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时期以来的话剧舞台上,导演田沁鑫以其鲜明的戏剧理念、独特的舞台表现风格备受戏剧界的关注。情感策略是其导演风格的一种特色。她的话剧中蕴涵着极强的情感张力,自始至终都在昂扬着一种悲壮的情感。在一次次跨越历史时空的对话中,她用话剧表达自我对历史、现实、人生的独特的体悟与思索,用情感来感化观众,借助情感与观众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关键词: 田沁鑫 情感策略 话剧
　　
　　任何艺术的创作都离不开艺术家的情感体验。苏珊·朗格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不仅要看其所选择的事件的大小,更要看作品所反映的人类情感的深度。田沁鑫的话剧是用情的,她的话剧中蕴涵着极强的情感张力,表达了她对历史、现实、人生的独特的体悟与思索,试图传达的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
　　现代社会,物质的压迫和紧张的竞争,一方面改变了原有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模式,造成了人际关系、亲情关系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功利化、隔膜化的趋向。另一方面,社会节奏的加快也使得人的生存越来越平面化、大众化,从而泯灭了自己独有的个性,丢失了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价值理想与追求。正是这些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引发了田沁鑫对于当下社会的种种焦虑,使她“不能主动去把握世界——事物与他人……世界可以拥有我,而我却无力作出反应”。(弗洛姆语)为了摆脱这种焦虑的体验,田沁鑫寄情于历史,以女性剧作家独有的感性体验和批判眼光,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寄托,将个人对社会对时代的困惑与焦虑融入到对历史的反思当中,并将自己的人文关怀在话剧世界中加以释放,透过自己的舞台追寻人性的本真与美好。在悲情的体验和无情的反思中追寻理想的精神家园,这便是她的话剧在情感上采取的策略。
　　1999年《生死场》的上演可以看成是田沁鑫情感体验的初次流露。在剧中,田沁鑫将“现代性的焦虑”体验首先融入到对国民性的反思上。“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感到人人都是如此焦躁、迷惘又恐惧。人和人不再可能再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感受下,她产生了创作《生死场》的冲动。在一幕幕生与死的较量中,该剧对国民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愚昧、奴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展示。这些尤为体现在人们对待生老病死这些最基本的生理变化的态度上。“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的。生了就让他自个儿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为了生存,面对二爷的赎金,赵三由带头抗租转向了对二爷顶礼膜拜,“牢固的”阶级仇恨在此消解;面对被日本兵奸杀的老婆,二里半表现出了对于死亡异常的麻木,他将老婆的被杀当作一次精神上的耻辱;面对金枝刚刚出生的女儿,赵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残忍地摔死……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与尊严已经在这里受到了最为严重的践踏。面对生死的麻木与冷漠,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情感纽带,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尊重与亲情。这些消极的东西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因素。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田沁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思国民身上的劣根性,警醒国民,期望国民恢复民族的“自醒意识”,重新振奋精神。
　　进入新的世纪,田沁鑫不再仅仅将情感定位在忧郁和反思上,而是凸显出一份激烈和昂扬,她开始寻找一份寄托,开始建构理想的精神家园,努力追寻当代人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商业化、陌生化日益强烈的社会中所丢失的东西,最终她选择了“率真”和“诚信”。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狂飙》和《赵氏孤儿》。
　　“率真”是人性中最真诚、最自然的一面。田沁鑫通过刻画戏剧家艺术家田汉的从戏过程,流露出了对“率真”的真情呼唤。2001年上演的《狂飙》是为了纪念田汉而创作的。整剧并没有重点围绕田汉作为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者的形象加以表现,而是选择了田汉性格上的率真和情感世界的“至情”加以表现。“狂飙”是一个时代激昂富有活力的表征,也是投入到“狂飙”时代中的每一个人的自我体验。在这种体验中“率真”无疑是最珍贵的,集中体现在“至真”和“至情”两个方面。田汉是以“至真”的状态投入到戏剧创作中去的,他把自己内心中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当中。如在其中的《日本戏》片断。田汉留学日本期间,在一次演出中看到了他喜爱的日本著名女演员松井须摩子殉情在舞台上,触动非常大,这刺激了他从政治救国转向文学艺术。田汉的心灵是非常明净和纯粹的,在他的人性中保存了许多善良的东西,他以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次弃政从艺就是他本性中的“至真”影响了他。这些东西不仅影响了田汉的创作,而且波及了他的情感世界。《乡愁》表现的是田汉与表妹易漱渝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以及生活的真实写照。戏中两人一段关于爱情与生存的对话,真实流露了田汉在情感上“至真”的一面。除了“至真”,田汉还在创作中体现了他的“至情”。他在自己的话剧世界里寄托了特定的情感:《莎乐美》中痛斥虚伪的矫揉造作,呼唤真诚和自我,并表现出对于自我理想与信仰的坚守;《关汉卿》则用诗意的方式表达了对关汉卿“铜豌豆”这一人格精神的赞扬,更为重要的是寄托了他对关汉卿与朱帘秀为正义而抗争的爱情的向往与追寻。
　　在2003年上演的《赵氏孤儿》中,田沁鑫则将她的情感投放到了对当今社会中所缺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诚信”的呼唤上。《赵氏孤儿》是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根据史料改编的一出悲剧,是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精品之作。《赵氏孤儿》所讲述的故事最初在《左传》、《史记·赵世家》,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中有详细记载。纪君祥在剧中将重心放在救孤上,围绕着救助孤儿,刻画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深名大义、明辩忠奸、舍己救人的义举。田沁鑫的《赵氏孤儿》在继承故事的同时,打破了传统的价值取向,重点围绕着在当代社会普遍缺失的“诚信”这一道德原则而展开。《赵氏孤儿》中的所营造的情感世界是由对“诚信”的坚守与追寻贯穿的。程婴在剧中表现出的是对于约定的坚守,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他虽为一介草民,但是他对诚信的保卫,却是其他贵族所不具有的。仅仅是一次口头的承诺,付出的却是生命和血的代价,仅仅是为了操守诚信,忍受了整整十六年的痛苦和屈辱。公孙杵臼、韩厥为保护孤儿付出生命,也是为“诚信”的感动所从事的义举。田沁鑫用剧中义士们的壮举再一次反思了现实,警醒了世人,从而引发人们对当今时代的思索。
　　田沁鑫是一个会“做戏”的成功剧作者,她的成功,有来源于艺术上的创新,也有情感上的精心架构,但更多的是将两者的巧妙结合:用艺术上散文化的结构表现情感世界的丰富。正像她在《我做戏,因为我悲伤》中所说的:“戏是一种寄情手段,是梦……”从《生死场》到《赵氏孤儿》,田沁鑫的每一部剧作都在播散着情感的种子,她的话剧已经成为她情感宣泄的方式,结构上的多样,舞台表现形式上的情绪化,都是为她的情感世界服务的,她渴望通过话剧舞台与观众进行情感乃至心灵上的沟通。我相信,通过努力,田沁鑫的话剧一定能够打动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