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他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一个新境界。”闻一多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还特别提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胡子，流露出无限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一多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他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辭》的名句。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他每次讲课都有新内容，所以很多人赶来旁听，尽管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闻一多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一面。历史学家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是一腔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同学们谈论这些，说完以后他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颜色特别浓烈，闻一多大为赞赏。
　　闻一多的课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嫉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温饱都成了问题。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当时欣赏和收藏牙章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改善生活，又可业余从事，不影响教研工作。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清高，一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包含了不少辛酸。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他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刘宜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史学者，著有《西南联大三部曲》《百年风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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