中美国军工情报综合体加剧冲突来谋利的下怀，必须研究有针对性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筹码，挫败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发动的隐蔽“巧实力”战争。
“战略性腐败”是“智能帝国主义”利器
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手段，视为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武器库中的精确制导炸弹，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平时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犹豫在关键时刻频繁运用，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中国反腐应该区分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一般性腐败仅能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战略性腐败将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
对于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治理，因为它们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一般性腐败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稍有忽视、纵容都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如某单位领导人子女的经济违法证据被敌对方掌握，结果领导人自己也被敲诈胁迫造成国家机密泄露的重大损失。重大战略性腐败的产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败泛滥为基础的，防止战略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防微杜渐从治理一般性腐败入手。
战略性腐败将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武器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作为国家安全和廉政建设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腐败发生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样的部门、场合和条件下容易产生战略性腐败，如何防范敌对方掌握战略性腐败证据并进行威胁敲诈，如何预防出现一般性腐败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的环境、条件等。
值得指出，战略性腐败的处理方式应该区别于一般性腐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影响社会稳定并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应考虑如何避免领导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经济腐败而受敲诈，对拒绝敌方胁迫并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允许将功抵过，而对屈从敌方胁迫出卖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应加重处罚，应考虑采取掌控事态、将相关人员调离敏感岗位等措施，预先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曝光腐败证据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
处理战略性腐败应首先考虑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挫败帝国主义攻击中国的战略谋略为出发点，应根据涉嫌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决定是从轻还是加重处罚。对于战略性腐败应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预防，重点防止被美国利用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败的国家安全和党政监察系统，应揭露美国既利用又冷酷抛弃其代理人的一贯传统做法。中国还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认清新型的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认清美国利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巧实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美国政治经济渗透的觉悟，特别是业务中经常与高盛等跨国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和企业。 围绕着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别容易出现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因为这些政策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因此愿意出高价收买别国政客推行这些经济政策，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就撰文生动描述了在推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额回扣贿赂的诱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腊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可追溯到战略性腐败。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他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腐败出逃国外。
越是亲美政客越容易成为战略性腐败对象
战略性腐败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就是美国比较容易掌握亲美政客的腐败证据，因为美国同亲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设置种种腐败诱饵，然后就能以较低成本的代价逼迫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获得最大战略利益不仅优先选择利用亲美政客，而且往往选择从威逼利用和曝光抛弃两方面来加以利用。美国开始时往往逼迫亲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如鼓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廉价收买、控制战略性行业和国有企业、银行，配合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并受唆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当美国觉得正面利用的价值不大时就开始从反面来利用他们的价值。
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央情报局都曾提供大量资金，收买、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阿连德政权，进行了残酷迫害社会党、自由民主人士的镇压活动，还重金资助经济学家设计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而在尚未发生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和“滞胀”的情况下，将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样板，以利于美国垄断财团通过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国经济金融命脉，但当皮诺切特将军的地位下降和利用价值不大时，又策划趁他访问英国时以侵犯人权名义将其逮捕，以配合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战略。
巴拿马前总统诺加列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曾有意引诱他贩毒并掌握了贩毒证据，后来为了策划入侵和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行动，毫不犹豫将诺加列的贩毒证据曝光并将其抓捕到美国。美国虽从亲美政权得到利益但并不会因此而满足，到了一定阶段后就变换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时美国培育的战略腐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就会将其作为战略筹码操纵别国政权更迭。
受到美国策划政治动荡和“颜色革命”颠覆的很多国家，恰恰以前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亲美政策的国家，如萨达姆曾经奉行亲美政策并发动两伊战争，甘心充当美国的智能帝国主义工具来打击邻国伊朗。美国不仅向萨达姆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镇压库尔德人反抗和打击美国的仇敌伊朗。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的长期消耗陷入财政困境时，他指望通过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来弥补损失，还期待凭借充当走狗的特殊关系获得美国允许。
萨达姆曾多次向美国试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没想到恰恰中了美国从两面利用亲美政客的一贯圈套。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向萨达姆暗示放心行动，一旦萨达姆上钩就果断将其作为军事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先是通过“沙漠风暴”战争行动打垮了伊拉克的军力，又通过武器核查禁运重新夺回了美国提供的化学武器，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消失后才以此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旨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军事入侵。萨达姆像巴拿马的诺加列等美国走狗一样，最终落得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深入观察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会发现美国正在积极实施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战略，运用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制造巴尔干、中东、亚洲地区的动荡。前些年美国在中亚推行“颜色革命”的过程中，当一些国家政府和反对派煽动的街头民众激烈对峙的时候，有些政府领导人甚至在并未丧失掌控大权的情况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威胁将有关领导人的腐败证据曝光。美国有意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有权力根基的亲美政权，然后不断更迭政权扶植更加亲美的反对派上台执政，反对派缺乏权力根基和经济实力被迫更加依赖美国，这样美国就能更好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以获取战略利益。当前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又将这些智能帝国主义手腕运用于东海、南海，拉拢、唆使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客遏制中国，损害了地区各国长远发展利益和企业、民众的利益。
内部的团结与纯洁能有效抗衡美国巧实力
但是，美国对于一些奉行强硬反美政策的国家，虽然感到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千方百计推翻、颠覆其政权，但因缺乏战略性腐败等智能帝国主义的手段，直接干预的代价太大而始终没有得逞，例如古巴、朝鲜和伊朗等国。对于这些公开而又强硬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很少有机会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内部，因而很难掌握这些国家高官的腐败证据。对于朝鲜竟然敢于公开发展核武器，美国口头上威胁恐吓却束手无策。由于古巴、朝鲜等国的体制比较严密，内部比较团结与纯洁，致使美国很难渗透并培育战略性腐败。
“巧实力”比单边主义更有威胁性
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代担任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目前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重量级战略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曾倡导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政策，即利用隐蔽的秘密行动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如通过各种途径拉拢腐蚀、贿赂各国领导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国领导人的腐败证据进行威胁敲诈，操控主流媒体、互联网络等进行魔化宣传，策划针对国际对手的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挑拨、唆使邻国如两伊发生军事冲突、战争，怂恿、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制造东海与南海紧张局势等。
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西班牙《起义报》就撰文指出，奥巴马政府可能尝试改变方法，采用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让其战略的残酷性显得更加隐蔽一些，更多地动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努力用“间接”战争替代美国直接参与的战争，让邻国互相争斗。美国精英实际上是在军事主义和智能帝国主义两种策略选择之间交替。无论美国选择哪种策略，都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发动公开或隐蔽的战争，以推行自己的经济体系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果然实行了政策转变，明确将“智能帝国主义”提高到美国国家战略的地位。希拉里认为，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具有过多单边主义色彩，过于片面强调依靠“硬实力”，致使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遭到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希拉里提出，美国应依靠“巧实力”（ Smart power ）来恢复全球主导地位，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政治、舆论等政策筹码配合军事硬实力。希拉里倡导的“巧实力”，与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本质上如出一辙。
中国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是希拉里推行的“巧实力”政策，比较布什采取的赤裸裸的单边霸权主义政策更具有威胁性。布什总统强行发动伊拉克战争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希拉里却依靠“巧实力”在全球咄咄逼人地推行着新霸权主义攻势。许多美国人称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形象过于恶劣。他们出国旅行时，为避免麻烦往往有意隐瞒身份自称是加拿大人。当年法国、德国的政府联合中国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称美国政策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
美国后来积极介入法国、德国的大选扶植亲美政客上台。法国、德国政府在奥运会期间竟然变成了反华的急先锋，公开跳出来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制造动乱事件，美国却有意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局面为反华火上浇油。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介入南海争端时，菲律宾政府还表示不希望争端升级影响地区稳定，短短一年后就改变立场寻找各种机会加剧争端向中国挑衅。菲律宾某些政客访美时公开争功邀宠寻求美国奖赏，显示出美国运用了“智能帝国主义”手法收买别国政客，用经济、军事援助等筹码来换取菲律宾协助美国围堵中国。
布热津斯基倡导推行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采取幕后各种秘密的经济、外交、情报行动，比较布什的强硬政策确实是“代价小、成效大”，对中国维护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构成了严重挑战。倘若中国单纯运用硬实力筹码应对东海、南海争端，就可能正中美国军工情报综合体加剧冲突来谋利的下怀，必须研究有针对性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筹码，挫败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发动的隐蔽“巧实力”战争。
“战略性腐败”是“智能帝国主义”利器
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手段，视为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武器库中的精确制导炸弹，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平时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犹豫在关键时刻频繁运用，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中国反腐应该区分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一般性腐败仅能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战略性腐败将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
对于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治理，因为它们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一般性腐败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稍有忽视、纵容都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如某单位领导人子女的经济违法证据被敌对方掌握，结果领导人自己也被敲诈胁迫造成国家机密泄露的重大损失。重大战略性腐败的产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败泛滥为基础的，防止战略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防微杜渐从治理一般性腐败入手。
战略性腐败将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武器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作为国家安全和廉政建设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腐败发生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样的部门、场合和条件下容易产生战略性腐败，如何防范敌对方掌握战略性腐败证据并进行威胁敲诈，如何预防出现一般性腐败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的环境、条件等。
值得指出，战略性腐败的处理方式应该区别于一般性腐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影响社会稳定并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应考虑如何避免领导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经济腐败而受敲诈，对拒绝敌方胁迫并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允许将功抵过，而对屈从敌方胁迫出卖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应加重处罚，应考虑采取掌控事态、将相关人员调离敏感岗位等措施，预先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曝光腐败证据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
处理战略性腐败应首先考虑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挫败帝国主义攻击中国的战略谋略为出发点，应根据涉嫌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决定是从轻还是加重处罚。对于战略性腐败应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预防，重点防止被美国利用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败的国家安全和党政监察系统，应揭露美国既利用又冷酷抛弃其代理人的一贯传统做法。中国还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认清新型的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认清美国利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巧实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美国政治经济渗透的觉悟，特别是业务中经常与高盛等跨国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和企业。 围绕着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别容易出现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因为这些政策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因此愿意出高价收买别国政客推行这些经济政策，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就撰文生动描述了在推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额回扣贿赂的诱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腊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可追溯到战略性腐败。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他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腐败出逃国外。
越是亲美政客越容易成为战略性腐败对象
战略性腐败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就是美国比较容易掌握亲美政客的腐败证据，因为美国同亲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设置种种腐败诱饵，然后就能以较低成本的代价逼迫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获得最大战略利益不仅优先选择利用亲美政客，而且往往选择从威逼利用和曝光抛弃两方面来加以利用。美国开始时往往逼迫亲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如鼓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廉价收买、控制战略性行业和国有企业、银行，配合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并受唆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当美国觉得正面利用的价值不大时就开始从反面来利用他们的价值。
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央情报局都曾提供大量资金，收买、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阿连德政权，进行了残酷迫害社会党、自由民主人士的镇压活动，还重金资助经济学家设计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而在尚未发生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和“滞胀”的情况下，将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样板，以利于美国垄断财团通过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国经济金融命脉，但当皮诺切特将军的地位下降和利用价值不大时，又策划趁他访问英国时以侵犯人权名义将其逮捕，以配合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战略。
巴拿马前总统诺加列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曾有意引诱他贩毒并掌握了贩毒证据，后来为了策划入侵和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行动，毫不犹豫将诺加列的贩毒证据曝光并将其抓捕到美国。美国虽从亲美政权得到利益但并不会因此而满足，到了一定阶段后就变换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时美国培育的战略腐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就会将其作为战略筹码操纵别国政权更迭。
受到美国策划政治动荡和“颜色革命”颠覆的很多国家，恰恰以前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亲美政策的国家，如萨达姆曾经奉行亲美政策并发动两伊战争，甘心充当美国的智能帝国主义工具来打击邻国伊朗。美国不仅向萨达姆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镇压库尔德人反抗和打击美国的仇敌伊朗。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的长期消耗陷入财政困境时，他指望通过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来弥补损失，还期待凭借充当走狗的特殊关系获得美国允许。
萨达姆曾多次向美国试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没想到恰恰中了美国从两面利用亲美政客的一贯圈套。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向萨达姆暗示放心行动，一旦萨达姆上钩就果断将其作为军事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先是通过“沙漠风暴”战争行动打垮了伊拉克的军力，又通过武器核查禁运重新夺回了美国提供的化学武器，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消失后才以此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旨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军事入侵。萨达姆像巴拿马的诺加列等美国走狗一样，最终落得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深入观察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会发现美国正在积极实施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战略，运用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制造巴尔干、中东、亚洲地区的动荡。前些年美国在中亚推行“颜色革命”的过程中，当一些国家政府和反对派煽动的街头民众激烈对峙的时候，有些政府领导人甚至在并未丧失掌控大权的情况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威胁将有关领导人的腐败证据曝光。美国有意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有权力根基的亲美政权，然后不断更迭政权扶植更加亲美的反对派上台执政，反对派缺乏权力根基和经济实力被迫更加依赖美国，这样美国就能更好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以获取战略利益。当前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又将这些智能帝国主义手腕运用于东海、南海，拉拢、唆使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客遏制中国，损害了地区各国长远发展利益和企业、民众的利益。
内部的团结与纯洁能有效抗衡美国巧实力
但是，美国对于一些奉行强硬反美政策的国家，虽然感到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千方百计推翻、颠覆其政权，但因缺乏战略性腐败等智能帝国主义的手段，直接干预的代价太大而始终没有得逞，例如古巴、朝鲜和伊朗等国。对于这些公开而又强硬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很少有机会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内部，因而很难掌握这些国家高官的腐败证据。对于朝鲜竟然敢于公开发展核武器，美国口头上威胁恐吓却束手无策。由于古巴、朝鲜等国的体制比较严密，内部比较团结与纯洁，致使美国很难渗透并培育战略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